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的理论演绎与现实张力

时间:2021-07-18 18:06:34 浏览量:

张铁云 张昆

关键词:公众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国家外交;现实张力

“学派众多”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显著表征,这些流派虽然涉猎面广,但大都囿于各自的学科视野,侧重从个案研究的维度探讨国家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和整体性的理论架构。所以,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和演进过程中,学派之间的观点冲突和相互论战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纵观国际关系思想史。20世纪以来西方国际理论界共爆发了五次较大的学派争论与互动,但整体来看“论战是围绕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展开的”,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实证主义、依附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派别随着时代环境陆续加入,“对垒鲜明、理论清晰且影响重大而悠久的,仍然是建立在不同哲学派别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在这种意义上,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

在信息化和全球传播时代,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并非预先给定因素,而是国家内部力量与其他行为体之间互动和博弈的产物。在这种交往和博弈的过程中,公众舆论与国家外交便发生了联系,国家的硬实力(物质资源、经济和军事力量)及其在国际格局中的权势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内容生产与走向。但以态度、情感、意见及信仰理念等精神性因素为表征的公众舆论同样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变量.一种能改变或阻碍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力量”。原因在于,这种被建构的社会认知某种程度上能够映射出国家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身份认同。因此,现代国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除取决于本国的利益诉求及其对待世界的方式外,将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公众感知和评价的影响,再也不能将舆论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边缘性存在。实践是理论研究的向导,关于公众舆论与国家外交活动之间的关系,历来也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作为以研究国际行为及其影响机制等为核心内容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派,自由主义抑或现实主义在搭建理论中自然都涉及舆论因素。并且,由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流派的分歧使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公众舆论的探讨陷入“非此即彼”的争论之中。因为现实主义范式与自由主义范式在本质上是大相径庭的。导致它们对国际舆论的理解产生根本分歧:自由主义公共舆论主张国家的外交活动要顺从民意。积极吸纳公众的参与,而现实主义则认为公众对于国际事务“无知”“冲动”和“少见多怪”,他们在国家对外活动中不是产生助力作用而是经常“帮倒忙”.所以国家要努力避免公众舆论的风险(如多数暴政与舆论专制),尽量减少公众对国家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干预。本文认为,在强调自由主义舆论观念的正面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现实主义范式关于公众舆论与国际政治的合理化内容,以及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活动的现实张力。

一“亲密的联姻”:自由主义范式对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的宣扬

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把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坚持人性本善的哲学观念.认为人们能够通过国际制度的合理安排、民主国家间的合作等方式来规避战争与侵略等非理性现象的发生。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社会的国家与国内社会的个人在逻辑和实践上是互相贯通的。保护个体的自由、正义与和平能够为推进和改善国际关系提供可能。因为尊重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政府由于受到机制或规范的约束在外交政策和国际行动中也会表现出和平的意图、倾向。所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非常重视个体的自由及其对构建进步与和谐的世界政治秩序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个人,试图理解集体决定,从伦理角度促进人权,试图改善人类环境。”例如,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性分支“理想主义”,充分相信人类理性和善的力量,主张把国家内部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延伸至国际范围,而实现这种转变的中介因素即是人性的唤醒和改善,所以理想主义者强调对普通民众的社会化教育和民主意识的熏陶,提倡从舆论、道德、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等层面启蒙和感化民众,以此克服国际交往中对他者的无知和偏见,这样才能构建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新秩序。

具体到公众舆论场,自由主义者重视民众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参与,把公众舆论视为一种真实存在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有生力量。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原理,对民主和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考察,认为人是理性和自利的行为主体,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先天本性与产生利他动机之间并非构成绝对的排斥关系。随着包括人际沟通在内的社会交往的扩大,人们会逐渐意识到要想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利益.必须与共同体内的其他人进行合作,以解决自身能力和条件受限的问题。在既利己又利他的动机驱使下,个体会自觉地将他人和共同体利益与自身利益“绑定”在一起,这将会带来最佳的社会结果和“最大程度上最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意见”,因为公众舆论主体或共同体本身就是由独立的个体构成的,而每一个体根据对自身利益的正确理解所形成的理性意见必将导致整个社会朝着“善”的方向发展,在最高程度上符合普遍利益和共同体福祉。边沁创造了“公众舆论法庭”这一术语。与高度组织化的司法机构相比,边沁认为公众舆论法庭是一个虚构体——缺乏统一组织、固定的成员和实体性的规则,但这并不代表“公众舆论法庭”没有作用,而是以一种“反作用力”的独立形式来防止公众的“普遍利益”被统治者的非法利益所误导和垄断。在这种情形下。公众舆论已经具有类似于官方司法机关作出判决的“意味”,公众的角色也已相当于选民之于公职人员的角色。为更好地发挥公众舆论的审查和监督功能。边沁特别强调新闻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并将新闻出版自由的理念和视角转移至国际社会,认为世界公众面对国际事务能够做出客观而理性的判断,只要信息实现足够的自由和开放流动,国际社会发生冲突时就无须诉诸武力。因此,边沁提出国会必须向民众报告所有事务,保障新闻自由。

在自由主义理论流派中,其他对公众舆论进行论述的学者还有:詹姆斯·穆勒称公众舆论为智慧的仓库;政治哲学家埃德蒙·伯克提出民选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应该顺从民意;美国第四任總统詹姆斯·麦迪逊提倡使用开明和良善的办法来保护国家的真正利益。呼吁统治者要做“开明的政治家”和“慈善的哲学家”;美国总统林肯对民意的看法更为直接:依靠公众情绪和民意,我们可以成就任何事情,无往而不胜。综合边沁等自由主义学者的舆论思想.不难发现自由主义范式俨然把公众舆论作为一种通过审查政府信息从而对执政者滥权进行道德制裁的重要手段,这种方式可以在选举制度之外最大限度地保障被统治者获得来自统治集团的尊重与责任。因此,自由主义学者呼吁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和相关活动中要倾听民众的声音,而非抵制舆论与外交的互动。

然而,2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发生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例如在政治领域,市民社会力量的堀起,社会与国家实现了分离;在经济领域,生产与消费被无限度地扩张;在文化工业方面,先进的大众传媒机器愈发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民众注意力及社会的渗透、驱动“无孔不入”。这一切引发人们在物质和私人生活领域的欲求日趋膨胀,对政治生活和公共话题的关注度则日趋衰落,“公共领域日益被垄断公共权力的主权国家所掌控,公众逐渐从舆论的主体沦为舆论的客体。”发生蜕变的不只是公众的角色,公民的公共精神也逐渐消退。不容否认,上述这些因素对公众舆论的独立性身份和公正价值造成了破坏——社会中的个体并非总是把公共善作为行动的向导。公众舆论未必带来民主美德和公共福祉。同时,自由主义思想呼吁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和相关活动中要倾听民众的声音,赋予人民过大的权利,却相对忽视了舆论生成中的媒体操控和政治操纵问题,不理解大多数人只能获取部分特定的信息而无法逼近事实的核心,这种内部人专长和专业化的政治事务会带来民主机器的失灵,导致“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成为一个系统性趋势”。

民主理论和自由主义公共舆论思想看到了民意的积极性。但公共舆论的主体有时或经常缺乏理性、易冲动,造成讨论和意见质量良莠不齐。并且,公众舆论的生成并不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是裹挟着多种力量的博弈,特别是在国际议题中因国家利益和权力而引发的认知冲突和意见撕裂更是一种常态,因此自由主义围绕舆论及其与国家外交关系的见解未免过于“天真”,遭到人们诟病,而自由主义公众舆论思想的自身缺陷正好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对其进行批判的着力点。

二“潜在的风险抑或冲突":现实主义范式对自由主义舆论观念的批判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来自启蒙运动所激发的另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以“防卫”为自身立场,对自由、理性、平等和进步等信念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重视传统伦理道德在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保守主义的立场催生了现实主义的视角和理论。并为批判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与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相比,现实主义更加关注权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和利益的作用,主张世界是由物质基础构成的。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国家力量和国家利益决定着该国的一切外交行为,当国家具备干预或攻击他国的实力时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意图(进攻性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逻辑假定就是作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国家是自私的.以及国际社会具有无政府性。它表现为各国独立地确定国家利益,制定和施行外交政策,并无一例外地把实现本国的利益作为一切对外活动的最高准则。然而,国家的利益千差万别并时常相悖.导致国家间的交往并非总是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而是必然伴有各种分歧和纠纷。因此。现实主义学派坚持把“对‘实然的分析与‘应然的理想区别开来”,带有政治悲观情绪与道德怀疑精神,认为冲突和争夺权力构成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冲突的最终调解或国家要确保自身生存只有依靠实力特别是军事能力。现实主义学者的这种逻辑假设。不仅奠定了他们的理论底色,也深度影响了该范式对公众舆论及其介入国家外交的思考。

(一)现实主义范式:理论流派及其核心旨趣

按照产生时间先后,现实主义学派可分为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冷战后现实主义四个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義的这四个发展阶段并不是依次取代的过程,而是相互叠加的过程,即冷战后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形成并非意味着前期现实主义理念的消亡。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国际关系范式,现实主义在发展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代表性人物.诸如汉斯·摩根索、欧根斯基、罗伯特·吉尔平、肯尼斯·华尔兹、杰维斯、米尔斯海默等。

作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擎旗手”,摩根索继承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古典思想家的“权力政治”“均势”与“国家利益”学说,但与古典现实主义强调人性中恶的一面与国家间极端的战争状态不同。摩根索呼吁国家在对外政策和行为中应该克制、理性,而非如霍布斯所主张的国家在国际社会要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摩根索对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贡献在于开创了“权力政治”的国际利益观念。在他看来,国家利益是在权力结构中被追求的事物.一国在国际社会中谋求的利益应当与其实力相称,国家自身所拥有的各种实力与该国所获得的权力以及它最终能获得多大利益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一般而言。行为体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强,其在国际社会所拥有的权力和话语权就越大。它所能得到的国家利益就越多。因此,摩根索提出权力是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重要变量,国际政治就是受资本实力决定的权力政治。即追逐权力的斗争,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动的核心目标就在于为维护和扩大国家的这种权力与利益服务。

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逐渐从传统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转变。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保留了传统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核心内容,但更加强调从国际结构的整体主义角度来建构和阐述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教义,把国际政治视为一个精确的结构体系。为此,华尔兹创立了“体系结构”的新概念。主张国家利益可以通过国际系统结构来判定,认为就政治结构的排列原则而言。国际系统内部是分权与分结构的,且其各构成要素的关系是平等的;同时,国家间的联系和区分是由各国家能力的大小决定的,即国际政治结构是按照国家能力分配(物质权力资源,特别是经济和军事权力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来界定的。

米尔斯海默是冷战后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虽然世界性战争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国家间还充满着不信任甚至互为敌人,缺乏统一中央政府权威的国际社会仍然未摆脱“人人为战”的霍布斯状态,安全成为一种稀缺品。为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提出一国要想在冲突的国际空间中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必须采取进攻性策略,对外扩张政治利益,加强对国际环境的控制,以掌握主动权。不难看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际社会坚持一种悲观态度。相反,华尔兹与弗埃拉等人坚持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理性的,富有侵略情绪并发出扩张行为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加之国际均势的自动形成,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力量的平衡状态也会遏制国家追求最大化权力的欲望,让他们思考进攻的成本得失。

从现实主义的内涵及代表性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以保守主义作为哲学依据的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从“人性恶”的特有悲观预设出发,把理性算计和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和行动的圭臬,更加注重或倾向于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下实力因素和传统外交方式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和国际法等规范因素的作用反而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二)解蔽“公众舆论”:现实主义范式对自由主义舆论观念的批判

由于坚持个体并非都是平等、理性的以及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的理性行动未必就能产生理性的结果。相反公众舆论在很多时候处于“无知”“冲动”和“少见多怪”的状态.所以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在努力揭露和避免公众舆论介入国家外交活动的风险,提出民众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可避免地夹带着盲动和非理性的色彩.呼吁尽量减少公众对国家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干预。这就是说,现实主义范式并不认可自由主义舆论思想的精髓——民众的态度或意见是影响一国外交政策决心及效果的重要因素。

按照现实主义学者的分析,民主制度的独有特质与精明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外交实践是一种对象化活动,它的作用空间在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和世界局势又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所以国家的态度和外交政策也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民主哲学的理论思维却要求国家的一切行动包括对外传播活动必须经过民众的充分讨论和参与,形成公众舆论,达成共识后再付出作为,可外交的效率和灵活性也将因之大打折扣。在这种现实境况下,民主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公众舆论与外交的“亲密联姻”,实际上潜藏着某种程度的危险。

现实主义学者之所以冷落普通民众与国家外交活动的关联性或者说强调传统外交方式的重要性,还在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实力的差异与国家间利益的相悖造成国家权力的不平等,并引发国际社会充满着各种争斗与算计,特别是大国之间关于利益和权力的争夺表现得更为激烈,因为“大国总是面临着如何获得和维持其他国家认可自己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特殊作用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获得其他行为体的更多承认,它们就不具有在国际社会进行管理和行动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舞台上不断上演着一种传播现象:为了实现国家影响力的延伸拓展以及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每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都惯于使用大众传媒和公共关系机器“包装”自己.有时出于妖魔化对手以及左右国际舆论等特殊政治目的,甚至还可能对“事实”进行重组和再造。美国新闻界著名的专栏作家和现实主义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对舆论的评价很差,因为他发现公众舆论并非自发形成,而是决策者将公众的意见和情绪加工后整合起来的产物。对于国际社会行为主体的伪装现象或“表演性”动作。意大利外交家圭恰迪尼的看法更为露骨。他认为国际政治不过是一场由虚伪的、阴险的、撒谎的和狡诈的人参与的疯狂而危险的“游戏”。由于行为主体目的动机的不可告人和国家利益的排他性驱使。国际社会的所谓游戏规则和活动不得不在“暗箱”中操作、完成。普通民众要想识破附着在国际事件和国家间关系中的这些迷雾。必须具备专业化的知识和洞察问题的能力。然而,受地域、语言、审查与保密制度、刻板成见、阶级立场等主客观障碍的限制,在生活实践中普通公众并未培养出能够对事实真相做出准确判断的知识与智慧,只是偶尔了解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他们的判断力和决策力仅适用于某些细小问题而无法从更为本质和宏观的维度把握世界局势,即便拥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力也难以架构出事件的样貌与细节流程。遑论触及事情核心与真相,“掌握解决问題所需要的特殊的、技术性的、密切相关的标准,这一工作不适于公众。公众可掌握的标准对于问题的解决太过于抽象了;它们的价值体现在程序合法性上,以及公开的、外在的参与行动。”由此可见,李普曼对普通民众的才能是持怀疑态度的,强调公众不能理性地解读和处理政治事务,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应当交给那些接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业知识和了解真实情报的“局内人”,并通过宣传杠杆反过来引导公众(“局外人”)的情绪和意见,这就是“精英治国”的思路。在冷战期间,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作用变得更加警惕,认为公众对政治和国际事务依然无知和迟钝无力,而且极易受情绪干预,变成无法控制的“恶魔”,即便公众有时对重大外交问题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但事实上他们不能作出正确的认知和判断,反而因其自身拥有的无可避免的情绪化、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和事后不负责任的行事风格成为外交中潜在的阻碍性因素。

实际上,关于民意或民主在外交领域的恰当性或可行性命题一直都备受现实主义范式的质疑。例如,摩根索强调国家在对外关系上是一个统一的行为体。要忽略“国内政治因素对国家外事活动和国际政治的制约”:美国“遏制理论之父”、外交家凯南也认为无知和非理性的公众介入外交容易加剧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局面,从而破坏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舆论的不利影响,他特别提出要给外交事务专家和外交人员留出更大的操作空间,“权力必须被授予,授出的权力必须被尊重;政府部门必须得到更大的权力,这无损于民主的基本面。”因此,依据现实主义理论的阐释,国家外交活动和国家间交往应重视传统外交方式。民众并非在所有事情上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及能够作出正确的认识。所以决策的意见基础不应仅止于公众舆论,特别是在纷繁复杂和险象环生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普通民众对国际事务的过度“置喙”反而可能加剧国家间的意见分歧,阻碍国家外交政策的贯彻、执行。

三与不确定性同行: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活动的现实张力

国际关系实践表明,来自其他国家及其民众的态度和评价影响着一国的对外传播活动,“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与地位,往往取决于“我们”在国际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非“我们”本来的自然面貌。公众舆论嵌入国家间的交往。是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以及传播生态的一种顺应和反映。公众对于国际事务的讨论和参与,还可以约束主权国家在决策和对外传播活动中的恣意妄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视公众舆论以及民众与国家外交的积极互动,其本身存在着无可非议的合理性,必须被正视。但是,国际政治生态迥异于国内政治,其话语生产的专业性较强而难以贴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心理诉求。加之民众信息获取和知识构成的短板。对国家间关系及国际事务的理解倾向于浅尝辄止等等,这些因素导致公众舆论与国家外交的“亲密联姻”不仅在理论层面被确证为隐含着某种潜在的风险,即使在实践层面也充满着一定的张力和不确定性。

(一)国际空间的新闻生产和话语传播有其内在特质

国际政治是国际社会的组织体系和行为体系,国际关系集中表现为国际社会行为主体间的政治关系。与国内政治不同,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横向的平等关系.主体间不存在纵向的具有统领性质的权力机构,国家由原先领土范围内最高的权威实体转换为一种普通个体。身份类似于国内社会中的个人。换言之,国内社会是社会公共权力的载体,是向着集权的纵向方位延伸的社会,而国际社会则是一个分权的横向度社会。这种差异性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政治空间中的国家权力势必是一种私有权力.而私有权力的特质是将权力所有者的个体利益置于至高地位。各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从根本上说是为私有权力和利益服务的,国家间关系的冷暖亲疏都能在利益关系中找到根源。不管世界局势和时代潮流如何波谲云诡。利己性而非公益的价值取向作为国家权力在对外关系中的基本面亘古未变。可以说,国际社会之所以错综复杂就在于政治、权力和利益等要素的相互交织与裹挟,而这种生态也正是导致社会化媒体之国际与国内议程设置出现差异的关键所在。新闻生产的目的即为最好的例证:国内新闻是为了满足民众日常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正常运转的需要。所以其内容尽可能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讲求“接地气”式地呈现;国际新闻的服务对象则重点围绕在国家党政机构、企事业单位及科研工作者。其初衷不是对现实环境进行细致入微地监测与观照。而是便于国家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动态以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大众媒体的国际新闻生产与报道倾向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等宏大议题,但这些事务本身复杂多端,不亚于国内社会事实间的盘根错节,加之超越了国度与个体切身利益。对普通民众来讲是一种遥远的或想象的存在。更何况,在极其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时间、精力、信息与体验事件的机会又十分有限,人类的注意力在任何时刻只能专注于某一点而不得不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他方面,即便我们拥有足够的注意力审视周围的一切,各种出入境的护照、局部地区的冲突、难民潮等新闻事件也会对我们的注意力范围形成重重关卡,阻碍我们无法到达“世界上那些应该被感知和理解的角落”。民众对他者的认知和判断无法建立在多维度的事实或自身的实践经验之上。就难免带有片面的、模糊的、零散甚至背离真相的成分。

(二)在市民社会崛起的自媒体时代,宏大叙事的吸睛能力式微

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来看,政治国家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意志统合进市民社会以利于自身统治。通常意义上统治集团是不希望或不情愿民众拥有独立意识和批判性思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而,伴随着民主化运动的展开、科技革命的浪潮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注重个体思维、强调自我利益的市民社会逐步崛起。经济与群体生活日益多元、健全,民众特别是年轻族群不仅越来越渴望自己的声音、建议被政府倾听和采纳,更对远离视线的抽象议题或宏大叙事形成一种“敬而远之”的心理情感。反倒在娱乐、美食与文化旅游等软话题方面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5年7月公布的关于2014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期间公民投票情况的调查结果.18岁至29岁民众的投票注册率为47.9%,实际投票率却只有19.9%,这两项数据均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值。然而,投票冷漠并-非一种孤立现象,民众参与政党、工会与社区组织等的比例都在下降。年轻群体疏远政治正在成为美国的一大趋势。如前所述,国际社会的主要载体是主权国家及其互动行为。然而国家间的交往活动又秘而不宣地掺杂着某种政治权力与利益诉求,结果从根本上造成了国际事务与政治、经济、科技及军事等领域存在着“蜜月”般关系。那些来自异域的花边新闻、奇闻趣事或灾难报道虽然亦不断见诸媒介,但它们只是冰山一角,并未占据主流地位。相比国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闻事件,国际议题的这种特质使其神秘色彩更加浓重,与普通民众的视线和心理距离愈来愈远。在任何时代,人们的时间、精力和生活圈子都是受到限制的,虽然大众传播媒介和狂飙突进的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出现)使时间与空间被极度压缩,新闻的现场即视感和画面感显著增强。世界各国发展的相互联结和依赖性也日趋提升.横亘于国际与国内两大领域间的地域和信息隔阂被打破,每时每刻都有无穷极的新闻资讯传递到我们面前,但民众一般还只是浏览和关注自己爱好的内容,“图像的淡化或融合,不是突出了这个地方就是浓缩了那个地方。好像我们要更完整地把它们归为己有。它们并不是为了无生气地附着在头脑的表层,而是通过想象力的再加工又进入我们的个人印象。我们对重点进行了部署并參与了行动。”在解码信息时,人们不仅对感兴趣的“重点”进行凸显,而且会运用习惯性思维方式即“刻板成见”去推论关于其他事情的认知。并在此过程中融入自己特殊的情感。

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当人们处于某种特定群体之中,其态度、情感和意见以及目标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并非一致甚至大相径庭,“孤立时,他可能是个文雅人;一旦进入群众,他就成了野蛮人,靠本能行事。他率性而为,狂暴,凶猛,也像原始人那样热情和英勇。”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统治下的社会心理问题抑或“广场效应”。即在周围环境的感染和暗示下,个体慢慢带上了人格的面具,独立性思维和个性化元素遭到群体情感本能的驱动和泯灭,社会责任感缺失,这个时候群体的方向就是个体的方向,“异质性被同质性淹没,无意识的属性占了上风。”正是在此意义上说,群体的暗示和传染机制一旦形成,便“势力极大”,它可能使社会的共识凝聚起来,也可能掩蔽人们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将公众的感情和看法引入非理性的泥潭。“法不责众”现象的产生,既根源于群体中每一个体的社会担当意识的舍弃,也证实了人们的潜意识中内含着一种本能的盲思和冲动——任何行为和后果属于群体共有的责任、不可能由自己独立承担。所以,在公众舆论场域,“众声喧哗和群体极化已成为一种常态”。民众对于大众传媒提供的“拟态环境”往往缺乏正常的判断力,相比于无意识因素,道德和智力等有意识因素只扮演着弱小的角色。特别是在国际舆论环境中,当群体讨论涉及民族主义等敏感话题时,集体无意识便能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理暗示,使大家自然而然地裹挟、沉浸到当前的情景或集体行为之中,大众理性被边缘化。近年来国际公共空间频繁发生的舆论战及其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典型例证。这也说明公众舆论及其在国家间交往中的参与是一把“双刃剑”,其作用在现实语境具有一定的现实张力。

四结语

在全球化和世界交往时代,公众舆论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及推行,无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时刻其效用甚至能够超越物质和军事力量,深度影响着国家间交往及国际关系走向。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各国家主体都把努力改善自身在社会公众中的态度和印象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对待。在学术界,围绕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关系的讨论,亦始终是国际政治学和传播学等学科探讨的焦点议题之一。并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和研究范式。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主流学派。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公众舆论嵌入国家外交的理念分野。便是其中代表。自由主义以理性主义为文化预设.认为公众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对事物及“他者”的讨论包含着极大的健全和合理性成分,公众舆论能够约束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随意性、妄动,因此应当重视公众对国家外交事务的参与。与之恰恰相反,摩根索和李普曼等现实主义学者提出,公众舆论不具备真实性、客观性和连续性。公众意见在生成过程中渗透着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身利益(如害怕孤立、趋利避害)等各种因素,难免带有某些非理性.即便是精英群体对于社会事实的认知和判断也并非总是社会理智的代表。对此问题,古斯塔夫·勒庞更是鲜明地指出,群体心理具有冲动、轻信和乖戾无常性。以群体心理为依托的群体舆论也因此具有急躁、简单夸张和情绪化等特征,并且毫无批判精神。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的阐释,公众舆论的非理性倾向在国际议题中表现得更加凸出。事实上,从现实逻辑来看。公众舆论与国家外交的“联姻”也带有内在的张力性.主要在于:国际空间的新闻生产和意见流动,具有极强的特殊性和专业性,面对多变且复杂的国际事件抑或那些距离遥远的社会事实,普通民众并未建立起相匹配的专业知识和稳定兴趣,不仅造成其难以从本质和大局的维度把握国际局势.更无法架构出国际事件的样貌和细节流程从而形成理性的认知与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众的位置抑或合理身份是宜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交由局内的专家和被公眾选举出的代理团队进行判断和裁决。才可能保障国家外交活动的灵活性及效率。其实。现实主义范式对自由主义舆论思想所以展开批判,主要也是基于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国家制定内外政策及其对外传播,又必须仰赖民众的多元互动和积极参与,这样才可能产生超预期的效果。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舆论思想虽然虚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现实。但我们不能因其观念中的内在短板而漠视公众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那么,一个显在的问题是公众究竟应当如何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国家间交往活动。才能够将“联姻”带来的风险降至最低?换言之,如何实现公众舆论与国家外交之间的良性互动。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关切,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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