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一、《文选》及其价值
《文选》三十卷，共收录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不录活人。
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然后追题萧统为主编者。全书收录作品514题，是刘勰同时而稍后的一部大书，地位非常崇高，想必各位皆早已知道了，毋庸多做介绍。
在谈《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的关系之前，要请各位特别注意，《文选》这书在当时并不是特别稀罕的，因为这类书非常多。《文选》，第一，它的篇幅并不特别宏伟;第二，其选择亦未必是当时最精的，所以此书在当时的名望也不见得超过其他选本。从晋朝以来，就编辑了许多文章志，如《江左文章志》这一类选集是很多的。即使昭明太子本人所编，也不只这一部，他还编了五言诗的《英华》，还将历代帝王的诏命，类似《尚书》那样，编了一部《正序》。
也就是说，昭明太子本身所编的书就很多，《文选》只是其中之一。类似《文选》这样的书，也只是当时许多文章选集之一。只不过到了我们现在，其他的书都亡逸了，留下来的只有这一部，因此《文选》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由此可见当时文章总集之体式。
同时，如果《诗经》《楚辞》《尚书》这一类不算的话，它也是我们留下来的第一部文章总集，所以它占据了整个文章总集历史的地位。诗方面，有同样地位的，当然就是《玉台新咏》了。这两者，在文献学上皆有其地位，不可抹杀。
其次，因为六朝人所编的各种文选现在多不可見，故六朝及其前的文章，很多也都亡逸了，我们只能从《文选》中查看，故《文选》就显得特别珍贵。包括我们现在讲到“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最早也是收录在《文选》中。所以大家后来都读《古诗十九首》，并且认为很重要。但《古诗十九首》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只收在《文选》里，是因《文选》才得以流传，其他很多文章也都是如此，否则根本传不下来。我们现在知道的古代好文章，特别是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基本上都是收在文选里的。其他的好文章，留下来的并不太多。这是它文献上重要的价值。
但是，珍贵并不表示他选的东西就特别精、特别好，不是这样的。《文选》这部书在编辑上有很多可商榷之处。后人讲《文选》，将它愈讲愈高，跟讲《文心雕龙》差不多，遂不能见其瑕疵而已。
《文选》之编辑多可商榷，但无论如何，它在文献学上非常重要，也代表了整个汉魏南北朝期间的文章写作状况（当然，文选之后的南朝还有一大段时间，因为《文选》的收录在梁朝前期，梁朝后期与陈朝的文章状况都没有机会在《文选》里表现。不过，大体上仍可以算得上是汉魏六朝以来文章的总集），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另外，《文选》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价值。《文选·序》这篇，即代表了他的选文观念，我们一段段看：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
上古还很纯朴，没有所谓的文学。人文的创造始于伏羲“画八卦、造书契，以代折绳之政，于是文籍生焉”，才慢慢地出现了文章典籍。于天文之外，得见人文。这是第一段，讲文章、文籍的来历。
注意它这里讲的“文”，与《文心雕龙》讲的不太一样，但是异曲而同工。《文心雕龙》讲文，是上溯到人文之始，所以文章之文推到黄帝，从黄帝讲下来，乃是从“人文”讲“文”。这一篇也一样，先讲伏羲画卦，事实上就是创造人文。早期人住在树上，冬天住在山洞里，这时没什么人文。到伏羲画卦以后，人文才被创造了。我常说，在中国，文字、文学、文化的概念是相互滑动的，有时分开讲，但经常混着讲，因为都是文。所以前面讲人文，马上又转到讲文籍（文章典籍），这些是文字写下来的;然后从文章典籍又讲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辞意大矣哉！底下接着就讲文章。
这与刘勰《原道》时，把文章推到天文、地文、人文，道理是一样的。文章的源头，都是由天文、地文、人文往下说，这是第一大段。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前面一段是说人文创造了，第二段是说文的发展是愈来愈文，“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文明的发展跟文学的发展都一样，都是由质到文。刚开始非常简单、简陋，后来慢慢踵事增华，甚至于变本加厉。
踵事增华，是顺着原来的情况继续增加它的修饰;变本加厉，是慢慢发展以后，它竟跟原来不一样了，这叫变本，犹如马克思说的“异化”。但两种都一样，原先是质朴的，后来慢慢增加了它的华采，愈来愈文。“随时变改，难可详悉”，不断不断改变，以致“难可详悉”。随时而变，使得我们不是很能了解。
当然，如果文章只写到这里，那就不用再讲了，但底下恰好不是，底下要继续谈：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我试着来讨论一下历代之变。根据《诗序》说，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不过“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现在的人写东西跟古人不一样。就是说，前面是汉朝人对于诗的分类，但后来者所写都跟古人不同。“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古代本来是指赋比兴各体之一叫作赋，但现在赋已经不是诗体，诗、赋分开了。注意：这边所引诗大序，讲的风、雅、颂、赋、比、兴，其实颇与大序不同。
诗之六义，原来在《周礼》中都是诗体，但《毛诗》在解释六诗时，把风雅颂与赋比兴分开了;风雅颂还是诗体，赋比兴却指诗的作法。这与原来把风、雅、颂、赋、比、兴都当成诗体是不同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对于赋比兴那些诗体已经不熟悉了。
《毛诗》在解释赋比兴时，特别是比兴，它还想要勉强去解释，说明它们原是一种诗体，所以在很多诗的后面会注明这诗是赋体、比体，或是比兼兴，或者是赋兼比。也就是说《毛诗》尝试去解释，可是仍然一直解释不清楚。而昭明太子这边所讲，赋，古代是诗体之一，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文体，这不就是“古今之变”吗？
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赋是古诗之一，但后人所作已经诗赋异体，独立发展了。“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荀卿、宋玉、贾谊、司马相如之后还有很多发展。有“述邑居”，讲都市的;有“长杨羽猎”，记田猎的;还有“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体类非常繁复。从这里开始，论历史流变的同时，又分体论文，以上论的是赋体。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底下论什么呢？“又”字是古人用来分段的字，古代不用标点符号，是因文字使用本身就带有标点符号的功能，像前面一段的“若夫”，就是起头。现在是另起一段，这个“又”即是另起一段。这一段是讲楚骚。前面讲赋，现在讲从屈原来的楚骚。要注意，昭明太子是把赋跟骚分开的。班固曾把楚辞视为赋的三大来源之一，现代人论汉赋，更倾向于把楚辞当作它的最大渊源，可是《文选》都不是這种态度。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
谈完赋，再回头说诗，“《关睢》《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这一段讲的是《诗经》。
汉代中叶以后，作诗的方向开始产生了些变化。《诗经》以四言为主，汉代出现了五言诗，也有杂言，“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这是诗与诗体本身的变化。
《文选》论文有个特点，就是不谈作品的内涵、意识，例如诗是不是该讲正变、盛衰、风教等等，它基本不谈。各位读到这里，你看它谈到这些没？古人常讲赋要有诗人讽兴之意，《文选》都没有谈到，骚从楚辞讲下来，当然得讲到屈原。可是昭明太子对屈原之志，也依然不著一辞。讲诗，只讲诗体的变化，不涉及情志方面的问题，正是此书此文特殊之处，不可不留意。
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
接下去是讲颂。颂也从诗发展下来，但跟诗体已经不同了，变成独立的文体——颂赞。
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再来就是“箴”与“戒”、“论”与“铭”、“诔”与“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篇辞引序、碑碣志状等等，各种文体。
可是无论文体有多么不同，它们的功能都是耳目之娱。所以说：“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黻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到这儿，又是一大段，总结上文。上面分论各体，而总结说它们就像各种乐器，有陶做的、有葫芦瓜做的，但是吹奏起来都很好听;“黻黻”是指服装，服装上的锦缎刺绣很漂亮，花纹皆不一样，但都好看。
它讲文章，这是重点。很多人谈《文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知《文选》论文章主要是赏其文采、观其文体。所以才会说文章的功能就像音乐和美丽的图案，赏心悦目，入耳好听、于目好看。我刚才已经说了，它不太谈文章的情志、意识内容问题，只主要看其文采、形式。
二、《文选》选文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
以上是讲文章从古代发展至今，文体上的变化很多。底下讲我平常闲着没事干的时候，就喜欢读读这些文章。但从周朝以来，上千年了，词人才子太多了，写的东西也多，我们当然需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这样才能够看得比较好，因为这中间烂文章也不少。这就开始讲到编《文选》的目的，是因为作品太多太杂了，所以要过滤，编成个总集。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
上面这些话最重要，讲的就是怎么编。而其讲法却是不正面表列，说我要选哪些，而是倒过来说哪些东西是我不要的。像周公、孔子他们的书，太重要了，与日月俱悬、与鬼神争傲，是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既然这么重要，我们怎么可以再加以剪裁呢？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不敢到”。换言之，经典，我这里就不收了。用一套恭敬的语词，说小庙容不了大神，把经典排除了。
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上面讲的是经，这里讲的是子。子学著作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所以“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这一部分也可以忽略不计。我前面已经说了，它强调文采，是以能文为本的，不重视内容，故不收诸子百家。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这里讲什么呢？讲的是个目前我们不太注意到的“说”，即“口说”之问题。
文学史中本来就有些属于口说的传统，近代我们的文学史观更强调这个部分，如小说就是口说的传统，戏剧中的口白也是，大部分俗文学更是口说传统跟文字传统相交杂的东西。在古代，口说的传统更甚，即使写成了文字，它原先也常是口说。譬如诏告就是王言，王在说话。本来是言。就像传记的记，后来史书里面都写成纪，像本纪。“记”与“纪”本是同一个字，但是细分却不一样，记是传记、记录、记述，都是言说;纪则是竹简编起来的书，是文字而不是口说。我在《文化符号学》中即有一章专门谈这个历史、传奇、传记的演变，从口说到文字的变化。
然而这个口说的传统，在《文选》里头却是不论的，这一段就专门讲这个问题。像现在，《战国策》我们都收到《古文观止》一类书里去当文章模范了，但是从昭明太子的角度来看，那些战国谋士的言辩只是口谈，口说不是文章，所以是他不论的。
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这关联着六朝时期的说林传统。当时有说林、有语林、有笑林，如《世说新语》《语林》等就是。那时不是有清谈吗？我们现在讲文学史的人常有一种观点，从刘师培以来就这样讲，说六朝文学的文采非常好，原因是清谈的谈辩之辞，本来就词藻华美，故当时写文章颇受清谈风气之影响，文辞遂也像语言一样华美。他们常引证刘义庆《世说新语》、裴启《语林》这类的言说纪录来论证六朝时人言辞华靡，故其文章亦甚华侈。
讲得很热闹，可惜完全颠倒了：六朝时期言、文分途，言与文是分开的。口说之记录虽有《世说新语》《语林》《启颜录》《笑林》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文。文是什么呢？各位回忆一下，当时不是有“文笔之辨”吗？语言经过修饰、记录了，才能成为文;然后在文这个大类里，又区分成较质实的笔，和较华丽的文两类。语的层级，显然要低得多。
理论上是如此，实际评价时亦然。像挚虞的同时有位擅长言词的名人乐广，当时就有评论说：这两个人谈论时乐广很厉害，讲得好，但是退而著论，那乐广就不行了。等到后人再来看，论两人的优劣，则一个只是口说，没法留下来，一个是却有文章。有文章的当然就赢了。当时人于是认为两君“优劣从此定矣”。
同理，《文选》录文，就不取口说，这一大段讲的即是这件事。说贤人之辞、谋夫之话、辨士之端，金声玉振，话都讲得极好，而且也曾记录在书籍上，但是“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他们的言词虽然也留下来了，像《世说新语》，那些语词不是已记录成了文字吗？昭明太子说：是的，没错，但这只是语林系统的纪录，它依旧不是文章，不属文章的体系，所以这个部分也不收录。
这是个很重要的观点，跟我以前讲的“诗乐分途”有点类似，各位要详细体会，找些资料来了解。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此外还有史书。史书是要褒贬是非、纪别异同的，功能与性质均不同于篇翰，所以也是不收的。不过史书中某些部分，像它的赞论就充满了文学性，能够“综辑辞采”，序述也能“错比文华”。这些，虽事出于沉思，但义归乎翰藻，跟文章一样，所以我也选了一些。
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日《文选》云耳。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以上是说它的体例。从周朝到现代，共收文三十卷，名叫《文选》，以文类区分，类分之中又各以时代相次。这是讲它具体的篇章分布，前面讲的则是它的标准。
现在许多谈《文选》的先生，都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两句摘出来，认为这即是整个《文选》的選文标准，哎！实际上这不是全书的标准，只是说史书史中某些合乎这个标准的，我们可以摘出来，编在书里。若从整本书看，“事出于沉思”这部分却不重要。因为这两句话本来是说，史书的目的跟功能原不是写文章，而是述事情、寓褒贬的;只不过，其中有一部分虽然“事出于沉思”，但仍可“义归乎翰藻”，这些我们就可以收入《文选》里。
现在我们一般在讨论文学时，常把文（文词藻采、形式）当作外表，把意义当作内涵。这个观念与讲法是宋代以后才有的，文以载道就是这个观念。譬如一辆车子，车子是一个工具、形式，要载的则是意义内容。《文选》可不能这样来看。《文选》说的“义”是什么？并没有一个在文采之外的意，义就是词藻的表现，所以说“义归乎翰藻”，翰藻就是它的“义”。
三、《文选》分类及特点
《文选·序》第一个重点就是它表达了这样一个特殊观念，其次就是谈它的文章分类。
前面讲了，诗赋分体，然后再作小的分类。
具体的分法，是从赋讲起。我们刚刚看前面的《序》也看出来了，他最先讲的就是赋。赋又先讲《京都》，而且篇幅非常大，有上、中、下;再来是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这是赋的分类。底下讲诗。
诗第一叫补亡，补亡就是补《诗经》之亡。当时人相信《诗经》有好几首是亡佚了文词，只剩下标题。不晓得这是没配上词的乐曲。故不少人纷纷替《诗经》补亡。
其次是述德。述德不是述我的德，是述先祖之德。此体亦原本于《诗经》，《诗经》的《颂》就都是述祖德的。底下是劝励。劝励自己。然后是献诗。向上位者献诗。
公燕，朝廷君臣或同僚的宴会。这也是延续自诗经的《雅》。不是私下的聚餐。祖饯是另一种公燕。有个人被派出去做官，要出行了，大家来举行送别的仪式，祖道饯行。在道路边祭祀道路的神，喝酒，当然也还要赋诗送别。
再来才是咏史诗与百一诗。咏史是对历史的感叹，百一是对现世的批评。
接着是游仙诗。现世多不称意，人自然会有超越之想，所以接之以游仙。游仙之后则是招隐与反招隐。这等于是游仙的同调与反抗。
这里要特别做个说明，就是招隐这一母题，最早出现在《楚辞》。但《楚辞》中的《招隐士》是叫隐士不要隐了，出山来吧，山里很辛苦、环境很差，还是出来做官吧。这种诗体，到六朝却完全颠倒了过来，招隐是指山中隐者叫唤山外面的人入山隐居;反招隐，则回到原来那个说“不要隐居了、出来吧”的传统。各位要特别注意这个历史的变动。
下面是游览。前面游仙和招引皆与山水有关，故接之以游览。
到此为止，他选的诗可说都是以公共生活、社会性的为主;然后是对这个社会的超越，所以有游仙、有招隐、有山水游览。自我抒情的作品则放在后面。我们现在谈文学史的朋友常说汉代是个集体社会性思维的时代，魏晋以降则以个体抒情为主。看看《文选》这种分类，便知其说之大谬不然。
个体抒情部分，分咏怀、哀伤两类。两者差不多，大抵偏于内省的收入咏怀，偏于对具体事情伤感的归入哀伤，如悼亡、哭墓、吊丧、哀乱离、悲沦没等等。哀伤多是因人事而生，非一人独我自悼，故底下又转入人际交往，如赠答、行旅、军戎。这一部分篇幅也远多于咏怀，像赠答就分一二三四，行旅也分上下。
诗选完了，接着是乐歌。显示诗乐分途。
歌以郊庙为先，道理跟诗先述祖德一样，郊谓祀天、庙谓祭祖。然后是乐府、挽歌。
挽歌单独一类，可征时代风气。古人重丧祭，这是各民族共同的。现在壮族还习惯请民间歌师二人来哭丧。扮成舅甥，一问一答，唱歌彻夜，赞颂祖先业绩，劝导后辈不忘祖恩。彝族人称为“跳脚”的仪式，由四人手持八卦在尸旁跳，边跳边唱孝歌，据说这样可以为死者踩平通往阴间的荆棘之路。景颇人有“布滚戈”的习俗，邀请附近各寨的青年男女同跳，通宵达旦。哭丧之歌即是挽歌，历来备受重视。而且这不是仪式性地看重，更是艺术上的重视和喜爱。汉代庙堂和一些典礼上就经常唱挽歌，不限于丧祭，例如婚礼就是如此。魏晋以来，此风不衰，甚至还有每天出门唱挽歌，被人讥为“道上行殡”的。直到唐代，你们去看《李娃传》，那里面描写郑元和因嫖妓沦落市井，以替殡仪社唱挽歌为生，而社会上大家争听唱挽歌比赛的情景，就可明白其大概了。
乐府之后附录杂歌、杂诗以及杂拟。我们所知道的《古诗十九首》，就是放在杂诗类里，地位本来未必甚高。李善注，说杂诗之杂是因“不拘流例，遇物即言，故云杂也”。我则感觉这批诗多有乐府气息，因此若由诗体看，颇觉不纯，故称其为杂。
诗歌都选完了才是骚，骚独立一类。我已讲过这是《文选》极可注意之处。再来是七，七也独立一类，指七发这种文体。皆文而有诗歌之感者，古人有时也把这些都归入“赋”中，即因它们毕竟都跟底下的文体不同。
底下是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纪、书。书，指给君王上位者的信或朋友之间的来往函札。再来是檄文，乃打仗时质问对方的文体。接着是对问、设论。这也属于对答论难的。
还有辞，收武帝《秋风辞》、陶渊明《归去来辞》。序，分书序和志序。颂、赞、符命。符命一体，后世少见，也是很能显时代气息的。接着是史论、史述赞。我们刚刚讲到，凡史书中“错比文华”“义归乎翰藻”的，萧统都收，此即是也。
另外就是论。论很不少，凡五部分。我曾说魏晋以来议论文大盛，这就可为例证。再则是连珠。连珠也是论的一支。此外则为箴、铭。箴劝诫，铭记事。
最后是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这些都是哀逝者之文。
以上是《文选》的分类，其中颇有特点。
第一是赋跟骚分开。这点后人多不认同，如吴子良《林下偶谈》说《文选》不把楚辞归到赋体，却独立一门叫作骚，是“无异偏题，名义尚且不知，况文乎”？依他看，骚不能做为一种文体。“离骚”是“遭忧”的意思，“骚”是指牢骚、悲苦、碰到了麻烦事。怎么能把煩恼、牢骚当作一个文体呢？离骚，根据班固的解释即是遭忧，离者罹也。离别的离，其实也是罹患的罹，指碰到。分离怎么就是碰到呢？我讲过，中国文字有正反含义的现象。例如“闲”，陶渊明的《闲情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其字面，闲情好像是指很悠散的情绪。但不是的，这个闲不是放松的意思，而是指管束;闲情就是说你要控制你的感情不要乱来。昭明太子曾说陶渊明“白璧微瑕”，像白玉上面有块污点，这污点就是他写的《闲情赋》。因为陶渊明虽想闲情却没掌握好，感情还是写得太放纵了，没有真正收束回来。这个闲，就是管束的意思。“离骚”作为一个篇名是可以的，但把它视为一类文体则不通。像这样的情况还有不少。因此，姚鼐《古文辞类纂》论赋时就说：“分体碎杂，其立名多有可笑者”。并说其后编辑文章的人常常不懂，“不知其陋”，不晓得它是个缺点，却“而因仍之”，仍然沿续它的错误，这是不对的。
但是昭明太子为什么要这样分呢？我们读了他的序，应该可以替他想出理由来，因为他对赋的观念，跟后世大部分讲赋的人观念不同。他认为赋的源头是从诗、从荀子下来，宋玉也被他归在荀子后面。他不像我们现在把屈原、宋玉挂在一起说。而且我们讲赋的源流时，屈原比荀子重要得多，强调楚辞的影响力，荀子反而不重要，谈的人很少，把楚辞地位抬得很高。但《文选》完全相反，讲赋，单一源头就是荀子;楚辞之流另归一类，就叫作骚，两者是分开的。
由荀子赋这种传统看，赋就是以铺陈物象为主的，所以开篇就是京都，文字数量最多，因为篇幅大嘛，一收就是三卷。然后一路写郊祀、耕籍、畋猎、记行、游览、宫殿，一直到江海、物色、鸟兽，都是铺陈物象。铺陈物象的赋放在前头，写感情的则放在很后面，“情”便是最后一类。而且各位查一下《文选》本文就知道，“情”只选了《宋玉答楚王问》-篇，可见这个“情”讲的是很狭隘的情，专指男女感情。所以整个赋体可以说基本上就是铺陈物象的。
这是《文选》对赋的基本看法，这个看法比《汉书·艺文志》还要极端。《汉书·艺文志》认为赋有三个源头，一是荀子，一是陆贾，一是屈原，再则是杂赋。但《文选》论赋只有一个源头，就是荀子。屈原那种写法则另归一类，称为骚，发牢骚的，所以独立为一体，这是很特别的做法。
另外，史论、史述赞这两类，后人也有不满之处，像章学诚就说史论不是论吗？为什么史论又独立为一类呢？而史述赞，或班固的《汉书自序》，又怎么能独立为一类？章学诚对他这些分法都是有意见的。
有些文体本来并没有论的名称，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过秦论》，原来就只叫《过秦》，过是动词，指对秦的批评。《文选》把它归到论体，且加上一个论字。这也是被批评的。
还有，有些部分它收的文章很奇怪，像耕籍只收了一篇潘安仁的《籍田赋》;论文这一类也只收了陆机《文赋》一篇;情这一类，同样只收了宋玉一篇。
这不但是有些收得多，有些收得少，差距太大的问题;而且像论文这样独立作一类，当然可以说是选一篇有代表性的，可实际上除了这一篇之外，世上并没有别的文章叫作论文，因此这怎么能独立为一类呢？
《文选》的辑编跟分类，在萧统写序时看起来是有一个整体想法的。但这个想法跟编出来的颇有落差，这应是当时杂出众手，好多人一起编的缘故。后人对其分类有时觉得太过零碎，有些地方又似乎可以合并，像史论跟论看起来就可以合;有些不必分得这么细，像诏、册、令、教这些即不一定要分这么细。
不过不管怎么样，分类便显示了昭明太子的一些想法。
四、《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对比
下面可以做一些《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对比。
第一，在大结构上，《文心雕龙》论文叙笔：前面先谈文，后面谈笔;前面主要是韵文，后面是散体。文跟笔是分开的。而《文选》并没有文笔之分。每一类中，韵文散文皆不甚分。如吊祭，虽多半是散文，但《吊屈原文》这些并不是散文。箴、铭、哀、诔这些也都是散文、韵文编次杂出的，所以它在大结构上并不像《文心雕龙》那样，看不出文笔之辨的痕迹。
第二，可能因为杂出众手，所以《文选》编次有不合理之处。像骚跟赋分开固然有他的道理，但骚跟辞的关系那么密切，是否真能分开呢？辞，原先就由《楚辞》的辞字来。若要把它们分开也不是不行，但不能分得太远，否则就看不出他们之间的渊源了。
还有，赋的大类中，情感的部分先是哀伤，最后才是情。照道理，情应该大，哀伤只是情中的一类，所以应是情在哀伤之前，或者把情放在志，底下才论文跟论音乐，这样就比较合理。志跟哀伤或跟情并，或者志后面是哀伤，然后再论情也可以;或者志后面是情或哀伤，之后再收论文跟音乐;或者把论文跟音乐全部调上去，前面物色、鸟兽、草木、虫鱼，谈的是自然的东西，底下论音乐、论文学等人文创造的东西，这都是咏物、论物，之后再论情，这样可能也比较有条理。还有《宫殿》理应放在《京都》后面，或在郊祀、耕籍后面。原来周朝以来的都城，皆不只是人住的地方，更是神的居所，是宗庙所在，是人神沟通之地。至今北京仍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这個道理。郊祀指祭天，耕籍指天子要耕田以象征他与民同甘共苦，这些都是天子之事，底下接着谈《宫殿》，然后是《畋猎》出去打猎，以上讲的都是京城的事，完了以后才从京城往外走，是《记行》《游览》《江海》。看到江湖河海，然后才观鸟兽草木虫鱼，是由大入细，这样的分类才比较有条理。
另外《杂诗》这样分也不甚合理，我们可以了解他是因为要把不重要的归到后面，但是以分类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把杂诗放到乐府之前。以上都是诗，后面才是乐府，最后放杂拟。不然就应把杂诗、杂拟都归到乐府上面，底下再谈乐府。
它不像《文心雕龙》是一个人做的，分类比较严谨，对每一类的每一个分体，说明也比较清楚。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一类的掌握较清楚。《文选》的分类则不如《文心雕龙》严密。
《文选》跟《文心雕龙》的分类还有许多不同，如《文心雕龙》是明诗、乐府、诠赋;《文选》颠倒过来，赋在前诗在后，再来是乐府。排序不同。像“七”跟“连珠”在《文选》中是独立的，《文心雕龙》中“七”并没有独立，并到杂文类;包括“连珠”也是，可见轻重不同。《文选》特别提到了“弹事”跟“序”，而《文心雕龙》对这两种文体没有讨论。“弹事”就是上表弹劾其他官员。《文选》有的像“表上”“表下”，《文心雕龙》视并为“章表”。书、启、奏，启归到“奏启篇”;笺归到“书记篇”;行状也归到“书记篇”等等。《文心雕龙》通常分类比较宽，《文选》比较琐碎。
第三，如果我们用孑L子所说的“诗可以兴、观、群、怨”这个标准来看，可以发现《文选》比较重视的是群，所以赋从《京都》讲下来，诗则从《补亡》《述德》讲，这两者是相互呼应的，一是讲德行不要有亏欠，一是讲我的祖先非常好。在传统上来说，这两者是一体两面的，“毋忝尔所生”，要经常注意自己的言行，勿玷污了父母，这是人跟宗族上下的关系。底下是劝励，自我劝勉。再来仍是群，就是献诗、公燕、祖饯等等，这些都是群，讲的都是君臣之际的事。诗赋都是以群居前。接着是观，像记行、游览、江海、物色、鸟兽等等都是观。怨在很后面。
文章也是一样，先诏、册、教、令，再来是臣子的表、上书、奏启、弹事，最后是问答、设论等等，这些都是群。着重的是君臣、朋友等等。要到最后才收那些有个人感情性的诔、哀、碑文、吊文、祭文等。吊祭文最能显示个人情感，虽然这类文体原本皆出于交际应酬，但我们仍可勉强算它是怨。
因此，“诗可以兴、观、群、怨”，那些可以怨的部分大概都被他放在了后面，这是《文选》的特征。《文心雕龙》不然。《文心雕龙》重兴、重才情，强调个人情动，文章皆情动而发，故由“物色”感人说起。
第四，《文心雕龙》讲“物色”也跟《文选》的“物色”完全不一样。《文选》的“物色”，是人出去游历以后看到的江海、鸟兽、风花雪月。《文心雕龙》讲的却是物能感人，人是能感，物感动了我，所以事事兴感，所以情动了。情动于衷以后，这个不得已之情，必须发出来，所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从个体说，不是从群说。从个体说，而且从情说，则观山情满于山、观海情满于海。这是《文心雕龙》跟《文选》不同之处：一个重群、重君臣;一个重个人的才、个人的情，重兴。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国的饮食文化，用《文选》的分类来做说明。因为通过《文选》的分类，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一个跟我们现在习惯从抒情、言志来谈文学不同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从个体抒情、言志这个地方来讲，而是从君臣朋友怎么在一起玩、吃，来谈诗可以群、可以观。观是观风俗、游览、物色等等。
这个是两个体系的不同，以致于一切具体说明也就不相同，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来好像名词颇为类似。例如两者都讲“物色”，然而《文选》以《物色》做为一类是很受人批评的，认为“物色”怎么能叫一类，“物色”是泛称一切风物名色，怎么能做为一个文类？有人替他辩护说，这不妨，因为“物色”是六朝的通称、俗语，就像《文心雕龙》不也讲“物色”吗？所以应该没有问题。殊不知《文心雕龙》的“物色”跟《文选》所讲的“物色”不一样。因为它们体系不同，一个强调群的一面，一个强调个体的情志。
第五，刘勰宗经，论文体均推源于五经，《文选》完全没这回事。以论为例，《文选》论有一、二、三、四、五。论一是《过秦论》、东方朔的《非有先生论》、王子渊的《四子讲德论》，这是论一。论二是班彪的《王命论》、魏文帝的《典论·论文》、曹元首的《六代论》、韦弘嗣的《博羿论》。论三是嵇康的《养生论》、李萧远的《运命论》、陆士衡的《辨亡论》上下两篇。论四是陆机的《五等诸侯论》、刘孝标的《辩命论》。论五是刘孝标《广绝交论》。《文心雕龙》在讨论“论”的时候，这种论人、论事、论政的论，其实都没有谈到，像《养生论》《博羿论》都是《文心雕龙》所没有涉及的，各位回去对照一下《文心雕龙》论那一篇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他们具体在讨论论体时，所选的文章跟所谈的内容差异极大。《文心雕龙》把论当成一种论述经义之体，所以把解经文字也放到论体里面去谈，而不是像《文选》所列都是一些政论、人物论、命运论。所以同样有论这个文体，但所谈具体内容并不相同。
第六，还有史传、诸子、议对，皆是《文心雕龙》有而《文选》没有的。《文选》没有的道理很简单，《文选·序》已经说过：“诸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所以诸子之文它是不收的。议对是口谈，机锋对话，《文选》也不收;史传，《文选》也不收。我们后代人当然会觉得《信陵君列传》《项羽本记》文采多好呀，但那是后来人的观点。
后来人的观点是什么呢？我曾跟各位讲过经学怎么变成文学;同样的，后世怎么把史书当文学作品看，也是一样的。后人看《史记》，觉得很多本身就是非常精美的文学;但《文选》不这样看，认为史书里面那些东西都是叙事的、对人物有褒贬的，重点在那儿，而不在文采。只有后面独立的赞与论才是作者表现自己文采的部分，所以它只选这部分。
第七，刘勰论及的作者，涉及到六朝的不多，具体评论到的六朝作家一共五十七人，还不到《文选》的一半，《文选》有一百三十多人。也就是说，整个《文选》序列的作家，六朝比较多，《文心雕龙》较少。
为何如此？原因是《文心雕龙》重前轻后，汉代其实才是它的楷模，魏晋就差了，东晋以后更差，所以他谈的六朝作家不但少，且主要还集中在魏晋这一段。《文选》相反，后面收得多，因为《文选》的历史观不一样，觉得文章是愈來愈华美也愈好，所以后面收的远多于前面。
多到什么地步？《文选》跟刘勰一样，所录的作者都是已逝的。但虽如此，所谈的当代人，特别是齐、梁之间的作者非常多。而且建安以下、大同以前的文人基本上是全的，所以何义门《读书记》说此书：“建安以降、大同以前，众论之所推服，时世之所钻仰，盖无遗憾焉。”只要是当时有名的文人、重要文章大概都收在这儿了。所以它的文章，两汉非常少，任彦升以下却非常多。像启、弹事、墓志、形状、祭文，这些收得最多的是谁呢？是任彦升，即任昉。其他像沈约、颜延之、谢灵运这些人的文章也收很多。而刚刚提到的这些人，名字在《文心雕龙》中却一个也没有。任昉的文章，《文心雕龙》谈都不谈;它谈到颜延之，也只是要批评颜氏说的“文笔之辩”是不对的。所以两者所选的文章，详略有很大的差别。《文选》详近略远，《文心雕龙》反是。
第八，再来看选文的问题。《文心雕龙》谈到“古诗佳丽或称枚叔”，讲的就是现在收在《文选》里的“古诗十九首”。可是《文心雕龙》并不叫作古诗十九首，只叫作古诗，说古诗中好的，有人认为是枚叔所作。我们现在一般认为他讲的就是“古诗十九首”，但到底是不是，不知道，总之《文心雕龙》没有细谈。反之，张衡的《怨歌》《同声歌》是《文心雕龙》提到且称赞的，可是《文选》没有收;何晏的诗，在刘勰的讨论中是曾谈到的，在《文选》也没有收。前面提到《文选》收了一大堆六朝作品，《文心雕龙》收得很少;但《文心雕龙》所欣赏的、所提到的东西，也有若干是《文选》没涉及的。
另外，《文选》选的文章，有一百二十多篇后来被收入到正史里去，可见《文选》的文章很重要，具有“正典化”的作用，故亦被史书所收录。而《文心雕龙》虽也选文以定篇，它所选的文章，后来被大家所肯定的却没有《文选》那么高，这是可注意的。
《文心雕龙》本来跟《文选》一样具有选文的功能，我们若把它选的文章摘出来，完全可以编成跟《文心雕龙》相辅而行的另外一部《雕龙文选》，这样来看也会很有意思，但是后人从来不会这样做。因为《文心雕龙》的选文功能一向不被认为特别重要，不像《文选》。这是两书很不同的地方。
第九，两者在论赋方面不同。《文心雕龙》谈赋时说：“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为古诗之流。”又认为赋出于屈原，所以说：“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说“受命于诗人”，是指它原是从诗来的，但“拓宇于楚辞”，屈原以后，这个疆域才开拓了。荀子即是放在这个脉络里面来说的，所以讲怎样写赋，是从睹物兴感说，说物以情观，从感物而动来讲，这都跟《文选》不一样。
《文选》把赋放在诗之前，又以《京都》居首，跟《楚辞》距离很远，体物写志亦是一直要到十三、十四卷才开始出现，把情放在最后面，而且只收了《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洛神赋》，所以它的“情”只是指男女之情。“志”，也不像“诗言志”的“志”那么宽，这个“志”是有专指的。“志”收了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班固的《忧通赋》，潘安仁的《闲居赋》，这些赋的“志”是什么呢？我们以前说过，汉代的文人，喜欢说士不遇。这些志讲的就是这个。不是感物吟志、诗言志的那个“志”，而是专指“士不遇”的那种“志”，是“有志难伸”的“志”。因为有志难伸，所以它同时带出来的情绪，叫作不如归去，所以才有《归田赋》《思玄赋》《忧通赋》这一类。这一类赋，是指人在不得志时那种抑郁与自遣。像潘安仁的《闲居赋》，闲居不是闲情的闲（管束），而是悠闲的闲，就跟《归田赋》道理一样。说算了吧，我回家闲居算了，干脆不要干了。这类言情述志的东西，《文选》都放在很后面，因为它讲赋，是依据荀子赋的源流。
《文心雕龙》论赋，又强调什么呢？汉代，它认为最好的是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子渊、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这是汉代的（汉以前还有荀况、宋玉）。而《文选》论赋，并不推崇这些人，这是它们的具体区分。
第十，《文选》郊庙跟乐府是分开的。《文心雕龙》则是从雅乐讲下来，所以《文心雕龙》的乐府篇，绝不能把郊庙跟乐府分开。把郊庙跟乐府分开，有点像现代人的作法，现代人是把乐府分成文人的（或朝廷的）与民间的。《文心雕龙》是从古代的宗庙、祭祀、郊庙、雅乐的传承上来讲乐府诗。所以《文心雕龙》认为乐府作得好不好，重点在于适不适礼，所以说魏之三祖乐府虽然音乐很好，但是相对于古代来讲，古代的是正曲、正风、正声，魏则流靡了。曹植、陆机以后，整个乐府诗的发展，《文心雕龙》一个字都没有谈。
我已经说过，乐府在六朝时很盛、很重要，像近体绝句的发展就跟吴歌、西曲关系很密切，这些也不宜忽视。可是《文心雕龙》对陆机以后的乐府诗，完全没有谈到，《文选》就收录很多。而且它不但重视诗，也重视歌，像挽歌、杂歌都是歌。挽歌独立一类，《文心雕龙》就没这样作。《文心雕龙》把所有的歌归到乐府，而且一笔带过。在《文选》里诗跟歌则没有完全分开，它只是前后分，但是综合起来它还是放在诗的大类里的。
第十一，除了具体的文类区分之外，两人的文学史观也不一样，《文选》论文从伏羲讲下来，与时为变，比较强调文章的新变，有愈来愈趋新、愈来愈文的倾向，而不像《文心雕龙》有复古的意思。《宗经》《征圣》即是复古，所以认为文学愈来愈差。《文选》近详远略，愈早的谈得愈少，愈后期的文章收得愈多;《文心雕龙》相反，前面谈得多，后面谈得少，乃至于不谈或是批评地谈。
第十二，《文选》所收乃姬汉以来之文，不录口说;《文心雕龙》对口说跟文笔却没太大的区分，我们可以从《论说》的说来看。它从《易经》的兑卦讲起。各位记得《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乎”，我们都读成“悦乎”，因为“说”跟“悦”两字原先是同一个字，本字就是这个“兑”。所以《易经》这个卦，既讲喜悦又讲言说，而《文心雕龙》的《论说》篇，就是往上推，谓论说之说出于《易经》的兑卦。兑是西方之卦，也是水泽滋润之卦。大学的宿舍，很多都叫丽泽楼，用的就是这个意思，乃朋友讲习、相互润泽之意。故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其实是用典，用的就是兑卦的卦辞，说朋友讲习说话很快乐。《文心雕龙》论“论说”而推源于“言说”，可见“言说”跟“文笔”其实他并没分，不像《文选》把言说排开了不录。
第十三，《文选》比《文心雕龙》更重辞采，甚至可以说《文选》只重辞采，没有什么义理可说。古人批评《文选》选文，常会特别谈到这一点，说它里面有些文章只是无足轻重之文，义理上无足轻重，或义理上是有问题的，像《封禅》《符命》这一类文章，大家都知道是言不由衷的。所以古人曾说收《封禅书》，不如收《天人三策》;《剧秦美新》《魏公九锡文》等文，其实也不该收;而《出师表》的后表，则不应删去。这些都是《文选》选文不重义理所出现的问题。
黄季刚先生的学生骆鸿凯曾写过一本《文选学》，其中专门有一节，记录了古人批评《文选》的意见，例如说其所选的文章有些是善言德行，道理很足的，这个叫作有道理之文;还有一种讲事理的文章，是达于时务的，批评时事务甚为通达，像《出师表》《陈情表》这些，好文章很多。但也有一些，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枚叔的《见吴王》、班叔皮的《王命论》，却都是事理不足、不达时务的;崔子玉的《座右铭》、韦弘嗣的《博弈论》、张茂先的《励志诗》《女史箴》，则是不善讲道理的文章，所以许多人觉得《文选》还不如真德秀选的《文章正宗》哩！
真德秀的书，是宋明理学家选文的代表。理学家选文，义理当然高。但《文选》的文章本来就不以义理见长，乃是以文采取胜的。我们在看《文选》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如用《文心雕龙》的批评术语来说，便叫作“忽情重采”，即使谈情也多半不是个人的感情，而是群体性的，如公燕、祖饯等。这种都是我们从“诗言志”这种自我抒情角度来说的应酬诗，大家喝酒时作作诗，或去送个朋友，每人写首诗或联句、联章，大家玩玩，或谁过生日，大家来吃一顿，然后作作诗等。这种诗在后来中国的文评中，常是被批评的，可是《文选》恰就把这种应酬诗放在最前面，比自我抒情的诗更重要、更多。
五、前人观点之辩
这些是《文选》跟《文心雕龙》的大体比较。《文选》的分类、观念与《文心雕龙》的差异，我想应该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可是，过去研究《文选》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却开口闭口说这两本书是相同的、相为辅翼的、相互印证的。这种风气，或许来自黄侃先生的误导。黄先生读《文选》极为用功，批校不已，丹黄殆遍，可惜整体认识是错的。其门下，都讲文选学，而也都没发现这个错误。
像骆鸿凯就说：“《文选》分体三十有八，持较《文心雕龙》，篇目虽小有出入，大体实相符合。精熟选理，津逮在斯”。要了解《文选》的道理，它的途径在哪里呢？就在《文心雕龙》。因为《文心雕龙》确论文体有四意：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而其选文定篇，如何去取，实与昭明“同其藻镜”，跟昭明太子的评鉴标准是一样的。所以呢，他说，历代人都认为人无异论，都说这两本书应该合起来看。
这真是谬论。这两本书南辕北辙，选文的标准、具体的分析、内容的讨论，完全是两回事。可是不知道怎么了，过去研究《文选》的朋友，尤其是黄先生的弟子却都这般指鹿为马，认为两者一样。代表性著作就是骆鸿凯的《文选学》。
在台湾，章黄学派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过去读书时必读《文选学》。一本《文心雕龙》，一本《文选》，我们台湾师大研究所也都是必开的，且师友都根据骆先生的说法在讲。但是我怎么看都觉得《文选》跟《文心雕龙》根本是两个不同思路构造出来的东西。
这是刚刚上面的总结。但是要补充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文选》并不能直接就认定为昭明太子的东西。现在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材料，所以我们就讲昭明太子的观念什么什么之类，但是要明白，《文选》乃杂出众手之书，这个序文是不是昭明太子自己作的都不能确定。为什么？因为昭明太子同时有好多面貌。
他的《正序》与《英华》，我们已不可见，但我们现在仍可以看到昭明太子非常喜欢陶渊明诗，因而编了《陶渊明集》。他为什么喜欢陶诗呢？他说是可“想见其人德”。因为陶渊明诗呈现了这个人的德行特别好，让我觉得非常喜欢，所以读陶诗可以让我们贪婪、弊吝的个性得以消除。他是歷史上第一个编辑陶渊明集子的人，还写了一篇序。
陶渊明在钟嵘《诗品》里只列在中品，所以我们都说陶渊明在当时是没地位的。说这话的人其实都忘了，昭明太子就编有《陶渊明集》，极为推崇。他说：“我爱思其文，不能释手”，读了爱不释手;“上想其德，恨不同时”，恨自己没有跟陶渊明同时。“能观陶渊明之文者”，如果能够看他的文章;“驰竞之意潜”，奔走于仕途之中追逐名利的心意，自然就去除了;“弊吝之意消”，那种贪婪的吝啬的这种意思，自然也消除了;“辞意有助于风教也”，这是有助于风俗教化的。
这个观点跟《文选·序》可说是南辕北辙，是从内容、德行论文学，不是从文采，而且谈的是风教，又讲我爱思其文，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等等。
那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昭明太子呢？不知道。
因为两本书可能都是出自众手。《文选》当然出自众手，但题为昭明太子编;《陶渊明集》就一定是他自己编的吗？这也不能确定。他还有另外一本五言诗诗集《英华》。当时湘东王曾说你编的这个集子可不可以送给我？他送了以后，附了一封信，强调写文章要“立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既然要文质彬彬，那就跟《文选·序》不重立意而重文之立场，也不一样。所以我说昭明太子其实蛮复杂，留下来的文献有限，但是这几个方面他都有，不同的东西，各自呈现了不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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