《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科举考试之神异观比较

时间:2021-07-18 18:01:58 浏览量:

段华升

摘 要:《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是清代的两部文言志怪小说。科举考试自实行之日起就以各种形式呈现在文人作品中,这两部书对于科举考试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反映。但因蒲松龄和王士禛一生经历大相径庭,前者屡战屡败,穷愁坐馆;后者一生宦达,位列台阁。这使得二者小说中体现的科举考试的神异观有所不同。首先,将从科举考试中神异观的转变探究原因;其次立足于二人对官场黑暗的揭露态度、对科举弊端的认知程度以及科举制度下的人性变化对两部书的思想内容展开比较。

关键词:《聊斋志异》;《池北偶谈》;科举考试;神异观

《聊斋志异》研究和蒲松龄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关于《聊斋志异》与科举考试的关系研究也颇有成果,如林骅的《〈聊斋志异〉与科举文化》将《聊斋志异》中对科举弊端的揭露视之为对科举制度发展的总结;柴国珍博士的《文化视野下的〈聊斋志异〉科第观》重现解读了《聊斋志异》的科第观带给我们的启示。关于《池北偶谈》中科举考试之神异观相关的研究主要有李文慧的《〈池北偶谈〉小说作品研究》,从小说创作背景出发对小说作品的社会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王然的《论王士禛小说创作的奇异美——以〈池北偶谈·谈异〉为例》,侧重的是《谈异》体现出的崇奇、尚异风格,以及王士禛志怪小说创作的探究;李永祥的《论〈池北偶谈·谈异〉——渔洋笔记散论文之一》第三、四部分对《池北偶谈》中的鬼神怪异故事进行了剖析。学术界将《聊斋志异》与清代其他笔记小说进行比较的有很多,如《〈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下层文人形象比较研究》;《〈剪灯新话>与〈聊斋志异〉比较研究》;《〈聊斋志异〉与其后的传奇小说比较研究——以〈夜谭随录〉、〈谐铎〉、〈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夜雨秋灯录续录〉为例》等。但将《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进行比较的只有两篇,王丽琴的《〈聊斋志异〉写作艺术分析——与〈池北偶谈〉比较》,从作者体验生活的深度入手分析《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相同篇目的不同艺术效果;于盛庭、李时人的《〈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列举两部书的相同篇目探究谁抄袭的问题。

蒲松龄和王士禛年岁相近,又都喜欢写志怪小说,并且二人还见过面,有文字之交,是惺惺相惜的文学知己。学术界虽对《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中科举考试之神异观分别有单独的研究,也从一定方面对两部书进行了比较,但侧重在相同篇目的比较以及抄袭问题探究上。在此基础上,将从科举考试中神异观的转变、思想内容比较两个方面对《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科举考试中呈现的神异观进行比较,以作补充。

一、科举考试中神异观的转变

中国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兴盛于唐,延续至明清时代,它一方面为封建朝廷选拔官吏以强化政权,另一方面也为下层民众提供了改换门户的可能性。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在反映科举制度的小说中,文人士子求取功名就和各种鬼神梦异的故事结下了渊源。沈括《梦溪笔谈》有云“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1]。

(一)科举考试中的“命定”观

隋唐时代,科举制度的出现为下层士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提供了途径,人们由重门第转向重科举。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改变社会地位成了所有士人们的梦想,对功名富贵的追求,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成为士人们读书的最终目的。“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将隋唐士人们渴望仕进的现状描写得淋漓尽致。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许多有才学而不中第的士人,在小说中便用命定来解释这种履试不第的现象以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或者慰藉。

“灵验说”很早就出现在我国传统民间信仰中,自科舉考试出现,“灵验论”就体现在和科举有关的志怪小说中。科举制度发展到宋朝已经逐渐走向成熟,科举状况体现在宋代志怪小说中是一种“科名前定论”,以梦和神的现象居多,洪迈《夷坚志》《夷坚支甲志》中的《刘粲民官》:“少时梦人告曰:君仕宦遇中则止。”[2];《不葬父落第》:“夜里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3]

经由科举入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主要途径,金代沿用唐宋科举制度,面对科场的巨大压力,体现在金人作品中的也反映出一种“科名前定”的观念。元好问《续夷坚志评注 元好问志怪小说》中的《玉儿》“三更后,忽闻窗外履声,须臾入斋,以手遍拊睡者云: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继而曰:“休谅 休谅也!”及至后,皆如其言。”[4]讲的是一个叫作玉儿的鬼妇人能预知前程,这个女鬼不仅没有害人之意,而且还能预知举子能否及第,也是体现士人们对功名的期盼和深厚的“科名前定”的观念。

唐、宋、金志怪小说中关于科举考试的神异故事,无论是鬼神相助、卜兆灵验还是前世注定都体现出科举士人对功名的向往,“龙门变化人皆望”,“一举成名天下知”,在这种时代心理的驱使下,士人们都渴望金榜题名。借助“命定”给自己久试不第的现象一个解释,也体现出了当时士人渴望被命运选中的侥幸心理。

(二)科举考试中的“批判”观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鼎盛,无论是考试内容还是考试形式都已经相当完善,自明中叶以后已经处于一种超负荷的运转状态,参加考试的士人逐年增加,但录取的名额却一成不变,竞争压力过大,困顿场屋的情况屡见不鲜。随着八股取士制度的实行,科场上舞弊之风盛行,贿买钻营,顶名冒籍等现象层出不穷。这必然引起时人对日益衰败的科举考试的不满和批评,因而此时出现的大量用鬼神梦异来反映科举考试的就不仅仅是“科名前定”的观念了,而更多的是反映社会黑暗现实和抨击衰败的科举制度。

《型世言》第二十三回中“一个秀才与贡生何等烦难!不料银子作祸,一窍不通,才丢去锄头匾挑,有了一百三十两,便衣巾拜客。就是生员,身子还在那厢经商,有了六百,门前便高钉贡元匾额,扯上两面大旗。”[5]捐纳使得一窍不通的人也混入了科举行列]。《儒林外史》中范进之流,却连最基本的文学常识都全然不晓。《聊斋志异》中《司文郎》[6]通过瞎眼和尚嗅文评骘的情节,言语犀利地批判了清代科场的不公平和考官的昏庸,揭露了清代八股取士制度的荒谬。

明清之际的志怪小说在题材上没有大的突破,但在科举士人对科场公正性和透明度存疑的现实下,他们在小说中或借诙谐戏谑的笔调来讽刺,或用言辞犀利的语言来抨击,或表达自身失意的愤懑,此时借助鬼神梦异的现象反映科举考试中的则是一种“批判”观。

二、思想内容比較

明末清初传奇志怪小说繁荣,在文网严密,政治高压下,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写起了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也不例外,从借助鬼神梦异反映科举制度的故事来看,二者题材的选取上区别不大,从内容的比较来看,蒲松龄犀利的揭露社会黑暗,王士禛则赞扬为官正直和袒护朝廷;蒲松龄从方方面面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王士禛则强调科举仕宦的因缘定数;但对于科举制度下人性的丑陋以及社会上的趋炎附势,二人态度是一致的。

(一)犀利揭露与赞扬袒护

蒲松龄一生没有宦达,19岁参加秀才考试,踌躇满志,连连夺冠,当时的他自以为蟾宫折桂,指日可待。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直到撒手人寰,仍然是个白衣秀才。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40多年的坐馆生涯使他对社会的黑暗认识得尤其彻底。他的一生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他的怀才不遇,悲愤与痛苦都在《聊斋志异》中得以显现。

《聊斋志异》对封建社会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的腐败政治的抨击是非常深入的。《公孙夏》[7]写公孙夏将一个阴间空职卖给一个书生,书生倾尽家产,本以为从此宦达,但没想到落得个被关帝惩罚,最终一无所有的下场。《僧术》[8]写吝啬的黄生难成大器的故事,黄生想要行贿以取得功名,但因吝啬,目标大打折扣,仅仅“以副榜准贡”。从表面上看,作者想要表达吝啬之人难成大器,但却选取的与科举选拔有关的事例,难道阴间也有捐纳之科吗?这两篇反映了蒲松龄对于官场上腐败行为的愤懑和清官理想。再如《郭安》[9]选取的是两则公案故事,案件没什么奇特之处,引人注目的是案子审判的结果。第一则公案讲的是一个叫李禄的仆人错杀郭安,郭安的父亲将其告到官府,官府判决让李禄给郭安父亲做儿子。第二则公案是,有个恶人杀了一个人,被杀者的妻子将其告上公堂,县令因为女子守寡将凶手配给被杀者妻子,令凶手之妻守寡。通过这两个案件的判决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科举的弊端,选举出来的进士做出如此令人发笑的判决,令人深思。

《池北偶谈》中的《蔡侍郎》和《谢在杭》[10]也是反映官场的两则公案,但与《聊斋志异》中的截然相反。《蔡侍郎》讲的是经常在驿站作祟的女鬼在遇到蔡侍郎后,披发跪床下,诉明冤情,蔡侍郎根据女鬼提供的线索捉住真凶,为其伸张正义;《谢在杭》也是为孤魂申冤,在萧氏园读书时,一女鬼在遇见方严正直的谢在杭后,陈述凶手的恶行,谢在杭在考中乡试做官后,依女鬼所言捉住真凶,“郡人以为神”。这两篇都是王士禛赞扬为官者正直的故事。王士禛为官清正廉明,宽政慎行,“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学”[11]是他为官一生的宗旨。他对官场的腐败黑暗定是知情的,本于朝廷官员的身份,他选择的是向社会展示为官正直的事例以期人人向善。文字狱的恐怖气氛弥漫在整个清王朝的上空,使得士人们颤颤巍巍,谨言慎行。就是对这样的黑暗现实的揭露,王士禛也始终站在朝廷的立场上。《相国孙》[12]借由相国之孙和尚书之孙的对话反映文字狱;《钱能》[13]讲述一富人家因一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受到知县陈永吉的诘问,“今海寇猖獗,汝乃谓海内知己,是欲反耳?”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释之。这种情况的出现本就是清代文字狱过于恐怖的原因,但是王士禛却将县官归之为逆贼的亲人,推卸责任。王士禛的这种做法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其朝廷官员身份和谨小慎微的性格使然,因此他的思想性和批判性被削弱。

文学的创作离不开时代背景和个人的思想经历,从以上故事的对比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作者的生平经历不同,在文本中对官场反映选取的角度也有不同。蒲松龄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是大胆的,借由鬼神梦异的形式将卖官鬻爵,官员昏庸,贿赂公行等行为披露得淋漓尽致,用看似戏谑的情节从不同角度对封建社会官场黑暗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王士禛仕途顺畅,位至高官,作为朝廷官员的他内心深处一直想维护那个昏聩不堪的封建统治。所以《池北偶谈》中借助鬼神梦异反映科举的故事,他选择的角度是赞扬为官正直、袒护朝廷,因而即便他文本也或多或少的涉及了社会现状,但其文化价值远远不如《聊斋志异》。

(二)自身折射与因缘定数

蒲松龄一生基本都是在应考中度过的。林骅在《聊斋志异》与科举文化中指出:《聊斋》的科举题材作品多具浓重的主观色彩。蒲松龄在撰写者这类作品时,用不着以“集腋为裘”的方式收集资料,凭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就足以进行创造想象了。正因为蒲松龄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及危害有着痛且清楚的认识,体现在文本的时候才会更加深刻。相较于蒲松龄,在科举考试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士禛好像没有太大的发言权,这也就使得二人在反映科举制度的创作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蒲松龄从方方面面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展开了批判。首先表现在科场是非颠倒和考官的衡文不公上,《于去恶》[13]借于去恶想要考帘官的事情反映社会应考的弊端,说明人世间之所以不学无术的人得以侥幸进升,而有真正才华的人却不得志,是因为缺少考帘官的办法。这大概是蒲松龄几十年科举考试失败所总结出来的教训。强调廉官应该参加考试,“能文者以帘用,不通者不得与焉”。也体现出了蒲松龄对科场公平的向往。《何仙》[14]借由何仙之口表明一些考官把事务交给一些粟生、例监的人负责,只有一两个是有水平的幕客,导致评卷标准参差不齐,录用与否全凭运气。《三仙》写的是一个读书人凭借助蟹、蛇、蛤蟆三种神物在酒席中即兴写的文章考中举人的事情讽刺科场的败坏。其他如《贾奉雉》等也都揭露了科场的不公平[15]。

其次表现在对学使的谴责上,《司训》[16]对学使和教官的讽刺,学使索贿,想要帮助考生打通关节的一位教官却呈上去的是“房中伪器”,以诙谐的口吻将学使和教官鄙污丑陋的灵魂揭露鞭挞得淋漓尽致。《饿鬼》[17]从出身、家庭、为人、治学、考试,尤其是作为学官对待生员的态度、敛钱的不择手段,严厉地抨击了明清时代学官的虚伪丑恶。《神女》[18]借由对米生和神女正直性格的妙雪来反映世俗社会的龌龊,多次写“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至郡,投状,上下勒索甚苦”来反映科场的黑暗。《蛐蜒》等也是此类的写照。

最后表现在对书生的戕害上,《素秋》[19]中素秋哥哥余士忱是蠹虫的化身,学问上乘“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试作一艺,老宿不能及之。”但当他下定决心参加科举考试时,虽然在县、郡、道的考试中都得了第一名,在乡试放榜时,兄弟皆黜。听到这个消息后,余士忱大惊失色“酒盏倾堕,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余士忱的遭遇不禁让人感慨,一次不中,就惊异至死,可悲可叹,这也是对当时社会书痴的一种折射,可见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迫害。《书痴》[20]郎玉柱读书走火入魔的故事,他坚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的这种读书态度对自身无益,对社会有害,这一方面是当时社会大背景强调读书,崇尚科举考试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书痴郎玉柱与社会脱节的导致的。《叶生》[21]叶生是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吞噬的一个典型,他的死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科举制度是怎样扭曲了一个人的灵魂。他的一生,是一个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却始终积极进取的一生,他活着的时候不断地考,死去了的魂魄依然在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考中举人。清代著名《聊斋志异》评论家冯镇峦说:“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王子安》《杨大洪》等也表现了科举制度对书生的迫害。这些心灵被科举扭曲的畸形人物,不仅可悲,而且可怜。他们是蒲松龄一生的折射,执迷于科举考试,又为科举所害,在这些小说中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蒲松龄的泪与恨,也正是因为蒲松龄对科举考试有着切身的体验,所以他对科举弊端的揭露也最深刻。

《池北偶谈》对科举弊端的揭露可说是非常浅薄的,王士禛所写的那些鬼神梦异来反映科举的,更多的是在讲科举仕宦的因缘定数。《白帽子》张影绣赴乡试时每夜必梦白帽子,当时父亲患病,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张榜后却高中解元,原来白帽子是指继承大司马白公冠冕之意,这体现了梦中的凶兆实际上预示了现实的吉利。《宫侍御》[22]宫侍御久困场屋,欲更名,待梦到同乡前辈林会元手书一册予之后,更名梦仁,高中会元,宣扬命运天定的思想。《尤生》[23]贫困书生将赴乡试,但苦贫无装具。夜梦人告之,桥下有白金二锭,经历几次折腾后果得金,最后考中。作者在篇末借银工直言“此定数也”。以上三篇中的主人公都品行端正,所以梦兆应验。《刘大成》[24]因修学宫,将挖到的女子棺木移葬至北城隍上,而得到能医治百病的神奇竹浆,他的恩泽惠及后世,“享年八十余,生六子,诸孙科第甚众。”强调善有善报。

《杨襄毅》[25]杨襄毅公为吏部尚书时择吉地建文昌祠,福禄荫及子孙后世,身后儿孙多位列高官,“世以为公厚德之报云。”《火神》[26]神性人化,俨然一个人间为官者的形象,火神对一富而豪侈的富人家的惩罚和对坐馆士人杨某的帮扶,“杨后中乡试”都体现了王士禛对悬壶济世,惩治坏人行为的赞扬。

《赵解元》[27]中赵浮山本应该高第入翰林,但因驿馆狎妓得罪神明,受到惩罚,在“蹭蹬公车者二十四年”后才始登第,教训深刻。《李学颜》[28]因知排名得意忘形,梦兆不验。《赵廷鑨》[29]因为仆人梦到其中第就得意忘形,最终落第,从侧面暴露了当时举人跋扈乡里的丑行。王士禛在反映科举显得较为柔和,他只是通过科举小说作品宣扬惩恶扬善,从而达到教化人心的作用,他对为恶者也秉持较为宽容的心态,认为真诚悔过就可以减轻罪孽,甚至消除罪孽,这使他的作品缺乏对问题更深刻、理性的思考。

从对科举制度弊端与危害的揭露来看,《聊斋志异》明显优于《池北偶谈》。这与作者的生平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蒲松龄应考一生,屡战屡败,因而他对科举考试的弊端有着真切的体会,所以呈现在文本中才格外的动人,这也是《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原因。王士禛出生在一个科甲蝉联、诗家辈出的大官僚世家,他虽和蒲松龄同处一个时代,但显然他是幸运的,他没有经受腐败科场的种种摧残,他自25岁参加殿试备任后,就一帆风顺地开始了长达45年的政治生涯。因而在作品中王士禛选择少反映甚至不反映,他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因缘定数和善恶之报,他希望借助这样的故事除恶杨善,教化人心。

(三)人性揭露和社会风气

蒲松龄一生生活在社会底层,深切体会到了在社会底层的酸甜苦辣,也看惯了在科举制度下的世风日下,世态炎凉。王士禛虽没像蒲松龄一样真切的感受社会的冷暖和人性的丑陋,但作为一朝清官,文坛盟主,他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也是十分广泛的。

《聊斋志异》中《凤仙》写狐狸家中的二姑水仙嫁给了富商之子,三姑凤仙嫁给了平民刘赤水。家庭聚会中,人间的贫富差距也体现到了狐狸一家之中。受到屈辱的凤仙感召丈夫刘赤水,在凤仙的帮助下,刘赤水科举成功,在狐狸家庭中取得了与富商之子分庭抗礼的地位。由狐狸家族的鬼脸变换体现世态炎凉。《胡四娘》讲程孝思科举未中时,在岳家受尽了哥嫂和二姐的侮辱与揶揄,但一经考中,他们便判若两人。《镜听》《姊妹易嫁》也对嫌贫爱富,趋炎附势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池北偶谈》中“吾既为孝廉,何虑彼不嫁其女乎?”《梦解元》[30]单叟梦人告之曰,今科状元徐日升也。明日,看到一个衣敝履穿的士人,上前询问,是东昌徐日升,单叟大喜,把士子邀请至家中,热情款待,期望日后中第能沾光,谁料,中第的竟是长山徐日升。竹篮打水一场空,讽刺了当时社会上趋炎附势之风的盛行,对当时社会世态炎凉进行了一个揭示。

从对科举制度下人们的嘴脸变化来看,《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无疑都是成功的,嫌貧爱富、追逐名利是人的劣根性,对人性的嘲讽和鞭挞蒲松龄和王士禛都是深刻的。我们从他们或戏谑幽默、或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中深切地感受到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摧残。

三、结语

蒲松龄和王士禛是明末清初的两大文豪,《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在反映科举的小说中是意义深远的。经由时代的变迁,科举考试中的神异观已不再是科举士人寻求心理安慰的寄托,不再是给自己解释的“命定”观。面对科举制度弊端的一步步加深、科场不公平的层层打击,在清王朝恩威并施的政策下,在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满怀信心的士人们只能借助志怪小说抒发不满,有关科举考试的神异小说呈现出“批判”观。基于此,对《聊斋志异》和《池北偶谈》两部小说中借助鬼神梦异反映科举考试的故事分析,可以看出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对于科举制度下的社会风气的讽刺和人性的揭露上体现出一致性,都对趋炎附势和世态炎凉进行了批判。但更多的是两部书在思想性和批判性上的不同,对于社会的黑暗和科举的弊端,二者是都关注到的,蒲松龄深受其害,因而泼墨直陈,批判和揭露得不留余地;王士禛受朝廷官员身份的限制,他选取的角度是教化人心、匡扶天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朝廷的统治的。因此,虽然王士禛是一代文坛盟主,但就关于科举考试中神异观的体现来看,其思想性远不如蒲松龄,这也是为什么《池北偶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法与《聊斋志异》相提并论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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