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风险社会、智能时代与后喻文化的三重推力下，风险性、智能化及文化反哺将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变革的三大特征。然而，当前我国家庭教育暴露出协同能力薄弱、信息资源匮乏、养育观念落后的现实问题，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局势。为适应新时代的挑战，家庭教育急需构建“三位一体”的合作体系，树立“以器载道”的技术理念，转变“权威至上”的养育观念。
关键词
风险社会;智能时代;后喻文化;家庭教育;养育策略
作者简介
曹渡帆，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21世纪，多元文化并存，各种思想观念互为竞争，不同民族、群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社会呈现非线性的发展趋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家庭作为连接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其教育功能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家庭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逐渐由私人议题走向公共议题。2019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其中家校社协同参与、多子女养育及家庭媒介教育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内容被列为重点条目，反映了当下社会对家庭教育发展的现实诉求。因此，建立能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且有助于个体发展的家庭教育行动模式意义重大。
一、新时代家庭教育的现实挑战
不同时代家庭教育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与社会担当，家庭教育履职者需要顺应社会结构转型，调整自身行动策略，以促成养育策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面对风险社会、智能时代与后喻文化给家庭教育带来的影响，传统家庭教育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风险社会中家庭教育的协同能力薄弱
风险社会理论的奠基人乌尔里希·贝克曾言：“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进入高风险社会。”[1]风险社会作为一种现代性变异的社会新形态，其本体的不确定性将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2]传统以确定化、标准化为主导的学校教育模式受到冲击，更加凸显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价值。教育应对风险危机不再满足单方面的措施和场域，唯有多主体的共同行动才足以抵御风险的非线性演变。然而，从当前家庭教育面临的挑战而言，家庭教育暴露协同能力薄弱的问题，难以契合风险社会对教育共同治理的需求。
第一，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呈现过度依赖的特征。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随着社会情境的改变，教育责任逐渐由家庭转移至学校。当以班级授课制作为主导的教育模式代替以家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逐渐走向分离，家长将教育主导权让步于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教师和学校。[3]这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家长始终以“旁观者”身份参与孩子的教育，在家校合作上缺乏相应的深度和广度，习惯以被动的方式参与孩子的教育，消极地把教育视为学校与教师的应然之职。[4]例如，2020年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让中国社会面临空前危机，这其间居家学习、在线学习成为新冠疫情下的主要学习方式。受疫情风险影响，师生紧密聚集的学校教育被暂时解体，教学环境大范围的时空转移，网络开始成为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在师生分离、生生分离、生校分离的情况下，家庭作为教育空间、家长作为教育主体理当联结起学生、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发布的《2020应对COVID-19教育指南》显示，学生在线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与家长的充分沟通及家长对学生学习的充分支持面临巨大的挑战。[5]风险社会中家长仍过度依赖学校教育，导致家校关系的疏离，无法形成教育治理的合力，抵御风险给教育生态系统平衡带来的冲击。
第二，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疏离。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反映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的基本单元。风险社会中，家庭教育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与困境，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融合共治成为一种现实需求。然而，在实际过程中家庭教育始终难以同社会教育建构起紧密的联系。[6]一方面，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价值耦合性较低。尽管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指导和保障家庭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但家长主义浪潮却没有停步的迹象。[7]“教育焦虑症”“学区房”“影子教育”“择校热”等现象都体现出家长在教育上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观难以接轨社会对未来人才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人际关系上的需求。价值层面的错位致使家庭教育难以承担国家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社会教育又难以对家庭教育提供科学指导和支持性环境。尽管国家出台的纲领性文件对家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与价值引领，但在实践层面如何落地，如何促使家庭教育由“内教育”向“外教育”的转轨，如何促使社会资源流动至家庭教育，都受到现实掣肘。[8]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部分社会上的教育机构受利益驱动开设参差不齐的网课，引起一大批家长盲目跟风。[9]可见，我国家庭教育仍缺乏社会层面上科学的指导和环境保障。[10]
（二）智能时代里家庭教育的信息资源匮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促使人类社会步入智能时代。在智能时代，人们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及道德伦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也成为教育领域变革的新趋势。虽然信息技术手段为家庭教育模式、方法、手段的更新提供了支撑条件，但是智能时代里家庭教育也面临新挑战。
一是信息资源的工具层面。在智能时代，由于信息技术所导致的“知识鸿沟”不仅会造成亲子间的隔阂，亦会造成不同社会背景家庭间知识差距的扩大。[11]因此家长借助技术手段为家庭教育赋能成为新时代的必然选择。可就现实情况而言，人工智能与家庭教育之间的融合相较于人工智能与学校教育的融合却相对滞后，家长对信息技术的利用还停留于传统的家校线上通讯上[12]，而类似智能导师系统、智能教学系统、智能自适应学习系统及機器人DIY等更高级的智能化技术并未运用到家庭教育的活动中。这说明家长在教育过程中利用信息资源的意识不足，智能技术认知水平和应用能力低下。在智能时代，家长应该思考利用信息技术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优化自身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手段，联动家庭、学校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二是信息资源的价值层面。在信息技术渗透至人类精神世界时，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聪明和愚蠢、倾向和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技术所承载的正负二重性可能影响孩子的价值观与教育的本质。此时，家庭教育的内在重要性得到凸显，即教会孩子如何“面对世界”和“认识自己”。[13]然而，在智能时代家庭教育伦理危机加剧的形势下，家长技术价值理性的缺乏致使孩子生命成长受限。第一，家长对于信息资源功能的定位总是停留于知识本位。例如，受教育功利主义和对极端效率的追求的影响，近年来课外线上辅导班的数量呈直线上涨的趋势，家长虽然有意识地借助技术手段促进孩子的智育发展，但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信息资源对孩子美育、德育、体育等方面的价值功能。第二，家长自身缺乏人文关怀，致使其难以筛选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当前，信息媒介为家长提供海量的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而面对错综复杂的理论成果时，家长总显得无所适从。[14]部分家长只停滞在对信息资源的接收层面，却不能走向筛选、批判、建构、反思等更高级别的技术认知与应用范式。
（三）后喻文化下家庭教育的养育观念落后
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未来社会称为“后喻时代”，她认为社会的文化传递模式将会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前喻文化到典型工业社会的并喻文化直至后喻文化的变迁。[15]后喻文化亦称青年文化，指的是长辈向晚辈学习或晚辈将文化传递给长辈的过程。随着后喻文化带来的知识创新时代与学习型社会来临，后现代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知识共享成为现实，知识文化“自上而下”的单向传递模式发生解体，“文化反哺”的特征逐渐从内隐走向外显，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发生主体与客体的颠覆。这意味着传统家庭教育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的角色、地位、关系发生巨大的嬗变，后喻文化下晚辈渴望与长辈构建民主平等的对话方式，家长的知识权威、道德权威及法理权威逐渐被淡化。因此，为适应后喻时代，如何实现亲子关系与其角色的重构成了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产阶级不断壮大[16]，其养育观念很大程度上构成并代表新时代中国家庭教育的现状。“密集型育儿”和“直升机式育儿”，即父母高参与度、高控制度、高密集度的养育方式，渐成为中产阶级主流的养育策略。[17]这种过度教育的方式表现为父母对孩子高期望、专制、过度干涉、过度保护。这种教养方式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家长对孩子主体性及能动性的不信任。事实上，他们并不愿意去了解、接纳和参与子辈的文化世界。[18]因而，父母的主体性被不断放大，权威地位被不断巩固加深，孩子总是活在由成人主导的活动中，缺乏自由的活动空间，后喻文化成为一种“幻想”。不仅如此，后喻文化还极有可能会异化为新生代的文化反叛模式，用于挑战来自父母的“文化霸权”[19]，這样无益于良好亲子关系的构建，同时限制了儿童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父母都愿意为孩子的学习环境提供物质支撑和教育投入，但很多家长忽视了基于家庭两代关系间的代际学习。后喻时代为家庭内的代际学习提供了可能，即长辈通过参与晚辈的教育活动，实现与晚辈的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然而，现实中父母总是以一种“过来人”的角色按照自我的生命历程与日常经验去塑造孩子，而不愿意承担学习者的角色，拒绝改变和进步。[20]这种将个人意志强加于孩子的做法与自我学习的缺乏，很容易造成家庭成员间在文化观念上的矛盾冲突。这不仅不利于孩子主体性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家长树立终身学习观念和实现自我的发展，最终影响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参与能力，更无法促成后喻时代下家庭内“学习共同体”的形成。
二、新时代家庭教育的未来路向
根据风险社会、智能时代及后喻文化对家庭教育的新要求，结合传统家庭教育模式所凸显的问题，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的未来路向急需从教育治理的分野走向共生，从技术应用的工具走向价值，从传统关系的前喻走向互喻。
（一）从分野到共生：构建“三位一体”的合作体系
首先，处理好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促使家庭与学校的边界更富弹性。一方面，学校要摒弃教育中心地位的意识，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平等、信任与开放的基础上，邀请家长作为学校教育和管理的重要参与人员。同时，学校借鉴吸收其他地区家校合作的经验，例如美国的PTA模式、香港的项目化运作等，以此设计、运行、创新本地区家校合作的模式。另一方面，家长要从对学校教育被动性依附状态走向主动自觉状态，增强互信合作的意识，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育能力和水平，积极参与学校教育的事业，学会与教师、学校管理者协同合作。其次，处理好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促成两者在教育功能、教育目标和教育资源方面的融合。一方面，国家政策要充分重视当代家庭的文化特征与发展趋势，研制通俗实用且便于传播的家庭教育指导手册，让社会教育资源能为家庭教育所用。同时，社区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社会活动，搭建家社合作的平台。另一方面，家长要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加强对国家相关政策的学习，借助社会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和场所，共同帮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最后，明确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合作中的权限与责任，共同建立网状的“三位一体”信息交流模式，破除信息交流的单向线性，促使学习者在三种不同的学习环境中以多种学习方式实现自身多元发展。以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为中心不断辐射至其他组织，构建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共同体，从而助推家庭教育更具灵活性、系统性与整体性，以适应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社会。
（二）从工具到价值：树立“以器载道”的技术理念
信息技术作为一种赋能手段，已成为家庭教育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家庭教育与技术的耦合不仅是时代际遇，更是现实之需。一方面，在信息技术的工具层面上，要实现家庭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一是家长要利用信息技术的精准性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因材施教，帮助孩子实施个性化学习。二是家长要利用信息技术的即时性，实现各个教育主体之间的多元互补、及时沟通、协作配合，形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成孩子的全方位成长。三是家长要利用信息的客观性为孩子生命进化的“不可预见性”提供技术支持[21]，以便能对孩子的成长发展作出准确全面的评价，并不断地引导孩子自主、连续、开放的发展。四是家长要利用信息技术的高效能，探索新的家庭教育方式和方法，借助信息技术赋能新的教育途径，消解代际的冲突和误解。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的价值层面上，家长要超越信息技术工具层面的功能用途，树立“以器载道”的信息技术理念，实现教育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一是在信息技术迅疾发展的今天，家长要坚守教育之于生命发展的本质目的，防止信息技术带给家庭教育和孩子自身的异化，同时要避免信息技术带来家庭伦理和家庭教育的消极影响。二是家长要结合家庭教育的多种需求，关注信息技术的多维向度，实现技术作为工具理性的回归。比如在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要体现技术文化、技术伦理、技术精神的内核，通过信息技术的价值归旨实现孩子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等品质的发展，从而真正促使智能时代信息技术成为新时代家庭教育发展的引擎。
（三）从前喻到互喻：转变“权威至上”的养育观念
后喻时代下“文化反哺”作为一种新的时代特征，开始冲击传统家庭教育的主客体关系。从前喻走向互喻，即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共同学习，将成为未来家庭教育的主流[22]。首先，在教育观念上，家长应充分尊重孩子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把孩子作为一个充满个性、独立自主的个体来看待，学会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种角色之间转换，消除传统家庭中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的主客体不平等关系，让家庭内的知识从单向度传递走向多边交流，实现家庭成员的共同进步。其次，家长要改变传统的经验式养育方式，了解学习现代社会中民主科学的养育方式，反思自己在亲子关系中的角色，换位思考，注重在养育过程中营造平等自由的家庭氛围，关心亲子之间良性的互动交流。最后，家长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摒弃传统观念与不合时宜的文化，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时俱进，发展新思维、新能力，成为孩子的榜样，消弭代际间的冲突矛盾，让家庭内传统的权威至上转向为对个人魅力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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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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