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婧
摘要：阿耐的《大江大河》四部曲是现实题材网络小说的代表作品。该作品通过严密的情节逻辑、丰富的人物群像、宏观与微观叙事结合等方式共同建构起一部立体的当代社会发展史，展现了充沛的人物命运史、情感史、心灵史。由该作品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被搬上荧屏，充分发挥了影像艺术的传播作用和审美性。同时，这部作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旋律电视剧，彰显出了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关键词：网络文学 现实题材 《大江大河》 影视化
近年来，网络文学现实题材的发展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尤其是相关影视剧的改编热映也有力地提升了网络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和价值。浙江作家阿耐聚焦于大时代发展的浪潮，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状况，细致描写处于发展浪潮中的个人史、命运史和心灵史，通过爱情、亲情、友情等情感叙事反观复杂的人性世界，在开阔雄伟的立体史观中建构一种属于“人”的历史。如《大江大河》《不得往生》《余生》《欢乐颂》《食荤者》等作品，既有改革开放时代的宏观叙事、如同战场一般的商业叙事，也有大都市人的生存叙事、家庭内的亲情叙事。阿耐的创作视角开阔，从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敏锐捕捉细致的情节材料，充分挖掘隐秘又生动的人性故事，集宏大的史观与细致的人性体察为一体，这使她成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重要代表作家。《都挺好》《欢乐颂》《大江大河》等文学作品经过影视剧改编被搬上荧屏，通过影像呈现的方式将“好”故事传递给更多的读者和观众，这不仅是文本形式影像艺术化的有力范例，反映了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的良性发展态势，也是网络文学创作的新风向和新丰碑。
小说《大江大河》四部曲为《大江东去》（1、2、3部）和《艰难的制造》的合集，由《大江东去》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大江大河》自上映之初便引起了强烈反响，热映的同时也激起了热烈的探讨，观众对于剧中的人物、情节等方面的评价数不胜数。从荧屏回归到文本本身，原著更有一种“史”的临境感和触碰感，这来自于小说文本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发展的全景式展现，也来自于作者对历史转型时期的人的命运和心灵世界的观照，从而能在娓娓道来的文字中打开一扇通向改革开放時代的明窗。打开这扇窗户，读者得以看见时代翻滚的巨浪，也得以看见聚拢在巨浪中的细沙，视野广阔而不空洞，情感细微而不矫揉造作。这部作品在宏观与微观的书写中达到观照现实的目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延续与再建构。
一.立体的当代社会发展史
历史书写在文学作品中不仅仅是时间的勾连串接、情节的逻辑方式，也不仅仅是文本的社会语境与时代背景，更多的是来自于历史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意识和现实启迪性。“历史阐释与文学再现之间的关系不仅适用于它们相互对类属情节—结构的兴趣，而且适用于它们相互共享的话语的叙事模式。”[1]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意识首先来自于作者的世界观、历史观、文学观，作者通过创作赋予文本“史”的意识，也透过文字将这种“史”的意识传达给读者以及读者身后的生活空间。其次，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意识来自于整体的文学语境以及文化环境，文学作品无论是作为主流文化、通俗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它的文化价值都将以书籍、影视、网络等媒介进行有效体现。因此，文学作品的文化价值也包括整体文化环境中所要包含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具有当下性和未来性，也具有通过回顾历史从而更好地发现当下、发展未来的意义。再次，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意识既要鲜活地存在着，也要积极地在现实语境中发挥作用。因此，建构立体的史观是文学创作的目标之一，由此通过个人到达社会生活再到达整个时代的发展长廊，让这种历史意识成为一种观照现实的自省意识。
在小说《大江大河》中，作者通过严密的情节逻辑、丰富的人物群像、宏观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等方式，共同建构起一部立体的当代社会发展史。“时间”是作者组织文本情节的方式之一，也是架构宏大时空观的一条明线，同时也是对读者阅读文本的显性指引。《大江大河》的文本叙事时间为30年（1978年—2008年），但是读者在阅读之后，会感觉到对应的现实时间似乎比文本时间还要漫长，这来自于文本的历史意识在文本之外的满溢作用。同时，30年的时间线连接着丰盈充沛的故事脉络，既有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史，也有相关的社会政治史以及丰富的社会生活史，最终指向社会的变迁史以及人的命运史。小说《大江大河》中的部分人物，一方面是作为一种“象征物”而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普通生活的个体。对于“象征物”的理解，主要是从作者在组织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展现时代生活的创作方面考量，同时也在于读者或者观众的解读，即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各自代表了什么。这样的解读不是误读或者过分解读，而是一种正常的文化解读现象。正如欣赏一件艺术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感受，有的人会把它定义为艺术的释放或者艺术的张扬；
也有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必然的隐喻”，会思考这件艺术品究竟象征着什么。这是一种思维惯性，也是一种理解文化现象的正常心态。《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分别代表着国有经济、集体经济、民营经济这三种经济形式，他们的现实境遇以及事业轨迹都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这些宏大表面的象征背后却是一段艰辛的探索过程和奋斗历程，他们在自己的事业中面临着多重选择与思考，前进与后退、尝试与放弃、创新与传统这些命题的讨论一直贯穿着他们的人生，并且或明或暗地体现在他们的个人事业、家庭婚恋、人情世故、人性心迹等方面。
相对于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三人来说，梁思申是一个更为明显的“象征物”。梁思申起初是作为隐性人物与宋运辉进行书信、通话来往，到后来作为现实人物逐渐浮出文本表面，她从海外归国这一行为举止本身就蕴含着现实的思考。所以，梁思申这一人物的存在既代表着一种经济形态，也代表着一种思想观念、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同时也对应着海归群体的选择，她的存在具有相当重要的文本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这一人物内涵的丰富性上，更为重要的是，她本身就带着“归”与“来”的语境，体现文化融合交汇的现象。尤其是在宋运辉进入金州后，他与梁思申的书信、通话内容其实是思想的碰撞交流，话语背后容纳着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不同的要素。梁思申归国之后，她在投资事业、家庭感情、亲情人情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矛盾性，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话语折射。但是，她的选择以及在选择中的矛盾性是人性深处的必然，也是现实社会的深刻透视。
小说《大江大河》在书写经济发展史和社会政治史的过程中，穿插了很多有代表性的大事记和文化事件，同时也详细描写了国家、政府颁发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比如1991年日本首相访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2008年金融危机、北京奥运会等事件，如《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国务院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等文件，还有关于1992年余秋雨的作品《文化苦旅》出版以及对其它一些文学作品、影视剧、音乐作品的描写。《大江大河》以这种宏观建构与微观细描相结合的书写方式，不仅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具体状况，同时也有助于读者认识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了解包括文化艺术、衣食住行、消费观念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发展历程，从而强有力地建构起了一部立体的当代社会发展史。
二.充沛的人物命运史、情感史、心灵史
在宏大的史观叙事下观照千千万万的个体命运，这是作家責任感、真诚感的体现，也是文学作品守初心、定恒心、葆温度的态度。人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不仅仅是创造的主体，更是再造的主体，人以不同的形式将社会历史重新塑造成合乎为本来如此的一种状态。以文学作品为例，作家所要讲述的故事需要有行动主体，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这三个主体之间，最重要的中介或者说关键性连接的对象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作家通过作品所塑造的人物来讲述他心中酝酿的故事，而作品中的人物通过文本的呈现将这个故事讲给读者听，读者在阅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会回过头看作品中的人物，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沉浮而深思，为某个人物的命运而叹息、鸣不平，亦或是赞赏某个人物的作风气派，这样一种文本互动就将“作品中的人物”的中介作用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是文本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他或她可以在某一维度中自由地跳出文本，来到现实生活中；
也可以来到读者的世界，与读者亲切对话，从而将文本打造成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小说《大江大河》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人物众声喧哗的世界。
宋运辉在前期高考入学、进厂工作、评职称选拔的过程中，“出身”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也一直影响着他之后的人生选择。在文本的前一部分，这种影响是以显性的描写被反复强调，而到了中后期，“出身”的影响渐渐消褪并转换为另一种观念的矛盾纠结。在工作、家庭、人生的选择中，宋运辉是一个矛盾体，也正因为他身上的矛盾因子才会让他在时代奔涌的浪潮中奋进激勇，推动他不断前进，克服旧我的观念，唤起一个全新的自我。在上学期间，他刻苦励志；
进入金州之后，他面对着是专技术还是重管理的矛盾；
在东海厂中，他还要继续面对着技术的引进与创新问题。在宋运辉从学习到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复杂的因子一直存在，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就是通俗而言的“人际关系”，这涉及权力的你争我斗、利益的是非问题等。回到宋运辉个人的情感世界，从程开颜到梁思申，宋运辉虽然在事业的发展中改变了过去的“旧我”的观念，但是在情感维度上，他始终没有摆脱“旧我”的模式，而是一直裹挟着诸多情感的矛盾因素，找不到自己在情感中的真正位置，这或许是宋运辉必须直视以及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他心灵的困境。
雷东宝这一人物形象有“平民英雄”的色彩。他先后带领小雷家开办登峰电线厂、养殖厂、铜厂、雷霆公司、股份公司，他的初心与目标就是带领小雷家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让乡亲们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但是，经过老书记自杀、铜厂爆炸、台商因为污染问题不投资、行贿问题、集资问题等事件，他的内心经受了一次次裂变，这个裂变只属于他自己。在现实的境遇下，他的所做所言并不能让所有人看见，也不能让所有人明白理解，这是他作为“平民英雄”的失落感和挫败感，也是豪情壮志无法真正施展的无奈感。通过雷东宝这一人物，读者可以看到乡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包括集体经济、村办企业等经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成果经验、问题教训，尤其是文本对于乡村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污染问题的描写，非常有启发性和警醒意义。其实，环境污染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存、生活问题，还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问题，以及背后的自然观、文化观的选择等问题。
雷东宝的婚姻爱情同样充满了矛盾性，这样的矛盾性具有冲突性和碰撞性，对应的也是雷东宝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从宋运萍到韦春红再到冯欣欣，雷东宝与这些女性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既有纯洁的爱情成分，也有肉欲的成分，又有来自世俗生活视角下的必然维系，其中又牵涉出关于道德伦理、爱情欲望、人性人情等多重问题的讨论。如果从人性角度探讨，雷东宝与这三位女性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主要来自于他内心的纠结性，他努力追求一种完美、整体的生活，可是在追求的过程中不断丢失，于是他就通过虚幻的弥补方式获得短暂的心灵慰藉，同时他也在更加复杂的现实形势下变得脆弱不堪，最终回归到“平民英雄”中的“平民”形象。所以，雷东宝这一人物具有世俗性也具有真实性，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网络文学现实题材作品里非常难得的存在，体现出作者阿耐敢写、认真写同时也要写好的创作态度。
三.望得更远更开阔的影视剧改编
“《大江东去》的成功可以视作是网络文学期盼已久的自证。它体现着‘趋主流化，即向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传统和主流文学审美靠拢。”[2]电视剧《大江大河》的上映也是影视界值得关注研究的课题，不仅仅是因为观众的热烈反响，更来自于对现实题材作品在当下热映的文化语境的生成与观察的需要。创作出符合人民审美水平和精神需求的文学作品是创作者的重要目标，也是主流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向，这不仅仅是对创作者提出要求，也是对身在整个文化语境中的个体提出要求。读者或者观众在阅读、观看之后形成的艺术体验和文化认同，是值得关注探讨的地方，也是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随着网络传媒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有效利用使得更多的文本作品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呈现给大众，而且逐渐建构起一种独特的网络文化。这样的网络文化以传统的大众文化为基础，以主旋律文化为导向，以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世界为目标，通过多元化的形式和多渠道的交流营造更加开放生动、活泼健康的文化环境。
文学作品影视化作为文化实践的体现，承担着营造积极健康的大众文化的职责功能，人们期待其通过更具艺术性、灵活性、形象性的方式将传统的文本文字调动起来，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中充分发挥文学的底色和艺术的魅力，从而打通多种文化媒介交流互动的通道，共同走向一种全方位开放、全方面交融的文化世界。回望一些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剧，这些改编确实从某种方面来看成就了一些文学作品，但是有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即这些文本本身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开阔的欣赏空间，文学作品本身丰富的思想意蕴与独到的艺术美学恰恰在被改编之前就已经成就了影视化改编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优秀的文本在某一层次上已经成就了影视剧作品本身。改编后的影视剧作品只不过是在改编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或者扩充文学作品本身的内蕴特色，通过更具艺术化的形式将文字的余韵展现出来，营造出独特的影视美学和文化美学。《大江大河》的影视化改编也刚好印证了这一点，文学作品本身就有阅读的力量，通过电视剧的形式将阅读的力量内化为深刻的文化体验，从而更有效地让这部作品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和心灵之中。
由小说《大江大河》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印象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且富有张力的情节、真实细致的细节来进一步加深，同时也激发起读者或者观众的共鸣共振。读者或观众在阅读、观剧过程中，会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关注诸如现实中的乡村经济如何发展、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如何合作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折射到现实语境里也是值得人们进一步探讨的。当读者或者观众带着问题进一步阅读或者观看时，这部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作品本身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从立体的当代社会发展史的概览转向对个人命运史的呈现，最终转向对个体世界的思考审视，这是文学作品的内在力量，也是文化媒介的核心价值。因此，从文本本身到影视剧改编，从创作者阿耐到作品中的人物再到读者与观众，这样多方面的互动交流使得《大江大河》这部文学作品走向更开阔的高地。小说《大江大河》把当代社会发展的全景式书写与人物的心灵史、命运史的钩沉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扬传统现实主义精神的优良传统，展现了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的蓬勃力量，有力地开拓了网络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向。同时，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也有效地发挥了影像艺术的传播作用和审美性，为主旋律电视剧的制作发展提供了叙事、美学等多方面的经验，并且能够联合文学作品共同推动建构积极健康、生动和谐的文化环境。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14.
[2]李泳臻.类型化写作与现实主义方法的回响——以《大江東去》为例[J].网络文学评论，2019（03）：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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