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梦 陈钧浩
摘 要：文章测算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产出中服务投入情况及国内服务的具体投入方式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目前较低，但增速较快且增长主要来自于国内服务投入;中国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主要以间接投入为主，制造业与服务业联系不紧密;生产性服务业是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关键，但是重要性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外资强度、资源依赖程度、资产结构、经济规模、国有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但对不同来源的服务投入的影响有所差异。
关 键 词：制造业服务化;国际比较;国内服务投入;贸易增加值
DOI：10.16315/j.stm.2020.06.005
中图分类号：
F426
文献标志码：
A
Abstract：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service inpu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output from 2000 to 2014，and furthermore to analyze specific ways of domestic service input and make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tudy shows that：
The servitization level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low at present， but the growth rate is fast and the growth mainly comes from domestic service input; The domestic service inpu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inly indirect，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no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service industry; Producer services are the key to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but their importance has declined over time; The intensity of foreign investment， degree of resource dependence， asset structure， economic scale， degree of nationalization and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ll affect the level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o some extent， but the impact on service input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s different.
Keywords：serv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value-added input in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trade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人口与资源红利的双重优势，中国实现了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快速对接，成为“世界工厂”。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是制造大国，但是“大而不强”[1]。如何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确给出了中国制造强国建设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的总体指导。类似地，在“德国工业4.0”和“美国工业互联网”中也强调了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2]，服务制造已成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3-5]。基于此，本文主要探究以下几个问题：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如何;区分服务来源后，不同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从分类型服务投入角度，哪种类型的服务投入是制造業服务化的主要支撑;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1 文献回顾
制造业服务化最早由Vandermerwe等[6]提出，首次将制造业产出从物品扩展到物品和服务包。随后Reiskin等[7]进一步深入概括其内涵，将服务化概念扩展到制造商的角色，从物品提供者向服务攻击者转变。从生产时序的视角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可细化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本文研究投入服务化。
现有相关文献中，部分学者选择从微观层面切入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企业绩效、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的关系[8-9]，还有部分选择从宏观层面切入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全球价值链效应，如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我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地位[10]。
但是无论是从哪个研究角度切入，采用的衡量制造业服务化的指标主要有2种，一种是用国内投入产出表计算的生产消耗系数（包括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来衡量。如吴云霞等[11]发现用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测算的制造业服务化平均水平相差较多，中国制造业直接消耗服务较少，“内置化”严重;另一种是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增加值分解方法，在假定国内使用和出口的产品具有相同的投入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分解一国出口，以出口产品中服务增加值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来衡量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由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相较于国内生产消耗系数，可以对全球生产背景下的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流动进行衡量，从而有效的区分出制造业中服务投入的国别来源，并克服传统贸易统计体系下，贸易数据的重复计算问题。现在较多的研究采用第2种方法来衡量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例如：彭水军等利用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计算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研究发现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升幅度小，制造业服务化呈现出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趋势;吴永亮等[12]也证实了这一点，且进一步指出国内服务投入替代国外服务投入的时间点是2006年;戴翔[13]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但指出国内服务投入增加值的主导地位有“弱化”的迹象，且这种变化趋势存在部门差异性。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目前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研究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文献多是在计算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来源服务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并肯定了国内服务投入对提升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但是鲜有文献对国内服务投入进行细分研究，比如国内服务的投入结构和分类、国内服务业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影响以及进行实证影响因素检验。鉴于此，本文借鉴Wang等[14]的分解法，利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 GVC）的数据，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测算并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和国内服务投入结构，并通过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因素以考察其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
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将研究视角转换到国内服务增加值投入，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解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的投入结构和不同类型服务投入比例，明确国内服务投入的主要方式以及其中不同类型服务的动态变化趋势;第二，明确指出从贸易增加值视角测算制造业服务化水平隐含的假设条件;第三，专注于中国自身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测算，把重点放在国际比较上，为明确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且有利于为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2 分析方法及数据来源
Wang等的分解方法因可将各国总贸易流、部门贸易流、双边贸易流等进行分解，得到最为详尽的不同层面贸易品的价值来源与最终吸收地而被学术界普遍认可，因此本文借鉴Wang等的分解方法来测算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2.1 制造业出口增加值测算
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虽然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发展呈现上升趋势且服务投入的占比增长速度最快，但绝对水平在3国中依旧最低。在区分服务来源后，巴西制造业中国内和国外服务投入占比均随时间上升但主要是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加;中国制造业中国内服务投入占比增加而国外服务投入减少;印度则呈现与中国完全相反的趋势。即中国和巴西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主要来自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加，印度则主要是由于国外服务投入的增加。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增速也高于这些国家，但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这些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从服务来源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与这些发达国家正好相反，即发達国家制造业中国内服务投入占比减少而国外服务投入占比增加，说明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上升主要是来自国外服务投入占比的增加。
从制造业服务化增度看，中国最快，巴西第二，印度第三，说明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服务化增速大于发达国家。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增速主要来源于制造业中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加。
3.2 投入结构分析与国际比较
为进一步探究国内服务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本文利用各国国内投入产出表分别求出制造业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根据式（7）和式（8）计算得到制造业直接和间接国内服务投入占比，如表2所示。一般而言直接投入比例越大说明国内服务业在制造业出口中直接支撑作用越强。
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中国内服务投入以间接投入为主，但是从发展趋势看，直接投入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由表2可知，中国制造业国内服务的直接投入占比在所有国家中最低而间接投入占比最高，与除日本外所有考察国家相反。从发展趋势看，中国与其他国家相同，均呈现直接投入不断增加而间接投入不断减少的趋势，且这一趋势仅次于巴西。说明包括所有考察国家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支撑作用在不断增强，且中国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支撑作用增加幅度较其他国家更大。
综合来说，虽然目前中国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紧密程度依旧较低，甚至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发展趋势看，这种紧密程度在不断增加且增速较之其他国家较快。
3.3 细分行业分析与国际比较
由于不同类型的服务业蕴含的附加值不同，为探讨分类型国内服务投入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本文借鉴彭说龙等[15]的分类方法，进一步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并进行国际比较。
2000—2014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一直高于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占比，比重超过50%，说明国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增加值投入中有超过一半来自生产性服务业，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服务化起到了关键作用，且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前文得到的中国制造业国内服务业增加值投入增加，存在用国内服务要素取代国外服务要素的趋势。
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投入和消费服务业投入占比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类似，但中国生产性服务投入占比是比较国家中最高的，消费性服务投入占比上升幅度却是比较国家中最小的，公共服务投入占比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相反呈上升趋势，但公共服务投入占比依然较低。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产性服务投入占比在2009年之前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在2014年时占比低于日本和美国，且发达国家制造业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占比呈现下降趋势，看似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在下降，但是在结合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后就可以解释的通了。随着世界经济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带来资本外逃，进而带来生产性服务业部分转移的原因。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FDI随之带来的是国外先进技术即产生部分生产性服务的转移，同时还有可能会促进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进步，且由于其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发达国家选择进口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中间品，发达国家制造业中本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比例降低;消费性服务投入占比与发达国家相反呈上升趋势，占比也大于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投入占比虽然与主要发达国家一样不断上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4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分析
4.1 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4.1.1 模型设定
根据相关文献对影响制造业服务化因素的讨论[16-18]，本文从能源、环境和能力3个方面将资源依赖程度、经济规模、国有化程度、利用外资强度、资本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本文考察的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为正确设定模型，首先对各个因素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进行判定，如图1所示。
4.1.2 数据描述
影响因素中经济规模的数据来自商务部，其余数据均来自《工业统计年鉴》。制造业服务化数据来自于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由于WIOD的数据以国际标准行业分类第4版（ISIC Rev.4.0）为分类标准，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不一致。为使两者统一利用行业分类的二位数分类代码进行匹配。具体地，本文剔除了数据存在缺失的“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行业，将“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合并为“橡胶塑料制品业”;“汽车制造业”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最终合并成17个制造业部门作为研究样本。同时为避免年份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对研究样本的年度变量加以控制。解释变量的描述和定义，如表4所示。
4.2 实证检验与结果
4.2.1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由于模型设定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能会导致回归的结果有偏，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VIF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同时考虑到行业间的差异性，本文进行Hausman检验，得到的结果P值小于0.05，表明个体固定效应估计（FE）优于随机效应估计（RE），因此选用FE方法进行估计。在控制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因素，同时借鉴杨仁发等[19]对制造业行业的分类方法将制造业细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考察变量对制造业分行业的影响，具体计量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整体上各个解释变量对制造业服务化都有显著影响，但是某几个变量在对制造业细分行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程度出现显著差异。比如资源依赖程度，从整体的结果来看，其估计系数通过统计性检验，但是对于高技术制造业而言，其统计系数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其并不能影响高技术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而对于中低技术制造业虽然资源依赖程度系数通过了统计性检验，但是显著性明显下降。这种现象有两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一是因为细分制造业本身性质的差异。高技术制造业的生产投入中知识、技术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要素较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相较于整体和中低技术制造业就要低，出现上述现象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另外也有可能是资源依赖程度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在3个模型中也呈现与资源依赖程度相同的趋势。就利用外资强度而言，制造业整体和中低技术制造业中其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现为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呈现倒“U”型，说明开始时随着外资强度的增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身，但是在利用外资强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外资强度反而会使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下降。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外资强度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存在“低端锁定”现象。即随着外资强度增加，国内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上升，外资对国内企业的控制能力也进一步提升，而国内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的提升会对外资形成威胁，外资为抑制国内制造行业的转型升级，反而对国内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表现在实证中就呈现倒“U”型。其余解释变量中资产结构和经济规模在全样本和子样本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资产结构和经济规模有助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而国有化程度该变量从系数看该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国有化程度的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下降。从显著性水平来看，国有化程度在全样本和子样本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具体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中该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低于中低技术制造业中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国有化程度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大于高技术制造业。
4.2.2 區分服务来源后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上一部分所计算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中包含了国内和国外服务投入，但是本文选取的影响因素对于国内服务投入与国外服务投入的影响程度可能是有所不同的。为了证实这种差异是否存在，将上一部分中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在区分国内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投入的基础上，对模型进行再次回归，具体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由表6和表7可知，在区分服务来源后，资源依赖程度和国有化程度这两个影响因素的结果发生了明显变化。就资源依赖程度而言，在表6中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而在表7中无论全样本还是子样本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资源依赖程度对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内服务投入有正的显著影响，对制造业出口中的国外服务投入的影响不确定。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依赖程度衡量的是各制造业部门对于国内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对于制造业服务中国内服务投入来说，制造业部门对资源依赖程度越高，国内服务投入越少，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就越低。但是对于制造业中的国外服务投入而言，要素的国界不同，两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相关关系，所以其影响也不明确。而国有化程度虽然在表6和表7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系数为负，但是在表7中的显著性水平低于表6，说明虽然国有化程度这一因素对制造业中的国内服务投入和国外服务投入都有影响，但是相对而言对于国内服务投入的影响更大。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主要讨论一国制造业服务投入问题，尤其是国内服务投入。通过对简化的三国三产业模型框架，利用对外经贸大学金融价值链研究院数据库（UIBE）中以WIOD为原始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并通过与巴西、德国、印度、日本和美国这5个国家的国际比较分析明确了中国2000—2014年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制造业中国内服务投入情况及其投入方式和不同类型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而后通过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第一，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呈现先降后升，整体上升的趋势。虽然中国增长速度快，但是目前服务化水平依旧较低。不同来源的服务投入发展趋势相反：国内服务投入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国外服务投入呈现先升后降趋势，国内服务投入的上升是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二，中国制造业国内服务以间接投入为主，且间接投入的比例数值远大于其他国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紧密程度较低;第三，生产性服务业是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关键，但是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比例有所下降趋势;第四，通过实证检验，利用外资强度、资本结构、资源依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规模和国有化程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但是在区分服务来源后，同一因素对不同服务来源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比如：资源依赖程度这个因素对制造业中的国内服务投入产生影响，而对于制造业中的国外服务投入的影响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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