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鹏
摘 要
从夏商周到清，“天下主义”完成了从政治理想到制度实践的历史演进过程。在汉唐创制的中央集权帝国和元清增补的边疆民族帝国两种模式下，由“王天下”“霸天下”演化出“天子不臣夷狄”和“王者无外”两种战略形态，为中国的中央政治制度设计、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统治合法性和政策依据。“天下主义”在实践中兼有理想主义的“德化”和现实主义的武力运用因素，作为思想传统和政策实践对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观生成和多民族国家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天下主义” 战略保守主义 国际秩序
“天下”是中国人政治理想和认同的集中表达，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逐步构设出了一个一元等级制结构的世界秩序想象，衍生出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天下观”和作为制度实践的“天下主义”，这二者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合法性依据，逐渐将国人的政治认同从具体的王朝中脱离，投射向一个更宏大的历时性共同体，从而在若干次王朝更迭中保持这一套政治文明的存续。从更具体的领域上讲，“天下主义”的内涵涉及了国家、疆域、族群等问题，直到当今仍是中国人认知内外变化的重要思想根源和制度经验，其演进是一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把握其历史演进的过程和“天下主义”的特点对理解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构、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国的世界秩序构想等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天下主义”的意涵丰富，其既是一幅政治理想的图景，是政治领导者和知识精英对空间、权力分配结构的基本认知。同时也是一整套秩序安排，是按照三重同心圆的结构
有关“内臣、外臣、不臣”三重同心圆结构的论述，参见：高明士. 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依次展开，在最内圈其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合法性和制度设计，在次外圈关涉边疆地区的疆域问题、民族政策，在最外圈是以朝贡体系为例的对外交往模式。当然，“天下主义”还包括实现这幅政治图景（战略目标）的配套手段，是中国理想主义德治天下和现实主义对外政策的集中表达。本文将按照历史演进顺序，阐释自先秦至清“天下主义”的制度实践和中国战略形态的变化过程。
一、先秦时期“天下主义”的最初实践
尽管先秦时期并没有较为成熟的“天下主义”制度，但作为一种秩序安排，后世“天下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内核基本形成于这一时期，一是朴素的空间认知，二是传统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伦理观念、组织结构和行为准则。这些思想通过先秦时期的文献、器物、祭祀仪式、建筑设计等得以体现。
对地理自然空间的认识是最早诞生的思想观念之一。从殷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和甲骨文上已经能够揭示出古代人有了“四方”
有关商人构设“四方”概念的过程和商代墓葬及其礼制，参见：邢义田. 中国文化源与流[M].合肥：黄山书社，2011：288292.“四极”等概念，《尚书·尧典》中即记述了天象与四季流转的过程，地分五服，或分五方，东西南北中，或分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有学者认为，“这是想象中的国土规划或天下安排，但却真实地反映了殷周时代人们思想世界中的理想空间秩序”“宇宙的概念在殷周时代人心中投射了一个以中央为核心，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48.
“天下观”从理念向实践迈出的关键一步是畿服制度。《尚书·周书·酒诰》中追述了商代的内外服制度：“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尚书·禹贡》则记述了九州和五服的具体划分，特别是提及“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等五服内部的层次。《周礼》则在不同的《职官》篇目中介绍了畿服制度下进贡的频次和等级。
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卷33夏官·职方氏，卷37秋官·大行人.关于畿服中五服、九服之论及其细节争论已久，不同古代文献间也存在一定冲突，但总的来说，畿服理论阐释了一种按照地理距离安排中心地区与周边世界的亲疏关系的格局，同时限定了在这种安排下周边对中心负有的义务。
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時期，中原大地进入列国时代，诸侯的势力渐渐超过了天子，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秩序逐渐崩塌。从思想和制度的关系上看，三代的“天下观”是一种朴素的空间构想，畿服制度限定的义务关系相对简单和薄弱，这种以血缘亲疏建立的关系难免随着分封制的发展而弱化，正所谓“分封越多，宗周越弱;时间越久，亲情越疏”
许倬云.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13。周天子失势，诸侯也难幸免，春秋的诸侯国内部也出现了卿大夫家族谋求更多权力以致分裂的情况，这正是分封制和宗法同构体在“天下”层级和“诸侯国”层级的同一表现，周失其“鹿”，而天下共逐之。这一背景下，三代的“礼制”、基本伦理和秩序、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在思想和制度两个层面被重构。
春秋战国时期实为两个重要阶段，以达成战略目标的手段为界，主政者分别提出了“王天下”“霸天下”的战略选择：春秋时期处理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以礼制为主，通过会盟和有限战争实现政治目的，而战国时期以大规模征伐、合纵连横为代表的外交策略为手段进行兼并和统一。
关于诸侯竞争的策略，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许田波， 徐进.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从思想上看，诸子的主要观点也经历了从提出政治理想到更为贴近“统一大业”的政治现实的制度设计。儒家是“天下观”和“天下主义”主要的思想贡献者，儒家思想注重对“礼”的追求，从血缘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关系推广到普遍的人的层面，追求一种秩序，并且认为“王天下”要通过行“仁政”的方式。孔子、孟子、荀子的诉求并不仅仅是复“周礼”，而且是在经历了春秋秩序的崩解后如何重构一个有序的或更好的世界。孔子强调“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和“王道”的思想，“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较孔子的“仁”和“礼”而言，孟子提出了更多制度上的设计并进一步阐述了阶层差异的合理性，荀子在《王制》篇中多处论及理想秩序的形态，强调“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墨子思想相较于儒家而言，一方面延续了孔子时代对“天下”作为整个社会政治秩序和统治空间的看法，并在《所染》篇提出统一天下的思想，另一方面墨子丰富了先秦思想中的宇宙观，提出了“敬天”“敬鬼”的思想，认为“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即是阐释在天下思想下从下层到顶层贯穿的一种社会统治结构。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则强调“天道”作为秩序的最高层级，但倡导无为，这与儒家从天道与人的关系出发进而探讨秩序截然不同。儒家重视道德伦理规范，强调德行对于统治的正统地位，墨家以实用和理智作为追求社会稳定、富庶和个人生存的价值标准，道家超越个体和现实，尽管在如何建立新的秩序上见解不一，但兼具地理和政治属性的“天下”作为中原地区文明的代名词已经成为思想家们的共识。
从政治现实上看，春秋时期诸侯通过自我革新来实现内部实力的增强，但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仍是通过借用周天子的名义，即以“尊王攘夷”为名义的会盟
关于“尊王攘夷”的实践，参见：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6）：434，156;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J].国际政治科学，2012（2）：3861，178.，通过成为“诸侯之长”来实现对宏图霸业的追求，以齐桓晋文为典型，而且对会盟和战争仪规的要求较为严格，“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无德，何以主盟？”（《左传·成公八年》）。从空间上看，处于原来次外圈的晋、齐、楚等国率先实现自我革新，而中原诸小国被旧统治秩序下的社会结构和贵族阶级牵绊，坐视四邻霸权的崛起，这其实反映了最早的一种“夷夏变易”。许倬云认为，商人代夏的过程就是一次对核心地区的革命和挑战，在春秋战国时代，对于北方的诸侯国而言，吴越、荆楚都是“他者”，诸夏的建构过程融入了许多“他者”
许倬云.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在这一时期，对夷狄的认识通过战争的方式体现，周天子发动战争的对象是诸侯国还是蛮夷成为评价战争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的重要标准。
如《国语·周语中》，公元前637年，周襄王用“狄”来征伐郑国，富辰反对说“郑在天子，兄弟也。……弃亲即狄，不祥”。“礼”的标准成为超越血缘关系评判“中国”与“四夷”身份的重要准绳。这种“礼”就是中原地区主导下的秩序，崇尚中原等级制权力结构的异族可以通过学习和“归化”的方式融入其中。钱穆也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随着战争频次和规模的提升，战争的仪规逐渐被破坏陈拯.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4164.，但真正给予周以来创制的“天下主义”重大破坏的是“三家分晋”，天子被迫承认三家卿大夫分宗建国的事实，这是周天子中央统治象征的道义丧失的过程，尽管随着诸侯霸权地位的提升，这几乎是必由之路。诸侯们走向了更为积极的对外扩张和兼并的道路，而且几乎忽视周以来的战争仪规，变得十分暴烈。在这一过程中，春秋诸子讨论秩序建构的两条道路“王天下”“霸天下”的战略目标及其配套的手段变得愈发清晰。“王天下”强调德政、王道，强调领导国的道义影响力;“霸天下”强调对物质权力的追逐，强调手段的综合运用。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别于春秋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了更为切实的施政方略，法家、兵家、纵横家提出的各种强国举措被应用于各诸侯国，其中秦国积数代之功业，兼采众家之长，成功实现了自强型改革，同时在山东六国间实现“分而治之”的外交策略，最终通过数次大规模兼并战争实现了统一。
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霸天下”似乎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王天下”成为主要的战略选择，暂时遮蔽道义的重要价值，但实际上走向统一需要“王天下”“霸天下”二者的结合，统治的道义合法性和实力基础缺一不可。秦以武立国，二世而亡，其中就含有得天下之后不施仁政，没有将“王天下”的战略手段融入到统治之中的原因。自三代到秦统一，古人对“天下”的认识已经由朴素的空间构想发展为一整套同心圆式的等级制权力结构的秩序安排，在经历了漫长的分裂和多中心多层结构运行之后，还产生了两套中国大战略传统“王天下”“霸天下”的最初雏形。这两种战略路径存在一定张力，但究其政治目标而言，是为缔造“天下”秩序而服务的，是“天下主义”实践的战略手段。在中央实现有效统治的阶段，自然“王霸合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能够通过自我调节部分或完全实现对其中各种手段，如战争、和亲、会盟的综合运用。但在中央失去统治的合法性或是权力基础后，对同心圆结构的各部分调节失灵，仅能实现其中一些手段的有限运用，甚至迫于内外部的压力采用一些防御性的消极策略。
二、秦汉时期“天下主义”的发展和实践
“家—国—天下”的宗法同构体以血缘亲疏为划分依据，其与分封制有直接关系，秦统一之后而废分封立郡县，到汉初又重置分封同郡县相结合的方式，伴随着汉武帝之前的几次大的地方分裂势力的动乱，分封制逐渐成为分配权力的次要形式，也被施加了许多限制，“帝制天下”的时代正式到来。在这一过程中，“王天下”和“霸天下”两种战略形态进一步演化为“天子不臣夷狄”的战略保守主义（现实主义）和“王者无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文明帝国主义（理想主义），而这一演化是通过中央制度决策机制的变革、重要政治精英对“天下”和帝国疆域的认知及其争辩和实践逐步推进的。
在中央政治制度层面，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召开的一次高级政治会议由丞相王绾主持，廷尉李斯、御史大夫冯劫参加，会议确定了郡县制为秦朝的基本政治制度，议定了“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朕”的制度，正式建立了以郡县为全国行政区划，地方直接受控于中央政府的官僚政治体系。
董仲舒《天人三策》也说是公元前140年提出，具体争议见：岳庆平. 董仲舒对策年代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114120.，汉武帝召集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策问古今治道，董仲舒即是借由此次策对擢为江都相。史书载：“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强调要弃绝“不在六艺之科”“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正式提出了“大一统思想”，儒家思想成為支配中国政治的国家学说。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有别于先秦的“天下观”，他强调了既往对“仁政”“王道”的追求，并且将道、阴阳、五行诸家学说融汇形成“天人感应”学说，并借由此学说产生了“天命观”思想。“天下主义”从先秦时期朴素空间构想和义务较不明确的秩序安排，彻底变成了一个差序格局分明、有一整套意识形态指导的权力结构，从观念正式走向制度。
秦汉两代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重要阶段，“天下主义”成为了中央政权统治合法性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原与四夷交往的加深，继承自先秦的“天下观”中的“王天下”“霸天下”思想及其手段成为对外关系的重要依据。上述两种战略形态，“天子不臣夷狄”和“王者无外”都是对外关系和秩序安排的古代传统，中央政权的实力和与四夷的互动关系成为采取何种策略的考量要素，国力强盛如汉武帝时期，就推行“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的思想，进而荡平四夷，威服四海;国力暗弱时，帝国就会采用羁縻、和亲、朝贡等手段，或是忽视和放弃对四夷政治忠诚的声索。夷夏之间的复杂关系，诚如罗志田所说：“历代凡盛朝多发挥其开放性之正面，到夷夏势均力敌或夷盛于夏时，士人多强调其封闭性的负面。”
三、魏晋到宋“天下主义”的反复
东汉末年，天下军阀割据，群雄并起，中国社会进入了自大一统以来的第一次大分裂时期，秦汉时夷夏之辨已由春秋战国时的诸夏对诸夷变为了以一对众，实际上转化为了内外之别，但分裂状态给“夏”的内部带来了复杂的变化。从中央政权上讲，南北陷入分裂，同时存在多个汉族政权对正统进行争夺，但实力并不允许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加入了对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追求，甚至以夷变夏，成为地区领导者。在对外关系上，由于中央政权的分裂，各政权会争夺朝贡国以增强自己统治的权威和合法性，而各朝贡国也会依据不同情势选择不同的宗主国，甚至数次变易，比两宋时期朝鲜半岛和中原政权之间的多层朝贡更早出现。
多中心意味着政治忠诚的分裂，中央政权无力控制所有边境的异族政权，朝贡国转而向较近的具有实际政治影响力的地方政权朝贡。三国时期，倭国女王卑弥呼向魏明帝朝贡，进献日本特产班布两匹，男四人，女六人，魏明帝赐给卑弥呼“亲魏倭王”的封号，随后还对日本进行回访，双方一度保持密切联系。扶南国（今柬埔寨）也曾对东吴政权朝贡数次，进献琉璃、乐人等贡物。南北朝时期，北方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向成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朝贡，甚至关系更为密切，如契丹、库莫奚等族向北魏朝贡。而东南亚诸国，则向南朝汉族政权朝贡，如梁武帝时期，扶南、盘盘国、丹丹国都与南朝有贸易往来，但是否进行政治意义上的朝贡未可知。在朝鲜半岛地区，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国，分别有向南朝、北朝朝贡的记录，他们依据地区安全形势而变换朝贡对象，但朝贡的礼制和贡物的样式已相对成熟。
值得一提的是，“天下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式微不仅仅与政权分立，失却了集权统治的物质基础这一项有关。儒家国家学说作为建构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本身因为受到官僚腐败、社会衰颓的影响而变异，又加之受到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和本身作为互补结构思想的道教的冲击，儒家在发展中面临两个“他者”挑战，陷入了自我迷失。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原大地上很难找到似西汉一般“独尊儒术”的系统的意识形态，儒学名教和现实脱节，导致东汉末年出现了多种思想的勃兴。但因为东汉儒学发展的壁垒和其固有的缺陷，道家和玄学成为了主流，玄学的兴起无疑是对儒家国家学说的压制。在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方面，原本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结构也濒临破碎。东汉以来，少数民族内迁冲击汉族主体民族地位，加之中原地区的大动乱，百余年间户口十不存一，从公元156年的5000多万降至公元263年的537万，而据《晋书》记载，当时入居的少数民族人数达870万，比例已经失衡。不仅北朝如此，南朝亦然。人口结构变化导致汉族社会结构中的“家—国—天下”的宗法同构体失去了存续的基础，直到民族融合和新的大一统，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土地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以及北方连年的战争催生了坞堡组织和宗主督护制的经济形态，自耕农农奴化的趋势不断增强，这都是分裂割据久久不能统一的重要原因。这表明，“天下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大一统”思想和制度，不仅受中央政权实力基础要素的影响，其与思想文化变迁、社会经济基础与组织结构的关联也十分紧密。
及至隋唐一统天下，中央政权才重拾“天下”的一元等级结构。经历了漫长的分裂时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构成都已发生巨大变化，尽管大一统将分裂状态下的割据基础一扫而空，但相较于秦汉，思想和制度实践都有了新的变化。例如，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领导者还兼有“大单于”的封号，唐太宗压制北方少数民族后也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北方少数民族奉中国之主为“天下共主”，看似威望重回，实际上中央政权与内亚诸民族的关系已经转变为在某种程度上的平等交往，与汉代那种绝对的文明优势大有不同。唐在东北亚、西域和中亚设置了诸多羁縻府州用以维护地区秩序，但并不干预其内部事务。唐朝的羁縻政策肇始于贞观年间，李大亮提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在对东突厥的降户处置中，他也提出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唐代的羁縻府州设置形式完善，官制详细，反映了唐代对边疆较为有效的管辖。
关于唐代羁縻府州的设置及其演进，参见：刘统. 唐代羁縻府州研究[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8.与汉代周边虽有四夷但只有匈奴有較大威胁不同，唐在北有突厥，西北有回纥，西方有吐蕃等，有论者认为此时的唐已经处于列国体制当中，不能再自以为中国即是“天下”了
许倬云.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唐不得不与吐蕃会盟，有时还得“以夷制夷”。回顾唐朝的朝贡制度可以发现，此时来唐朝贡的国家数目较多，其政治目标也趋多元化，有寻求安全保障的，也有寻求先进文化、礼制、技术的，唐朝采用“计价酬答，务从优厚”的原则对来访的使团进行回应，朝贡相关的礼制进一步规范化，对贡品和回赐的标准有较为详尽的规定。
经过晚唐衰败和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后，进入了北宋的时代。北宋建立后，再次有了相对稳定的中央政权，但与汉唐的形势大有不同，辽、西夏、吐蕃、大理等国环绕在北宋周围，交趾也已独立为安南，东方有高丽和日本，宋代进入了真正的列国体制。缺乏武力抗衡能力的宋，不得不以“岁币”的形式换取南北之间的和平，中原地区的政权不再享有唯一的合法性，而要与北方的辽共分国际威望，域外诸国也在这种多中心的朝贡体系中寻找合适的宗主国。有学者将北宋的朝贡国分为三类：一是境内的少数民族羁縻地区，包括羁縻府州和北方的蕃官制;二是被视作汉唐旧制下的藩镇，如归义军、西夏、河湟吐蕃、交趾这四个割据政权;三是与宋朝保持交往关系的域外诸国，如高丽、大理、占城、真腊等。北宋对第二类的国家进行藩镇的册封，表明宗藩关系，并不视其为独立政权（庆历和议后，给予西夏“夏国主”的称号）。
南宋时期，宋与西夏已经成为平等的国与国关系，高丽因为北方形势的变化倒向金，南宋对于朝贡的态度变得愈发保守，对于旧有的朝贡国，也对其朝贡的次数施加严格限制。一方面是南宋实力暗弱，对“夷夏关系”的论争白热化，致使对外交往的整体态度保守封闭。“夷夏大防”的思想在两宋时期突显出来，石介的《中国论》和欧阳修的《正统论》体现了时人对自古以来的“天下主义”视角下的朝贡和华夷关系观念的重大改变，“天下主义”受到挫折后陷入自我封闭和保守，制度变得粗糙，甚至废弛，一种类似于现代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在其中慢慢萌发。在前述的“夷夏”关系中，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中建构了一个世界的中心，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面对巨大的挑战，文明优越于周边的其他民族，这种想象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空间想象和文明意識交叠在一起，夷夏的区分标准是“礼”，是文明层级。但唐中晚期以来，在东亚地区，传统中国的夷夏秩序和朝贡体系从实际的策略转变为想象的秩序，从真正制度上的居高临下转变为想象世界中的自我安慰，傲慢的天朝转变为实际的对等外交方略，士大夫阶层关于天下、华夷的论辩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1：47.有学者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和朝贡制度虽然是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不是唯一传统”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4.，与邻国保持平等关系交往的现实主义策略也是实际存在的。另一方面，朝贡体系本身带有国际贸易的性质，在宋代这一贸易属性大大加强，而南宋发达的市舶贸易取代了朝贡的部分功能成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朝贡制度地位下降。
纵观魏晋至两宋“天下主义”的演变，可以发现：一是在分裂和统一的过程中，同心圆权力结构及其组成的制度，包括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和边疆治理的羁縻府州制度不断完善，对外关系的礼制包括官方机构，如鸿胪寺、礼部主客司等机构不断专业化和精细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更加深入。二是在“王天下”“霸天下”的战略形态选择中，出现了灵活和僵化并存的情况，笔者将这种并存理解为“天下主义”的实践与中央政权的实际统治能力直接相关，实力强胜则求威服四海，实力不济则抱有“天子不臣夷狄” 的思想，僵化实际上是政治精英对自身统治面临的内外部压力调节不足的一种体现，这种僵化通过思想认知体现为一种制度上的保守消极，如宋代“夷夏大防”思想与对外交往在官方层级的收紧。
总的来说，经过魏晋的大分裂时代和两宋的军事暗弱期后，一种事实上的多元格局已经出现。“天下”的策略已经不足以应对现实的需要，传统上的中心地位在思想观念和现实政治两方面受到挑战。帝国统治者和知识阶层经历了尽管缓慢但逐步推进的改变过程，这是一种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存在但被大一统思想抑制的多元格局生存策略。在元灭宋之后，以汉族为文明主体的“天下主义”还要经历更为严峻的挑战，即正统性的问题。
四、元明清“天下主义”的巅峰和危机
元明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三个王朝，对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系的改革已趋巅峰，就其“天下体系”的实践而言，有论者认为秦以降的汉族帝国模式发育起源于东部的雨养农业区，而元、清缔造的是发源于内陆亚洲边疆的另一种模式
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65.，中国的帝国模式并不只有汉唐帝国这一种。汉唐帝国无法将雨养农业区域以外的地区纳入长久的有效统治区域。唐的羁縻府州大致以现今的“黑河—腾冲线”为界，在线内的政治实体大多通过土流并置、改土归流，最终内地化，而界外的其他政治实体则长期停滞在羁縻阶段，甚至与中央敌对或者独立之后与中央形成对等的国家交往关系。广阔的西部地区能够被纳入现在中国的版图，是因为内亚边疆帝国模式的领导者及其民族参与了中国国家建构活动。这类模式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发达而成熟于清。这里所讨论的“天下主义”实践，一是关于元、清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如何通过“天下主义”实现正统性的迁移，二是内亚边疆帝国模式下边疆区域民族治理和多元帝国建构过程中体现的“天下主义”，三是朝贡体系的变化发展。
对“正统性”的讨论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是一个经典命题，它是对过去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检验，也可以成为本朝统治的一种辩护形式。“正统”是与“天下”“国家”密切相关的概念，最狭义的状态是指对在位的专制统治者及其家族的政治认同，逐渐延伸到维系君主统治的王朝，但王朝更迭在古人心中是一种常态，所谓“天下无不亡之国”，所以“正统”有一个超越对具体王朝共同体忠诚的意涵，就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这一绵延不绝的历时性共同体的政治忠诚，王朝可以更迭，但“中国”不会结束。在这样概念变迁的过程中，确立正统的原则逐渐变为：一是要求不以篡夺的手段谋取政权，二是采用儒家国家学说组织国家机构，三是实际据有中原地区并大体实现汉文明地区的统一。在唐以前，儒家国家学说中既包括为现存王朝尽忠蹈节的忠君思想，也包括“天命观”和“改天命”等用来解释朝代更迭的观点，彼时对政治忠诚还未突出强化忠于一姓的特点
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1995（2）： 119130.，两宋的历史现实极大地强化了忠诚观念，加之蒙古人入掠中原的征服乃是少数民族统治，这使得元灭宋的过程异常残酷。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是以肃清绝大多数前朝的社会组织结构后再重新建立的，就如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一样扫除了绝大多数土地兼并，消灭了大部分贵族化了的地方势力，同时也使人口损伤较大。清较元而言统治更稳固的原因主要是迅速以儒家国家学说重建了在中原的统治，而蒙元在重建汉唐以来专制官僚政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朱元璋曾说元灭亡的原因在于“主荒臣专”，实际上应该是自汉唐以来专制君主权力强化和制衡君权的官僚体系之间的张力被破坏，旧日维系制衡皇权的理念是儒生的政治理想、对德化和传统“天下主义”的追求，这些内容无法被蒙元完全继承，皇权强化过程和与之对应的反作用力都被弱化，官僚体系陷入腐败和贵族化泥淖，难以实现有效统治。在正统问题上，明自不必说，元清两代都在入主中原后迅速接受“天下主义”所构设的秩序安排，以证明自己的合法统治，并对“天下主义”在边疆地区的实践做出了较大创新。
如上文所论述，在汉代统治者心中“天下”已经包含九州和四夷，所以谋求施加对边疆的有效控制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方略，但在这一过程中，非雨养农业的分界线是少数民族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天然屏障，对边境的拓殖受限于农业技术和人口结构，很难真正稳固下来，军事征伐靡费颇多，收效甚微。
关于雨养农业和内亚边疆帝国的相关观点，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唐的朝贡册封制度可以帮其控制（指施加政治影响）西域、蒙古高原达数十年，而且其内核中包含有一定后续内亚边疆帝国的影子，但宋明两代的汉族政权仅能通过控制周边实行改土归流，而不能真正施加对广阔西部的有效统治。而真正发源于所谓“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改变了国家的建构模式，北魏鲜卑氏因为汉化速度很快而且割断了与自身族裔认同的有机联系，没能达成这一过程，但辽、金、元、清都在中央政权建立儒法国家的专制体制，在发源地仍保有另一个管理系统，且通过政策将二者相对隔离。元朝负责管理西藏和佛教事务的宣政院，清朝负责蒙青藏、南北新疆及西部四川管理的理藩院即承担了这些职能，这种创造性管理边疆的方式将“中国”的统治范围拓展至儒法帝国难以企及的地区，但由于民族隔离政策和实际发展中的族裔间的差距，再加上中央政权的衰败可能，来自外边疆的民族如果不能彻底融入汉文明中，就会伴随王朝更迭回退到他们的“发源地”。
元朝统治沟通了贯穿内亚的交通线，积极招徕外国人来华朝贡，但在对外关系上，元朝倾向于使用武力。有论者认为，只有在那些无须使用武力的地方，蒙古人才试图建立一种更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关系，如与高棉、暹罗的关系。蒙古人对朝贡体制中“德化”要素的认识显然不足，他们惯于以强权和武力威胁为后盾，对周边小国实施控制，寻求更多的贡物和人质，与前朝的朝贡制度大不一样。明代的朝贡制度则回归了典型的以中央王朝为中心、实现多层级交往的体系，由于海禁，朝贡成为了对外交往/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其按照交往频次和关系基本将朝贡国分为三类：一是称臣定期纳贡的国家，如朝鲜、琉球、安南等，他们还使用明朝的年号和封号;二是不定期朝贡、政治附属性较弱的国家，如真腊、爪哇、暹罗等;三是借朝贡名义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在王赓武对洪武、永乐两代朝贡体系的考察中，他认为尽管永乐帝谋求在朝贡国中推广平等和“示无外”的政治理想，但和实践是错位的。“中国的皇帝和大臣一方面感怀和自豪于传统的复兴，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实力和财富感到骄傲，进而看到周遭世界的贫穷与虚弱。”
[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5.他认为这种心态下产生的中国优越论并不是教条僵化的，相反，通过在朝贡体系中的态度和行动能看到“天下主义”随着实力变迁呈现出仅在口头表现的“示无外”还是付诸行动的“威服四海”，这与前述各朝代的历史实践基本一致。清代前期基本繼承了明代的对外关系。清代完成王朝更迭之后就向朝贡国宣告了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并要求建立新的朝贡关系，先后与朝鲜（在明亡之前通过征服迫使纳贡称臣）、琉球、安南等国建立关系。理藩院和礼部分管不同的朝贡事务，在礼制执行的细节上也较明代更为细致，如对各国贡期的要求，对贡道的设置考虑了路途、对“天朝”文明的展示、对国防和安全的考量等。清代的册封也比明朝更为严格，仅对朝鲜、琉球、安南三国进行册封。清中后期，“天下主义”主导的朝贡体系面临与西方条约体系的碰撞，列强环伺，藩属国成为了首先被侵吞的对象，伴随着宗主国主权的沦丧，古代的“天下主义”实践走到了终点。
作为最后的几个封建王朝，“天下主义”的实践实际上是制度最为精细完善、国家疆域有效统治范围最大、实力拓展最广的几个时代，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元和清还创造性地用内亚边疆帝国的形式将雨养农业范围外的地区融合进大一统的帝国之中，为多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历史依据和治理经验。元和清同样深受“王天下”“霸天下”两种战略形态的影响，仅是在部分手段的选择上有所区别，在对外关系上基本继承了前述汉族政权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仍是一种强烈的文明观和等级制权力结构。
作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顶峰，元明清三代对内部各系统，如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儒家国家学说、官僚体系、朝贡体系等施加了强有力的控制，强烈的自我中心、帝国的傲慢和过分的自我调节使系统内部难以分化出创新的要素，而且日趋僵化，在面临内外部双重挑战的时候，就难以像之前的若干次农民战争后重建王朝一般进行更迭，而且被卷入了以西方民族国家体系为主的新的国际体系。
五、结语
随着一代代人的思想建构和历史实践，“天下主义”从“天下观”这一政治理想逐步丰富为一整套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对“天下主义”的认识不但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问题，也能为当代多民族国家建构提供重要启示。
“天下观”的意涵和演进过程揭示了“天下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学者认为“天下观”指涉了两个关键概念：一是“世界”，一是“中国”。
吕文利.中国古代天下观的意识形态建构及其制度实践[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23（3）： 111;吕文利.中国古代的“天下”表达与边界实践[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41（7）：18;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M]//罗志田.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也有学者直接使用“天下中国观”这一术语
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这种论辩反映了“天下观”本身的复杂性：作为“世界”意义上的理解，侧重内外秩序安排的属性;作为“中国”意义上的理解，侧重“天下”对民族国家，特别是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也关注国家、疆域等问题。这二者都是“天下观”随着历史演进而丰富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天下观”从朴素的空间构想变为儒家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认知世界空间和秩序安排的思想基础。
从空间上看，“天下主义”为古代中国构设了一个三重的同心圆结构：第一重是汉文明的中心地区，是实现“天下”理想追求的实力基础;第二重是边疆地区，生活在雨养农业界限外的少数民族也通过战争、外交、融合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历史进程;第三重是边疆地区以外的国家和政治实体，他们通过朝贡制度实现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往来，部分国家逐渐对儒家产生文化认同，建构了帝国外围的文化圈层。通过这三重同心圆结构能感知到实力要素和“天下观”中亲疏远近和秩序安排的构想之间的互动，这种思想已经深植于历代王朝统治者对世界秩序的认识中。而从“天下主义”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发现，汉唐建构的传统中央帝国模式和元、清建构的内亚边疆帝国模式都是“天下主义”的具体实践，内亚边疆帝国模式主要是对第二重结构中的边疆地区实施有效统治，这已经超越了儒法帝国统治的上限，这两种模式都将成为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历史依据。
从传统中国的两种大战略形态来看，自汉朝开边派和反开边派的论辩以来，“天下主义”从“王天下”“霸天下”发展为“天子不臣夷狄”和“王者无外”这两种帝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二者之间存在张力，但特殊情况下，两者还能并存，即中央王朝的政治宣示是“示无外”，而在实践过程中对边疆事务呈收缩态势。这两种传统恰恰是古人灵活对外政策的体现，他们没有教条地理解和简单践行高度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天下主义”，在对“德治”的追求不放弃的同时，兼顾现实主义的武力使用，在对外关系中注重自身实力和地区格局的整体关系，以实用为原则进行思考，这种灵活理解“天下主义”的事实是对机械理解古代思想进行现代理论建构的有力冲击。
不可否认，“天下主义”中含有汉文明优越论、等级制权力结构等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强烈抵触的内容，但在部分“夷夏之辨”的过程中产生的“我者”与“他者”的交融重构，在內亚边疆帝国模式带来的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启示，在理想主义的“德化”和现实主义的“武力征伐”的辩证关系上都能获得对现今国际体系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在未来如何建构国家身份、深度参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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