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靓 李光贞
摘要：《聊斋志异》在最早的青柯亭刻本刊行两年后，于日本江户时代随商船传入日本。明治时期《聊斋志异》被翻译成日语出版。日譯本的出现使得日本的阅读者大量增加。1945年以后开始出现全译本，之前的译本也多次再版，《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也进入了新阶段。《聊斋志异》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聊斋志异;日本;译介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聊斋志异》是清末小说家蒲松龄（1640-1715）倾其毕生精力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在其近五百篇作品中，以描写人类与鬼狐之间的爱情故事为主，寄托了作者怀才不遇的“孤愤”之情，揭露了封建统治社会的黑暗。其作品中丰富的故事类型、鲜活的人物形象，深受众多国内外读者青睐。我国的邻国日本对《聊斋志异》的受容也十分广泛和深刻，早在《聊斋志异》刊行本出现两年后便传入日本，《聊斋志异》不仅深受一般读者的喜爱，也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稿拟以传播学理论为指导，在比较视域下对《聊斋志异》的日本翻译出版等译介历史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以期廓清他者眼中的《聊斋志异》文学特点，对中外研究者的交流与对话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聊斋志异》传入日本及其接受条件
康熙庚戌年（1670），蒲松龄受宝应知县孙蕙之邀请前往宝应（位于现在的江苏省）时创作《途中》一诗，其中“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这两句暗示着蒲松龄已经开始搜集《聊斋志异》的素材了。自此，他的《聊斋志异》的创作一直持续到七十多岁才完成，共花费四十余年。[1]115-119受那个时代印刷技术的限制，《聊斋志异》在成书初期，主要传播形式是抄本，主要的抄本有：康熙抄本、雍正抄本、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等，因为手抄本传播起来过于繁杂，所以传到海外的可能性不大。后来在蒲松龄去世半个世纪后的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由赵起昊等人刻印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问世，该刻本具有携带方便、易于传播、保存长期等特点，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大约在该刻本版问世两年后，《聊斋志异》随商船被带入日本， ① 这属于最早传到日本的《聊斋志异》的版本，由此开启了《聊斋志异》在日本传播的篇章。
刻本版《聊斋志异》传入日本时，正值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8），同时也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时期。当时日本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对外只开放长崎一个港口，且仅允许与中国、荷兰进行贸易交流。在长崎的贸易交流中，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丝绸、砂糖、中药材以及书籍，而书籍的进口与其他货物不同，须接受严格的检阅。一般载运书籍的船只抵达长崎港后，书籍会立即被送往一个叫春德寺的书籍检查室接受检查，以确定该书是否为禁书，防止书中出现对幕府统治不利的言论。当时负责检阅的官吏叫“书改役”，他们对书籍的序言、目录进行誊抄，并对每一页都要进行检阅，除内容检查外，还检查书籍是否有污垢、损坏以及批改等。[2]1-4在确认无误后，所进口书籍才能以竞标的方式出售给各地的商人、书店，最终到达一般市民手中。由此可见，那时能够进入日本市场的中国图书，一是内容须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二是能够为日本的出版商、书店带来销量与利益，《聊斋志异》便是在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前提下进入日本的。进入日本后的《聊斋志异》很快就在读者中传播开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日本教育的普及，识字者增多。日本江户时代，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状态，幕府设立藩校、寺子屋，贯彻朱子学理论，普及教育。当时学校最基本的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汉文教育，提高学生的汉文学修养。[2]34教育的普及使得一般市民的识字率提高，对中国文化背景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使得他们更加喜欢阅读来自中国的书籍，读者层进一步扩大，促进了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二是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聊斋志异》的传播进一步扩大。日本近世以前作品的传播方式并不发达，上代主要是口头传诵，中古、中世主要是抄写，直到近世，雕刻印刷技术的发达，实现了书籍的大量印刷。与此同时，日本出现了大量的出版商、行商和租书店，一般读者获取书籍的渠道变得多样便利，读书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娱乐、消遣方式，这样在客观上满足了图书传播的基本条件。
除以上原因，志怪小说的发达也极大地促进了《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志怪小说在日本文学中具有悠久历史，日语中一般将其称为“怪異譚”。① [2]其内容多来源于佛教传说、民间故事、异国物语等，几乎包罗万象，能够满足人们旺盛的好奇心;登场人物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甚至是妖怪幽灵，人物类型极其丰富;主题以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为主，对人类普遍具有的欲望、情感等特质描写细致准确，能够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正因如此，志怪小说在日本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喜爱。该文学体裁最早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初期的民间故事集《日本灵异记》（822），后来在平安时代末期出现了《今昔物语集》，安土桃山时代末期出现了《义残后觉》（1596）等，但是专门把“怪异谭”编成小说且大量刊行出版，又被读者大量阅读是近世以后才出现的。追溯起来，这种大量刊行、大量阅读志怪小说的情况又似乎与中国文学有着深厚的关系——明代志怪小说《剪灯新话》等传入日本后引起日本读者对此类体裁极大的兴趣，中国文学的影响，加之多年来自佛教“怪异谭”的渗透，这些都促进了该类文学作品的传播。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读者关注的不再是怪异现象本身，而是将兴趣更多地转向了如何解释怪异现象。而江户幕府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施行文教政策。在儒教兴盛的背景下，在十七世纪就已出现了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以此为依据去解释妖魔、神佛的变幻、怪异现象，以达到启蒙大众的目的。[3]393因此，从日本志怪小说的传播历史来看，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对怪异现象表现出了较高的关注，可以说江户时代的日本具备了《聊斋志异》的传播条件。然而，那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聊斋志异》在读者中流行的版本一般以手抄本居多，且初期的译本大都从《聊斋志异》中选取代表作进行翻译，即选译本、节译本较多，但因为是手抄本，译者等人已经无从考查，所以至今未见到有记载手抄本译者的文字记载。
二、中期《聊斋志异》的各种日译本
因为《聊斋志异》的高文学性和有趣性，《聊斋志异》面世之初就产生了很多版本，有研究者统计：“《聊斋》的版本，据初步统计，古今中外约有180多种，其中古籍版本50多种，现代版本60多种，外文版本60多种（注：多为单篇）。” [4]124而日本多版本的出现则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印刷等技术迅速发展，出版社纷纷成立，图书出版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由于《聊斋》已走出汉学家的小圈子逐渐为一般的日本民众所熟悉，可这些人不能直接阅读原著，于是将原著翻译成日文，并作必要的解释和说明，便成了时代的课题”。
[5]7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聊斋志异》日译本，《聊斋志异》的翻译出版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其中1887年至1933年出现的译本最多，主要译者有神田民卫、柴田天马、田中贡太郎等，在1935年至1941年间也有很多杂志刊载了《聊斋志异》部分作品。
1887年3月，东京明进堂出版了神田民卫的《聊斋志异》日译本，日文书名叫《艳情异史：聊斋志异抄录》，共收录《细柳》《王桂庵》《寄生》《恒娘》《五通》五篇作品，这是日本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聊斋志异》的最早译本。从作品选择上来看，《细柳》《恒娘》描述了温柔贤惠的女性形象，《王桂庵》《寄生》描写了痴情的男性形象，《五通》则描述了去除淫乱恶神的故事。神田民卫在选择作品时以爱情故事为主，比较符合译本中“艳情异史”四个字，当然，该译本将小说名改为《艳情异史》，还是为了当作噱头来出售。这本译本虽然只有六十七页，但是作为《聊斋志异》最早的译本具有很大的意义。在翻译质量方面，藤田祐贤曾这样评价道：“译文用的是意译而且有译错的地方。这是由于神田是在学习经史之余研读《聊斋》，又年轻，要读懂原文尚有困难。但是，他的老师或斋对神田译文的评价是‘中肯綮，尤平夷。” [6]112因为《聊斋志异》翻译难度大，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其他日译本出现，直至大正8年（1919）才出现了第二部日译本，译者为柴田天马。
柴田天马（1872-1963），自幼学习汉学，在日俄战争（1904-1905）期间作为新闻特派员派往中国时接触到了《聊斋志异》，当时就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但他开始翻译已经是十年后的事情了。1914年他被派往当时日本侵略者设在中国东北的“满铁”工作后开始着手翻译《聊斋志异》， [7]219他边翻译边给“满铁”公司的内部杂志《读书会》投稿，在该杂志上连载。1919年东京玄文社正式出版了柴田天马翻译的名为《和译聊斋志异》的日译本，该译本共收录34篇作品。在序文部分，柴田天馬就对《聊斋志异》给出了高度评价：“如果有人问‘中国的稗史小说中最受欢迎的是哪本小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聊斋志异》。没有一本书能比这本书内容更有趣、更精彩了。” [8]序文1接着他表明了作品的选择宗旨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我在翻译时没有选择描写方面过于露骨的作品和极其精短的作品，筛选出《聊斋志异》中多篇代表作进行翻译，可以说读了该译本就相当于读完了《聊斋志异》。我在翻译时直接利用原文进行直译，同时利用振假名尽可能地尝试意译。这种翻译方法或许会使绚烂夺目的原文变得味同嚼蜡，但这也是我的苦心所在，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8]序文3
为了把《聊斋志异》的魅力传达给读者，柴田天马甚至自创了一种独特的直译 [7]221方法，从他对作品名的翻译就可以看出其直译策略的选择，译本名与原作名完全相同。该译本包括以下作品：《王成》《成仙》《陆判》《侠女》《瞳人语》《聂小倩》《阿宝》《竹青》《婴宁》《嘉平公子》《阿织》《瑞云》《五通》《黄英》《石清虚》《珊瑚》《姐妹易嫁》《青蛙神》《陆押官》《凤仙》《宦娘》《白子玉》《刘海石》《种梨》《阿英》《画壁》《狐嫁女》《葛巾》《宫梦弼》《小二》《水莽草》《鲁公女》《颜氏》《蛇人》。从作品的选择上来看，该译本选择的大部分是相对较长的作品，短篇只有《瞳人语》《种梨》《蛇人》三篇。从内容上来看，这34篇作品中几乎包括了《聊斋志异》所有的故事类型：男性与异类美女的爱情故事、赞扬聪明贤惠女性的故事，例如《聂小倩》《婴宁》《瑞云》《侠女》;揭露人性丑恶的训诫类故事，例如《种梨》《瞳人语》《嘉平公子》;另外还有与民间传说相关的故事，如《青蛙神》;痴迷于某个事物的故事，如《石清虚》;关于友情等各种人间美好情谊的故事，如《陆押官》《蛇人》。可以说这些作品均为《聊斋志异》的典型作品。然而，有趣的是，该译本没有选择直接描写科举考试的作品，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并无科举取士之传统，这类作品日本读者阅读起来有难度，可见柴田天马在选择作品时也考虑了日本读者的接受程度。后来，该译本作为较为著名的日译本多次再版。[9] [10]
在柴田天马的《和译聊斋志异》再版的大正十五年（1926），日本中国文学大观刊行会在其出版的《中国文学大观第12卷》中，收录了由田中贡太郎翻译、公田连太郎注释的《聊斋志异》，该译本也翻译了34篇作品。田中贡太郎出生在日本高知县，年轻时曾跟船去过中国、朝鲜等地的港口，他喜爱中国古典小说，尤其爱读各个时期的传奇小说， [11]315，357后师从中国文学研究者天岡领云，由此开始翻译中国文学作品。颇为有趣的是，该译本的开始部分是田中贡太郎写的一部短剧——《凉亭》，以此来代替序文，而《凉亭》的主人公就是蒲松龄。该剧主要呈现了蒲松龄在凉亭中为过路人提供烟茶、收集奇闻异事的场景。其他登场的人物还有蒲留仙、李希梅、叶生、村里的男人、旅者等，而主人公蒲松龄则是一个五十岁前后、身形瘦削的诗人形象。故事开始后村里的男人最先登场，说等待过路旅人的蒲松龄就像等待已逝张公回家的张母，讽刺他的愚蠢与徒劳;随后登场的是流浪汉叶生，他边在凉亭品茶抽烟边给蒲松龄讲述周立五在梦中被换头的故事。总之，在《凉亭》中，田中贡太郎描述了一个即使被人取笑、诓骗也依然痴迷于收集奇闻异事、专心创作的蒲松龄形象。“他以视听形象鲜明的戏剧形式来取代学术性强的序跋，也是觉得比起枯燥的作家作品介绍，更能贴近小说读者的兴趣吧。” [12]55在作品方面，该译本翻译的作品如下：《考城隍》《瞳人语》《种梨》《娇娜》《成仙》《王成》《陆判》《婴宁》《酒友》《莲香》《阿宝》《胡氏》《织成》《竹青》《阿纤》《珊瑚》《五通》《黄英》《青蛙神》《续黄粱》《连城》《汪士秀》《庚娘》《阿霞》《田七郎》《翩翩》《促织》《阿英》《封三娘》《西湖主》《莲花公主》《小翠》《偷桃》《刘海石》。这其中有15篇与柴田天马选译的作品相同，并且田中贡太郎在选译中也没有选译直接描写科举制度的作品。而在翻译策略选择方面，田中贡太郎则使用了日本人熟悉的口语体，创造出与柴田天马风格迥然不同的译本。后来该译本也多次再版：1929年由东京北隆堂书店再版，1930年改造社将这34篇作品收录在《世界大众文学全集·第66卷》中再次出版，1997年明德出版社也再版了这套日译本。
在1945年以前，《聊斋志异》的翻译与介绍还多次以杂志连载的方式进行。1935年前后，伪“满洲航空”出版的“满航”杂志13、14期上，也连载了《聊斋志异》的日译本;1940年1月至1941年9月，大阪外语中国研究会编集、宝文馆出版的《中国及中国语杂志》上，亦刊登了《聊斋志异》的文白对照文，具体作品为：《陆判》《王六郎》《夜叉国》《水莽草》《妖术》《神女》《鸽异》。1941年至1942年，日本“农业满洲社”出版的《农业的满洲》上刊载了柴田天马的部分翻译作品，包括《白手玉》《齐天大圣》《阿织》《颜氏》《巩仙》《瑞云》《珊瑚》《小二》《宫梦弼》《青蛙神》《阿英》;1941年研究社出版的《英语研究33（11）》中还刊登了《聊斋志异》的中日英三语对照。在这一时期，《聊斋志异》被日本市民广泛阅读还有一个重要的载体——报纸，“明治大正期间以后有关译作不断见诸报刊。由于原作长长短短，便于选择，故事奇特，宜于在报刊发表，所以《聊斋》的广泛传播能够得益于报刊的发行。日本人好读报由来已久，都市中每个家庭几乎至少会订阅一种报纸”。[12]52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已经非常深入，出版翻译的版本也不断增多。
三、战后《聊斋志异》的翻译与出版
1945年日本战败后，日本社会开始逐步回归正常生活。这期间柴田天马完成了《聊斋志异》全译本，这是日本的第一部《聊斋志异》全译本。传播學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最重要的符号中介。” [13]103这样，全译本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增田涉、村上知行、立间祥介等译者也开始着手《聊斋志异》的新译，《聊斋志异》的翻译出版进入一个新的繁盛期。
1951年至1952年，创元社出版了柴田天马翻译的《聊斋志异》（全十卷）：第1卷·嫦娥之卷、第2卷·仙人岛之卷、第3卷·成仙之卷、第4卷·公孙九娘之卷、第5卷·小翠之卷、第6卷·侠女之卷、第7卷·凤仙之卷、第8卷·花神之卷、第9卷·红玉之卷、第10卷·天宮之卷。这十卷日译本的作品顺序没有遵循原作各篇的顺序，至于其原因，柴田天马在出版序中这样写道：“《聊斋志异》中前十二卷都是类似于中短篇小说的作品，但从十三卷开始则都变得极为简短，如果这样难免会给读者以龙头蛇尾之感。本书将十三卷以后的作品插入到十二卷之前的各卷中，并重新进行了排序。以使读者读起来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 [14]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译本虽然称为全译本，但因为“异史氏曰”部分中儒家训诫要素较多，该译本采取了省略，未翻译成日文出版。
此后，柴田天马翻译的《聊斋志异》多次再版，有的出版社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有的出版社则再版其全译本。例如1955年修道社出版了《定本聊斋志异》（全6卷），同年，中央文艺社出版了《简明本·聊斋志异抄第1卷（妖艳怪奇）》，该译本共收录23篇;1955年至1957年角川书店出版了《全译聊斋志异》8卷;1967年至1968年修道社则对《定本聊斋志异》进行再版;而1969年至1970年，角川书店把《全译聊斋志异》缩为4卷再版;第三书馆在2004年和2007年分别出版了《聊斋志异全译全一册·珍藏版》《聊斋志异全译全一册·大字版》;2012年筑摩书房也对《和译聊斋志异》进行了再版。由以上多次出版、再版来看，柴田天马的《聊斋志异》译本深受读者欢迎。
虽然全译本已经面世，但由于《聊斋志异》魅力巨大，此后不断有新的译者加入进来，增田涉（1903-1977）就是其中之一。1931年，增田涉在上海受教于晚年的鲁迅，并学习《中国小说史略》课程，后来与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一起出版了《鲁迅选集》，开始正式译介中国文学。1946年，他翻译的《聊斋志异》中的《花妖》刊登在吉昌社出版的杂志《桃源（1）》上，1947年新流社出版了增田涉的选译本《聊斋志异：中国的一千零一夜物语》，该版本在1952年由角川书店再版发行，其中收录了18篇作品：《胡四娘》《竹青》《香玉》《石清虚》《黄英》《胡四相公》《连琐》《刘海石》《促织》《郭秀才》《阿英》《余徳》《绿衣女》《彭海秋》《陆押官》《张鸿渐》《偷桃》《蛇人》。对于译本的特点，千田九一在研究了增田涉与柴田天马的译本后曾指出：“柴田译本很大程度上活用了原汉字表达，同时灵活使用了假名;而增田涉的翻译感觉更加准确、用词更加规矩”。
[15]41-42
1946年，光文社出版了村上知行（1899-1976）翻译的《聊斋志异香艳抄》，共收录20篇作品;1949年东西出版社出版《聊斋志异·上卷》，共收录村上知行翻译的30多篇作品。村上知行出生于日本福冈，曾担任过《九州日报》记者、剧团作家，期间喜爱中国文学并自学了汉语。1928年，村上知行前往上海，1930年以后居住在北京，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的评论报道，汉语水平很高。村上知行选择的翻译作品与增田涉所选的作品重合的较少，翻译作品如下：《画壁》《人妖》《伍秋月》《天宫》《丑狐》《宦娘》《犬灯》《庙鬼》《牛疒》《窦氏》《绩女》《咬鬼》《邢子仪》《丐仙》《水莽草》《跋》《考城隍》《种梨》《长治女子》《陆判》《花姑子》《野狗》《董生》《申氏》《安期岛》《素秋》《劳山道士》《瞳人语》《画皮》《酒友》《凤阳人士》《杜小雷》《浙东生》《荷花三娘子》《画马》《柳秀才》《姚安》《房文淑》《泝水秀才》《单道士》《瑞云》《僧孽》《武考廉》《婴宁》《查牙山洞》《荍中怪》《双灯》《龙飞相公》《冯木匠》《河间生》《杜翁》《商三官》《苏仙》《死僧》《秦生》《王六郎》《白秋练》《聂小倩》。
1967年浪速书房出版了矶村谦翻译的《聊斋志异》;1970年新人物往来社出版了上田学而翻译的《聊斋志异·上下》;1977年さ·え·ら书房出版了丸山松幸翻译的《清代的怪异小说：聊斋志异》;1988年国书刊行会出版了中野代美子的译本《聊斋志异》;2009年明治书院出版了由竹田晃与黑田真美子合编的《中国古典小说选9——聊斋志异（1）》《中国古典小说选10——聊斋志异（2）》，这两部《中国古典小说选》各收录了《聊斋志异》中的23篇作品。除大量的个人译者翻译由出版社出版外，出版社也组织翻译者来翻译《聊斋志异》。平凡社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中，第21卷为《聊斋志异·上》，第22卷为《聊斋志异·下》，翻译由增田涉、松枝茂夫、常石茂、古濑敦共同完成，两卷共翻译494部作品，该译本1963年再版，此后该版本又在1970年和1971年收录进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40卷、41卷并重新出版。1973年，该版本再次被收录进奇书系列出版;2009至2010年改版为《聊斋志异：中国怪异谭》（全6卷）出版。
距今最近的《聊斋志异》日本翻译者应为立间祥介（1928-2014）。立间祥介一直在庆应义塾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学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学，并翻译多部中国文学作品。1997年他所编译的《聊斋志异》由岩波书店出版，并于2010年再版发行，其实，1997年岩波版的《聊斋志异》为方便携带的文库本，分为上下两卷，立间祥介从《聊斋志异》中精选了92篇作品进行了重译。
“任何个人或组织所发出的讯息，只有最终到达受众的头脑之中，才能说真正完成了一个传播过程”。
[13]103综观《聊斋志异》传入日本的历程，从最初的选译本到后来的全译本，一直到后来多名翻译者加盟，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有新的译者加入，出版社也多次出版、再版，这些翻译出版活动都力证了《聊斋志异》在日本读者中的高欢迎度和深接受度。“从文学历史的发展来看，文学家们常借作品表現自己的理想和志趣，……促使读者联系社会现实从而激发人们的思考，通过多种多元方式的传达，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从而推动社会思想的进步”， [16]71这也是文学的最大魅力。《聊斋志异》不仅深受日本读者喜爱，日本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如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安冈章太郎等人在创作时直接从《聊斋志异》中取材，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翻案”作品，由此可见，《聊斋志异》对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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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景晓璇）
收稿日期：2020-07-25
基金项目：本稿为山东省研究生教育联合培养基地项目“山师大-鹿大研究生实践创新中心”（SDYJD18021）、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芳靓（1993-），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日本文学与翻译;李光贞（1962-），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博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日本文学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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