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口就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人口的多寡与国家的强盛水平休戚相关，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个王朝的繁荣与否，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口数量。譬如，被后世奉为太平盛世典范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无不以人口的快速增长作为盛世标志之一。
历代君王也都十分重视人口普查工作，因为人口的数量、分布、规模等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财政收入，特别是国家面临外部威胁与对外征战之时，庞大的人口基数是支撑浩繁战事的重要保障。可以说，人口多寡是历代王朝征税征兵和派发徭役的主要依据。
事实上，中国很早就开展人口普查工作，并制定了较为严苛的户籍登记制度，从而对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控制。通常情况下，官府在摸清人口底数之后，便会采取道德教化或经济剥削等形式，强制那些不利于统治的人口进行迁徙，以约束各区域或各阶层之间的无序性流动。西周时期，就置有“司徒”这一官职，主要负责管理籍田、教化百姓等。秦汉时期，又设置“治粟内史”一职，后易名“大司农”，主要负责征收赋税、盐铁专营、调拨物资等，其核心职责在于强化对百姓日常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魏晋南北朝时期，专设户部。隋代，又改为民部。初唐，为避讳李世民的“民”字，又将民部改回“户部”，并一直延续至清末。户部作为中央六部重要的官僚机构，实权颇大，掌控着全国的土地、户口、租税、漕运、兵饷、救荒等职责。户部的正官被称为“尚书”，副官被称为“侍郎”。清末“新政”后，为适应近代国家治理需要，将戶部改称为“度支部”，但其主要职责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每逢国家征粮征兵或靖肃治安之时，都需要将户册作为社会管理的凭据。那么，中国最早的人口普查工作究竟始于何时？据《史记》记载，早在唐虞时期，人们就十分重视清查人口数量。夏禹之际，出于治水的需要，各部落开始进行人口调查，“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西晋学者皇普谧在《帝王世纪》一书中推断，夏禹时期的民口多达1300多万人。当然，这一数据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
殷商时期，官府为了向各方国征收赋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人口普查。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惟殷先人，有册可典”，官府已懂得将人口登记造册，涵盖人口的数量、所从事的职业以及社会阶层等信息，即后世所谓的“登人”之法。此后，不少史学家将“登人”之法视为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起源。
周代在沿袭殷商做法的同时，不仅定期普查人口，而且还将其纳入到国家赋役制度之中。《史记·周本纪》 中记载，“料民于太原”，大意说的是周宣王为了补充兵源，在太原清查人口，以便征收军赋、田赋及兵役等。然而这一做法遭致了当地民众的激烈反抗。由于西周时期官府主要以井田制作为赋税征收的凭据，如今却改征丁税，也就是说要面向平民征收人頭税，当然会引发民众的不满与抗拒。尽管如此，丁税却作为重要的税种被保留下来。
随着西周宗法制度的逐步瓦解，各诸侯国为了加强统治，开始在封国内建立郡县制度，以强化国家对人口的控制权。《周礼》就记载有“听闾里以版图”“凡在版者”之语。所谓“闾里”，即人们常说的乡里，“版图”则指的是户口册，用来指代一国疆域。进入东周，官府对人口的管束政策进一步放松。东周之时，奴隶是可以成婚生子的，成家的奴隶称为“臣”，并以“家”作为计算单位。于是，遍及这一时期的史书，不乏奴隶主在买卖和赏赐时有所谓“臣五家”“臣十家”“臣一百家”“臣二百家”之语。
此外，周代还设立了专管户籍的官职—“司民”，其主要职责是掌理户籍、计点民数，并且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同时对人口实施登记。周代户籍制度中，登记的内容涵盖居住地、性别以及生死等信息，这说明周代已有较为完备的户籍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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