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当代美学的论争、流变和发展中，蒋孔阳的美学研究对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建设具有了不可或缺的意义。许多人认为,蒋孔阳美学思想接近李泽厚，被称为实践观点美学。然而，在我看来，蒋孔阳美学观点之于李泽厚，更多的还是同中有异。他们“同”在美是客观的、社会的、美源于劳动实践这类基本命题。但是，披表入里，我们就会发现：李泽厚肯定美是一种社会现象，只说明了美的隶属范围，还不算揭示了美的本质。而蒋孔阳认为美的本质特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或更确切地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他认为人的本质力量应具有两重意义，一层是“质”上的意义，指的是与动物不同的一面：人会制造使用工具，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等等;另一层是“量”上的意义，指的是与不能充分体现人的本质的人不同的一面：最先进的一些品质、性格、思想、感情、智慧、才能等等。美应该是这两层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P460)
高楠在《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中认为，其是“总体把握审美关系的实践观点美学”[2](P2);朱立元《当代中国美学新学派》认为,其是“以实践为基础，以主体创造为核心的审美关系学说”[3](P224)。 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在“恒新恒异”的创造中，蒋孔阳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造论美学”这一美学体系。马克思曾经说过：“个人是社会的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的表现……也就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4](P122-123)。但是，社会也是由单个的人汇集起来，对于人类的存在的审美客体，对于时代、民族、阶级存在的审美对象，对于单个人都是存在的，但它不就是理想美，而只是构成理想美的基础、前提和条件，要使它转化成活生生的、充满人力量的理想美，还必须与具体人的心理、情趣、爱融合在一起，在心理上形成审美的关系。可见，人的本质不仅仅是他的自然本性,也不仅仅是他的社会性,而是他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本性的统一,即历史和进化、理性和感性的统一。这种统一的中介环节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这种改造也就是创造,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人自身。世界的本质是人的创造，正是这种创造把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艺术就是创造，而美则是完满的创造，是人的生命与环境的契合。无疑，这些思想以劳动实践为基础，是典型的以人的创造为逻辑起点的人本主义美学思想。
“创造论美学”中对于人自身地重视，尤其是对于当代人投入了较多关怀，是蒋孔阳不断思考的结果。他在强调主体创造的基础上，不断地思考现实生活，把美学的理论框架纳入他的当代形态中，把美学变成对人的完善有作用的学科。任何历史的编篡和书写，都是当代人精神的折射和反映，关注现实的历史永远离不开人性中的基本需要。他把学术追求与人的建设结合起来，并且明确的提出“以美育培养人”的目标。这样的学术境界让他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为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人的精神的唤醒与自觉建设提供了合理的理念。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于采取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它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使一切意识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5](P216)蒋孔阳清楚地明白这一点，它本着“不是我占有真理，而是真理占有我”的治学精神，积极构建符合人的建设需求的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进程和人自身的文明进程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二
蒋孔阳是从艺术的这个主要途径来培养人的，通过艺术在美育中的核心作用来塑造美的人格，同时培养更有人性的人。艺术的感化作用不同于其他教育的感化作用，就在于它是一种“自由的形象”,让人耳濡目染之中感受到生活的气息、生命的凝重。宗白华曾经将人生归纳为几个境界：“功利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这样的看法刘海粟在纪念弘一法师的文章中也认为，“审美的”境界在人通向自身完善的途径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对于人的知、情、意的全面发展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艺术在形成人的价值意识时，也不同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它教给人用直觉思维和理性思维一起去感悟社会与生活的本质，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显然，艺术的审美过程。同时也是对欣赏者的情操的净化过程，对人性的深化过程。在美育的情感体验中，主体会不知不觉地经历着心灵的整合和感染，从情感深处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站在精神的层面上突破世俗的生活关系，让自我的精神升华。而且，艺术的美育作用，“还表现在它是人们心灵的流露，是一个时代人们的共同心声。”[9](P260)这种强烈地共鸣，又是人性的净化过程。“哀乐由乎人心，人心来自生活，因此，真实地反现了生活的艺术，应当能够深入人心的最深处。不深入到人心中最隐微角落的艺术，不是真正第一流的伟大艺术。”[9](P261)如果一个人在美的艺术面前无动于衷，他就很难从生活中挖掘出笑的花朵，没有趣味的人也就黑白和美丑难以区分，“文质彬彬”的人格美更难以实现。人们之所以在美的面前体现出或愉快或惊羡的心情，实质上是人的力量的自我实现与肯定。“审美欣赏所关心的，实际上是一个人作为人的价值问题”。[9](P204)只有当美的心灵投入到自然事物，美就会将人生打扮成美丽的花朵，最终结成累累硕果。可见，美育不是一般的陶冶，而是具有更高层次的带有终极意义上的对于人自身的追求和超越。美的人格，也就是真、善、美相统一与契合的人格。这种理想的人才是我们的社会形态所需要的理想形态的人。
蒋孔阳作为当代中国较有成就的美学家之一，他的美学在实践的基础上突出主体尤其是人永恒的创造个性，以开放的美学体系中包容和尊重人的创造个性，体现出较为自觉的当代意识——对于当代人精神的自觉关怀。审美的教育培养更有人性的人，使人更有理想、更有目标。同时，审美又是人的精神家园的重建的一条纽带。蒋孔阳的审美教育追求正是这一点。通过美育培养目标的实现，我们将在富有朝气和充满活力的当代社会中出现更多的理性与感性相契合的、自觉地完善自我和追求更高层次的文明个体。这正是我论述蒋孔阳美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三
蒋孔阳多次在文章中指出，对他影响较大的是朱光潜和宗白华这两位美学大家。首先让他走上美学之路的是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它成了“他从事美学研究的启蒙老师”。在这本书中，蒋孔阳第一次接触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罗齐、里普斯等人的美学观点。这为他后来更为全面和客观地分析和接受西方现代美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接着又听了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课。朱光潜对于二十世纪前后的人本主义思潮中众多美学家思想的阐述和介绍、宗白华对于个体生命的感受和直觉思维，这些都为蒋孔阳美学研究中的人本性倾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蒋孔阳在后来的美论中，认为其核心是“艺术”，而且“美是自由的形象”，与感性相关的“艺术”、“形象”的这样的定位和两位美学大家的影响是有联系的。这样，他的美学思想就更深入地从“心理层”、“人的审美”中去把握生命的真谛、艺术和美，因此在他的美学思想中，一方面强调“美的客观性”(历史性、社会性)，一方面又更多的是从与“美的特殊性”(人本性)关联的“意识”、“直觉”等层面剖析美、探讨美。
早在五十年代，蒋孔阳在《论美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就已指出，美不是自然的现象，也不是个人的现象，而是以主体为核心的社会现象。美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但社会是个体组合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社会现象是由众多个体运动而构成的一种总体趋势，强调社会性不是否定个性，而是对于占主流的个体运动的一种确证。没有创造，就否定了人的个性。没有个性精神的社会就会出现滞后的、消极的社会现象。到八十年代，他在《美又在创造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创造论，指出“美的特点，就是恒新恒异的创造”，“美的创造，是一种多层累的突创”。这种创造的前提、动力是实践，而创造的途径则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契合，“美并不是某种固定的实体，而是多种因素的积累。当作为审美对象的客体和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相互契合了，情与景相互交融了，这时，美就会突然创造出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永远处于恒新恒异的状态中，因此，美也处于不断的创造中。”[6](P135-138) 也就是说，美，既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自然属性，也不取决于主体的主观心灵，而是取决于主客体事物的相互关系，是主体在实践中与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契合的结果，是主体改造客体，进行能动创造的产物，“具有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意识结构的审美主体，与同样具有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意识结构的审美客体，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下，相互交融和渗透，于是就形成和创造了美。”[6](P144)可见，主体在实践中改造了客体，并在改造和创造中的客体对象中确证、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主客体的契合是美的发生、发展的根源，也是美的本质之所在。
他在阐述美学的对象时说：“美学应当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通过艺术来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通过艺术来研究人类的审美意识和美感经验，通过艺术来研究各种形态和各种范畴的美”。[7](P4)“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过去大多数美学家都是联系艺术来谈美的，美的本质的、人类的审美意识，也都集中地反现在艺术中;人类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更是通过艺术来建立的。”[8](P35)艺术来自于心灵世界的感悟，对于一个没有艺术思维的人来说，他就无法欣赏艺术，而“艺术美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实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8](P28)只有人才能欣赏和创造艺术，而通过艺术的审美是人摆脱动物本能提升为真正意义的人的一个必然过程。这正是蒋孔阳美学思想的人本性的反映，这种思维模式是以人为主体、尊重人性的实践。因此，他毫不讳言地探讨“意识”、“直觉”,作为客观实践的理性的补充。他不象旧唯物主义那样把美的客观性归结为事物的自然属性或典型性，而是认为美的客观性主要在于社会的历史性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它的特殊性——人性。
他还说：“所谓客观的并不一定是指要存在于物的当中，作为一种物的自然属性而存在。列宁说：‘客观的=在我们身外的’。那就是说，所谓客观的，就是独立存在我们的身外，不以我们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美，就是存在我们身外，而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1](P47)美的客观性就在于美是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无论是黄河奔涌的浪花所迸溅的美，还是理·查德演奏《命运》那激动人心的旋律和音符所迸发的和谐美，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主观性很强的“艺术美”，还是客观性较强的客观的文化积淀的美，这些“美的各种因素也必须围绕着一个中心转。这个中心是什么呢?这就是人。美离不开人，是人创造了美，是人的本质决定了美的本质。”[8](P160)在蒋孔阳美学思想中，无论是对美的历史性研究，还是对美的逻缉性建构，都融贯着一根思想主线，那就是由美和人的契合来谈美。一方面，侧重于向现实的人的提问，因为只有人才是美的真正拥有者，而人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呈现为一种历史的发展过程，并由此不断地显示出自我存在的现实性和有限性，从人出发走向美，正是要向人自我存在和自我创造进行追问，在追问中理解人在美的创造过程中所具有的自我提升和超越的力量;从美出发走向人，则侧重于向人的现实提问，因为人在本性上必然是自由的存在，人总是在自身的生活世界中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在现实的人的世界中期盼着人的现实这一理想世界，换言之，人必然是审美的存在，美对人而言，正是以人作为审美的存在这一目标来揭示现实的人的存在境况，从理想性上阐释人最终拥有人的现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重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认识价值与功利价值，但认为艺术魅力的真正所在不在这些方面，而在人的特定的审美心理;马克思对人的审美心理或审美趣味的理解，不光注重人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还注重人的自然史，人性的一般倾向以及人作为理性动物的心理特征和规律。马克思差不多是有意识地把人们引向人的特殊性的领域，没有介意唯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造成的困扰。在由美学而到具体的文艺创作中，蒋孔阳或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客观的人格力量，或强调文艺创作的社会责任感及其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不满足于现实，他有理想，他要奔向未来，美是人奔向未来的彩虹，是不断追求的价值和理想”。[8](P35)这样，蒋孔阳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想，较为充分地说明了美对人类的必要性。
对一个美学家来说，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作为一个美学家的本质力量，关注人类的未来，在理想性上表达出人类审美创造的走向和目标，应该说是最富有人本性的追求。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人生领域，在哲学、宗教、伦理、艺术还是科学技术等领域，哪里有主体的实践创造，那里就构成认识论意义上主客相契的审美关系，那里就存在本体意义上的不同层次、侧面、品格的美。蒋孔阳不仅认为美在于创造，而且认为美学“恒新恒异”的理性精神与当代意识也在于创造，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创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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