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生态观的关系

时间:2021-07-20 16:17:08 浏览量:

秦国俊

[摘  要]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类文明走向何处”,是在世界经历工业文明转型、人类遭遇生态危机时所提出来的,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之问。对此,马克思给出了通过社会有机体达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和解”,走向共产主义的答案,显示了其理论的深邃性和彻底性。“人—自然—社会”所构成的整体性的社会有机体建设,是马克思和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共同的难题。社会整体解放的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永续发展理念、实践指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相承之“脉”。从社会指向、动力维度、保障机制、路径方法等方面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别于马克思的生态观,体现了其创新之“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话语体系表达,并不承担意识形态输出、制度渗透等功能。生态文明是在新时代为应对人类共同的生态危机而被提出的一种新型社会文明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生态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关系;社会文明形态

[中图分类號] B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21)01-0024-09

一、引言

“生态文明”是当前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是一个延伸宽泛、思想丰富的概念,极具影响力和传播力,可以多学科多角度地进行深入探讨。从目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关系的研究现状来看,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两者是否存在直接的理论关联?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关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有众多的学者已经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生态思想理论等维度进行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特点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1](p160),它不仅在不断的实践中推进理论的创新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更是以马克思积极扬弃的态度对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加以吸收利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毫无疑问具有这一特点。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有的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坚持和应用。故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其主要而又直接的思想来源。第二,两者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答案肯定是异口同声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对于这个回答,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认可的。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侧重点不同,语言文字表述不同。但是“时代之问”“文明形态”“生态(发展)危机”往往是考察两者之间联系与发展的关键词。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性质定位如何?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表达。第一种观点,认为是“整体与部分”的囊括归属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贯穿所有社会文明形态(如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应有的构成要素和组织结构[2],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是在“马克思生态观”指导下的社会建设实践的生态维度取向。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源与流”的接续延伸关系,生态文明是马克思生态观里面呼之欲出的独立的社会文明形态。[3] 这种观点认为习近平所提的生态文明是比马克思所批判的工业文明更高层级的、全新的社会文明类型。毫无疑问,地位上,它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文明形态并列、平起平坐;性质上,它又是这些文明形态的接续和推进。应该说,这种观点在当下的学术界最具有代表性。第三种观点,作为具有世界眼光和中国情怀的中国特色话语权的生态文明思想,不承载意识形态输出、制度渗透的任务,是一种中国参与引领全球生态治理的一种新的话语表达体系。[4] 这种观点担心,如果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接续和超越,强调生态文明的普适性、整体性和必然性,势必会加重西方国家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应该说,这种提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就此因噎废食。

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层层递进,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思考。笔者以为,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有必要简要梳理马克思生态观的历史生成的基本脉络。然后分别考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既把好“脉”又凸显“进”。

二、马克思生态观对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

16世纪中叶的“地理大发现”,整个世界开启了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进程,全球性的人的交往、物的交换、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交融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为17世纪工业革命奠定了重要基础。又经过18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的高速推进,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朝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5](p405) 但是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将自然界看成是生产资料的来源地和生活废弃物的垃圾场,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

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其制度本身内在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起了社会的动荡。政治方面,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恶化。19世纪的英、法、德三国的三大工人起义,强烈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经济方面,欧洲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就业、投资、贸易造成巨大的打击。社会方面,生态的严重破坏使得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环境大受其害。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当中,恩格斯具体描述了工人阶级暴露于危险重重、乌烟瘴气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述了泰晤士河遭受严重污染的情况。产业方面,机器化的大生产造成了工业原料的相对短缺、农业土地肥力的下降,这种情况客观上也就催生了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萌芽,强调“劳动是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6](p207),号召人们要节约资源,实现资源的循环、可持续利用。

简言之,在欧洲工业化高速推进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工业化主导下的环境污染、工人阶级糟糕的生产生活环境构成了马克思生态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因素。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自然界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人类最终也会反受其害。人与自然怎么相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走向何处?对于这个时代之问,欧洲思想界纷纷抛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一)征服控制自然,推行“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主义具有泛人道主义伦理倾向。[7](p158) 起源于西方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置于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中,将人视为一切的尺度,把人作为一切的中心,以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原点和归宿。德国的哲学家康德则提出“人是目的”的价值理念,提倡人为自然界立法。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笛卡尔则提出利用哲学要使人类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和主人”。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企图利用“理念”去建构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如果再往前追溯,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应该是西方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早的表达。这些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定性描述,往往站在人类的主体立场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考虑到了作为生物物种的人的利己性的自然属性,有对人类主体性和创造力的敬畏之情。但是,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正如恩格斯在一百年前预言的一样,当人类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的时候,自然界会加以报复。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局限性的表现。

(二)“生态中心主义”保护自然,秉持“生态中心主义”重返

这种主义具有泛道德主义伦理倾向。[7](p159) 生态中心主义就是一种普惠的“善”,将道德、权利等普惠到每个生命有机体,强调支撑生物个体存在的“生命与意识,绝对是我们理解宇宙的基础”[8](p5),认为每个有机体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同等的内在价值,认为生物个体的生存具有道德优先性。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的影响,生态中心主义也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也是生态中心主义最容易被人提及的地方。应该说,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是有使用价值的,但是离开人类这个价值主体去单独谈论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不符合马克思的价值论关于价值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的预判。换言之,生态中心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虽然整个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将生态问题、生物的生命(生存)问题看得高于一切,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掩盖人类社会自身的矛盾,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盲目性。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百家争鸣

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把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主题。第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卢卡奇的“自然即社会范畴”,施密特的“自然与社会互为中介”,他们抓住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一种“一可分二、二可合一”的辩证统一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偏废其一,只片面地看到某一方面。第二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认识到了生态危机具有的社会属性,将自然问题、科技问题、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应该与自然达成和解,将人与自然从异化的消费、异化的科学技术里面解放出来,认为解决生态危机在于实现自然解放。这些学者看到了生态问题的社会性,但是这些理论主张夸大了科技、自然解放对人的解放的作用,未能从生产力这个根本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以高兹、佩珀、奥康纳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生态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大兴解构重建唯物主义之风,企图以人与自然的矛盾来代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企图仅仅通过科学技术等来改良社会,这种不具革命性的改良未能从制度上彻底地实现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因此,面对这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外来思潮的侵袭,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地分析。

(四)通过社会有机体,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致力于自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解放,在对前人思想的积极扬弃和批判的过程中,大有见地地阐发了他对未来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见解,实现了思想的超越。马克思的有关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概括地讲,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自然力可持续利用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的自然基础。“自然力”这个概念在《资本论》《巴黎手稿》等著作中多次出现,马克思所提到的“自然力”大致可以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像水、风、蒸汽这样的单纯的自然力[9](p279);第二类是人的臂和腿、手和头等运动起来产生的属于人的身体的自然力[10](p208);第三类是由于协作分工[10](p443) 和人口的增加[9](p85) 所产生的会劳动的自然力;第四类是科学为人类提供精神动力的自然力;第五类是作为劳动的富有活力的自然力;第六类是机器[9](pp77-78) 等产生的所谓的死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自然力在生产力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是构成生产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是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必不可少的自然基础。”[11](p252) 对自然力的合理利用能够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力也是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也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但是,自然力也是有限的,必须合理地、可持续地利用。

第二,资本逻辑造成“人—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与社会文明形态的更迭。资本逻辑的实质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殖。首先,资本逻辑造成工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和矛盾。大工业和大农业携手创立的产业制度,不仅实现了对劳动者身体的盘剥和压榨,还让劳动者赖以生存的农业生产按照资本的投入产出比精确化操作,正如马克思所言“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12](p919) 这在客观上也就“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0](p579) 这便是造成人、自然、社会之间矛盾的根源。另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强调在资本逻辑下对森林、铁矿石、煤炭等也存在滥用和破坏。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在动力,随着矛盾的加剧和深化也势必会引起社会形态的更迭。在马克思看来,依据需要层次、所有制方式、人的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进行多维度的划分。这里将人类社会文明的形态大致有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三大历史阶段(参见表1)。在人类漫长的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早期人们崇拜自然,图腾自然,形成了对自然的依赖、对部落的依赖,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一种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人、财、物的全球流通,交往和联系程度不断增强,但是这种发展具有强烈的片面性和异化色彩,在这种社会文明形态中,人不断被异化,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争夺世界市场、掠夺原材料产地,都是资本逻辑使然。此时的人更多的是在寻求情感的归属和作为人应该享有的尊重。资本之所以作为独立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横行霸道,就是其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的显现。只有在生产力高度發达的基础上,人们已经摆脱了各种异化力量的支配,才能各取所需,实现个性自由发展,才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第三,人类社会必须通过社会有机体达成“两大和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始终是一种整体性的文明,人与自然的和解是自然解放,人与人的和解是人的解放,人与社会的和解是社会解放。既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两大和解)是目的追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呢?理论建构上,利用社会有机体(共同体)去教育人们发现资本本身的自我矛盾性,“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資本”。[13](p390) 实际操作上,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社会有机体(共同体),去实现个体的自由、超政治的政治自由和道德自由,因为这个社会有机体(共同体),“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4](p81) 换言之,工人阶级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用伟大的社会实践、伟大的社会革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向着自由人联合体终极目标迈进。

概言之,在马克思那里,工业文明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造成了生态危机,只有改变资本逻辑本身,从人类出发,才能克服资本异化对生产力发展和自由个性发展的阻碍;只有将伟大的革命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人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相承之“脉”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全球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国家边疆摩擦、国际组织退群、只想要权利不愿意承担责任的现象不断涌现。整个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人类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形态走向何处”这个问题,在新时代又一次摆到了人们面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一针见血地回答了当今的时代之问。总的说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问,是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两者遵循的根本方法,这无疑是一脉相承之“脉”。具体而言,这里的“脉”可以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生态观在以下几方面的坚持、发展来进行把握。

(一)坚持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社会整体解放的历史视野

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学好悟透“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张自然界第一性,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类社会,“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p161)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然史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史反映人与人的关系,“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6](p516)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由“人—自然—社会”所组成的动态变化的社会有机体,要从整体性的视角认识生态文明,着眼于自然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这一整体解放的主要内容和实现路径,要将生态(物的尺度)与文明(人的尺度)紧密结合起来,以社会整体解放和整体文明进步的视野实现物种提升和社会提升,展现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整体文明进步状态。可以说,马克思的“两大关系”思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两大属性”思想(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两大特性”思想(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两大提升”思想(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两大和解”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解、人与人本身的和解)等思想是从马克思的生态观那里承接的理论之脉。

(二)彰显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人类关怀精神

马克思之所以考察人类社会形态、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是为了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大局出发,更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理论旨趣——“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5](p146) 这说明,“现实的人”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也是马克思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对人类生产交往实践所产生的异化问题的批判起点。当今世界,一些西方民族国家出于狭隘的民族立场,打着人权、环保的旗号,到处干预他国的内政问题,实行口头和实操的“双重”标准。这种做法,违背了世界各个主权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繁荣的祈盼,这势必会带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隔绝和冷漠。习近平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在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中,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和全球性的危机,任何个人、任何国家都不能抽身于这个荣辱与共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中。这表明,站在人类利益上来考虑问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承接马克思生态观的价值之脉。

(三)承接马克思生态观的永续发展理念

批判资本的生产力对自然力的滥用和破坏,提倡节约利用循环利用以达到发展的可持续性,是马克思生态观中非常突出的理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马克思强调“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15](p526) 马克思所说的解放运动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更,还包括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人类与自然所要协调的关系。然而资本的生产力的过度使用甚至滥用,会导致资本的生产力增长的同时自然力的下降,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破裂,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处理好自然力本身的有限性与自然力利用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节约利用、循环利用、可持续利用自然力,马克思很早就有了“垃圾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的思想,他说“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2](p116) 另外,马克思也强调要保证生态资源(如土地)的代际正义,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回应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正义的强烈期盼,积极投身全球生态治理的大潮当中。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全面发展。这些主张都承接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永续性发展的理念之脉。

(四)延续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实践指向

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性为根本特征的理论学说,其在实践中产生、发展,与以往的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路径不同,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世界作为實践的目的。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绿色发展思想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科学性,而这种科学性就是基于它的实践性。应该说,任何一种科学性的思想理念要从“批判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批判”,就必须付诸于实践,必须依靠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实践性建构。十七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倡导,而且在实践中付诸行动。国内方面,从退耕还林还草、防护林体系建设到城市空气治理、海绵城市建设、国家生态公园建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投入到这个伟大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实践中。国际方面,从推动《巴黎协定》《斐济实施动力》等国际文件的签署生效,到与30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4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我国不断提升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影响力和引领力。可以说,实践指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马克思生态观中承接的路径方法之脉。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创新之“进”

面对当今的时代之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哪些新的阐述?对马克思生态思想有何创新性发展?换句话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它的与时俱进之“进”体现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阐释。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直接对应于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当代演绎。这种观点承认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特质,也试图解释两者的联系,但是其基本结论也存在误读——混淆了二者的社会指向、动力维度、保障机制、路径方法等,也会给理解生态文明思想带来一些疑问和偏差。笔者看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较马克思生态观的与时俱进的“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参见表2)。

(一)社会指向之“进”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生产工具角度来讲,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从生产方式的科学维度来讲,当今时代处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从人发展的价值维度来讲,当今社会处于由“物的依赖的社会”向“自由个性的社会”的过渡阶段。他的所有思想的社会指向都是未来社会,生态作为社会文明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生态文明只是作为一种自然观而存在。当今时代是由技术导向走向生态导向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习近平站在文明的高度,深刻把握社会形态的本质,提出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新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6](p6) 在习近平这里,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当代社会的文明观而存在。马克思较多地从生产和阶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习近平倡导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融入了生态的视角,认为新时代是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期和转型期,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划分的新范式。

(二)动力维度之“进”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是一种自然生产力。生产力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自然被看成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类衣、食、住、行的物质来源;人类通过劳动获得社会财富,而自然资源本身也是一种可以被转化的财富,“一切财富的来源是劳动和自然界。”[10](p207) 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的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同自身的联系”[16](p126)。而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坚持,讲的是一种环境(生态)生产力,在生产力层面加上了生态的维度,强调的是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把自然财富变为社会财富。

(三)保障机制之“进”

马克思早期为了摩塞尔河谷地区农民的生产生活的权利,发文章与普鲁士当局进行正面斗争,直到马克思看到要使人们“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17](p446) 的时候,才找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获得生产的经济权利,为了获得经济权利,首先又必须获得政治权利。通过何种途径来获得并保障权利的实现?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要实现对人、自然、社会的保护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为获得权利而进行的权利革命,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等。习近平在谈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时候,要求“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18](p129),要建立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资产管理、环境监管、保护督察、损害赔偿、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起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四)路径方法之“进”

理论只有与实践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马克思和习近平的解决之道都是建立共同体,但是两者的共同体有各自的侧重和特点。马克思认为要实现自然的解放,首先要实现人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p442),马克思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类的终极解放,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换句话说,马克思解决生态问题的终极对策可以说成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共同体是以自由的个人为主体,是一种共同型的价值共同体。习近平则强调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来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的是当今社会,倡导和引领全人类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相互合作中实现彼此互利共赢。换句话说,习近平所倡导的这种共同体是以主权民族国家为主体,是一种现实性的利益共同体。

上述几个方面的与时俱进之处表明,两种思想对于时代之问做出的不同回答,表达的都是人类的关切,各有侧重。虽然新时代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变化,时代之问在当下所具有的新的时代内涵,要求人们对此做出新的回答。这种新的回答,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概括来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绿色、生态的美丽世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性地运用马克思生态观对当前的生态危机的独特思考,它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蕴含着人类整体的自然观、发展观、价值观、文明观,为共同应对当今时代的生态危机、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结语

“人与自然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是在世界经历工业文明转型、人类遭遇生态危机时所提出来的,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之问。马克思在19世纪对于生态观的深邃思考,迄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时代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的生态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一)要把握马克思历史观的辩证逻辑

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来看,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那一时期正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形成时期。时至今日,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但是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共存、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当今时代,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但是,当今世界也面临着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等社会问题。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也有不变的地方,比如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因此,要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须正确把握历史时代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从世情、党情、国情的实际出发才能审时度势地对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做出科学的预判。

(二)要厘清生态和解与生态治理的历史差别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社会生态文明的转型,不能仅仅停留在思辨层面,只有在伟大的历史实践中才能觅得出路。工业化确实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但不能够简单地一味否定。应该改变这种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思维方式,把它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让它最大限度地为人类作出贡献。面对这些问题,马克思首先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思辨,认为应该从整体性上统筹人、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和解。这其实是一种思辨性的理论倡导,从思维角度来说没有任何弊病。时至今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等条件仍不具备,但是实行生态治理是全世界人民如今共同的心愿。亚马逊热带雨林面积的锐减、北极冰川融化造成的海平面的上升、全球变暖、极端氣象灾害的频发,作为人类共同的家园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一些发达国家高污染低端产业链、生产生活垃圾向贫穷落后国家转移、只想发号施令不想履行国际组织国责任的强盗逻辑等,都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各个国家、社会、个人只有协同参与生态问题的治理,摒弃生态殖民主义、西方优越论、西方中心主义,唯有如此才能改善生态环境、缓和生态危机,才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实现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三)要准确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性质定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生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社会整体解放的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永续发展理念、实践指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中承接的理论之脉、价值之脉、发展理念之脉、路径方法之脉。在新时代对时代之问做出了新的回答,为人类应对生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也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社会指向、动力维度、保障机制、路径方法进行创新性发展。看不到一脉相承,就会阻断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忽视甚至否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看不到与时俱进,又会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只有同时看到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才能准确地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性质定位。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某种程度上是对现有工业文明的批判与超越,新时代正处于走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将会长时间共存。未来社会面临的共同性的世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制度、国家、民族的界限。习近平提倡的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改变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性质,突出的是在站在人类社会文明的高度共商、共建、共享,即强调全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同行、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精诚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简言之,从性质定位上看,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典型的话语体系表达,它并不承担意识形态输出、制度渗透等任务,生态文明是为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生态问题所提出的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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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慧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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