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区域体育旅游协同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时间:2021-07-20 16:53:22 浏览量:

兰顺领

摘 要:
以协同理论为基础,运用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讨长三角体育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困境和破解路径。结果显示: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体育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存在顶层设计缺陷、体育旅游产业协同进程缓慢、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定位模糊和体育旅游产业发展不均衡4大困境。认为通过长三角一体化体育旅游协同治理制度创新、打造多中心地联动发展、构建核心-边缘结构型的体育旅游生态圈以及国内外双向互动的体育旅游对外发展模式,是解决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体育旅游协同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
长三角一体化;体育旅游;扎根理论;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20)05-0111-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nergy theory, this paper uses the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dilemma and cracking path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four dilemma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region:the top-level design defect, the slow process of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coordination, the vague positioning of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industr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outlet is to innovate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system of integrated sports tourism, to create a multicente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o build a core-edge structure sports tourism ecosystem and a two-way interactive external development mode of sports tourism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sports tourism;grounded theory;coordinated  development

我国“十三五”明确了以后一段时期需积极发展的生活性服务业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 [1],新时代两者融合逐渐加深,所形成的 “体育旅游”是21世纪新业态的经典代表,全球体育旅游产业正在以每年14%的增速快速攀升,其增长速度超过旅游产业(4%~5%),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正以年均30%~40%左右的速度增长。体育旅游领域投资增速近两年高达60%以上,到2020年我国体育旅游产业规模有望达到0.76~1.1万亿元,市场发展空间巨大[2]。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是促进休闲业发展的内驱力,体育旅游作为一种典型的休闲业态,恰好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诉求。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把体育旅游作为“产业融合发展”的典范。从2016 年《关于推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的合作协议》,以及隨后《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提出,体育旅游能实现人们健身和健康深度融合[3],是“健康中国2030”的重要推手。因此,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协同发展对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和新时代建设中有重要的经济战略和政治战略地位,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示范高地[4]。长三角区域合作雏形从2004年江浙沪两省一市领导座谈会制度开始,到2008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长三角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正式拉开帷幕,2010年安徽省的加入,长三角发展壮大,泛长三角形成。从2018年,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旨演讲中支持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到2019 年国务院《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形成,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的27个地市正式形成了长三角一体化区域,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最终从理论层面落实到了实践操作层面。

1 区域体育旅游业协同发展模式诠释

1.1 产业协同发展原理解析

产业协同发展理论认为一个系统中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该系统的整体行为[5],从而形成协同效应。创新主体间的壁垒一旦被突破,彼此间的各种优势要素将达到充分利用,相互契合,达到深度合作实现共赢。各主体通过产品或服务的投入与产出来维持产业协同的关系,也就是创新主体内子系统之间通过有效协同模式进行再组合,超越原主体间子系统简单相加所带来的效果,可以理解为上下游间的纵向关联[6]的结果,包括产业内跨企业间的协同、跨产业间协同、产业主体间协同三种关联途径[7]。不同企业的协同既包含了良性的竞争关系,也包含了彼此间的共赢协作关系。企业的存在依托于其他子系统为其服务,如政府、金融机构、高校与科研机构等,存在着与企业间信息传递的协同关系。政府提供给企业和学校良好的政策和发展环境,金融机构架起了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间成果转化的桥梁,高校和科研机构又将知识、技术、人才输入到各企业主体中,企业则把市场需求的人才类型反馈给学校和科研机构,学校和科研机构与政府的协同,实现国家人才队伍的建设。政府宏观调控创新主体系统的政策、经营环境、基础设施等,使其子系统在创新主体间协同发展。如图 1所示。

1.2 区域体育旅游协同发展模式

产业协同大多聚焦在经济领域,以经济的更高增长为目的。区域体育旅游的协同,不仅在体育旅游经济上追求叠加,而且要在更多的领域形成叠加,如人们的生活水平、休闲满意度、幸福追求等。在协同过程中一体化区域顶层设计若出现问题,协同可能不会正向叠加,尤其是资源禀赋迥异的地区,协同进程的影响因素会更多。区域内各主体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产业经济和休闲需求是两个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图2的(a)幅图,横轴表示体育产业向量,纵轴表示旅游产业向量。以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为例,OA代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内江苏的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向量,OB代表上海市的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向量。OC可以看作是江苏和上海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协同后的向量。OD代表浙江的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向量,与向量 OC加总以后,得到向量 OE,以此类推得到代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的向量,区域内体育旅游要素通过协同发展,业态达到了正向叠加。图 2 的(b)幅图,假设OA表示安徽的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向量,表明其旅游产业向量大于体育产业向量。假设OB是上海的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向量,表明其体育产业向量大于旅游产业向量。OD两者叠加后的向量,存在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不能齐头并进,没有达到协同的期望值。在一体化区域内,可能是市场分割过于明确,缺少增量利益共享机制,从而导致协同难度加大。另外,诸如“乱分地、乱选址、乱建造”造成的资源浪费、水质污染、场馆闲置等问题[8],这些都可能导致向量不能叠加,阻碍体育旅游产业空间的优化布局。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内27地市间各种无形商品、有形商品和要素随着战略的推进,流动速度会不断增加,区域一体化趋势逐渐增强,协同效果越来越明显。就是说,一体化发展的目的在于消除三省一市地区间的市场分割,突破行政壁垒,建立各种要素和商品有序流动的自由市场。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相似,目的都是促进经济在更广泛的地理空间和行政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各省市的行政区域较稳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行政主体的区域概念较强,区域间的市场分割程度要比发达国家明显。因此,协调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的经济发展,形成要素有序流动的自由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模式从高速增长转型为高质量增长,吻合了中国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2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体育旅游业协同发展的困境

2.1 研究设计

长三角一体化是继“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国家性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明确的区域经济功能定位,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是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由于跨不同行政区主体下的体育旅游协同的概念相对模糊,虽有文献研究京津冀和大湾区体育旅游的协同问题作为借鉴,但长三角和其他两个区域有明显行区别,大湾区有港澳和内地体制的区别,而京津翼区域的北京市是首都城市,发展重心有别,长三角三省一市属于同一行政级别,没有发展偏向,更易协同。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同的影响因素还没有相对成熟的理论假设,因此,运用扎根理论来探索各种影响因素对研究对象的作用是可行的[9]。通过实践的运用和检验,“经典版本”“程序化版本”以及 “建构主义版本”形成了扎根理论的三大流派[10]。针对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的经济、社会和发展潜能,“程序化版本”教适合长三角一体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的研究。在程序化版本下,基于“质化”研究的资料收集方式,观察法与访谈法最为典型;在“量化”研究的资料编码技术上,实质性编码又分为开放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11]。通过各行政主体间在互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找出原因,深层次探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现实的困境和出路。

2.1.1 数据收集

本文采用专家电话访谈与文献资料分析进行扎根理论分析,从而确保样本材料的全面性和可靠性。对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 9 位专家 (4位教授、2位学者和3位从业人员) 进行电话访谈和微信交流,整理了9份访谈文本资料。主要通过互联网搜索、地方政府的体育和旅游相关网站等渠道获取文献资料,其中百度新闻报道14份,相关政策文件8份,CSSCI核心期刊论文32篇,硕士毕业论文1份,著作1部,最终形成样本资料 64 份(表1)。利用质性分析软件 Nvivo12.0深度挖掘信息,寻找细微关联。

2.1.2 范畴提炼与模型构建

原始资料通过编码、标签等步骤概念化和范畴化完成开放式编码。利用Nvivo12.0辅助分析,对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同政策法规、文献等相关概念和范畴的不断比较,最后从这些資料中得出343个初始概念。剔除个别交叉概念和相近概念以及整合部分重复频次小于等于1次的概念,然后再用新的概念重新定义,对提炼出的概念继续进行分析和归类得出范畴,最终提炼出267个初始概念和36个范畴 (见表2) 。根据开放性编码的主范畴,挖掘出核心范畴与其他各级范畴间的联结关系,经过再比较、再分析,得到选择性编码。最后,将核心范畴确定为4个核心范畴,即“创新主体体育旅游产业顶层设计”“创新主体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定位”“创新主体体育旅游产业协同进程”“创新主体体育旅游产业均衡发展”。

2.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2.1 创新主体体育旅游产业顶层设计缺陷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是一崭新的创新主体,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创新主体的协同发展亟待进行良好的顶层设计,是指导、引领和提升一体化合作深度的关键,主要表现为体育旅游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的完善两个方面。协同发展的机制体制是顶层设计的核心内容, 当政策和协调机制明显不力时,就容易形成各自规划、各自发展的态势[12]。一体化区域内不同子行政区利益是跨区域发展协同实效的关键,利益分割的均衡性是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制度瓶颈。各子行政区域都在积极谋求该区域经济的发展,共赢是被唯一能接受的结果。既要跨区域内子行政区消除利益分歧,又要在一体化区域内实现共赢,顶层设计要具全面性、可持续性。“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旅游专委会”“ 长三角体育产业协会”等机构的成立,提升了长三角一体化车轮的转速。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规划层面上,这些部门的成立是一体化体制机制以及重大政策决策制定的基石,也是协调推进一体化区域重要事项和重大项目合作的保障。不难看出,体育产业协作会拟定了区域体育产业发展目标,旅游专委会给出了区域旅游的远景合作目标,都没有突破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行业壁垒,虽有交叉,但融合度还处于较低层次,在一体化的战略下,体育旅游的发展框架还需要再充实。例如,从互联网的新闻报道、资讯以及长三角地市政府网站的信息来看,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体育和旅游两大产业系统的合作还没有形成更多的共识,行政主体间的“发展论坛”“高层对话”“协调会议”等涉及到体育旅游的发展规划鲜有报道,体育旅游产业是两大产业融合后的新业态,协调融合机制亟待完善。另外,各地市的一体化协同,不能被动等待省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主动突击形成先发优势,如嘉兴市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办公室正式挂牌,提前做好了一体化的准备工作。因此,突破行业和行政区划利益固化的藩篱是一体化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

2.2.2 創新主体体育旅游协同进程缓慢

创新主体体育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进程,主要表现在利益平衡与补偿机制、法律监督机制统一、体育旅游行业标准统一、一体化区域体育旅游总体规划等4个方面进展程度。长三角一体化区域27个城市的体育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不一,加之地方经济实力的差异,导致各城市之间利益分配不均衡。利益调节机制的本质是调整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13]。因此,首先要建立利益平衡的协调机制,在互惠共赢理念下,协调的目标应是利益均衡、风险共担。其次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对一些城市在地区利益和机遇上的损失进行适当补偿,可采用政府间经济支付的方法进行利益补偿或者一体化区域政策上的补偿。区域体育旅游一体化推进法律监督机制建设不可或缺,是区域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保证的基础,法律监督机制目的以惩戒性的法律机制防范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14],以法治手段来营造和谐的体育旅游产业共生环境。行业标准统一主要包括体育旅游运行协调、客流信息引导、突发应急反应、服务规范标准、异地投诉处理等标准化管理体系,规范体育旅游良好的经营行为。制定创新主体体育旅游的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其发展阶梯目标,共同审定重大体育旅游开发项目,根据市场定位,精选落地点。同时,做好一体化区域的联合营销规划,面向国内外建立体育旅游宣传促销的联动机制,加强与国际知名体育旅游企业的交流,推销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体育旅游特色产品。这4个方面的协同还需要在完善的顶层设计框架下得以尽快实现。

2.2.3 创新主体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定位模糊

体育旅游业发展定位模糊是创新主体协同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之一。2018年上海市旅游局发文《长三角旅游合作步入新阶段》指出,举办一系列高规格、高品质、国际影响力大的节庆、赛事、展会活动,打造中国最好的旅游目的地[15],在2019年长三角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研讨会上,体育赛事成为长三角地区城市群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16],旅游和体育两大系统都认同体育赛事是推动一体化的动力。统计显示,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内上海常态化国际品牌赛事有57项之余,浙江67项之余,江苏59项之余,安徽29项之余。从赛事的项目来看,参与体验度高的马拉松赛事是各地体育旅游的优选项目,尤其是三、四线城市,让小城市的群众能亲身参与到运动中来,不仅满足了他们的健身需求,也促动了他们休闲的动机。另外,城市马拉也吸引了国内外“跑马”爱好者,马拉松赛事“四力”传播效应对赛事核心竞争力的影响效果明显[17],是城市体育旅游发展的有效媒介。但多数城市体育旅游产业大多以马拉松打头阵,其易组织、门槛低、参与率高等特点,容易对城市进行宣传。但要真正形成国际品牌赛事还需要长时间的沉淀与积累,那种只注重形式、看轻内容,不能根据自身禀赋来凸显地域优势的,其发展存在的局限性是肯定的。长三角一体化会议上,江苏体育局颜争鸣认为县域板块是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但从隶属于安徽省的一体化区域来看,县域板块从基础设施和组织承办能力上还存在较大差距,体育旅游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不论是从体育旅游的产品项目还是区域定位,长三角体育旅游都缺少一个整体化的发展规划,各城市基本是从本地近期需求来发展体育旅游,导致长三角体育旅游产业规划存在较大的变数。这种不定性会导致一体化区域内各城市对体育旅游专业人才和市场份额产生不良竞争,不利于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引进世界顶级体育赛事,更不利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体育旅游目的地,发展定位格局太低。

2.2.4 创新主体体育旅游产业发展不均衡

创新主体产业不均衡的特点,既是发展的增长极也是协同的难点。长三角旅游总收入在2018年达到了3.54万亿元人民币,占我国旅游总收入近7成 [18]。区域内,安徽省2018年的旅游利润总额是0.72万亿元,旅游人次是7.3亿人,每亿人消费力是0.098万亿,上海是0.14万亿元/亿人,浙江是0.144万亿元/亿人,江苏是0.161万亿元/亿人,三省一市之间旅游消费水平差异较大,间接反映了体验性消费的不均衡。

1)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各城市体育旅游产业区位熵

区位熵常用来度量产业的集聚度[19],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体育旅游产业的集聚状况也可以用区位熵来度量,直接反映一体化区域各地市体育旅游产业的差距。某j地区体育旅游产业的区位熵(LQ)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计算公式为:LQ= JijBj JiB (1)

在公式中LQ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体育旅游产业i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的区位熵; Jij表示j地区中体育旅游产业i的就业人数; Bj表示区域就业总人数;Ji表示整个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体育旅游产业i的就业人数;B表示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产业集聚大小以LQ=1为判断标准,LQ>1表示存在产业高度集聚现象,代表j地区体育产业i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中具有比较优势,LQ<1表示产业集聚不明显,表示长三角体育旅游产业中j地区的体育旅游产业没有显著优势。根据长三角一体化区域2018年城市统计年鉴,用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总就业人数代表体育旅游产业的区位熵。在进行数据统计时,由于各市统计口径曾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统计取两种口径,一是以全市分行业就业人数,二是以全市城镇非私营企业单位就业人数,按照公式(1)进行就业对象选取,“住宿和餐饮”“文化、体育和娱乐”基本能反映该市体育旅游产业就业情况,虽然存在一定的偏差,但5个体育旅游子产业之间关联度较高,最终计算的区位熵能反映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各城市体育旅游产业的差距。从表3 可以看出,长三角区域上海、南京、常州、湖州、温州、宁波、舟山、合肥的区位熵大于 1,从省级行政区域来看,浙江和上海两地体育旅游产业集聚性较为明显。

2)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各城市体育旅游发展情况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日趋多元化,体育旅游一枝独秀[20]。从2019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水平来看,上海22 513元、浙江15 732元、江苏13 025元、安徽9364元[21],上海人均消费在长三角一体化区域高居榜首,也位居全国的首位,安徽人均消费水平最低。在2015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7924美元,具备了休闲消费的能力,而消费市场的满足程度,是制约人均消费的限制因素。人均消费能力直接影响体育旅游消费的支出,观赏性消费和体验性消费是体育旅游消费的主要支出。2018 年,有体育消费的人群现场观看体育比赛的比例为 24.7%,重要场次的比赛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22],消费市场供给严重不足。

長三角一体化区域常态化的品牌赛事达212多项(表4),依然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另外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季、漂流、露营等个性化体育旅游体验性产品更是出现人满为患的场景,长三角地区体育旅游消费市场巨大,体育旅游的区位效应逐渐形成。从区位熵来看,虽然省会城市合肥集聚性明显,但在举办国际性赛事方面明显处于落后状态,这种反向对照,恰恰说明合肥地区群众体育旅游的消费能力强但缺少消费市场。合肥是国际性赛事的最佳落脚点,目前国际赛事主要集中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赛事分布明显不均衡。

从公布的2019长三角地区最佳体育旅游项目来看(表5),上海总共只有7项,安徽14项,浙江13项,江苏20项最多。根据常态化品牌赛事和最佳旅游项目总和,浙江、江苏、上海赛事资源最后丰富,安徽最弱。结合三省一市的旅游总收入情况、人均体育消费情况和区位熵的综合分析,认为赛事的分布和赛事资源的丰富程度还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有消费能力的地区,没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体育旅游休闲机会中来,区域赛事协同还处于较低水平。赛事资源的缺少导致该地区在承办赛事的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国际赛事的承办经验没有达到良好的交流,间接影响群众对于体育旅游体验的效果。同时,赛事承接能力低,直接影响了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性,也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体育旅游的基础建设的积极性。旅游产业和体育产业的配套扶持政策存在一定交叉性,社会资本的引入指向性不清晰,如旅游指示牌、自行车道、步行道、户外营地、徒步骑行服务站、汽车露营地等体育旅游基础建设,容易产生责任主体的交叉干涉,进一步促使区位熵较低的地市承办大型比赛的难度增加。

3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区域体育旅游协同发展路径

形成长三角一体化区域体育旅游产业高效的管理体系和运行体系,要依据体育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困境,做好顶层设计,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不同主体活力的体育旅游市场才能协同高效(图3)。

3.1 长三角一体化体育旅游协同治理制度创新

社会演进的重要标志是制度创新,经济发展是新制度的实践检验 [23]。创新主体的形成,其本质是新制度下的协同,治理的核心是制度的创新和建设[24]。从政府到社会、从规划到市场、从正式制度到非正式合作的结合,通过多主体的协作式治理统领全局[25],通过制度创新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从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制度创新确保了区域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破解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现实的体制机制障碍,须从顶层设计出发,一是构建政府间的协作,区域联盟作为一体化的治理平台,能有效地确保政府间的沟通顺畅,达到战略协同。二是建立事权统一的区域规划,也是推动区域内部协同治理的有效手段,通过对区域内部体育旅游相关公共问题的规避,如体育旅游公共服务、硬件基础建设和软件建设,从而促进一体化区域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三是推动城市群行政区划的再调整,发达国家基本上经历了从城市化到城市群化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或多或少都有行政区划的再调整,如:在体育旅游集聚性较高的上海和南京,有必要对邻近的嘉兴和马鞍山进行适当的行政区域调整,在之前的撤县设市、撤县设区已有了足够的经验,再调整能够达到双赢的效果。四是建立跨域性功能型政府,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机制,并不能有效地治理旅游目的地,随着我国小长假的增多,挤爆景区的场面时常发生,这一现象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如高速堵、车站堵、酒店堵,不仅影响了游客的体验感觉,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严重的生活不便。这种现象只有通过功能型政府来克服市场失灵,从而推动区域间城市旅游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建立。五是建立区域性的法律法规,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内各个主体之间合作是目标,但竞争也是合作过程不可缺少的激励因素,只有通过制定规范的制度与规则,方能避免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

3.2 打造多中心地联动发展的一体化体育旅游新模式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从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要形成体育旅游产业布局合理、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平衡、圈层联系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关键是要加强区域内旅游中心地的联动。中心地等级体系的确定,有利于长三角旅游中心地依据各自优势进行合理定位,与其他中心地形成错位竞争[26], 中心地系统具有动态性、等级性和尺度差异特征、圈层异质性与多向性特征、重叠与嵌套特征等属性[27], 是旅游活动的重要节点,是区域旅游服务的中心[28],是体育旅游联动发展的动力点。依据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城市的体育旅游区位熵(表3),以及城市经济功能和行政区位,27城市可形成4级中心地等级,达成中心地间营销战略的协同、信息资源协同、系统网络协同、客源市场协同、专业人才协同的联动体系,构建圈层联系的联动发展结构。国家级中心地上海,省级中心地杭州、合肥、南京,区域级中心地温州、舟山、宁波、湖州、常州,其他18地市为地方级中心地。以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4市形成四轮驱动,以快速的高铁线路形成联动带,加速以中心地特色体育旅游的联动发展模式,带动体育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

3.3 构建完善的体育旅游生态圈

体育旅游生态圈的构建是其可持续发展和几何式扩张的前提,生态圈的核心决定了区域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定位,在体育赛事供不应求的态势下,生态圈的核心应以中心地的体育赛事为核心,在确定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核心的支撑下,带动不同维度的体育旅游其他产品,丰富体育旅游形式,拓展体育旅游体验的时间,形成更长的体育旅游行程,拉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也是推动区位熵低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途径。“核心-边缘”是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重要结构特征[29],强调边缘地区的快速发展极度依赖核心地,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的层次关系。核心地体育旅游产业以体育赛事为发展核,尤其是参与性较高的赛事,如马拉松、自行车等门槛较低的赛事项目,能提高体育旅游消费的中间摇摆层人群参与率,增强体育消费意识,培育低层人群消费意识[30],体育旅游成为休闲生活的可能。在此基础上,边缘地区的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与核心地构成体育旅游线路或者形成体育旅游圈,一方面增加了核心地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带动了边缘地区的识别度,核心地区可参与性体育赛事和边缘地区其他体育项目组成体育旅游生态圈,解决发展定位的问题(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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