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龚卓发自沈阳
农健 ❘ 插画
张兰和徐萍工作过的粮站旧址。 赵龚卓 ❘ 摄
★“她俩可好了。”刘璐重复着这句话。在她看来，两人的感情“可歌可泣，值得好好写一写”，甚至“都可以写剧本、拍电视剧了”。
判决均认为，同性恋伴侣间的财产权属不适用于婚姻法和同居关系的保护，仅适用于一般共有的规定。
养老院曾让两人登记监护人信息，张兰觉得没这个必要，她告诉院长，“我俩的事，谁都说了不算，就我俩说了算。”
张兰和徐萍都是年近八旬的东北“大姑娘”了。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她们和邻居保持着距离，没人能准确描绘出两人的生活细节。张兰的家人不愿意定义这是同性恋，只把这形容为“搭伙过日子”。
随着年龄增长，两人先后丧失了自理能力：徐萍“疯了”，患有器质性精神障碍；
张兰“瘫了”，脊柱再也无法支撑她站立起来。在这之后，她们被分开，由各自亲属照顾，一场关于两人财产纠纷的官司也开始了。
“财产不受婚姻法保护和调整。”2021年4月，关于两位老人财产纠纷的裁判文书公诸网络，这段隐匿半个多世纪的情感也一并浮现。
分开快两年了。往日旅游的照片躺在卧室的橱柜抽屉里，还能依稀看出此前漫长的人生故事。一张照片里，张兰和徐萍还是三十多岁的模样，夕阳西下，她们身着白色的确良衬衫，踏在海浪上，一人抬起一只手，把太阳裹在彼此掌心。
两套房，29万存款
出了沈阳市中心不到10公里，高楼大厦逐渐消失，代之以五六层高的老式居民楼，错杂的电线横在头顶。时间仿佛停滞在上个世纪，街道还是以“劳动”“幸福”“生产”命名。
早在2000年，这里就更名为某集团，后又重组形成某工业集团，可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之为S厂——一个始于1953年的军工代号。
街上很难寻觅年轻人的踪迹，他们大多离开这个如今被称作“市郊”的地方，搬去了沈阳市区。S厂退休的老人们聚在街头，下象棋、打扑克，或是聊些家长里短来打发时间。衰老侵蚀着这里的人们，商业街上，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家提供殡葬服务的店铺。
一栋外墙裸露着混凝土的居民楼里，张兰躺在约一米宽的铁架床上，为了方便照料，她的头发被剃到1厘米左右的长度。生活无法自理，大小便只能依靠纸尿裤。
一年前，2020年4月末，侄子把张兰从社区边上的养老院接回，由侄媳刘璐在家照顾。2021年2月，张兰因吃东西噎着，阻塞呼吸道住了院。说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原因，出院后，她说话变得含混，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思。医生告诉家属，老人全身机能都在下降，“随时可能没”。
79岁的张兰在同辈里排行老幺，家族里4个哥和3个姐都已过世，也没有子女。“我这么伺候她，她心里也没有我”，刘璐觉得，在这个世上，张兰只有一个“宝”——和她同岁的徐萍。
2019年中旬，徐萍的精神状态变差，丧失自理能力，社区通知徐萍的妹妹带她去看病。之后，张兰失去了和徐萍的联系，关于两人财产的争夺也开始了。
2020年4月，沈阳市大东区法院认定徐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妹妹成为她的监护人。之后，徐萍方向大东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张兰“返还原物”，包括开户名为徐萍的6张存折、16张存单，一共29万余元存款。张兰方提出反诉，认为徐萍方擅自卖了一套两人约定共有但户主名为徐萍的房子，25万元的卖房款，应当分给张兰一半。大东区法院驳回了双方的请求。
徐萍方继续上诉，除要求退还29万元存款外，还在二审期间提出，张兰应归还徐萍金项链、金戒指，还有两人使用多年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物品。二审再次驳回了徐萍方的上诉请求。
一审、二审的法院判决都认为，徐萍和张兰是长期共同生活的同性恋人关系，但这并非法定婚姻家庭关系，财产不受婚姻法保护和调整，相关权属认定适用财产取得的一般规定。
沈阳一家社工组织“爱之援助”主任马铁成也找到了张兰家。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案例。他过去听说的同性恋伴侣财产纠纷，均为一方失智或死亡后，家属和同性伴侣争夺财产，最后又都以伴侣的妥协结束。“作为伴侣一方，更多考虑的是希望对方走得安心，不要因为遗产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涉及同性恋伴侣的财产纠纷，能公开查询到3例，都存在双方财产混同的情况，但法院认为没有充分证据能证明。判决均认为，同性恋伴侣间的财产权属不适用于婚姻法和同居关系的保护，仅适用于一般共有的规定。
判决的依据都清楚分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曾撰文指出，同性恋伴侣并未上升为法律认可的“婚姻关系”，如果法院随意扩大法律规定的适用，任意运用民法中“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与“类推适用”的原则，将有可能陷入伦理道德争议中，有失法院的中立性与客观性。
侄媳刘璐如今还担心，张兰目前居住的房子会成为徐萍方继续打财产分割官司的对象——房产证上登记了张兰和徐萍两人的名字。
这些日子，陆续有记者和公益组织成员到访这间小屋子。张兰静静躺在床上，不时望向正在聊天的刘璐和陌生来客，没人清楚她是否听懂了什么。
S厂的特立独行者
张兰和徐萍在那个年代如何相识并决定共度此生的细节，已无法从当事人口中知晓，只能从周围的同事和亲人的讲述中得到还原。
像计划经济时代的东北大厂那样，S厂曾有上万名工人，厂区内，医院、学校、邮局、电影院一应俱全。
那时候，到S厂工作并不容易。多位老人回忆，“文革”前，厂区还用铁丝网和外界区隔开来，外来探亲或是办公事，都得登记才能进入，工人们要不就是接父母的班，要不就是专业素质高，才能分配到这家国营单位。
张兰和徐萍都在沈阳市粮食局设于S厂的粮站工作。二十多岁时，两人被分配在同一间单身宿舍。
提起她俩，相识的人总会用一个词形容，“挺特性的”。在东北话里，这意味着不合群。
多位同事的讲述建构起了这样的形象。张兰不识字，没什么文化，她在粮站干体力活，负责给凭粮票取粮的人称斤两。在年轻时的照片里，张兰梳着中分短发，身着中山装，穿皮鞋，内搭藏蓝色尼龙袜。除了外形中性，同事们回忆，她说话也“糙得很”，时不时就能听到她骂娘，走路晃着膀子，大摇大摆。
同事郭惠英比她们年轻6岁，在她记忆里，大家不愿意和张兰一起上厕所，在浴室碰到也会尽量避开。
提到徐萍，老人们的态度翻转了180度。“唉哟，她能写会算，那可是这个。”一位曾和她一块“坐办公室”的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徐萍技校毕业，在当时算是高学历。毕业后，她就被分配到粮站当会计。她还拿过市里的先进工作者奖，“手底下好几个徒弟”。徐萍爱打扮，在旅游的照片里，她留着齐刘海，短发齐肩，爱穿裙子、高跟鞋，总是戴宽檐草帽，脖子系着条纹小方巾。
私底下，徐萍也不怎么和同事们来往。和她在一块，郭惠英总觉得找不到什么共同话题，这被归因于徐萍的高学历，“人家那是有学问的人，哪像咱普通人喜欢闲唠嗑”。
同事们觉得，徐萍是被张兰“带坏的”。那时候，有人给徐萍介绍过对象，还是厂里车间的干部。男方拿了几箱子的彩礼来，张兰硬是没开宿舍门。
侄媳刘璐告诉马铁成，直到现在，徐萍的家人还是认为张兰耽误了徐萍的前途，要没有张兰，徐萍早就结婚、生子了。马铁成觉得，这是对同性恋群体的刻板印象，“难道只有穿着打扮和自己性别不相符，才是同性恋吗？”
那时候，粮站里的姑娘大多和S厂的工人结了婚。郭惠英24岁时嫁给了一位钳工，算是身边人里结婚最晚的了。在她印象里，大多数女性在22岁左右就成了家，离开单身宿舍。
而张兰和徐萍在宿舍里待了十多年，不再有人给她们介绍对象。马铁成在两人的相册中敏感地察觉到，或许她们有属于自己的社群——在一张照片里，她们和另外两位女性聚餐，面对镜头，一同举起装满啤酒的玻璃杯。
“搭伙过日子”
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们分工明确，张兰主外，徐萍主内。
侄媳刘璐回忆，搞“外交”，张兰是一把好手。她通过在粮站工作的便利，给厂里管理层的人报信：粮站新到了细粮，赶紧来买。长期和领导维系良好关系，使得两人在分到一套30平方米的房子后，张兰又向厂里申请到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1993年前后，两人退休，搬入现在住的房子，“我姑要是没这能耐，徐萍能看得上她？”
在刘璐的讲述里，第一套房，是以她们两个人的名义要来的，房产证上写着徐萍的名字；
后一套房，起初房产证上也只有张兰的名字。
2020年说话还清晰的时候，张兰跟刘璐讲过一些两人的事。“我姑可宠着老徐了，吃草莓给她吃那个尖儿，西瓜给她留着吃中间的心儿。是不老姑？”说着，刘璐转头望向床上的张兰，张兰发出了些含混不清的喃喃声。
曾和两人住一个小区的朋友杨玉珍回忆，一次吵架后，徐萍和她的一位远房亲戚联系，决定去外地做生意，才刚走呢，张兰就闹翻了天，天天上杨家哭，大半夜还跑出门去，要寻短见。杨玉珍不得不给徐萍打去电话，把她“拽了回来”。
两人彼此依靠，也逐渐疏远了各自的原生家庭。“那时候，家里谁能支持她俩这事儿？”关于张兰年轻时和家人的相处，刘璐也不清楚，她嫁到张家时，张兰已经五十多岁，各家只是“各过各的日子”，相互很少来往。
刘璐眼里，张兰总想着维护自己和徐萍的那个“家”。腿脚还利索的时候，她有时去哥哥姐姐家串门，“不花钱，就把别人家的菜往自己家拿”。到年纪再大些，屋子有漏水等状况要人帮忙，张兰才会联系同住在S厂区的侄子，其余时候，几乎没有联系。
徐萍老家在沈阳农村，更是切断了和家人的沟通。在一块工作的时候，同事们还以为徐萍“家里没人了”，直到财产纠纷发酵，才知道还有个妹妹。
两人在这里居住近三十年，在邻居看来，两个人一直保持着神秘。除了遇上打个招呼，客套地拉上几句家常，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一位老人说，“要想打听她俩的事，你向外人绝对问不出来。”
如果在小区里打听张兰和徐萍的名字，知道的人的确不多。关于她俩的故事，更多以流言的方式传播出来。一提是两位同居的女性，大多数人很快反应过来，“哦，你说的是那俩没结婚的大姑娘啊。”
而向杨玉珍问起两人的关系，她先是严肃起来，“她俩关上门后的事，谁能知道？ 没任何一个人说她俩是同性恋。”很快，熟络起来后，她又挑了挑眉，降低音量，“俩人就睡一张床。S厂谁不知道她们是同性恋？”
刘璐不喜欢别人用“同性恋”描述两位老人的关系，“我就不爱听，谁说我就跟谁急眼。”她否认，“什么同性恋、八性恋的？ 根本没这回事！”刘璐给两人的关系定义，“这不就是互相没找到合适的对象，一块搭伙过日子吗？ 她俩属于抱团取暖、相互帮助。”
“她俩可好了”，在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刘璐不时重复着这句话。在她看来，两人的感情“可歌可泣，值得好好写一写”，甚至“都可以写剧本、拍电视剧了”。
但她又不希望记者们找邻居询问两位老人的情况。“我们都尽量隐藏这事情。现在闹得整栋楼的人都知道，人家还不得看笑话？ 他们怎么合计咱呢？”这时候，她又话锋一转，“这事儿有啥好宣传的？”
马铁成理解刘璐矛盾的心态。在他看来，刘璐接受了两位老人相处的状态，但还没法接受同性恋群体，更觉得自己因亲人是同性恋而被议论是件羞耻的事。马铁成觉得，刘璐希望这段五十多年的感情让更多人了解，但不想让周围人知道，“要是这事被赤裸裸地说出来，她在这个小社会里就待不下去了”。
到访一次后，刘璐拒绝了我此后的采访请求，她发来信息，“我们只想过安稳的日子。”徐萍的妹妹也通过代理律师拒绝了采访。
“我俩的事”，谁说了算
安稳的日子是从2009年起逐渐失去的。徐萍开始有了小脑萎缩的状况，记忆力逐渐减退，情绪变得易怒。为了房子和钱的事儿，两人开始起了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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