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无论过了多少年，人们对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说的这句话都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它是结束一个时代的钟声，也是开启一个时代的宣言。
正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对这个开辟新纪元的历史性转变作了一个文化方面的描述和畅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对社会革命和历史进步作文化描述，在毛泽东的纲领性论著中，并不是第一次。将近十年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共产党人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历史使命时，他就宣称：“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两个描述，宗旨相连，一脉相承，即先进文化的创造总是和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交会在一起，整体推进，互为印证。不过，由于革命的胜利，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真的已经成为现实，1949年的这个宣言，更明白地昭示了中国先进文化创造所迎来的历史性契机和现实的紧迫感，体现出更宏大的历史激情，透露出实现文化飞跃的浓烈渴望。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特别是在推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对文化现状的焦虑不满之情，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他强烈地感受到，在文化现状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落差。
一个落差属于政治上的判断。
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早在1948年著名的九月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说法：“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对于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及政策上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此前讲的是要发展它们，此后则多讲“利用”和“限制”（如七届二中全会），到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又加上了“改造”等。
这些认识虽然是直接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引出来的，但也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选择上面。新中国成立后，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结成的统一战线格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当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实现根本变化，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有各民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后，毛泽东看到的文化现实却是他不满意的，因为在思想、文艺、教育、科学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依然基本上是挟带着旧中国文化的那一套思想方法。他在1950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中就感慨地说：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
再一个落差属于文化上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之时，会聚各种文化人才和文化资源，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自然也最直接的选择。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浓厚的延安文化的经验和美好感受走进北京的，因此，对文化建设的方向模式，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既定预期。但是，执政全国之初，所面临的却是杂然纷呈的文化现实。在各路文化大军“会师”之后，除了接受过延安文化精神洗礼的人之外，分布在各个文化领域（文艺、教育、新闻、出版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各方面）的，主要是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一般都是带着旧有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投入新社会的。他们的思想之驳杂，与被视为新中国“精神故乡”的延安文化，显然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于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延安经验来推进先进文化的创造，为了营造能够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气氛，对原有文化的改造也就成为必然。正是在一场持续的文化改造过程中，对新中国成立前构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和普及，逐渐演变成为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倡导和构想。由此可以确认，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人们惯常理解的在1953年到1956年进行的经济上的“三大改造”，也應该有一个也确实存在着一个毛泽东非常关注且投入很大精力的“文化改造”。以文化改造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文化过渡，其声势和规模或许不像经济过渡那样广泛触动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但是，它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的波澜、对中国文化格局重组之功能、对中国文化脉向影响之剧烈，却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起，文化改造和文化过渡就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是格外谨慎的。他一方面强调，“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同时也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他提出的思路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接下来的文化实践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5个步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5年）。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则已非文化改造和文化批判的范围了。
5个步骤，一个宗旨，就是解决文化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
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把它定位在“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所应采用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实际情况来看，也基本如此。当时主要是大力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重新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以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和哲学观。在文艺方面，则大量传播延安和各解放区的作品（如几十卷本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意在提供一些创作上的范本。1951年，还适时开展了一个整风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原国统区文化人的必读文件，甚至可以说成为文艺界的“共同纲领”。
除了正面倡导之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时主要针对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自视清高、不问政治、标榜“客观主义”的超阶级思想，等等。在政治上，主要是逐步解决立场问题，第一步是民族立场，第二步是人民立场，第三步才是阶级立场。为了适应新社会，也确实有不少爱国的知识分子，面对改天换地的革命胜利，在欢迎新政权、适应新要求的时候，反思自己的历程，觉得同那些为了革命胜利奋斗多年的人比较起来，自己殊无贡献，生出“自愧不如”甚至“自悔鸠拙”的感慨，有着主动进行思想改造的积极性。此外，当时的改造方式大体温和，没有多少强迫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知识分子萌生的抵触或虚与应付的态度。周恩来给北京和天津高校教师们作思想改造报告时总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反复强调自己参加五四运动以后的30年间“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并说自己现在虽然担任了政府的领导，也要“学习和改造”。这个报告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那么，怎样看新中国成立时期的文化过渡和文化改造？
在中国，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伴随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兴起，对思想文化上的许多问题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深入的讨论，无疑是顺理成章之事，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文化过渡时期发生的上述5个改造步骤，不仅普遍涉及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同时也极大地触动了哲学、政治、历史、文艺、教育等知识界、文化界的各个领域。在哲学意义上，毛泽东把被改造、被批判的思想倾向都叫作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的唯心论。事实上它们基本上囊括了五四以来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概括地说，分属3类：一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价值观，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电影《武训传》和梁漱溟思想）;一是欧美派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及自由主义文化观（胡适思想）;一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观（胡风思想）。在改造中国的道路问题上，前两类选择的是改良，后一类则基本上赞成革命。尽管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程度不同地属于进步文化阵营，都曾程度不同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毛泽东看来，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已经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行列了。
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文化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重新整合，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则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思想文化领域由此发生两个鲜明的变化。一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唯心论，自然辩证法等基本概念被广泛地用于文化学术之中。人文学科研究和学校教育的内容，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选择和人物塑造，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用语，等等，也都和以前有了迥然的区别。第二个变化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实現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这两个变化，使此前就提出和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为现实，成为普遍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实践。
但是，文化改造中体现出来的认识误区也是明显的。具体到五四以后的中国近代史来说，主张改良的多是中间派人物，怎样看待他们的选择？胡绳同志有一个看法，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表现就是各种社会政治理论，他们搞的社会学、政治学，就事论事，“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这样怎么能解决中国问题呢？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它没有用处，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了，这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经验，社会学就派上了用场，再否定它就不对了”。当然，以政治批判方式来推进文化改造，所引出的教训是深刻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总之，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文化改造确实给人们带来了重整“文化河山”的喜悦，但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创了一个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
（摘自商务印书馆《毛泽东文化创新之路》 作者：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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