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多年以后，我出公差，乘从上海回宁波的T793次空调软座特快，一口气读完了乌拉圭作家卡洛斯·M·多明盖兹的长篇小说《纸房子》，瞬间想起40年前，我翻入装满书的那个大木箱子，惊动了书堆里的老鼠和虫子。那些饥饿的小动物，以书为窝，就像从童话里跑出来，却以承载了它们的一箱书为食物。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有一个经典开头：“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高长荣译本）
记忆犹如冰块。我也从现在的视角诠释童年的记忆，仿佛我是童年的我的父亲。童年的我幻想的书都是童话，经历也像童话里的历险。
当时，父辈在沙漠里开垦出一大片农场，如果骑着马，由东至西，约莫花三个小时，其东南面就是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意为“进去出不来”。大人不可能整天把小孩拴在裤带上，就用诸多危险的故事阻止小孩擅自进沙漠。家长们仿佛统一了口径，所有沙漠“历险”的故事都是一个模式：“进去出不来”。可是，小孩会把危险的传说转换成美妙的童话，不过，家长讲的故事还是起了效果，我们小孩只是站在绿洲的边缘望沙漠，那满目的已枯朽的胡杨树，就像结束了一次漫长而又惨烈的战役的战场。
童年时，我以为“邮票大的”农场就是整个世界了。“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即使已有名字，小孩也会自以为是地重新命名，而且，乐此不疲——那是我们小伙伴的汉字游戏。包括人，我会起个狗的名字。名贱好活。现在想一想，古代造字——命名，若把人命名為狗，把狗说成人，岂不成为另一套语言体系了？一旦命名，就约定俗成。那么，课本里的名词就不一样了。
那一年，我念小学五年级（坐紧挨讲台的课桌），像只饥肠辘辘且嗅觉灵敏的警犬，到处找书。听说抄家来的书一律封存在露天电影院舞台背后的化妆室里。我生来胆子小，不知从哪里借了胆量，单独行动。
没有戏和电影，舞台闲置了（场地泛起了碱壳），那是小伙伴的战场，分成敌我两方，躲在舞台两侧，打土块仗。化妆室，对开门上了锁，还贴了交叉封条。门上端两扇小窗的玻璃碎了，可见已有人捷足先登。那小窗口只够容一个小孩钻进。地上有垒起的砖块，垫脚。
钻进，溜下。一眼锁定了一口大箱子，像护林员的小木屋，看到了裂缝里露出里边的书。那是装道具的箱子，比我还高。我翻进去，落在书上。顿时，乱七八糟的书堆里传出一阵吱吱乱响，仿佛我闯入了别人的地盘，老鼠、蜘蛛，还有不知名的虫子，惊慌失措，到处乱窜。要么往深处，要么从缝隙逃窜。我还闻到鼠味，像瞌睡者终于找到了床，手脚伸展，躺在书上，如同在浴缸里洗澡那样。应了那句话：手里有粮，心中不慌。
《纸房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里的主人公——书痴，用书垒了间房子，结果，书籍坍塌，成了他的坟墓。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书，我躺在书上，好像过年拿到了喜欢的糖果，忍着馋不入口，延迟享受，幻想那是一箱童话书，我躺在童话上边。我曾经在上海支边青年“宁波”那里借读过《宝葫芦的秘密》《安徒生童话》。童话吊起了我的胃口，就如同我把农场视为“整个世界”，而所有的书都是童话。
可是，道具箱里竟然没有一本童话。翻遍了箱子，我没打击老鼠，它们逃它们的，我找我的。我找到一本《红楼梦》，有老鼠噬咬过的缺口，就如同我啃过的馕。
我揣上《红楼梦》，那是宁波点过名要的书。宁波是个绰号，他十六岁（虚报年龄进疆），跟我是同乡——以他祖籍起的绰号。我和宁波，悄悄地以书换书，我找大人看的书给他，他借给我小孩看的书，现在称以书会友。我和他只是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单线联系，秘密接头。后来上高中，每每读到“孔乙己”站着红了脸，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我就像找到了知音，获得了安慰。小时候，我一撒谎就脸热，一紧张就结巴。
那天晚上，宁波在宿舍里，接过《红楼梦》，我期待他的喜悦——对我赞赏，我出来并带出了他喜欢的书。他却一脸的遗憾，还计较说：前两册呢？
我对大人的“梦”（《红楼梦》是大人的梦）没兴趣：怎么一个梦还分成三块？宁波变戏法一样拿出另一册《安徒生童话》，说明一个人写一本书，可以分为多册，拆零出售。
于是，宁波趁机吊我的胃口，说：还有几本《安徒生童话》，还有《格林童话》。他比划着书的规模，又说，有一箱童话，我藏在沙漠里了。沙漠哪个地方？一个大沙包里，沙包上有一丛红柳。为了加强真实性，他加载了红柳的细节，似乎是他临时做了个记号，其实，沙漠里，许多沙丘上长有红柳。
接着，宁波给我列了个书单，除了《红楼梦》上中两册，还有《封神演义》。他许诺，我找到书单里的书，他就取回沙漠里的书，让我看个够。
我重进了化妆室，无功而返。我向所有的小伙伴秘密求援，也毫无结果。而且，小伙伴担心，那都是“封资修黑货”，找到了，要牵连到家长。
绿洲里找不到，就进沙漠找——绕过宁波。过后，宁波知道我“进去又出来”之后，笑了。他编了一个谎，其实沙漠根本没有“一箱童话”。他只是用一箱不存在的童话，钓出他想要的书。我却信以为真，第一次涉足塔克拉玛干沙漠。
多年来，我反复演绎“进去”的前夜那强烈的念头，还给那一段意识流起了个小标题：沙漠里的书或书中的沙漠。
宁波说，他有书藏在沙漠里。我第一次失眠了，我的脑袋里一会是沙漠，一会是书，渐渐的，成了沙漠里的书，书中的沙漠。谁在谁的里边？沙漠很大，书也很大。书中是沙漠，沙漠藏着书。每一粒沙子，每一座沙丘，都是书中抖出的字。只是不知宁波藏在沙漠里具体是什么书，否则，我就把字组合成沙，或把沙排列成书中的文。书中的字小，沙漠的沙粒也小。每一粒沙子，每一座沙丘，都是我进沙漠寻找书的线索。宁波只是藏了书，不提藏了什么书，我就没办法把沙或字有序地组合成“童话”。老师出过一个题目，我就能调动汉字，创造出一篇作文，还是范文。我知道，宁波所说的书，一定是对我胃口的童话。终于，我进了梦，而且梦到了书，还没来得及打开书，我就醒了。我背起书包，上学的路上，没跟小伙伴同行，而是转向通往沙漠的机耕路，径直进入沙漠找书，仿佛我摇身一变，钻进一本书里那样，那是童话世界。稻子正孕穗，稻田正排水。田野里，大渠小渠，到处都是流水响，像演奏一场田野交响乐。稻田的水排进小毛渠，小毛渠的水汇入排碱渠，排碱渠的水流进沙漠，沙漠把带着甜香的水吸进自己的肚子里，沙漠很能喝。机耕路上就我一个人。路旁的林带里有羊群。沙枣熟了。
我阅读过几本写沙漠历险的书。有一本童书，也写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一看，就知那个作家没有亲历，他直接写沙漠，大而险，还放入了许多沙漠的知识。那是吃力不讨好的写法。当时，我还是个小孩，进去，我的记忆里留下的是“小”——小孩对沙漠的反应，比如干燥、呼吸，都是对沙漠、太阳的反应，我关注的是细节——微小的物事。甚至，置身“大”，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消解了我在绿洲的“伟大”，大人都强调、宣称“伟大”“征服”。进入沙漠腹地，不知不觉，我忘了进来的目的，转而应付我的处境。迷失、干渴，都是要命的遭遇，满眼都是沙子、沙丘。
现在，我想到博尔赫斯，他常以物件传达哲理——他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比如迷宫，一个国王精心设计了一个迷宫，作为惩罚，让人迷失在里边，而征服者把那个制造迷宫的国王流放到更大的迷宫——沙漠腹地。童年的记忆，得有后来加载方显意味：寓言、隐喻。沙漠是最大的迷宫，童年的我迷失其中。
1982年，我调回父亲的家乡——江南水乡，见识了湖和海（我想大海是流动的沙漠，沙漠是凝固的大海——因为沙漠里有海贝）。我一下子想到沙漠里的海市蜃楼。江南真实的湖和沙漠幻象的湖竟然一模一样（我恐惧“一样”的东西）。现在的我，望着童年的我朝沙漠的湖奔去，蓝蓝的湖水，湖边绿树成荫，像一面镶了纹的镜子。镜子也是博尔赫斯小说常用的物件。奔跑中，目标消隐——湖景被沙漠替换了，好像教室里擦黑板那样。也如同有一次我做梦，对着镜子，镜子里空白，我吓了一跳：怎么没有我？
童年的我，总是混淆幻想与现实的界线：梦境与现实，童话与现实。知道海市蜃楼已上高中。一个小孩看见沙漠“蜃景”，以为沙漠架起了一面镜子，镜子里反映出的是现实某处的湖（多年后，我一眼认出家乡的湖似曾相识，反应是：沙漠的镜子能照出那么遥远的湖？）。镜戏弄人。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传说中的一具干尸，风化为沙粒。我记得走不动了，沙漠、太阳吸收着我身体里的水分。我躺在沙丘的背阴处。呼出吸进的气，又干又热。舌头舔嘴唇，嘴唇干裂，像修理连打磨模具的砂皮。
没有恐惧能算是“历险”吗？有炙热的阳光，干燥的沙子，但是，死亡的恐惧、迷失的绝望占据了大人的故事。难道沙漠对待大人和小孩不一样吗？现在，两个细节被迅速地钓出来。好像脱离所在的画，一只蚂蚁，一丛红柳。或许，小孩眼中的细节替代了大人所说的恐惧，或许，还没有大人的故事所说的找到了“宝藏”。找到了书，沙漠會起大沙暴吗？
沙漠里，所有的东西都愣呆了一样，那是持恒的静止。我合上眼，透过眼皮，一片红晕，像大火燃烧。睁开眼，天上有无数个太阳，一团一团耀眼的光团，像传说中，天上有十个太阳。不止十个。我不敢看也看不出究竟哪一个是原来的太阳。
我感觉脸一侧有动静——后脑勺已在沙丘上压出了一个窝。侧过脸，一只黑蚂蚁扛着一片小指甲盖一样的红柳叶子，像撑着一把阳伞。大概是上去时还平坦，下来时，突然耸起了一座山。蚂蚁似乎在犹豫，是绕过山，还是翻过山？我翻了个身，挪开——这座沙丘是蚂蚁的地盘。我躺过的地方，留下我身体的轮廓。
我关注着单独行动的蚂蚁，它要把叶子搬到哪里去？不远的地方肯定有它的家——蚁穴。或许，它能提供藏书的线索。它竟然向我走来。现在的我想起一句话：喊山山不过来，就向山走去。我又翻了个身，一退再退。那片小小的叶片，像旗帜，它是旗手。我好奇，我在蚂蚁的眼中是什么？
我伸出手，平摊开，贴着沙子，蚂蚁登上了我的掌心，我屈起五指，想象孙悟空翻了几个筋斗，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他以为翻出了如来佛之掌，就得意地撒了一泡尿，抬头看见五个指头——我对蚂蚁说：你落在我的掌心上了。只是，我不收起手掌。
那一刻，好像我置身在另一个环境，或者，我忘了在沙漠里迷失了，我只凝视着一点——那只黑蚂蚁。我平展着手掌，起身，像端着一个盘子那样，仿佛让蚂蚁腾云驾雾，走下沙丘，降落手掌。该下来了。
我替它着急。嫌它走得太慢，我捏起叶子，说：我来帮你。我随便走几步，蚂蚁却要走好久。蚂蚁扛起我放下的叶子，我又“夺”过叶子，放到几步远的地方。你说你要上哪里去？根据蚂蚁前行的方向，反复三次，我放叶子，它扛起来。我还打前站，走十几步，回头望，发现蚂蚁没有追叶子，它不见了，好像一粒沙子消失在茫茫的沙漠里。
我和小伙伴在连队的晒稻场捉迷藏。我特别会藏。小伙伴找不到，就回家睡觉了。我以为游戏还在进行，还得意，在稻草垛的一个狗窝里睡着了。第二天上学，我宣布：不跟你们玩了。其实，我害怕小伙伴不跟我玩。几次让蚂蚁追叶子，它对叶子失去了兴趣。我帮它，它不领情。怎么能放弃“旗帜”溜号呢？我闻叶子，猜不透我到底哪里出了错——把游戏搞砸了。我把叶子埋了起来。我舔舔嘴唇，又咸又稠，裂口子，出了血。
我又躺回沙丘一侧我的轮廓里，像铁水浇入沙子的模印里。
父亲给我讲过屯垦戍边——沙漠里垦荒的故事（其结果，就是我童年到青年生活的农场，绿洲里看不出曾经的沙漠痕迹）。荒漠里垦地，两头不见太阳，收工常常天已黑，有战士迷失方向，走进沙漠，差一点“出不来”。连队就采取措施，在驻地保留的一棵粗壮的胡杨树上竖了一面红旗，挂了一盏马灯——引导方向，就再没出现过迷失的情况。
很可能，我受了旗帜的启发，我躺的那个大沙丘，起初，我认定就是宁波藏书地方，我用手刨了一阵，就像动物打洞。沙漠能将放在它上边的异物藏得一丝不露。风还吹出漂亮的沙纹。除了沙子还是沙子，也丝毫看不出藏书的迹象，几乎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我看着沙丘顶一丛红柳，像小女孩扎束着的冲天辫子。我脱下左臂上的红袖标——红小兵。爬上去，套在红柳上。一丛绿中一点红。知道走不出了，沙丘上惹眼的红，可以提供寻找的“方向”。红袖标在微风中，像火炬——美术课上我画过。
太阳也累了，沉入沙漠西边的地平线。我喊过，哭过。沙漠顺手把我的声音没收了。夜色笼罩，我像被包围一样。火炬熄灭了。月光朦胧，凉凉地照在沙丘上，像铺了一层严霜。起了微风，冷嗖嗖。沙漠昼夜温差悬殊，像从酷暑转为寒冬。我站在套有红袖标的红柳丛旁，盼望有人。
于是，我看见移动的一点，凭影子的轮廓，我断定那是一只沙狐。夜色已消除了所有东西的色彩，可是，我莫名其妙地赋予了狐狸红色。大人称赤狐，小孩叫火狐。我没见过火红的狐狸，火狐早已住进我的脑袋里。
现在，我不能轻易地判断，儿时的我是否把绿洲的“红海洋”投射到沙漠里的狐狸的毛色，那可能更接近将传说中的火狐的红色注入现实的沙狐。那可是我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呢。小伙伴很稀罕没见过、不一样的东西。
沙漠里迷失，大人的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大人，怎么历经各种艰险还是走不出沙漠。故事里很少说到动物，个别大人“出来了”，也跟动物无关。
起初，我认定火狐的窝一定在这一片的某个沙丘里，看样子，它要引开我。渐渐地，我感觉它在跟我捉迷藏，一会儿隐在沙丘背后，一会儿又在另一座沙丘露出——我已没力气、没兴趣玩游戏了。我离那个扎了红袖标的大沙丘很远了。
我费劲地追几步，它轻松地跑几步，看样子，它还不害怕我，不甩掉我，让我跟着，还保持距离——我担心，它一闪入沙丘背后，就再也不露头了。突然，它出现在一个沙丘顶上，索性居高临下，坐等着我。我走近了，它又消失在沙丘背后。
我只能在沙丘之间绕行，火狐却翻一座座巨浪般的沙丘。不知过了多久，沙丘渐少了，前边是开阔而平坦的沙地。它轻盈地跑一阵，我吃力地跟好久。火狐的两眼，像豆粒般的光点。跟着它没错，它一定是进绿洲打食。
月亮似乎明亮了许多。跟着跟着，我发现远处有一点光亮。我知道跟对了。渐渐地，有一道高高的屏障，那是沙漠和绿洲之间的林带——防沙林。我闻到了风送来的绿洲的瓜果、水稻的气味。我终于“走出来”了，回到我熟悉的地盘。
穿过林带，就是田野——绿洲上的所有物事，我都一清二楚。火狐消失了，好像它已完成了使命。我俩分道扬镳。
连队的灯已熄灭。我家还亮着灯。记得我旷课，到渠里洗澡，那是天山融化的雪水，冷得刺骨，我一丝不挂上来，躺在渠堤烫烫的沙子上，沾了一身的沙子，像沙人，我会做一个动作，立起，弯腰，从跨下望连队、田野，所有的东西都颠倒了。回到家，我撒谎，父亲用指头在我的胳膊上划了一下，说：你去洗澡了。接着，我做好了挨揍的精神准备，但是父亲没揍我，这是第一次赦免。他说：你身上一股子沙漠的气味，你进那里干什么？不要小命了。母親说：回来就好。父母已知我没上学，迟迟不归，就发动了很多大人在绿洲寻找过我。我没透露秘密——为了一箱“童话”，那还会连累宁波。
我睡得特别“死”。我还喝了一肚子水，水在我的肚子里哐 响。那一夜，仿佛我还躺在松软的沙丘上。我被一阵喧闹声吵醒，听得出是邻居家的鸡被盗了。邻居家的小孩是我同班同学，他的母亲嘴巴很厉害，像刀子，不饶人。她在咒骂偷鸡贼——母鸡是生蛋的模范。她骂人很难听，像倒马桶。
那是个大礼拜天（农场隔十天休息一天）。按父亲的说法：太阳已晒到屁股了。我起来，看热闹。我暗笑大人，失了鸡，脑子里只怀疑人，怎么不想狐狸？脑子不会转个弯？我差一点要说：我知道是谁偷了鸡。
我不能出卖火狐。它引导我走出了沙漠。我已把火狐当成了秘密的伙伴。我约了同学一起到马厩掏麻雀窝、爬苜蓿垛。
我终于憋不住了，好像秘密在发酵、膨胀。父亲曾给我讲过黄鼠狼偷鸡的技巧。我把故事的主角换成了火狐，边叙述边表演：夜晚，火狐打开鸡窝的门，衔住鸡脖，像炊事员抓着饭勺的木把柄，然后用毛茸茸的尾巴轻轻地拍打着鸡尾，母鸡就乖乖地跟着火狐并行，像跳双人舞那样，母鸡一声不吭，双双走出连队。
我甚至把手当成狐狸的尾巴，温柔地拍着同学的屁股，把他当成母鸡，我扮火狐。他问：然后呢？我佯装一口咬断鸡脖，说：就这样，火狐带着战利品，胜利回到沙漠，那里有它的家。
故事把他引到另一个方向，他遥望沙漠，只觉得有趣，还是没联系到他自家失踪的母鸡，罪魁祸首的火狐。我猜，我和火狐进了绿洲，回到“绿洲”我就“伟大”了，火狐反过来，悄悄跟随着我，来到了连队。
1982年底，按照限定的时间，我紧赶慢赶，乘乌鲁木齐至上海的列车，由上海中转到宁波，报到，任教。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在梦里返回绿洲农场。有一个梦，我记忆犹新，在梦里，地在颤抖，像发生地震一样。踏上了绿洲的土地，我看见渠边一个小男孩，赤身裸体，在玩泥巴，他捏了很多泥偶，其中有狐狸、鸡、小孩，竟让小孩长了个小鸡鸡。我笑了，向他打听我的老连队、晒稻场。他专心地捏泥偶，像创世。我称赞了他的泥偶。我套近乎，说我的小时候也捏过这玩意儿。于是，他立起，弯腰，低头，把沾着泥沙的屁股朝向我，胖乎乎的脸从胯下朝我看，还做了个滑稽而得意的表情，像秘密的接头暗号。我乐了。我遇见了童年的我，像博尔赫斯邂逅博尔赫斯。
那天傍晚，我到宁波的宿舍。没料到动静闹得那么大，他也参加了寻找我的行动。他坦白，沙漠里不存在那一箱“童话”。我说：你钓鱼，甩了个空钩，没安鱼饵。他说：你就像童话里的小孩。我说：不跟你玩了，我最恨说谎的人。
仿佛为了弥补那一箱“童话”，让不存在变为现实，这些年，我陆续购了很多“童话”，包括绘本。已建了一个童话书柜。帕梅拉·保罗，《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总编在《至少还有书》里，把收藏书与早年的“被剥削感”联系起来。我界定为缺失感——在需要书滋养的童年，缺失向往的“童话”。现在，我仿佛用“童话”喂童年的自己，因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童年。幸亏沙漠里还有藏书，于是，我自己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我已不在乎宁波的谎言了。
人们习惯把“狡猾”和“狐狸”划等号，可是，有一点，我印象很深，我从沙漠里“出来”后，农场的大人再也不给小孩讲沙漠的故事了，好像把收音机的电源插头拔掉了一样。按现在的说法，我让大人的故事“破产”了。多年以来，我仿佛还迷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还跟随着火狐，紧紧地跟着，正在“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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