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会议:公共治理任务的科层传递方式

时间:2021-07-20 16:16:55 浏览量:

张鑫媛 赵军锋

[摘  要] 政务会议作为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治理任务传递的桥梁,是一种常见但被忽略的学术议题。会议形式支撑下的上级政府“编码”实际是一种重大公共价值导向,地方政府亦采用会议这一形式来实现“解码”,这其中包含着地方政府话语表态、地方政府目标管理、地方政府锦标赛三种内涵,同时也厘清了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治理任务传递的生成路径。但是科层官僚体制中政务会议型传递方式也存在着局限性,地方政府的态度-行为选择形态各异,不仅有积极服从型地方政府,还存在着消极服从型、积极博弈型和消极博弈型地方政府,不同类型地方政府行为指向不同的治理结果。

[关键词] 政务会议;治理任务;科层传递;央地博弈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1)01-0082-08

一、引言

会议是一种最常见的组织运作形式,大到国家顶层设计,小至村庄纠纷调解都依赖于这一上下贯通的信息流动渠道。据中国会议蓝皮书统计,2010年政府会议占比达17%,而2015年的19063个会议统计样本中,政务会议的数量1433个,占比降为7.5%。[1] 这一变化说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政务会议比例不断减少,“文山会海”的状况有所缓解。例如,2019年北京市以市政府名义印发公文减少38.6%,召开会议减少33.8%。那么,在政务会议大幅精减的背景下,会议的“水分”大大压缩;作为一种治理工具与手段,会议更应发挥出原有的实效性与工具性。政务会议衔接起“中央—地方—基层”各级政府,形成内嵌于科层权力结构的信息传递机制,在国家治理的背景下,同样不可或缺地成为一种公共治理任务的科层传递方式。但是,政务会议是如何实现治理任务传达及治理信息传递的呢?其背后代表着何种政治内含?这是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政务会议”这一议题的研究缺乏,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切入,大多聚焦于会议的实际功用性。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将政务会议置于基层治理场域中,研究“开会”这一行动下的基层政治模式与地方性权力的互动,将会议看作是“县域日常政治的典型景观”[2](pp205-220),以会议为切入点深入乡村基层政治的运作逻辑。[3] 宏观层面的研究,以当代中国政治为背景进行整体构建,主要以符号互动理论为基础,将开会作为一种集体政治互动行为并进行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4]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然已关注到“政务会议”这一常态化现象在政治权力体系运作中的作用和影响,但研究范围仍囿于单一层级或特定区域,未将政务会议当做行使政府权力、履行政府职能的一种重要的政府工具,忽略了政务会议在信息传播和话语建构中的正向功能。因此,在当前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治理背景下,更需要明確“会议”这一治理工具在科层集体互动中的运行逻辑与政治含义。因此,关于“政务会议”这一学术议题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与扩展。

二、政务会议:一个常见但被忽略的学术议题

所谓政务会议,是指政府治理体系内部程序化的具备商讨、决策、行动和协调的集体议事形式,根本目的是行使国家治理权力、落实国家治理目标。从行政组织层面来看,这种“自上而下传达、自下而上汇报”的制度化会议机制已经完全内嵌于金字塔式的科层权力结构中。一般而言,决策层制定发展规划及治理纲要时,通常要以政务会议的形式来传达相关指示及治理任务。地方政府接收到上级政府传递的政府信息,会以相关政策文件为基础,通过各种会议来领会学习上级要求及治理任务,并通过科层结构进一步向下一级行政组织传达指示、下达任务,进而实现治理目标的步步推进与层层落实。

政务会议已然成为政府治理权力运作的基本模式,无论是政府权力运行,亦或是政府职能履行,都离不开政务会议的协调和推进。因此,政务会议广泛存在于政府治理的各个阶段和各个层面,如果不加限制,很容易陷入“文山会海”之中,异化为政府治理中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甚至成为基层治理的负担。2019年,中央发布《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整治文山会海、解决督查考核过度留痕问题。本质上,必要的政务会议日益成为一种行政“负担”,是会议在权力与程序二维架构中出现的偏激失衡。在“权力—程序”的二维结构中,有效发挥功能的政务会议是权力性与程序性的双向平衡,在合理的会议诉求和合规的会议程序的双向引导下实现了上下级之间的任务分配和信息传递。而“官僚主义”是会议进程中权力的行使越过合理程序,“权力本位”的意识主导着会议走向,应行的治理部署互动核心被打破;“形式主义”则是过度程序掩盖了权力运行应有的政治影响,会议的功用仅退化成为“走过场”的形式,有名无实。虽然外界对政务会议的认识多为负面评价,政府内部有陷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可能,但政务会议在政府实际工作中仍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传递和目标治理的工具。

基于以上,本文剖析“政务会议”这一行为背后内含的政治逻辑及其显性效应,并以此建构“政务会议”的分析框架(见图1)。从行政组织的角度来看,从我国纵向单一的科层行政体制结构出发,分析政务会议存在的合理性及现实价值,点明会议在沟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各级之间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阐述会议在各级权力运作中产生的不同效应。在中国现实情境下,中央政府传递重大公共价值导向与治理任务可视作一种“编码”行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治精神与治理任务的“地方化”解读是相应的“解码”行为,不同层级政府“接力式”会议衔接起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传递与治理任务分配。由此,最高决策层对未来现实叙述的治理纲要及治理任务通过科层权力体系各阶层的不断传递,其携带着行政体制各层级的不同目标与特性不断向下具体化操作执行,最终到达基层政府,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基层治理目标。其中,政务会议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接力棒”作用,而行政组织的科层运作方式亦造成会议型传递方式的内生性局限,基于会议渠道接收上级话语传递的地方政府个体形态与行为选择仍有可能指向不同治理结果,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以“政务会议”为主要方式的各层级政府之间治理任务传递的生成路径。

三、上级编码:经会议传递的一种重大治理导向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和委托。金字塔形的科层权力体系中,中央决策层的会议构成制度化政治会议体系的第一个层次;同时,按行政隶属关系由中央召集省级政府领导召开会议,再由省级政府领导召集地市一级开会,随后再由地市一级政府领导召集县区一级开会,最后由县级政府领导召集乡镇一级开会。这五个行政层次构建了一个科层式、制度化的会议体系,每一层级的政务会议都是制度化会议体系中的一个必要环节。这是一个由最高决策层开始并逐渐扩展下移,最终形成“中央—地方—基层”政府治理体系全覆盖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机制。制度化的政务会议机制在这三级层次的政治会议中依次传递、不断构建,政务会议的信息传递方式和治理目标分解在不同层次的行政组织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形态。

为回应不同时期的公众需求与时代要求,中央政府需要紧扣实时变局进行整体部署与顶层设计,如现阶段的“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等都是嵌入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重大公共价值导向,并被具象为不同的治理目标和治理任务层层向下传达。但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央政府最高决策层传递的意识话语与治理愿景往往具有抽象性和宏观性的特征,要实现从上至下的易传达、可解读就需要更为明确的表达形式,即各种各样的公共政策。文本形态的公共政策具有引导行政精神与约束执行行为的双重功能。因为中央层面的公共政策涉及不同的职能部门,需要考量不同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和执行能力,最终的政策文本往往采取指导性和宏观性的表述。任何公共政策都蕴含着一定的公共价值导向,指明了地方政府阶段性治理任务的价值要求及发展方向。公共政策中凝聚的行政精神和治理目标蕴含着大量的治理任务和治理信息,在向下级政府传递的初始阶段,实为一种“编码”工作。编码源于计算机领域,是指将信息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本文引申为公共问题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过程。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将各种公共需求和公共问题逐步转化为阶段性的治理目标与治理任务并制定相应公共政策的过程,进而以国家层次的架构实行高位推动公共政策执行,通过压力型体制将宏观治理任务进行下一级传达。但文本形态的公共政策转化为现实形态的政策目標并不是理想直线型,政策执行具有“层级性”,因为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存在着“层级距离”,央地沟通的有效工具就是会议以及紧跟其后的政策文本。

中央政府是“元编码者”,运用政治话语和政策文本把握着国家治理的精神和方向,以最简明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传递,地方政府在接受中央政府“元编码”时,需要基于地方特性与资源禀赋对其进行深入解读。从这一角度来说,这也对上级“编码”提出了要求。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衔接的政务会议中,中央政府在将核心政治精神凝练为强指向性的政府治理任务及政策文本时,需要用深刻但易解读的话语表述,同时具有顶层设计的宏观性,往往只指示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上一级政府的“编码”行为,在这一层级会议中承载的信息类型是宏观性且不易直接读取执行的。想要顺利承接治理任务实现阶段治理目标,地方政府需要从自有特性出发,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上一级信息进行“解码”。其次,在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衔接的政务会议中,地方政府成为次级“编码者”,对基层政府工作作出指示,传递初步分解的治理任务,进行次级“编码”。这一层级会议所携带的信息形态则是已具有地方治理特性的待实行治理举措与待达目标。最后,基层政府的政务会议则是治理任务的最终落实阶段,会议核心信息具有高度实操性与具体性,留有的自主弹性空间最小。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科层结构既是政府治理权力体系的最直观架构,也是政务信息赖以传递的重要渠道,由此产生的制度化会议机制也为各层级政府的“编码”与“解码”提供了组织载体。

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治理目标由国家级治理场域传递至地方级治理场域,再落实到基层治理场域,这充分表明了我国治理任务和政策执行的“多层级性”。衔接各层级政策话语传递的工具就是各层级政务会议,会议贯穿了由治理理念到治理目标,从治理目标到治理任务,乃至治理任务层层分解的全部过程。政务会议代表着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的再解读与再规划,因此,地方政府执行效果是“政策落地”还是“政策空传”,地方政府在传递过程中的“解码”能力就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四、下级解码:以会议代表的一种地方独特解读模式

政务会议是地方政府解读中央精神及细化治理目标过程的主体,政务会议成为了地方政府一种独特的“解码”模式。“解码”代表着什么?解码代表着编码的逆过程,是通过解构手段将信息还原为开始的状态。中央政府的治理“元任务”具有宏观性,是一种大方向的指导同时也是有待具体落实的。地方政府需要在接收到上级政治信号后,对宏观性的治理任务进行微观化“解码”——依据地方实际情况与条件执行治理任务,这一种行为具有弹性化。那么,地方政府是如何实现“解码”的呢?

(一)地方政府的“表态行为”

地方政府通过政务会议对上级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做出的回应,实际上是一种表态行为,体现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倾向。“地方官员表态是对包括一切具有政治属性和特征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表态活动,反映其对政治体系的认知和行为作用的过程。”[5]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领导,地方官员的权力来源于科层结构内部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地方政府在严格的权力构架体制中会自觉遵循上级政府的权力来行使行为,并通过表态话语将态度与行为的纵向一致性传递给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在接收到上级政府的传递信号以后,通过政务会议这一种“表态性”行为,来达到解读上级指示精神以及进行治理目标的再分解和具体化,这既是对上级政府的一种回应,也表达了对上级政府传递的治理目标的重视态度,以行动来表示将会积极落实上级任务目标的意愿和态度。政治表态动机和行为在科层官僚制当中是长期存在的:个体的官僚不可能摆脱那部给他套上了挽具的机器。[6](p1127) 绝大多数情况下,科层制体制中的个体官僚不过是一部无休止运转的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理性官僚制为他们规定了一条实质上是固定的行进路线。换言之,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在行使政府权力、履行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受到官僚体制的羁绊,缺少一定的自主性。对于由上级政府传递至眼前的治理任务,地方政府官员条件性地产生回应行为并在地方工作会议中进行治理任务的具体落实部署。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政务会议”作为地方政府接收上级政府信息的解码手段,是地方政府官僚政治生活中的惯性行为。

(二)地方政府的目标管理

地方政府通过“会议”来解码上级政府治理理念及治理目标,将宏观顶层治理目标转变为可执行、可落实的具体化、日常性的治理任务,属于一种典型的目标管理行为。一般而言,目标管理强调管理人员应该由他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他的上级来指挥和控制,即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其存在两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一是注重工作成果,即以工作成果作为衡量组织工作绩效的标准;二是重视人的行为,即通过积极的激励密切组织关系,使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融为一体。中央政府的治理目标由上到下传达给地方政府时,仍是以国家级治理场域为出发点的宏观目标,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将总目标转变为与地方级治理场域匹配的治理任务与具体指标。换言之,这同样是上级政府在向下传递治理理念与治理目标时减少政府内部直接控制与规制,以留给地方政府可自由发挥的空间。在目标层层分解过程中,政务会议扮演着“缓冲器”与“转换器”的角色,以政务会议为依托实现从国家到地方的承接与规划。地方政府通过政务会议这一强能动性的集體商议形式进行有效的个性化施政,这正体现了现代化政府改革的“放管服”趋势,即给地方政府“松绑”,更多的权力下放与减少管制。在某种程度上,政务会议一直保障着地方政府自主权力的行使,会议形式下的集体互动有助于激发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提高治理积极性。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目标制定的自主性是以遵循上级政府宏观目标包含的基本理念为前提,这种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基层的落实之间留出的弹性化活动空间就是地方政府创新的空间。

(三)地方政府的“锦标赛”

上级政府下达“待解码”的治理任务及待执行的公共政策至地方政府,其中同样隐含着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要求,这与地方官员的仕途发展紧密相连。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往往具有不同特征,中央政府政策目标从全局出发是整体性和指导性的,地方政府不能照抄照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依据自身地方偏好和能力强弱将上级目标细化为具有地方性的政策目标。在这种意义上,地方“会议”不仅代表着地方政府“解码”的行动也指向紧跟其后的政策执行环节,如何将政策目标落实为政策实际,是对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场“测验”。据此,地方政府官员实际处于一场“晋升锦标赛”之中。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行政治理的模式,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设计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7] 地方政府在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驱动下组织的政务会议既代表着“政治锦标赛”的客观政绩要求也隐含着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主观回应行动。地方政府在受到“晋升锦标赛”的外部强激励下,会激发自身的政绩热情与责任感,以积极的态度对上级政府的治理任务与政策目标进行细化与再规划——“解码”,落实完成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相匹配的治理目标。

五、传递乱码:“会议式”科层传递存在的局限性

科层官僚制在公共与政治领域的效能也像在私人经济中一样有着明确的局限性。[6] 作为单一制体制国家,我国由上到下的层级结构是严格且固定的,上级政府授权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行为则必须遵循上级政府的要求与约束,这是行政体制上的官僚系统特点。但科层官僚体制的无差错高效运转是理想状态的一种假设,现实情境是存在着中央集权体制与广阔治理范围下地方性差异间的矛盾。中央政府的垂直权力单线分散下放至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权力运行经过政务会议的加载,自然投射出不同的地方政府态度与政府行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政治行为体并不仅仅消极被动地听任上级政府指挥,其也有着区别于其它地区的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与政策目标。[8](pp203-210) 对于中央政府层层传递下来的治理任务与政策目标,无论态度积极与否,地方政府的政绩底线是在规定程序中完成行政任务、实现治理目标。在此基础上,仍存在地方政府依靠地方资源与背景来运行潜在的非正式权力运作程序,以寻求地方或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形成与中央政府的非公开博弈状态。因此,地方政府在弹性权力边界的自由裁量空间中由于会议“解码”能力及意愿的不同,地方政府对应呈现不同行为倾向。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抽象出态度(消极—积极)和行为(服从—博弈)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务会议信息传递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由此,建立一个矩阵列表,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如表1所示。

类型Ⅰ:积极—服从型。中央和上级政府是行政体制内权力的掌管者,也是政治资源的掌握者和提供者,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有着内生的服从意愿。这表明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设立的宏观治理目标基础上,依据地方实际情况与资源条件进行切实规划设计,是对上级治理任务的有效拆解与治理目标优化。这同时也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在“态度—行为”框架中最满意的一种目标结果。形成目标优化的“积极—服从型”地方政府,不仅能通过政务会议对上级重大精神和治理任务在最小偏误情况下成功解码让其与地方情况实现匹配,同时也是锐意进取的行动派,不断推动相关政策执行落实。换言之,目标优化倾向的地方政府官员向上满足了上级政府治理任务传递的要求,向下积极推进下一级基层政府的部署及贯彻落实。地方政府官员希望向上级政府展示自身的工作能力及政绩,希望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与肯定。在这种蕴含目标管理式思想模式下,地方目标与中央目标指向一致,地方政府利益与中央政府利益取向也一致,政务会议衔接起基层政府、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形成稳定的信息传递治理链,治理任务与治理目标在反复实操中不断深化与强化,微观治理目标落实效果实现层级式由下到上成效叠加,最终助力推动国家层面的宏观治理任务的完成。

类型Ⅱ:消极—服从型。在理性科层官僚制内,下级政府理应遵循科层秩序,积极完成上级政府的指示与任务。然而事实上,与政府体制外的普通人相比,体制中的地方政府官员及其部门人员并不具有更多的“利他”意识,对于做出的目标决策,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同时明显存在着地方政府“惰性”。这种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在接收到上级政府的政治信号及治理任务后,同样通过政务会议进行政治表态,表面上释放已接收到的精神指示及开始切实推进治理工作的信号,表态过后的实际治理工作进度却处于停滞状态,无力推进地方特性的具化治理规划。因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交易结构的相似性,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自利本性。利益制约是对人类行为的最终制约形式,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人也必然效仿市场上“经济人”行为,以“经济人”的面目出现。[9](p256)“惰性”地方政府官员认为国家治理部署的整体利益与地方没有直接关系,上级政府的治理任务与政策目标只需达到“最低标准”即可“交差”,唯一诉求是保住现有官职与权力,晋升激励刺激性弱,因为在现有地方环境里依靠自身资源与背景能维持个人利益的稳定与平衡。在地方政府会议上,对于上级政府传递的治理任务,怎么样来的就怎么样传递给下一级基层政府,不作出能动性的地方部署与创新。由此出现“以会议传递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的官僚形式主义,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目标僵化,难以贯彻落实。

类型Ⅲ:积极—博弈型。如果说以上两种类型的地方政府还是严格遵守层级秩序,服从于上级政府,那么这类地方政府就是在上级政府授权的弹性空间内触及自由边界。与各地方政府一样,其在面临上级政府传递的治理任务时,使用政务会议这一权利运作工具来对上级政府指示精神与治理任务进行“解码”,实际的目标价值导向却偏向地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非公开“博弈”。换言之,地方政府权利运作出现“名实分离”。名义上地方政府通过政务会议的信息传递进行积极的治理任务地方个性化,但实质上则谋求超越整体的地方独立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的自主博弈行为内生于体制本身,一定程度上也是调适一统化决策体制与差异化地区治理之间矛盾的润滑剂,但只在对不合理的僵化规定的抵制和创新范围内才具有合理性。积极型地方政府博弈仍然需要依靠政务会议这一内嵌于科层体制的信息传递工具,推进治理任务的意愿高涨但会通过对上级政府政策文本的研究,从中寻找到一些較弹性的部分进行“灵活”的解读,以尽可能地维护局部区域乃至个人的自身利益。[9] 自主博弈型地方政府在进行决策时,总是在中央政府精神指示与地区利益之间进行灵活决策,往往伴随着权力的非正式化运作现象。

类型Ⅳ:消极—博弈型。这是地方政府“态度—行为”框架内对整体治理效能损耗最大的一种地方政府类型,地方政府在治理工作上既消极无为无法完成治理任务,同时为谋地方或个人私利甚至损害国家利益。政务会议自上而下传达、自下而上汇报的信息传递机制为治理任务的传达提供了制度化运作载体,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消极博弈型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造假”“收买”“共谋”等权力的非正式化运作来应对上级政府的检查与考核,以规避治理任务执行偏离或失败的追责风险。道格拉斯·诺斯说过,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是人类设定来限制他们的行为互动的约束。人在既定的制度与制度变动过程中的选择行为,有许多特性可以使用博弈论来说明。[10]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类似博弈是建立在央地利益双重性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地区发展,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国家社会发展。严格来说,地方政府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总体、以中央利益为前提。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利益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官员实际是“理性经济人”,会将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区分开来,不自觉地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以损害国家利益作为代价。地方政府执行者对上级政策与治理任务往往以自己的利益损益值作为对策参量,得益愈多,愈乐于执行;受损愈多,则不乐于执行。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博弈双方的“理性”行为常常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一定时期以内,一个国家的利益和总量是一定的,国家治理目标也是为了推进国家的新阶段发展,如果地方政府只顾片面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仅用“政务会议”这一行动来表面应付上级政府,将上级精神指示与治理任务“解码”变成“乱码”,那么将会严重影响国家发展。

六、结语

政务会议是我国政治生态内循环维持运转的基础性环节,是科层体制中由上至下重要的信息传递机制,更是现阶段下国家治理现实情境下的重要工具。长久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与会议息息相关,许多重要政治转折点都是依托会议得以实现,这种形式亦或是行动已经成为“常态化”,但是其作用机理与深层含义却仍待继续探究。在现实情境中,中央政府基于国家治理场域做出顶层设计并制定宏观治理任务,这一“编码”行为既是面对下级的一种显性治理导向也是一种隐形压力,地方政府接收到传递下来的治理任务以后通过“政府会议”这一常态化行为进行“解码”,转化为适应于地方治理场域的治理任务与治理目标,换言之就是让其更为具体可落实,再以同样形式向基层政府传递,推进治理任务的深入贯彻落实。但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官员作为政治结构中的理性人,即使处于严格科层官僚制中也会倾向自我利益追求。而在这时,会议也被异化成为个人追求私利的政治工具。所以,当中央与地方利益、整体与局部利益、长远与眼前利益、公共与私人利益并不完全一致时,就极有可能发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非公开“博弈”行为,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政务会议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效用,指向迥然不同的地方治理结果。总而言之,对于政务会议的研究绝不仅限于会议的实际功用性与流程规范,其蕴含的政治内涵及作用辐射是探究政府体制运行的重要切入角度,因此,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对“政务会议”这一话题的重视与深入研究,同时为中国央地政府关系及地方治理议题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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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范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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