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 罗新雨 王新月
摘 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无疑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之一，但能否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提升还有待检验。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与城乡一体化四个维度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2010-2017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进一步采用PSM-DID方法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重庆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2015年开始试点以后发展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区域差异也在缩小;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试点以后该作用效应更明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两个分指数实现，农业服务业融合和城乡一体化两个分指数的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关键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生活质量;PSM-DID 模型
一、引言
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成为阻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短板。农村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应（孔祥利、夏金梅，2019）、农业发展“价格天花板”与“成本地板”的双重挤压（张林、温涛，2019a）、农村产业的双重脱嵌（周立、王彩虹，2019）等问题对农村产业优化升级的制约不断加深，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严重，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势在必行。于此，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程”。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指出通过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下简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来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夯实经济基础。要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关键，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二者相互作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孔祥利、夏金梅，2019）。一方面，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以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农村产业深度融合为实现路径（刘海洋，2018）;另一方面，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将推动农村产业创造新供给，开发农业多功能属性，实现农业增值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乡村振兴有着显著的经济效应（周立等，2018）。整体而言，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处于“幼树期”或“初果期”，尚未进入“盛果期”（姜长云，2016），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程度不均衡，融合方式单一，除浙江、重庆等少数省市以外的其他大多数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方式均为纵向融合（苏毅清等，2016）。因此，在全面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科学评价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经济社会效应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价值。
近年来，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农民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1）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研究。一是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融合路径（张义博，2015;陈学云、程长明，2018）、产业融合模式（李莉、景普秋，2019）、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作用及战略意义（赵霞等，2017;陈秧分等，2018;万宝瑞，2019）、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支持问题（朱信凯、徐星美，2019;张林、温涛，2019b）等方面。二是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经济社会效应的研究，李乾等（2018）、李云新等（2017）、郭军等（2018）从理论或实证层面研究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收入效应，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从不同的途径促进农民增收。李晓龙和冉光和（2019）实证研究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通过农村经济增长和城镇化两个途径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杨晶和丁士军（2017）利用湖北省宜昌市387个柑橘种植户数据，从收入来源视角揭示了融合组和非融合组农户收入结构差异。（2）关于农民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杨金龙（2013）研究发现，农民人均收入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基础地位非常牢固，二者存在明显的正向关联。刘利（2014）以接受征地搬迁的1987户农民家庭调查数据研究了农地征用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发现农民生活和消费支出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年龄偏大的农民就业存在困难。陈燕芽和郑永君（2018）以267个村3445户农民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共文化可以从文化设施建设、文化服务下乡和参与性文化活动三个方面提升农民生活满意度，同时降低农民生活壓力，进而改善农民主观生活质量。叶闽慎（2019）研究发现书报阅读和个人安全在生活条件和农民生活质量之间发挥着较强的中介效应，而电视、个人信任与社会参与的中介效应不稳定。朱鹏（2019）构建农民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研究了中国各省市农民生活质量的时空变化及区域差距，发现东部地区农民生活质量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但各省市农民生活质量表现出正空间相关性。与之相似，李琼等（2019）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民居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发现我国农民生活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并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人均纯收入、教育、社保等是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叶继红（2019）利用江苏13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发现居民生活质量存在区域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
现有相关研究为本文奠定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是，现有文献基于归纳总结、微观调查和案例考察的研究居多，基于省际层面的实证研究偏少，从县域层面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甚至是空白。县域是联结城市和农村的重要中心环节，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难点问题——“三农”问题的集中区域，是2020年以后中国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主战场（张孝成，2019）。然而，鉴于县域宏观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问题，要全面研究中国各区县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基本不现实，只能选择代表性区县进行实证研究。重庆市是大城市与大农村、大山区与大库区、大工业与大农业并存的西部直辖市，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其独特的、丰富的地形地貌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尹朝静，2020）。而且，重庆在2016年被确定为全国12个首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省份之一，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中具有典型性。因此，以重庆各区县为样本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其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具有典型意义和政策价值。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与城乡一体化四个维度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2010-2017年重庆市37个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然后进一步采用PSM-DID方法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性。
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理论分析
所谓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指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横向、纵向融合和空间拓展，引进二三产业中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新型利益联结机制、新型生产方式，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产业配置，最终实现农业与二三产业紧密相连、有机整合的过程。其内在关键是要在农业价值链提升过程中进行增值收益的合理化分配，让农业、农民、农村更多分享到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红利（姜长云，2016;苏毅清等，2016;张林、温涛，2019a）。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农业产业化之间存在空间上的并存性和时间上的继起性，农业产业化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源头和主要内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任务和必然趋势，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阶段、升级版和拓展版（王乐君、寇广增，2017;姜长云，2016）。
自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其参与主体、发展模式和增收渠道都日趋多元化。各地区依托优势产业资源，积极探索开发符合当地特色的产业融合模式，如链条延伸型融合模式、功能拓展型融合模式、技术渗透型融合模式、产业聚集型融合模式、多元复合型融合模式等，不同农业经营主体也通过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彼此交织、相互联合，形成了多元的合作方式和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归纳起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作用机理如下图1所示。
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完善的利益联结机制丰富农民增收渠道，增加了农民就近就业机会。多元化的农村产业融合模式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和城乡一体化等方式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又推动农民通过劳动就业、土地出租、服务带动等方式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都稳定增长，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扩宽，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张林等，2020）。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培育出一批新型业态，促进了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和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借助技术渗透、要素聚集等手段整合产业资源，不断催生农产品电商、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康养农家乐等多种新型农村业态，通过“合作社+电商+农民”“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民”等方式加速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大多数失地农民、返乡农民、留守农民都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就近就业机会。随着农民收入不断增长，就业稳定，农民家庭可以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改善居住环境，人均住房面积增大，家庭配套生活设施设备不断增多，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家庭幸福感不断上升。
另一方面，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仅仅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还具有较强的正向溢出效应，推进了美丽乡村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和谐发展。随着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养老、体育等其他产业深度有机融合，形成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等多种新业态新模式，既有利于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又不断形成以农业产业化为纽带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有效推进了现代化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不断规划建成，并同时配套建设了学校、医院、商业设施、文体设施、行政管理设施以及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农民子女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保障，农村社会保障也不断提升，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三、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已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数都是基于省际层面的分析（李晓龙、冉光和，2019;张林、温涛，2019b;程莉、孔芳霞，2020），而且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研究目的所选择的指标体系也各不相同，尚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正如前文理论分析所述，多元化的农村产业融合模式主要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和城乡一体化等方式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换言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主要包括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和城乡一体化等几个维度。因此，本文将从以上四个方面来选择指标，进而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到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和县域经济的现实特征，以及县域层面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问题，本文构建了包含农业产业链延伸等4个一级指标和人均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等9个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下表1所示。
本文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0-2017年，包括重庆市37个区县渝中区城镇化率达100%，双桥区、万盛区数据严重缺失，故最终剔除渝中区、双桥区和万盛区3个区县。。参照重庆市政府提出的“一圈两翼”战略，本文将全市37个区县划分为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又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确立的试点县、示范园、先导区名单，将37个区县划分为试点区和非试点区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全国确立了137个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县（市、区、旗、场），其中重庆市江津区、忠县、黔江区入选。2017年确立了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涵盖有潼南区、永川区、万州区和梁平区。2018年将155个县（市、区）确定为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重庆市包括有南川区、合川区、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因此，试点区包括：江津区、忠县、黔江区、潼南区、永川区、万州区、梁平区、南川区、合川区共九个区县，万盛区由于数据缺失不纳入计算。。其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PS数据库以及各区县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处理。
（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结果分析
根据上面的方法，计算得到重庆市37个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历年平均值，结果见表2。从表2结果可知，重庆市大多数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处于中低水平，历年平均值低于0.4的有彭水、巫溪、巫山等13个区县，历年平均值位于0.4-0.5之間的有沙坪坝、南岸、北碚、渝北等15个区县，历年平均值位于0.5-0.6之间的有江北、巴南、江津、合川、永川、南川、铜梁和大足共8个区县，历年平均值高于0.6的只有大渡口，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历年平均值为0.6057。彭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历年平均值最小，仅为0.2681。大渡口与彭水综合指数之比高达2.26∶1。另外，进一步分析各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化趋势可知，江北、南岸、九龙坡、巴南、涪陵、江津、永川、武隆共8个区县呈现小幅下降趋势;大渡口、长寿、南川、潼南、璧山、万州等20个区县呈现上升趋势;渝北、荣昌、丰都、奉节、巫山等9个区县变化不明显，呈现平稳趋势。自2015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战略实施后，全市有大渡口、沙坪坝、合川、南川、彭水、秀山、黔江等24个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呈上升趋势，其中合川、南川、黔江、梁平、万州等试点区县上升势头突出，这说明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短期内效果显著，多数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得以提升，且对试点区县的作用效果尤为明显。
图2显示了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的变化趋势。综合表2和图2可知，一小时经济圈和试点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高于全市平均值，与其他区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小时经济圈内各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历年平均值为0.4894，处于中等水平，但有8个区县的综合指数低于区域平均值，说明区域内的差距较大。试点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平均值仅次于一小时经济圈，历年各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624，处于中等水平，有4个区县的综合指数低于区域平均值。2010-2017年试点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一直处于0.43以上，而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非试点区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259，优于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有18个区县的综合指数低于平均值。渝东北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3711，处于较低水平，有4个区县的综合指数低于区域平均值。渝东南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为0.3694，处于较低水平，在所有区域中排名倒数第一，有 3个区县的综合指数低于区域平均值。此外值得关注的是， 2015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开始试点以后，各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这表明農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有成效，但政策的可持续发展还存在提升的空间，在下一步工作中应保持甚至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应，提升区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差异分析
本文借鉴张林等（2020）的做法，采用泰尔指数测度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差异。泰尔指数及其贡献率的计算结果如下表3所示。从全市泰尔指数的结果可见，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长期处于0.016-0.028之间，说明重庆市各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确实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015年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试点后，泰尔指数明显下降，这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政策不仅提升了各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还缩小了区域差距。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区域内泰尔指数明显大于区域间泰尔指数，这说明重庆市区域内部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差异远大于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渝东南的泰尔指数大于一小时经济圈和渝东北，一小时经济圈和渝东北的泰尔指数在前期交替领先，2015年后渝东北的泰尔指数一直大于一小时经济圈。从演变趋势来看，各区域的泰尔指数整体上都呈现收敛趋势。从泰尔指数的贡献率来看，大多数年份的区域内泰尔指数贡献率大于区域间泰尔指数贡献率，这说明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部差异导致，后期政策制定应注意减小区域内部差异，创新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的协调机制。此外，一小时经济圈的泰尔指数贡献率在大多数年份中都是最小，2015年以前渝东南泰尔指数贡献率高于渝东北，2015年以后刚好相反。这启示政府应加强重点地区政策引导，一方面要加大对渝东南翼、渝东北翼的财政政策引领力度，吸引社会资本涌入，鼓励创业群体、大型企业参与构建产业融合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推动落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积极开发该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潜力。
四、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定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1.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农民生活质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再是仅仅解决温饱问题，而是包括增收、就业、居住、教育、医疗、社保等多个方面的生活追求。因此，本文利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教育支出、适龄劳动力就业率、人均住房面积、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社会福利收养床位数6个指标合成农民生活质量指数来衡量农民生活质量。其中，适龄劳动力就业率=（总人口数-登记失业人数-在校学生数）/总人口数，其他指标都可以直接获得数据或经过简单的计算得到，这里不再赘述。首先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6个指标均为正向指标。然后确定各指标权重，由于农民生活质量的各单项指标对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均比较重要，等权平均成为确定权重的普遍思路，这种方法具有简单性和可解释性的优点，并且避免了对构成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主观评价，被学界广泛使用（尹志超等，2019;邓睿，2020）。因此，本文也采用等权平均法加权计算农民生活质量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采用前文所测算的各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RICD）及分解指数农业产业链延伸（REIC）、农业多功能性发挥（RMLF）、农业服务业融合（RSIC）、城乡一体化（URIN）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本文选取工业化水平、公路密度、财政支农、金融发展等控制变量。其中，推进工业化进程一方面可以加快推进农业生产工业化，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也能给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满足农民进城务工的需要。因此，工业化水平（IDL）越高，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作用越大。公路密度（TRANS）采用公路里程与地区常住人口之比的对数来衡量。一方面，地区交通越发达，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成本越低，农业生产效率就越高;便利的交通可带动地区旅游、文化、教育、医疗等其他产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农民非农收入和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另一方面，农村交通越便利，农民生活越方便，生活质量越高。财政支农（RFIS）采用农林水支出与农林牧渔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农投入越多，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作用越大。金融发展（RFD）采用人民币贷款余额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比的对数来衡量。
2. 数据说明
为检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科学性，本文选取2010-2017年间重庆市37个区县的县域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其中，被解释变量各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区县年鉴和各区县统计局官网。各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重庆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同时，为排除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对所有涉及价格的变量数据均做平减处理;为排除异方差等因素的影响，对非比值型变量取对数处理，处理后的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4。
为避免实证检验结果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LLC、PP-Fisher 、ADF-Fisher和IPS方法对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其中LLC方法检验同质单位根，IPS、PP-Fisher和ADF-Fisher检验异质单位根。限于篇幅，单位根检验结果未予列出，备索。PP-Fisher检验结果显示全部指标都通过显著性检验，LLC、ADF-Fisher和IPS检验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指标均通过三个检验。根据综合判断原则，认为该面板数据不存在单位根，整体趋势平稳，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3. 模型设定
其中，Y表示农民生活质量，RICD表示是否进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的地区虚拟变量。RICD=1为处理组，代表该地区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地区;RICD=0为对照组，代表该地区不是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地区。Time表示时间虚拟变量，2010-2015年为0，2015-2017年为1。X表示各控制变量。α表示方程的待估参数;μi表示个体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随后进一步检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考虑到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动态性特征，以及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杜宾—吴—豪斯曼检验”方法考察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LR统计量检验和过度识别Hansens J统计量检验来筛选工具变量。
其中，Y分别表示农民生活质量，RICD表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REIC、RMLF、RSIC、URIN分别表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分解指数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发挥、农业服务业融合、城乡一体化。X表示各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的政策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PSM-DID方法估计上述计量模型（3），以检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的政策效应，也即检验2015年开始试点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否促进了试点区农民生活质量提升，估计结果如表5第2-3列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RICD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不控制时间点的情况下，处理组农民生活质量要明显高于对照组农民生活质量。Time的回归系数也都显著为正，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实施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农民生活质量均显著提升。但是这两个系数都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给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带来的净效应。我们重点关注倍差法估计量RICD*Time，其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差异效应的情况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具有显著正效应，即与对照组相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以后处理组农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
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熵值赋权法和线性加权求和法重新计算农民生活质量指数，估计结果如表5的模型（三）;采用等权法和欧式距离函数法重新计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估计结果如表5的模型（四）。结果显示，RICD的回归系数、Time的回归系数和倍差法估计量RICD*Time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对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确实有显著影响。
（三）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实证检验
为了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来估计模型（4），以全面检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效应及具体作用途径，估计结果如下表6所示。结果显示，在所有8个模型中，Wald检验、AR（2）检验和Sargan检验都通过，说明模型设定是合理的，实证结果是可信的。在模型①中，RICD的回归系数为0.1276，在1%的水平下通過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标准差，农民生活质量将提升0.1276个单位标准差。这印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有助于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改善。
为了进一步探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具体作用途径，本文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4个分指数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效应。表6中第3-6列分别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4个分指数，第7-9列在模型②的基础上逐步加入其他分指数。从模型②-模型⑤的结果可以看出，农业产业链延伸（REIC）、农业多功能性发挥（RMLF）、农业服务业融合（RSIC）和城乡一体化（URIN）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各个分指数水平的提高也都有利于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在模型⑥和模型⑦中，农业产业链延伸（REIC）、农业多功能性发挥（RMLF）、农业服务业融合（RSIC）3个分指数的回归系数全部显著为正。但在模型⑧中加入城乡一体化（URIN）后，农业服务业融合和城乡一体化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比较标准化处理后的回归系数还可以发现，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农业服务业融合与城乡一体化的回归系数，说明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综上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通过4个分指数独立或联合作用促进农民生活质量提升，但其中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业多功能性发挥的作用更大。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也是比较吻合的。首先，农业产业链延伸将更多的农业增值收益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增强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加工的积极性，农业多功能性发挥强化了农业与文化、历史、康养、休闲、旅游等其他产业的融合，二者不仅扩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也创造了农村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了农民就近就业机会，对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了进一步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影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将全部样本分成试点区和非试点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如下表7第2-5列所示。同时考虑到重庆行政辖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将全样本分为一圈（一小时经济圈）和两翼（渝东南和渝东北）两个子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7的第6-9列所示。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RICD）、分指数农业产业链延伸（REIC）和农业多功能性发挥（RMLF）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模型中都显著为正，农业服务业融合（RSIC）的回归系数在试点区和一小时经济圈样本下显著为正，在非试点区和两翼地区为正但不显著，城乡一体化发展（URIN）的回归系数在试点区、非试点区和一小时经济圈样本下显著为正，在两翼地区不显著。分样本检验结果说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是广泛存在的，但其分指数的正向影响作用具有区域差异性。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做了3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核心变量的计算方法。采用熵值赋权法与线性加权求和法重新计算农民生活质量指数，采用等权法和欧式距离函数法重新计算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综合指数。二是考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滞后效应，采用下一年度的农民生活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当年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检验。三是采用静态面板计量模型，采用2SLS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囿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予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效应是稳健可信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鉴于重庆市独特的、丰富的地形地貌和农村经济社会环境在全国具有代表性，以及在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实践中的典型性，本文基于2010-2017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各区县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采用PSM-DID方法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一小时经济圈的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试点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非试点地区，试点开始以后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且区域差异也不断缩小。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两个分指数实现，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2015年开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以后，其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
为充分发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改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夯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基础。一是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以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为主的信贷支持体系，开展农业保险、期货、信托和租赁等新业务，积极调动社会闲置资本，建设专项基金支持符合产业融合政策的项目。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产业融合基础。重点强化农村地区公路建设，硬化农村进村及村内道路，完善城乡公共交通设施，并构建示范园区、重点乡村间交通网络，提高道路互通水平;开展乡村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農业生产效率;加强涉及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方面的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融合的增值收益。三是加快培育真正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开展对涉农企业家、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负责人等新型主体的专业技能培训，使其成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中坚力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村产业融合的深层次推进;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作用，鼓励其向普通农户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模式，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的推广和落实，加快农村产业融合整体发展进程。四是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尤其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农民消费性服务业，提高农民基本生产生活服务的可获得性。五是加快推进农村产业集聚和农村产业园区建设规划，增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快美丽宜居富裕乡村建设，增强农民居民生活幸福感。
（2）创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和农民利益联结机制，扩宽农民增收渠道，培养农民收入新增长点。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关键仍是要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农民可支配收入。一是加强产业链横向拓展、纵向延伸，发挥农业多功能性。依托本地特色景观和民风民俗，实现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养老、体育等相关产业的有机融合，开发休闲观光农业、文化创意农业、绿色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等多种农业经营模式，拓宽传统农业发展空间，提高农业产业附加值。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组织、政府等为基本单位，通过科技创新、行业联动、信息服务等手段延长农业产品链、联结信息链、管理资金链、完善组织链，联结形成完整的农业产业系统，最终实现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纵向一体化。二是调整现有利益分配格局，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支持普通农户与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结关系，诸如“股份制联结”“契约型联结”“合作型联结”等，打造多产业多业态多模式的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实现二三产业增值收益向农民的转移，最终促进农民增收渠道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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