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蒙古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素有“马背民族”之称，以马为载体和象征的蒙古族马文化渗透在蒙古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是融入了蒙古人的精神世界。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蒙古族马文化也不例外。本文将以蒙古族马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蒙古族生产生活变迁下的蒙古人与马的互动变化，试图指出以马文化为代表的蒙古族传统文化逐渐趋于减弱或消失的原因、影响以及保护价值。
【关键词】文化变迁；
马文化；
文化的适应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5-060-03
【本文著录格式】格日乐塔娜.生产生活变迁下的蒙古族马文化[J].中国民族博览，2021，03（05）：60-62.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变迁及社会影响研究——以巴林草原马文化为例”（项目编号：NJSY16433）。
文化是人类生存活动在适应和改造自然中所形成的符号，文化其本身具有变迁和适应的特点或功能。蒙古民族的文化源于北半球干旱的草原生态环境，众所周知，它并不肥沃，甚至是贫瘠的土地。在几千年的演化中，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形成了能够适应残酷自然条件的游牧文化，蒙古族继承并发扬了古老的草原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所谓的先进的现代文化，营造了一种生态，是政治或经济生态，正冲击和改变着传统的游牧文化，并形成了新的文化变迁和适应需求。
自然环境、牧人、马这三点是维系游牧生活的核心。蒙古族马文化，如崇尚马、牧马、养马、驯马、调马、赛马、识马（mori sinjihu）、美马（语言文学、歌曲舞蹈、绘画造型、器具装饰艺术中的马）以及相关禁忌等等。蒙古族马文化是草原文化的精华，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可以这样说，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在马背上创造的。学界基本认为，马文化在本意上是指动物民俗中的一类；
在引申意上指牧马民族的民俗。本文中蒙古族马文化是后者，探讨与马有关的人的社会行为。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新时期，全国以极大的速度创造经济效益。内蒙古牧区固然也会被这股浪潮冲击，对于草原的开发主要体现在，农业产业发展、畜牧业产业发展、草原旅游产业开发、矿产资源开发等，使之产生了剧烈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也就是说现代化带来的生产生活变迁之下的蒙古族马文化，从蒙古人的物质文化载体及精神文化内容两个方面讨论，以及当代蒙古人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环节中的意义。
一、蒙古族生产生活环境与方式变化
“逐水草而居”“马背上的民族”这些是通常描述蒙古人经济生活状态的语句，可见，古代蒙古族游牧生活基本处于游动的状态。游牧是蒙古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清代末期大面积官垦推行以来，逐渐改变了这一传统的方式。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蒙古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游牧逐渐转变至季轮游牧、定居牧、半农半牧、农耕甚至是现代化牧业、城镇生活。蒙古族经济社会发展是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的内部与自然环境变化、社会文化环境变化而引起外部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与生产生活环境与方式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生存环境变化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空间，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有著决定性作用，是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无论任何意义上讲，人类的某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适应和改造自然而形成的。蒙古高原位于北半球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降雨量少，风沙大，严寒，无霜期短。基于草原自然生态环境，起源于这片广袤土地的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了历史悠久的游牧文明。而原有生态环境地改变，文化也会发生适应性的变化。19世纪末，清政府施行官垦，内蒙古草原农耕面积不断扩大，造成原有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工业发展则是造成了草原自然生态环境的急速退化和气温变暖的直接原因。自然环境地改变是造成民族文化变迁的直接原因，是重要的外部因素。
（二）生产方式的变化
生产方式的变迁不仅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与经济社会政策也有极大的关系。传统上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以游牧为主要特点的草原开发活动。清末民初时期之后，人口的不断增加，传统游牧生产方式转变为轮季游牧，也就是季节性轮牧。轮季游牧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年里游牧移场的次数变少了，牧人无需跟着蓄群放牧，而是牲畜在既定的牧场绕包而牧。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牧为主”的政策导向之下，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由季节性游牧变为定居放牧，蒙古包由泥砖房取代，围栏、蓄舍、牛粪堆（argal n oboo）逐渐出现，同时补给性的农业活动逐渐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耕面积不断扩大以及家畜头数显著增多的原因，导致草原植被较严重退化，开始围封草场分归于各家各户，此后逐渐结束了“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后又采取了“退耕还林还草”“围封转移”“禁牧休牧”等政策，实施了不同形式的生态移民，使之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由牧业转向了合作化养殖业、商业等等。
二、蒙古人与马
文化的基本特性是指“每种文化都是在社会中习得的、共享的、基于符号的、整合的和动态的”。文化变迁是指“对人口增长、技术革新、环境危机、外部入侵，或对文化内部行为和价值观地改变所做出的反应”。
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并产生适应和选择。人类通过文化来实现适应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文化是由“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调整及适应。蒙古族马文化也不例外。现代化生活中的社会生活环境变化，使得马与蒙古人之间的距离越去甚远。比如，蒙古人通常采以牧马的方式，将马放归大草原，任其自由觅食、繁殖，只有广袤的草原才能符合蒙古人养马的条件。但是，在发展农业、开采资源等经济利益驱使下草原环境越趋恶化、天然草原退化，使之蒙古人无处养马，马的头数急剧下降，甚至内蒙古牧区的马群在逐渐消失。马文化作为蒙古族文化重要的符号，是具有代表性的。马群减少或消失，以此为载体的蒙古族马文化自然会受到影响，甚至在影响着蒙古族社会及传统文化的未来方向。
蒙古马是源于蒙古高原的野马，蒙古人称它为“铁赫”。在悠久的游牧生活中，蒙古人熟知马性，积累了丰富的饲养和驯化马的经验，而且培育出优良的马种——蒙古马。马不仅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是蒙古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个历史产物——蒙古族马文化。例如，马群的饲养放牧文化是遵循“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核心价值观的一种生态饲养模式，即遵循马的本性与自然环境本来的生存关系。因此，老人们会经常说，自从没有马群之后草原上的草都不茂盛了（蒙古人认为马蹄踩过的地方会有利于草的生长）。
如前所述，生产生活变迁之下，蒙古族马文化产生了变迁，呈现出了文化的适应性和选择性。说到马与蒙古人之间的最大变化，是马在牧民生活中的用途之变化，即现代蒙古人逐渐脱离了马背生活。
（一）“马”为载体的物质文化
传统游牧世界里马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马是蒙古族传统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生活生产、交通运输等活动的基本依靠。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传统牧业生产生活逐年萎缩，马的用途在逐年下降。蒙古人饲养马的数量以及饲养目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如今摩托车汽车等机械设备基本普及，草原上骑马出行与放牧的方式变迁为骑着摩托车甚至开着越野车放牧；
秋季割草、干草运输等生产作业基本上都变迁为由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代替等；
内蒙古人很少食用马肉，盛大的祭祀活动中有以马为祭品的传统，种马、下驹多的母马、战马、狩猎马、竞赛马、乘骑和放群马是有着不可以宰杀禁忌的；
马的主要饮食用途是饮用马乳及策格（马奶制饮品），蒙古人认为马乳是最珍贵的饮食之最，敬献天神的饮品，目前只有极少数地区保留着这一传统；
策格更是有着治疗疾病的作用，有多方面文献记载；
马鬃几年才会剪一次，所以很珍贵，有着结实、韧性、耐用的特点。因此经常被用于制作捆扎蒙古包的绳子；
马尾长长会剪掉卖给商人，也可以编制绳子，也会用于制作马头琴等琴的弦；
狩猎是蒙古族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冬季重要的生活补给，为了一次成功的狩猎蒙古人可以抗饥饿、抗寒冷，几天几夜与马同行同住，马是最可信亲密的伙伴，这无不培养蒙古人的忠诚、勇敢、机智的品行；
蒙古族传统体育娱乐项目很多与马有关，赛马的分类就多种，还有马术、马球、骑射、骑马障碍、套马驯马等；
“套马”是青年骑手赛技、驯马的过程，有着悠久的传统，是衡量青年人的英勇、智谋的一项活动。
（二）“马”为核心的精神文化
蒙古人在与马长期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中，马的习性和禀赋也影响了蒙古民族勇往直前、吃苦耐劳、甘于奉献、自由开放等品格和精神的形成。在蒙古人的世界里，马不仅仅是五畜中最亲密的动物，更是借以寄托人们心灵与理想的载体，是一种蕴含着能激励人奋发进取的精神标志，也是一种美好人格的象征。蒙古马从自然的马到神化的马，最终成为蒙古民族的一种文化图腾。崇马文化尤为凸显。
仪式往往是继承族群精神文化的重要环节。骑马礼，古老的蒙古族男童育儿仪式。在幼童三岁时，用长布裹紧腰腹部，在长辈的祝福语中家长把孩子抱上马背，牵着缰绳与众人骑马同行一圈，八岁时基本可以自由骑马放牧。这样的仪式流传至今，但是今天不是所有的蒙古族孩子能够有机会骑马参与这样的仪式。传统那达慕的赛马手基本上都是未成年的孩子。诸如此类，无不是社会地位角色认同和人格的塑造的仪式，也是吃苦耐劳，勇敢向前的精神训练。
婚礼仪式上的马也是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新娘在启程前往婆家之前會骑马绕娘家父母的蒙古包三圈，再与新郎踏上前行的路，也是预示着承载着父母的祝福、思念之情奔向美好的婚姻生活。女方陪嫁里肯定有一匹马，男方也会准备一匹马，以此报答女方父母养育之恩。唱祝词“赞马词”时婚礼达到高潮。
马是一种具有灵性的动物。古老史诗中，有英雄，就会有骏马。蒙古人常常赋予马以神性，把马视为神灵和保护神，史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神马降临怀胎，挂彩绸封为神马，象征着力量与胜利；
更是有富有传奇色彩的神马，蒙古族著名史诗《江格尔》中，神马救主的故事代代相传。“赞马”“崇马”是蒙古语言文字作品的独特特点。蒙古人从小被英雄与骏马的故事所暗示与鼓舞，被崇马、赞马的史诗、神话故事、歌曲赞歌等熏陶，逐渐形成英勇无畏、吃苦耐劳、豁达宽广的民族性格意志品质。
三、结语
现代化科技正在普及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养马的牧户逐年减少。内蒙古草原植被的现状也不再适合马群的传统养殖。变迀是文化的结构性调整的变动过程，同样，游牧生产生活的变迁也无法阻挡。今天的蒙古人饲养马的目的由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转向了那达慕等比赛的赛马、娱乐休闲的喜好马和经济效益的各种马产业。有物质载体的文化才有保护和传承的更大可能性，才会成为对现代社会有价值的文化资源。为适应经济社会的迫切需要和自然环境的现实变化，蒙古族传统养马业应逐渐转向现代马产业即文化、旅游、体育、竞技于一体的第三产业。向现代马产业转型，必定会给内蒙古牧区带来经济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会给马文化的传承带来一线生机。
参考文献：
[1]芒来.马产业、马文化与城市生活[J].实践（思想理论版），2015（2）：50-52.
[2]芒来.蒙古族马文化与马产业发展之我见[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4）：229-233.
[3]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人类的挑战[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1）.
[4]鸟居君子（日），娜荷芽（译）.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12）.
[5]巴﹒布林贝赫（著）乔津（译）.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马文化及马形象的整一性[J].民族文学研究，1992（4）：3-9.
[6]苏日娜，闫萨日娜.蒙古族的马崇拜及其祭祀习俗[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0）5：41-47.
[7]宋小飞.蒙古族克什克腾部生产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那日苏嘎查调查报告[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2）4：1-7.
作者简介：格日乐塔娜（1980-），女，蒙古族，内蒙古人，硕士，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民族政策、少数民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