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静波
摘 要：行吟在太行沁水之间的“乡村幽灵”葛水平始终凝眸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以“人”与“土地”之间生死契阔的血脉联系，寄托着自己对于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逝的乡土文明的眷恋与回望。《活水》依旧是乡土世界，但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厚重的历史感与时代新气象构成了小说文本的巨大张力和丰富蕴涵，更是开拓了乡土小说新的美学空间。
关键词：《活水》 历史感 新气象
一、对乡村文明遗迹的“重拾”
葛水平的长篇小说《活水》发表在2018年《人民文学》第9期上。《人民文学》“卷首”写道：“未经‘暴风骤雨，仍有‘山乡巨变……人们在生存在创业在流动在歌哭，他们既在历史的延递中也在时代的更新处，既在山神凹里也在大千世界上……”a诚如斯言，在这部小说中，葛水平尝试突破中国当代文学乡土书写的“空村”模式和“逃离”模式，敏锐地捕捉到了乡土世界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所呈现的新气象，改变了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不能与时代发展“同行”的相对滞后的现状。在文本中，葛水平对乡村历史文明遗迹的“重拾”，打开了我们的记忆之门，而这古老的“遗迹”正是远古文化精神和人类原始精神家园在现代社会的“隔空”回音。
《活水》由“引子、上部、下部、尾声”构成。在“引子”部分，以山坡上牧羊人韩谷雨悠长的歌声起始，把目光投射到了申姓两支脉老一辈恩怨情仇的往事之中。在“上部”中，葛水平以充满温情与诗意的笔调写了微风吹过、略带几分仙气的山神凹村鸡零狗碎的田园生活，平和宁静，安详自足。在“下部”中，通过把山神凹村两代人不同的价值导向所引发的不同的命运走向为书写作为过程，在灯红酒绿为特质的现代城市文明的引诱下，山神凹人相继离开故乡这片血地，进入繁华的城市中谋生。葛水平饱含热泪地写下了乡亲们“痛并快乐着”的进城谋生之路，以“上帝”般深刻悲悯的宗教情怀谛听乡亲们痛苦的呻吟之声，书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在“尾声”中，“土地接纳了母亲般的太阳送来的阳光，一年四季，土地的呼吸，宛如母亲的呼吸，比山头更为辽阔，尽管土地似无声无息，然却恩泽生灵，给生灵爱。山间的空气会喂养灵魂，启发灵性”b。山神凹在暖风和煦中迎来了她第一批归来的“游子”……葛水平看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往昔充满田园牧歌情调和历史质感的乡村文明的遗迹会愈发凋敝零落。葛水平以民间文化“记录者”和“守护者”姿态把散落于晋东南地区的民风民俗悉数保存：以八音会为代表的民间自乐班、以山歌为代表的充满田野气息的民间娱乐方式、以古庙宇和乡间土窑为代表的古风建筑、以锔缸和画炕墙为代表的传统手艺等在文本中得以细致地展现。葛水平忠实地记录了乡村文明的历史遗迹，将散落在民间、具有民族文化基因的遗迹通过文字表述的方式如实记录并保存，用文学的方式诉说民间传统文化以怎样的形式“活在当下”，以可触摸到的、充满质感的方式唤醒海内外华人心中浓郁的乡愁情感。例如在文本中，乡村画师根宝为牧羊人韩谷雨画炕墙的描述：“根宝在墙上画了《苏武牧羊》，因为韩谷雨放羊，在炕墙上看苏武，最真实的身躯立在寒风冷雪中，陪伴他的是一团一团的黑羊，后来怎么样不重要，斗争到后来的苏武画在了韩谷雨的炕墙上最重要处。根宝画一组《杨家将》，画一组《西游记》，画一组《麻姑献寿》。小小的一方炕上有着历史的血缘，根宝用自己的方法描绘出来，一笔一画，画到激动处就和韩谷雨说历史，说韩谷雨从此就有福气了，把理想的生活都画在墙上，不用奋斗，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根宝打趣了他几句，抽一袋烟，等韩谷雨放羊走了，他便随了韩谷雨的信念，用朱红和黄蓝绿画了牡丹富贵、孔雀开屏、荷花娇艳、鸳鸯比翼、蝶戏秋菊、鹊闹冬梅，还写了两句古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枝红杏出墙来。”再如申斗库磨豆腐的描写：“破窑中央的梁上，一根拇指粗的麻绳从窑顶的房梁上垂下来，悬挂着一个铁质十字架，拇指粗的十字架的四个边端，用铁箍箍着一方生白布，白布下是一口水缸。斗库女人桂花把豆浆一桶一桶地倒进白布中央，吊着的生白布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大袋子。豆浆从白布低端渗出来，淌进缸里，斗库用马瓢舀起豆浆倒入铁锅内，他吆喝申宝山火不要太旺。”葛水平将逐渐消亡的民间艺术保存在文本之中，成为乡土中国最后的、也是永远的记忆，这为当代中国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精神履历。
二、诗意乌托邦的建构与解构
古老的山神凹是葛水平文学创作的领地。故乡人事的哀乐都由这一方狭小的土地承载着。葛水平在“上部”中，似乎有意识地模糊了时间“因子”在故事中的空间性弥漫，飘浮无定的时间感和季节更替的序列感将无定向的时间“因子”穿越于山神凹的人事之中，将生于其中的芸芸众生变成了琐碎的存在，给远离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的乡村时间意识增添上了一层漂浮感伤的“落日余晖情结”，更将赋予哲学意蕴的时间意识平添了一丝韵味悠长、哀婉深沉的古典意蕴。在《活水》中，葛水平刻意重复了“季节”和“节气”这种具有中国乡土文明延續的时间标度，这种独特的时间形式感的建构可以称之为自然时间状态或者永恒时间状态，它无涉个体生命的状态，而是用充满永恒状态的自然时间暗示乡村生活的不息流淌，似乎具有了地老天荒、亘古不变的“停滞感”，历史的尘埃与生命的张扬在乡村静穆安详的类“封闭”的凝固循环的时间状态中无声无息地流淌，或许会有几纹涟漪，但复归平静才是常态。自然时间的嵌入，将文本的叙述由重视“情节发展”的“情节”类小说拉回了具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情态类”小说单位中，人的生命成长与消逝与自然时间“春耕秋收，夏眠冬藏”的自然交替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是葛水平对山神凹“古风”最真实的写照。
在《活水》“上部”中，山民们远离了现代化进程，过着犹如桃源梦境般的生活，炊烟袅袅，鸡犬相鸣。当李夏花的傻儿子大嘎不幸溺亡时，乡间神婆申秀芝认为是李夏花淫乱的私生活“坏了规矩，遭受了黄龙的报应”，于是在八月三十日夜举行了“祭河”仪式：“申秀芝把用白面做好的祭品，一块一块扔往河里，先是祭祀无人祭祀的亡灵和幽魂，接着祭祀阳间无亲无故、背井离乡的流浪者。她把大个祭品扔往河水流经处的一个最大的浪头上，手电筒照着，祭品入水，一个浪头过去就被黄龙收走了。”除了河神崇拜以外，更为明显的是对炎帝神的崇敬。“山神凹人对寺庙的虔敬之心一旦唤醒，炎帝庙在人世间的重量还在，所起作用更是不可估量”。晋东南地区是上古圣王炎帝文明遗迹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与炎帝神相关的庙宇、碑刻、传说、民俗等既记诸典籍，又口耳相传，流布民间。炎帝牛首人身，亲尝百草，以刀耕火种之法，恩泽生灵，同时发明陶器炊具造福人类。炎帝崇拜是与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炎帝对于山神凹人来说是一个大道理，你可以不予接纳，但必须予以尊重。”在山神凹人看来，炎帝庙就是维系一方安宁的精神支柱。无论是对炎帝神的崇敬，还是对河神的敬畏，都隐约透露出乡民们敬天守命、和谐共生的生存法则。神灵在远古时期往往能够带领民众抵御天灾人祸，实现既有秩序的平衡与家园的维护，神灵的抗争精神和坚毅的生命意志，成为精神救赎与生存希望的象征。对神灵的敬畏承载着农耕文明下农民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之心，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望。
与神灵崇拜相得益彰的是对民间宗法文化的推崇。前者与人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融合模式，也是山民生存的最高法则，它的力量是无形的，同时也是至高无上的；
后者与人形成了礼法世界的共存结构，这是山民们为人处世所遵循的契约精神，它是有形的，同时也是直接有力的。在《活水创作谈：活水养命》中，葛水平也如是说道：“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美的崇尚，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这一切都让村庄里的人不是单纯出于求生的本能而活着。这种品质，是村落的核心品质。几千年来，它不一直是我们村落居民赖以衍存不败的精神定力和不断进取的内心动力吗？”因此我们看到的山神凹村民是如此的纯朴与坚韧：李夏花为了成全丈夫再婚的想法，主动提出离婚；
申国祥不欺不诈，诚信经营小本生意；
申小暑在物欲横流的城市生活中并未失却故乡淳朴的民风浸润到灵魂深处的良善……”葛水平用质朴无华的乡间口语阐释了乡村人纯朴良善的精神特质，而这种精神正是人类文明的精神之源，这种信仰或者说文明价值观也是乡村文明赖以存在的“根性”所在。《活水》的“上部”人神同乐，人神共舞，为我们营造出了一首氤氲着田园牧歌情调的纯粹的诗境。但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中国社会巨大变动的“轰鸣声”的余波已经传到偏僻的山神凹，世代“静态”且“封闭”地生存于此的乡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此时此刻乡民们的哀乐悲欢正在和一个更大的、充满变动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山外世界的风吹草动无声无息地悄然而至。“山神凹对申小满和申小暑来说如画卷一样无声，她们已经不可能在土地上一锄一锄翻地了。绵延不绝的山川很美，但久看之下，已结痂的伤疤，偶尔也会从某一处山巅像火山一般喷出旧痛。躁动、扑腾、挣扎，在夜深人静的晚上，面对青白的月光，四野的唧唧虫声，她们是多么不甘一生就这样简朴地生活下去，想到同学们一个个凭着各种关系纷纷逃离乡村，看到那些山神凹人停留在不断重复自己的日子里，她们就想到了粗糙、愚昧、肮脏、落后，平静的日子里就有了被狂风动荡了的感觉”。乡村虽好，可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已经不是久居之地了。
在《活水》“下部”中，山神凹村民相继离开山村，进入城市。在这里，葛水平根据乡民的去留选择，把山神凹村民分为三类，即：城市中的流浪者、乡村留守者和进城返乡者，悲悯地俯视三类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申白露、申寒露、李夏花、申国祥、申丙校、宋栓好、申小暑、申小满等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山神凹，进去城市打拼。而打破乡村宁静生活格局的可以说是李夏花，当她的儿子死后，她跟随神鸟的指引一步步离开了山村，流落到剧团生存；
李夏花的情人申寒露对李夏花心存执念，为了爱情毅然出山寻找李夏花；
宋栓好进城打拼多年，在城里方有一处安身之地；
申丙校为了留在城市，入赘韩家。进城拾荒谋生的申国祥，因收留疯癫女人被人殴打致残，申国祥感慨万千：“城市的垃圾堆上总是有和我一样的认，我们是一群社会上不被看得起的人。”城市中的乡村流浪者本以为凭借坚韧质朴的性格一定会在城市中找到一个栖息之地，可是他们走着走着就失掉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他们目睹了城市中的丑陋与虚伪，但却不愿回到落后与贫穷的故乡，他们饱受着“城”与“乡”的双重压迫，双重放逐，他们流浪在城乡之间，他们“在”而“不属于”城市，更有回不去的故乡。在“下部”中代表青年一代进城的申小暑和申小满，葛水平在对她们进城前一夜的心理状态进行描述时，就埋下了伏笔：“申秀芝顾自左安顿右安顿，小满不听她的把头缩进被窝。小满的世界里已经没有母亲所说的那种生活了，她觉得该是和山神凹老土的人告别了。”而对申小暑离开山神凹时的表述是这样的：“申小暑和李水香反倒有说不完的话，一想到要离开山神凹，思维就变得异常敏锐和活跃，各种美好的图景也纷至沓来，同时心里面也产生了一种暖暖的感觉。小暑和妈说，以后赚下钱就回山神凹起楼，看人家荫城镇的楼起了多高，亮堂堂的高楼，人住在里面不憋气。直到这一刻，申小暑才明白，山神凹在她心里有很大的位置，虽然她也和申小满一样不断诅咒它，为它的破败和寒酸而羞愧和烦躁，但是骨子里肺腑里其实已经和自己的情感连在一起了。”果不其然，申小满在酒店打工常常因为举止轻挑而与社会混子搅和在一起。她为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嫁给了一位和自己父亲同龄的老男人，未婚先孕，后来又离婚。离婚一年后，经人介绍便又与一位总经理鬼混。在私生活方面，申小满的质朴本性基本消失。社会人事的剧烈变动对乡民自然人性的侵蚀如此可怕，飞速发展的社会对美和人性的摧残破坏如此剧烈。在申小满这里，似乎验证了沈从文小说中所流露出的社会进步与道德堕落之间二律背反的规律。而申小暑在饭店里兢兢业业，以礼待人。当她知道一位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孤独老人连喜凤重病在床、生活无法自理时，她毫不顾虑，像亲生女儿一样侍奉连喜凤。小暑看到连喜凤就想到了故乡的老一代人，诸如山神凹的孤寡老人申福喜身患重疾，无人侍奉，“黄蜡蜡的肤色在夕阳的冷照下泛着青白。晚期糖尿病把他侵蚀得只剩一副骨架子”。葛水平在这里痛心地写道：“一个人要等到死也困难时，死就是一个问题了。”再如小暑看到躺在沙发里有气无力的连喜凤时“总会令她想到山神凹的黄昏和窑洞里的人事。窑洞抱紧破旧的身子在安睡”。小暑执意帮助连喜凤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精神的救赎，更是对日渐荒凉凋敝的故乡的拯救，这种拯救更是对乡间纯朴人性的执着呼唤。小暑不仅挽留了这位老人，她也为自己赢得了纯洁爱情，主治医师张宏明“喜欢小暑从里到外那种平实，与奢华欲望无关，与贫穷也不相关，小暑身上有一种颜色，是美麗女人身上没有的。张宏明看到的是小暑身上所体现的纯朴自然的人情人性之美，小暑则是越发意识到“人”与“土地”的血肉相连，于是在目睹了都市上流社会的肮脏与堕落，都市下层社会的苦难与不幸后，小暑以“流浪者”的身份回到了故乡，葛水平笔下的“返乡者”不是失魂落魄的失败者，而是充分认识到了“人”与“土地”之关系的醒悟者、忏悔者。
三、对土地的守望与回归
“上部”充满理想状态的“虚构”世界与“下部”沉重的“现实”世界相互质疑，令读者深陷其中，沉入思考，生命和生活状态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葛水平向传统和乡村的回归并不是偏执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也不是封闭的反现代性的民族情绪。诗意的乡村和诗化的传统是符合人性的自然存在状态，在充斥着各种非理性的、紧张的人际关系状态中，“自然”能够修复在现代文明中支离破碎的社会状态和迷失的人的心灵状态，蔚蓝的天空与蜿蜒的山路充满着遥远的希望，葛水平让小暑等人回归田野，这是作者对重返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一次尝试。韩谷雨，第一个出现在《活水》中的人物。他无依无靠，以放羊为生。他与申秀芝之间有着暧昧不清的关系，而这种“似恋非恋”的关系正是他保持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原始动力。韩谷雨看着山神凹一户又一户人家的离去，他坚守在山神凹，是乡村文化生命之根的守护者。葛水平在这里并未让韩谷雨随着社会极速发展的大潮而逐渐没落，没有让他在孤寂的山野中失去对生活的向往和热诚，葛水平把韩谷雨作为乡土之“精魂”，赋予他在农耕文明逐渐凋敝状态下的美丽人生：娶妻生子，幸福生活。韩谷雨即便是在孤独寂寞的时候，也让画匠在自己的窑洞里画满了喧闹的世界，他从来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希望。韩谷雨的完满人生是作家对故乡的祈愿，是对“人”与“土地”关系的渴望。申小暑从“离乡到返乡”这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作者“既写出了出走者割不断的乡村记忆和乡愁，也写出了坚守者对生命之根的守护精神，还写出了回返者开启未来美好希望的思与行”c。作家周大新在散文《长在中原十八年》中写道：“故乡是一个人生命的原点，不管他长大后以多大的半径画自己的人生之圆，那原点都不会在他的人生中消失，必是他要频频回看的地方。”葛水平看到了这一“原点”的意义，她让“流浪者”申小暑回到了故乡，在年轻村官、曾经受到过李夏花教导的彩虹姑娘的领导下，在家乡种植西红柿，努力走出 一条不离家乡即可致富的新道路。
葛水平创作的《活水》是一次对旧有乡村书写模式的新突围，她并没有延续当代乡土小说的旧有模式，没有为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农业文明的消逝唱一曲无尽的挽歌，而是将山神凹、山神凹人放在当代提倡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更为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之中，既表达了作家对乡民生存状态的无尽悲悯，又同时在这片土地上升腾起无限的希望。“历史的车轮在不停地前行，乡村早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样子。乡村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得益于乡村的人和事而繁荣而兴盛。乡村也是整个历史苦难最为深重的体现，社会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体现在乡村，是劳苦大众的苦苦挣扎。乡村活起来了，城市也就活了……乡村的人和事和物，可以纵观历史，因此，对于乡村，我是不敢敷衍的。”d在文本“尾声”部分，颇具隐喻色彩的羔羊故事是不能被我们忽略的：一是曾经被韩谷雨圈养的一只羔羊在转手他人后的某一天与老主人韩谷雨相遇，竟然能够辨别出韩的声音；
另一个奇特的故事是被卖出去的母羊在临产时非要跑回山神凹的地界上生产。物犹如此，人何以堪？人类是不能离开土地的，笔者坚定地相信：只要人类还依靠土地索取赖以生存的一切资源，那么乡村就不会消失，乡土文明就不会消失，乡土文学更不会消失。城市化进程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固然是社会文明进程的必然趋势，但乡村中蕴含的人类理想的生命状态和生存状态也是我们需要频频回望的。尽管小说写到了山神凹人的出走，但最后申小暑的回归才是作品的光明之处，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乡村的未来发展之路。葛水平说：“我坚信重返故乡是未来人的必然选择。《活水》养命，我感谢我的村庄，感谢村庄里的日子，感谢那些花开草长的声响和大自然里日升月沉的梦幻。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人间是生动活泼的。”葛水平将山神凹乡民普通而又平凡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选择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并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考量，从独特的角度阐释了乡村社会发生的新变化。
《活水》敏锐地反映了当下乡村在社会急剧转型期的新变化。《活水》不仅仅为当代乡土文学创作范式提供了新的突破口，找到了新的突围方向，为乡土书写注入一泓“活水”，更是为乡土中国注入了希望，水能活人。笔者曾在《在生命呐喊中的人性之光——也谈葛水平中篇〈喊山〉〈甩鞭〉》这篇文章中谈道：“葛水平是乡土文化精神的守护者和挖掘者，同时也是书写者。正如作家自言：‘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乡村，童年也在乡村，一辈子乡村都会给他以饱满的形象……葛水平的文学创作始终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标尺和时代发展的自省镜。她的文学语言是发自肺腑的心灵之音，是对历史的回应，是对当下的书写，其中饱含着对未来的深思。生命呐喊中的人性之光，乡土世界中的执着守望，沿着葛水平的这条艺术探索道路，我们可以聆听到一曲曲生命的赞歌和土地的赞歌。”敬畏土地，敬畏自然，葛水平用文字守住了乡村的诗性和田野的野性。
《活水》是葛水平对晋东南地区乃至整个乡土中国如归故里般的一次亲切拥抱，是一个乡村理想主义者对古老农村变革发自内心的渴望和期待，更是一个作家以深邃的目光穿越历史的浮云、洞穿沧桑历史以后，对充满诗意的美好生活的真诚祈祷和深切祈愿！
a葛水平：《活水》，人民文学，2018。
b 葛水平：《活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文中所引原文皆出于此）
c 候文宜：《历史感与新气息：乡村文学的一种张力——读葛水平长篇新作〈活水〉》，《文学报》2019年3月21日，第 007版。
d 张滢滢：《葛水平：我是乡村遗失在城市里的孩子》，《文学报》2013年7月11日，第3版。
作 者：
范靜波，山西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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