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剑斌
一
我一直觉得像我这样聪明的后生在镇上开拖拉机只是暂时的。看吧，天将降大任于我的。我从小就智力发达，但四肢迟钝。我还没辍学的时候，全校的老师们几乎找不到可以难倒我的数学题，而我自己提出来的那些刁钻古怪的难题呢，包括校长都没办法解答。可体育方面，我不行。我拍不来皮球，跳不来橡皮筋，扔标枪就像扔一根绳子，一游泳就往下沉。就连我现在用来谋生的拖拉机，也差不多学了两年才敢开着上路，这一切都表明我应该是干脑力活的。可我开了三年拖拉机，连一条狗都没撞伤过，一直稳稳当当，而且我感觉自己的技术越来越娴熟了，一坐上那弹簧硌屁股的驾驶座就信心十足，这似乎又在表明我天生就是开拖拉机的料。怎么说呢，我肯定希望平安驾驶，但我也肯定不希望自己一辈子就开个破拖拉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年月大家腰包都稍微鼓一点了，都铆足了劲地盖新房子，在我们这里开拖拉机倒是稳赚的营生，我开着父亲买给我的拖拉机，今天给这个运水泥，明天给那个运砖头，逢赶集的日子还可以来回拉上十几趟客，确实挣了不少钱。
二
我现在马上要讲到另一个人，请原谅我这么唐突地让他上场，因为我实在没什么心情去搞什么铺垫。反正迟早要讲到他的，而且他才是重点呢。
那是一张永远笑着的脸，好像世界在他眼中再美好不过了。他总是穿着一件黄色的长袖衬衫，袖子卷起来，也难为他把那一排扣子全都拴对了扣眼，有人说那件衬衫在一年以前还是雪白雪白的；
他整天背着个黑色塑料袋在校园里晃悠，埋着头，用呆滞的目光搜寻着被我们随手丢弃的垃圾；
在这个过程中，不管是捡到了什么，还是一直毫无所获，他都一刻不停地自言自语，自说自笑。他跟我们年纪相仿，却没有我们那种躁动不安、莫名的苦恼和忧愁。他也不需要自尊和虚荣，更不必为此践踏别人。他把自己的鼻涕吃进嘴里，这样做对他来说反而是合乎情理的，比起用纸巾擦掉更自然。别人嘲弄他时，他看不出他们脸上的笑跟自己脸上的笑有什么不同。他不用也无法开动脑筋绕一个很大的弯去琢磨别人话中的含义。活着最大的乐趣在他看来莫过于他背上的黑色塑料袋一点点鼓起来。每天天一黑，他就背着收获的满袋宝藏走回家去，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侦察一番，然后才踮起脚尖躲躲闪闪地想骗过他妈妈的眼睛，从侧门溜进屋里去。他妈妈早已等在门背，看见他进来，随手拿到什么就没头没脑地一顿猛抽。“我让你捡！捡！捡！捡……”
他极其凄厉地叫起来。那叫声从他家那间简陋的平房里传出，像一阵电钻声响彻整个校园，久久地损害着我们的耳朵。长期以来，这惨叫声折磨过无数善良的心灵，有几个女同学还为此洒过眼泪。可是，被揍的当事人却从来不哭，或许这也是他生理上的一大缺陷吧。他只管倾尽其所能地惨叫，却从来没有哪怕是敷衍地哭过一声。伴随着惨叫，我们也能听到哭声，但那都是他妈妈在哭，开始是打嗝一样地干号，最后是畅快地、像高歌一样地号啕大哭。但不管他妈妈怎么哭，只要揍他的手一停下，他便不叫了。他立刻就把发生的事忘了。他忍着痛一瘸一拐地走到屋子的某个黯淡的角落，乒乒乓乓一股脑把袋子里的东西全都倒在地上，一边满口含糊地自言自语，一边摸摸这件，捏捏那件，像是在和自己商计着什么，而一个重大决定将在这满地的垃圾中产生。脸上还挂着泪的女人彻底心软了，她走过去，默默地把儿子的头揽在她怀里。
“妈妈。”儿子转过头来看她。她低下头望着那张傻笑着的脸，眼泪又像阵雨一样洒了下来，打在那张无知的难看的笑脸上。儿子又扭过头去，专心地挑拣起那堆废物来。
“你看！你看！妈……”她听到儿子兴奋地说，手举着一对腐烂的壹号电池，那是他刚从一支生锈的手电筒里拆下来的。
“他一下就把什么都忘了，但他沒忘记我是他妈。他一点也不会记仇。”想到这里，她内疚得难受，喉咙里涌起一股很难咽下去的苦味。“他知道我要打他，”她看着儿子动作迟缓的手上那一条条血痕想，“他躲躲闪闪，他怕疼，但他还是要回来。他甚至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天哪！我造了什么孽啊！”她又一次抱住了儿子的头，在头顶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妈妈，给你！”他从那支手电筒上拆下一个银光闪闪的反光杯，笑着送给她。
她看到自己的脸映在那弧面上变形得厉害。她又呜呜地哭起来。
三
他是一个傻子，一个被命运开了玩笑的白痴。
其实他是有名字的，只是没有人叫过而已，他的母亲应该叫过，但我们都没去留意。大家干脆都叫他“傻子”，反正校园里只有这一个傻子，作为指称，叫他傻子就够了，混淆不了。但我不一样，我那时叫他“哥哥”，这完全是同学们不无恶意的玩笑所致。因为我这人看上去也有点儿呆滞，我那些经常在课堂上把老师难倒的怪问题（伴随着笨拙的、不协调的手势），难免让人觉得我脑子不大正常，但我却觉得这正是我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明证。于是有一天，某个自恃智力可以碾压我的、鬼点子特别多的同学突然得意洋洋地当众宣布了他的重大发现：“咦！你跟傻子怎么那么像一对亲兄弟？”或许从表面看来，他这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要不然也不会立马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甚至拍案叫绝。从那以后，每当傻子背着黑色塑料袋，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傻笑出现在校园里时，他们都故意在我面前挤眉弄眼，掩口窃笑。好吧，我不屑于争辩，我不想让自己的智力与他们的智力来一场贴身肉搏，那极有可能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传染给我的脑子。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迎合他们，不管他们说什么都点头称是。后来，由于某种扮演小丑的心理作怪，不等他们发现傻子，我就会主动提醒他们：“哎呀，我哥来了！哥！哥——”我满足了他们的无聊，他们的怪笑也像一声声赞美满足了我悄然扭曲的虚荣心。
我的年龄应该是比他小的，但经过几年猛地发育，我后来倒是显得比他年长。而他则一直停留在了十三四岁的模样，似乎智力的停滞阻碍了年龄的增长。
说到这里，我心里掩埋的愧疚又开始冒头，不管我以前唤他“哥哥”是出于什么心理，他毕竟是被我真实呼唤过的兄弟。这可能又是我心智发达的缘故吧（还是我此时的心情所致），这种感受你们可能从来没有体会过——此刻我真实觉得，一个人如果长期对着一块石头喊“父亲”，那么久而久之，这块石头便会成为他心目中的父亲。而他被我叫了那么久的“哥哥”，难道不应该是我兄弟吗？只不过后来，由于那不幸的天生的萎缩使他看上去更像是我的弟弟，我应该主动担起哥哥的角色才对呀！那么作为一名优越的兄长，我难道不应该时刻保护着我那弱小的弟弟吗？可是，我又对他做了什么？
四
好像有人开始关心起他来了。那是我刚学开拖拉机的那一年，我十三岁。拖拉机的扶手老是从我瘦弱的手中震得跳脱出去。那时，由于已经正式面对一种谋生手段，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还多么幼小。我在学校后面的大操场上学开拖拉机，长期以来，这操场在不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成了附近村民的公用场所。以前，水泥地还没有完全老化的时候，村民们还会在操场上晒稻谷和其他农作物；
后来随着大块大块的水泥裂开、鼓胀、松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操场就被同学们活生生地抠出了一幅世界地图，而代表着海洋连成一片的裸露的黄土上面很快长满了红蓼和车前草，等到我将刚买来的拖拉机开进这里时，已经连一块水泥残片都找不着了。有一天，我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座上，透过漫天的黄土看到傻子和他母亲走在一起。这是少有的情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身边一米以内的地方有过其他人。他身躯的孑然形象使他成为孤独的绝妙象征，虽然他很可能连孤独都没有成熟的器官去感受。其实这样的象征是毫无诗意的，就像田埂上留下的畜牲的粪便，丑陋而干燥，被强烈的阳光晒得脱离了实际。而母亲的手紧握着他那只好像也被染上了弱智的手（那与其说是一只手，还不如说是一只“傻子”），这一形象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又立即变成了另一种生机勃勃的象征。它象征着令人温暖的奇迹，这象征开始有点像是田埂边那些在牛粪的滋养下生生不息的野菊花了。
我从不怀疑她是爱他的。但在我的臆断中，似乎这爱由于察觉到了自身的特殊性，出于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原因，自觉地隐藏起来，而不愿招摇过市。好像从没有人想过有这种必要：她拉着她那傻儿子的手到操场上来晒晒太阳，宛如一对健康得不得了的母子那样。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这两人：儿子没什么好说的，他比平时更傻；
但母亲的脸上却挂着异常复杂的表情。我默默地领悟着，终于看出，那张脸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在暴露出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希望呢？我继续去驾驭那难缠的拖拉机。
她站在那里对他讲一些话，但柴油机的轰鸣声淹没了她的话音。我放慢速度，看看那边将会发生什么。看到了：他对她说的话置若罔闻。于是她又耐心地低下头去，似乎想把声音塞进他的耳朵里。可是他对我的拖拉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死死地盯着这边，带着他一贯的“世界再美好不过”的表情。她慌了，好像她感到自己的声音变成了一堆麻绳，而她找不到头绪。她开始借助手势，那晃动的手让他产生了一些思想，使他觉得有必要做出回应。于是他打了她一个耳光。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表达他此刻的真实。他完蛋了。他的无辜也帮不了他。无辜不能长期成为他无理取闹的借口，不能不分场合，不分长幼。而主要的原因还是：他那一巴掌打得很重。他不是不知轻重，从他那一巴掌的力量来看，他倒是很好地理解了轻和重的区别。他本来就想狠狠地扇她一耳光。
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她默默地走在了他前面。
五
很多无关的因素我本不想赘述，但为了消除误解，我还是说明一下：她其实不是学校里的老师，我甚至不知道她和她儿子来自哪里。她只是每天到学生食堂里捡些剩饭，用来喂猪；
每个周末，洗一洗寄宿生们轮流送过来的被单。
她的丈夫肯定早就死了，或者至少在她心里已经死了，这一点从她脸上被孤苦长期凌霸过才会有的冷漠和她与别人打招呼时那黯然的眼神便可以看出来，还有从她干活时的那副狠劲也能猜到。但是，虽然她如此买命地干活，她的猪却喂来喂去老是喂不壮。我们怀疑她的猪也是傻子。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自然而然地厌恶她，宁可把吃不完的饭倒进阴沟里，也不愿让她捡去。而她又不会变着法子讨好这些虚荣心正在疯狂膨胀的学生。哪怕讲句讨好的话给这些孩子听，她的处境也会有所改观啊。但是，她完全没有这样狡猾的心机，她只是忧愁地想：这些娃儿的饭量越来越大了，怎么得了！
她万万想不到，在孩子们的心里，同情可以随机转变成为仇恨，他們有这种权利，甚至可以说有这种需求。并不需要她在行动上得罪他们，她的一个愁眉苦脸就已经把他们惹火了。而且只要一次，就是永远了，因为孩子们是固执的。
六
操场上的牵手散步也好，母亲脸上复杂的希望也好，对儿子耐心的授话也好，都是因为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医治好儿子的病啦。
我刚才说过：好像有人关心起他来了。是这样的，那时，可能是镇上响应县里面搞什么活动的号召，而这样的活动往往都是从学校开始的。特别是那些老师们，他们平时无所事事，而在那无形的号召下，似乎个个都看到，原来还可以去管管闲事。他们到处热心地帮助人，这些学过一点文化的知识分子，先是在吃过晚饭后（他们的晚饭吃得很早，那时村民们都还在地里干活）到附近的田地里指导乡亲们怎样种植甘蔗。感受到这些庄稼汉不怎么领情之后，他们把热情转向老人们，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问心无愧地当起了老人们的健康顾问。这倒是挺受欢迎的，那些平时对自己的儿孙都小气得要命的老糊涂虫，一看到老师来了，立马翻箱倒柜，恨不得把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他们。
有两位一直没有解决“铁饭碗”的中年教师说是要用理论知识辅导我开拖拉机，折腾了半天，我才看出，他们只是想跟我免费学开拖拉机，可能是盘算着万一哪天饭碗不保，还可以有一技傍身。
凡事一旦不新鲜了，就会令人厌倦。当时那些老师们的情形就是这样，而那活动却没完没了，不肯结束。也许做善事也是需要灵感的，有一天背着黑色塑料袋在校园里溜达的傻子就给了一位老师这样的灵感。他们早就对村民和老人们失去耐心了，试想：跟一个傻子和他的寡妇母亲打打交道也不错啊。于是，吃完晚饭后，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聚集在傻子家里开起了会。这些会议的意义在于：教给她希望，同时教给她办法。
各种案例从这些老师的嘴里说出来。他们所说的那些傻子比眼前这个还要傻十倍，可是自从去了某家医院，拜访了某位名医，采取了某种疗法之后，已经变成了正常人，或者比正常人还要机灵。
做母亲的开始心动了，她眼前浮现出一个令人赞叹的儿子的形象。那个形象连在她梦里都没出现过，因为她很久不做梦了。她幻想着那位儿子，并在幻想中对他进行不断的修改。那傻笑肯定是没有了的，那取而代之的会是怎样的表情呢？应该是眼前这些高尚的老师们这般完美、自然的表情。不，应该比他们更显得成熟、深沉、稳重，因为他毕竟在活地狱里待了十几年啊，他的苦难将使得他与众不同，独具魅力。他说起话来肯定不是现在这水平，他会有着怎样的谈吐呢？他将选择怎样的措词？他一开口肯定是妙语连珠，引经据典（她根本不去想他还没受过教育），要是正儿八经地辩论起来，这些老师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他跟自己的妈妈说话，声音应该是温柔的，眼中饱含着深情。他走路的样子将会很有力，像一名军人。他娶的媳妇不必说，自然是这镇上最漂亮、最贤惠、最孝顺老人的闺女。他将从事的事业，应该是崇高的，在镇上找不到第二个人有那样的资格去胜任……
希望自然萌生了，而且那么生动。接下来该考虑考虑实际：钱怎么办？
老师们感到有点为难，他们也觉得钱的问题不好办。但事到如今，他们也只好帮着她把希望撑下去。如果刚给一个人一丝希望，马上又搬出困难来把希望吓跑，那简直就是作恶。
“钱嘛，想想办法总会有的。先借，能借的地方都去借。什么朋友啊，远亲啊，近邻啊……我们也可以借给你……”那位老师说到这里，不由得望了望别的老师，看到他们没有很明显的骚动，便接着说下去：“然后是发动学生们捐。学生们是很喜欢捐钱的，他们觉得好玩，而且又多了一个向父母要钱的理由。还可以呼吁社会，扩大影响，让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好心人都来资助一点。凑个医药费嘛，简直就不费吹灰之力。”
她脸上露出沉思和笑。
七
她真的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树立起儿子的信心，于是出现了她跟儿子一起散步的画面。树立一个傻子的信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她能容忍他那迟钝的接受能力。她现在只想在儿子的身上找到一丝丝正常人的影子。比如，儿子打她一巴掌，她立马想在儿子眼里看到他发自内心的痛苦和懊悔。她其实是想恳求儿子帮她一起来巩固她的信心。
另一方面，她开始想尽办法找钱。她多养了两头猪，多种了三亩菜。另外，她走出了借款的第一步。老师们为人师表，自然说话算数，在得到她画了押的借条后，都慷慨地借了钱给她。他们还发动班上的学生们捐款，因为那可以得到表扬，还可以避免一些惩罚，所以在动员大会之后，孩子们都或多或少地献出了自己的零花钱。亲戚们大多拉不下面子，因为她还是第一次向他们借钱，再加上情况特殊，实在没有理由拒绝。一位语文老师写了一则启事，刊登在省城的报纸上，几个素昧平生的社会人士也寄来了汇款单。为此，这位语文老师每天都到她家里去坐一坐，叫她不要觉得自己亏欠他什么，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忙也是人之常情。
第一笔费用算是凑齐了（至于齐的标准也只是老师们估摸出来的）。由于那时我已经辍学，没有捐款的资格，那笔费用里面自然就没有我的份。她揣着这笔钱，领着儿子去了一趟省人民医院，找到了那位有经验的名医。名医看了她儿子后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让她热泪盈眶：“这小子不傻！”她的信心立即增长了百倍，她以为第二天她便会领回一个健健康康、活蹦乱跳的儿子。但是她没想到，人家治病是按疗程计算的，而不是按天数——哪有第二天就能治好的？她以为自己拥有一笔巨款，哪知这笔钱还不够半个疗程的费用。
“那得治多少个疗程啊？”她揪着心问道。
医生一副真理在握的样子：“治到他完全康复为止。”
虽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至少医生回答问题的态度是极度认真的，不像对待上一个病人那么不耐烦。
钱很快花完了，医院催她赶快叫家里人送钱过来。
“我家里没人了。”在这大城市里，她觉得自己也快傻了。
“那总有钱吧？”
“钱，都在这里了。”她嗫嚅着，一副叫天不应的委屈样。
“没钱治什么病！这病又不会死人。”
于是她和儿子又回来了。唯一的收获便是那傻子从城里学来了几句极不文雅的流行语，不过在乡下倒是挺新鲜的玩意儿。
八
人们以为她放弃了，她除了每天逼着傻子吃几片从医院带来的药丸，便照旧对他放任自由。她还是喂她的猪，没事的时候对着几头猪说上半天话，而那些话当然是令猪们琢磨不透，大伤脑筋的。
可这只是表面看到的，实际上她经常偷偷跑出去借钱。到处都借。有一次竟然还借到我家去了。那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他在晚饭的餐桌上讲述：“今天竟然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跑到家里来，当时只有我在家。我正准备去赶集，手上拿着两百块钱，那是用来买种子的钱。她一进门就叫我大哥。我说干吗呢？她就慌慌张张地把自己的身份证、学校开给她的聘书和一些病历本拿出来，说了一大堆叫我相信她、同情她的话。然后求我借点钱给她。真是没有见过这种人……”
我问父亲：“那你怎么说的？”
父亲没好气地说：“我说——我刚买了拖拉机，自己都缺钱用呢！”
我知道他是在趁机挖苦我。
看到我不作声了，父亲才接着讲：“于是，那女人又厚颜无耻地说：‘你手上不是有两百块钱吗？真是好笑。我告诉她，如果我连两百块钱都没有，那这日子真就没法过了，我就要去当叫花子了。”
我父親说话老是这样，暗藏杀机，我真是受不了。总有一天，我要把这倒霉的拖拉机还给他。
九
事情一直没有多大进展，但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直到我学会了开拖拉机，把挣来的钱一笔一笔地还给我父亲时，她还在坚持着拯救儿子的梦想。
学校的老师们又在开会了，她似乎又看到了一线生机，于是借打扫办公室之由偷听了他们的会议精神。可是他们开会的目的是动员班主任催收学生的学费。有的学生读了大半个学期，竟然没交过一分钱学费，太不要脸。她的心凉了一截，人家连学费都交不上了，哪来的钱来捐给她啊？
她又一次买掉了几头瘦骨嶙峋的猪，加上她死乞白赖向几位老人借来的钱，总算又可以上一趟省城了，让儿子继续那个被中断的疗程。
结果跟前几次一样，医院向她许诺了下一个疗程。
于是，她跑来跟我借钱。她对我说：“你开拖拉机，肯定挣了不少。我们这么可怜，你就当做善事吧。等我儿子懂事了，我叫他赚大把的钱，连本带利还给你。”
这是她第二次跟我说话。第一次还是我在学校念书时。我虽然是走读生，但因为农忙时节父母没空给我做饭，所以我也会带午饭到学校来吃。她那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碗：“不要把自己撑坏了。”意思是叫我把剩下的饭送给她的猪吃。
这个女人只跟我说过两次话，却两次都是乞求我的施舍。但我一次都没有让她如愿。第一次，出于厌恶，我硬是把饭吃完了。而借钱这一次，她的语气让我极不舒服，好像我的钱来得很容易一样。不过，那时我倒是学会了掩饰，懂得了做人的基本礼节。我没有对她表现出厌恶，而是巧妙地对她讲起了我的苦衷：
“大姐，我的钱也不容易挣啊。现在活儿少，开拖拉机的人又越来越多了。我还指望着靠这台拖拉机来娶上媳妇呢。”
她便不再强求，只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娶上媳妇……”
十
唉，都是自作自受，如果当初我借个几百块钱给她，是不是现在就不用背负如此沉重的罪孽了呢？我真是痛恨那时的自己。不过，要说痛恨，我最痛恨的还是那帮多管闲事的老师。他们向她指出一条希望之路，然后又任由她在这条路上苦恼、挣扎、饱受折磨，自己却抽身事外袖手旁观。到后来，他们已经懒得理她，有的甚至还想催她还钱。
罢了，不说这些老师了，我暂时应该展现世界美好光明的一面。
这个世上总是有好人。那名老中医就是这样一位好人，虽然我从没见过他。我现在才体会到，一个好人，必须要有高超的本领和菩萨心肠，这两方面相结合，那才是真正的好人呢！光有善心，而力不足，那往往不能在关键时候帮助别人。我永远歌颂这位心地善良、医术高明的老者。
就在一年前，傻子的母亲开始对那一个接一个的疗程失去了信心，她甚至觉得儿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于是她开始打听别的门道。报纸、电视、广播、路人的嘴巴，她不放过一切消息来源。她听到了一条消息，眼睛为之一亮。她向来相信老人，相信他们的经验，和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安全感。她激动了一夜，第二天就带着儿子去了很远的地方，投奔那名传说中的老中医。她见到了他和他的徒弟们，他除了样子丑陋，似乎一切都叫人放心。老中医话很少，只听她一个人讲，从不插嘴，尽管因为口音太重，她讲的他大多没听懂。等她讲完，他又温和地拉起了她儿子的一只手，在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便已经完成了对她儿子的诊断。儿子在他面前表现出少有的文静。老中医最后只说：“把他留在这里，你先回去。留个电话号码，好了之后再通知你。”她有些犹豫，不过这大可不必。一个傻子，白白送给别人，人家都不一定肯要，叫他留在这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她走了，心里很轻快，因为老中医叫她别担心钱的问题。她想：一看就是个好人！
十一
我们很久没见到傻子了。
别人问她傻子去哪里了，她故意装出不高兴的样子：“我儿子不是傻子，他马上就要治好了。”
她又多养了两头猪，这一次长得很快。
她有时会显得很紧张，那是因为希望一下子变得那么大。
一天中午，学校办公室唯一的一部电话响了，一位老师接了电话。他半天不作声，别人问他找谁的，他愣头愣脑地说：“不知道，讲普通话的！”另一位年轻教师马上认为表现的机会来了，他连忙夺过电话，用他那蹩脚的普通话彬彬有礼地问道：“喂，同志！你找哪个？”
那边报出一个女人的名字，可这是谁的名字呢？年轻教师不假思索地得出结论：“不好意思，你打错了。我们这里冇得这个人，没，没有……”
后来那边传来一句“傻子”，于是他马上明白了：“哦，是的，是的！你麻烦等一下。”他把话筒握在手里，以一副胜利者洋洋自得的姿态向其他教师下达了如下命令：“叫傻子的母亲来接。”命令被传达到门口的那位中年女教师那里，她不敢怠慢，赶忙起身伏在栏杆上向一楼的学生们转达了这道命令：“叫傻子他媽接电话！”得此殊荣的孩子丢下伙伴们跑了起来，他要单枪匹马地去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她冒冒失失地跑上楼来了，一进门就用眼光搜寻着那部黑色的话机。找到了，可是话筒握在另一个人手里，人家并不马上给她，而是进行了千叮万嘱：“快点讲。一个讲普通话的，你听不听得懂，讲不讲得清啊？讲得清……那就长话短说，很多电话等着打进来的。”他明显是在吓唬她，这部电话几个月才响一次。她终于拿到了话筒。“喂？哎，你好！”她居然还会几句普通话！“哎，是啊！我在喂猪……”年轻教师摇了摇头，因为这几个字虽然勉强能让人听懂，可是发音实在差太远了，对方听了会笑话她的。他正想纠正她，可她却一个劲地哭了起来。“呜呜！呜呜……呜……呃呃……好……好……谢谢啦！我给你磕头……呜呜，菩萨啊，我说你是一个好人……呃呃——”可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位老师还是很不舒服地注意到了：后面两句完全是当地的土话，怪不得人家会听不懂。
十二
傻子被治好了，成了一个正常人。听说老中医还教他识了好些字呢。老中医在电话里夸她儿子学字学得很快。他将派一名徒弟将她儿子送回来。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啊！如此令人满意的安排将会令世人何等地感激和留恋这人世间哪！都是老天有眼，观世音菩萨体恤苦难之人，那女人激动得泪眼婆娑。她几乎立即就想见到儿子，她日思夜想的那个令她心动的儿子。老中医告诉她，他们今晚就动身，明天下午就能与她相见了。她又想此刻就听到儿子甜蜜的声音，可还没等她用她那吐字不清、半土半洋的话语表达完这一心愿，那年轻教师已经在一旁催她挂电话了。“教育局长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要打进来的。”她想，反正明天就能见到儿子，听到儿子说话了，于是便不再要求儿子与她通电话。她把电话一挂，立即给这些可敬的老师们鞠了一躬：“谢谢！谢谢！”然后又哭又笑地跑了出去。弄得他们摸不着头脑，以至于那位年轻教师不由得深思起来：她是不是在玩某种讽刺啊？谅她也没有这水平……
从那一刻开始，时间对她来说是可憎的，不怀好意的。一秒钟都太漫长，而一天当中不应该安排那么多小时，那么多分钟。这是不合理的，一天嘛，只要两分钟就够了，最多五分钟。她怎么去打发这些时间呀！她跟每一个遇见的人都纠缠不休，逼迫他们听她抒发喜悦。他们听了都半信半疑，又不好扫她的兴，只好客客气气地顺着她，说几句不痒不痛的祝福语，真好哇，老天开眼，你以后就等着享福吧。当她发现所有人都开始躲着她时，她就去喂猪，不停地对着猪说话。说到口水说干之后，她又去地里把菜砍回来，剁细，煮成猪食。煮熟之后，再去喂猪，跟猪说话。这一天，那些猪被好心的主人喂了五顿，而且凌晨两点的时候，还意外迎来了一餐平时没有的夜宵。
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起来喂猪了，可以说她根本就没睡。这一天，猪们已经不愿吃她提供的食物了。它们一不吃就睡觉，所以她跟它们讲话也是白讲。她便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坐在学校门口，守候着儿子归来。她忘了自己从昨天到现在，只吃过一餐饭。她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忘了太阳此刻正强烈地照射着她的脸。她望着天上的太阳，觉得那也只不过是一张脸，比起她正等待着的那张脸来，这张脸显得那么难看，那么缺乏表情。后来，这张被她所轻视的太阳的脸也默默地躲了起来，躲到山后面去了，她感到眼前一片黑，什么脸都看不到了，儿子的脸也看不到，还有——连路也看不到了，儿子怎么从村口那狭窄的池塘岸上走回来？他该不会一脚踩空掉进池塘里吧？糟了，他不会游泳！
十三
我就直接讲吧，不弄什么花哨的伏笔，不细致地描述那些作为陪衬的细节和经过。直接把事件的核心摆出来。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件事是必然的。必然得就像一条数学课本上的公理，只需要提到它就行了，甚至不需要简单的论证。必然事件只是用来帮助人们去了解别的东西（比如命运），而不是让人们去深入了解它本身。只有偶然事件才会吸引人们的目光，才教人大书特书，把事件本身渲染得神神秘秘，连细节中的细节、原因的原因都交代得那么清楚，仿佛时时在提醒人们：注意！注意！我就要发生了，多么偶然，多么巧合啊！
可我的事件不是这样的。它是生硬的。那天傍晚，老中医的徒弟必将带着被医治好的傻子从山脚下那条马路的拐弯处经过（或是傻子带着医生从那里经过），而我必将为了五十块钱报酬拉着那车沙子朝他们迎面驶去。我多年的自信必将使我麻痹大意，我必将在手忙脚乱中听任我父亲买给我的那台拖拉机径直朝傻子的身体撞过去，他必将躲闪不及与我驾驶的拖拉机重重地拥抱在一起，而这一拥吻必将是夺命的一吻。
后面的事也是顺理成章的，我除了把拖拉机停下别无选择。我听到那男人在用普通话喊着倒在一旁的那个人：“小朋，你还好吗……”我不知道小朋是谁，那么只有上前看看。结果是傻子，我说：“傻子，你没事吧？”那男人好像听懂了我的话，他说：“他不傻，他治好了，他死了。”我赶紧掏出一包烟：“大哥，你别吓我，他真的死了？”
他没接我的烟：“我是当医生的。”然后他又说：“他死了。”
这是必然的，必然的！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我就知道，傻子会变成小朋，小朋会被我杀死，而傻子他妈在等小朋回家……
我就知道：我罪孽深重，必将给别人带去天塌地陷的痛苦，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悔恨。当我还在学校，叫那个傻子“哥哥”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的一切，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了：那人正是我的兄弟，我们有朝一日定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我抽完了那支烟，缓缓地跪下来，把小朋温热的身体抱在我怀里，嘴里轻声地呼唤着：“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责任编辑：易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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