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 王学凯
[摘要] 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从历史逻辑看，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最终都会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从理论逻辑看，新发展格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关注的经济循环问题，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求侧管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需要把握需求侧管理中消费与投资、短期政策与长效机制、局部与全局、国内与国际等若干关系。要构建收入均衡增长机制，培育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拓展投资空间并优化投资结构，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 内在逻辑 需求侧管理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1）02-0039-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性特征，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研究（15ZDC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防范金融风险与稳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20CJY063）。
[作者简介] 张占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王学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金融风险与战略、宏观经济。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构建新发展格局，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而需求侧在新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未来要更加自觉地用新发展格局理论指导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逻辑
根据经济学理论，以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加总，如果将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看作国内循环或国内需求，将出口和进口看作国际循环或国际需求，那么衡量双循环相对规模的一个指标是国际循环（进口和出口总额）与国内循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总额）的比值，比值越大，表示越是依赖国际循环，反则反之。由此，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循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相对单一的国内循环阶段（1949—1977年）
“二战”之后的冷战，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上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遏制、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面临被封锁、被禁运的外部环境，国际循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停滞状态，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比值几乎未超过10%（除了1974年为10.4%），而同期日本的这一比值基本在20%～30%之间。为了打破这一局面，党中央高度警觉、精准研判、努力突破，建设统一的外贸制度，尽可能地增加外汇收入，以易货的贸易方式在国际市场抢运物资（周红，2015），与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开展贸易合作，并利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分歧以寻求突破。不过，这个阶段主要依靠国内循环，先是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然后又着力恢复生产，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段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框架和基础。
（二）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出口导向阶段（1978—2000年）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隔绝的藩篱破解，中国的外部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改革开放后的期间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不少产业，开启了出口导向的对外贸易进程。1978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到2000年这一数值已经超过5455亿美元，22年间增长超过25倍，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的比值从9.6%上升至46.4%。同期，日本和美国的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比值分别在15%～30%、15%～25%之间波动。特别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一次性贬值，极大促进了商品和服务出口，1994年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比值为49.3%，达到阶段性高峰。这个阶段从国际循环吸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向国际循环输送轻工业制品，虽然开始有了外部循环，并占据一定的地位，但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不高，仍然以面向国内循环为主。
（三）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全面开放阶段（2001—2017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了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国承接了大量产业，吸引了大量外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转向国际循环提供了契机，对外贸易急速攀升，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比值大多超过40%，最高甚至达到77.2%（2006年），而同期美国、日本的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比值基本在30%以内。理论上货币升值不利于本国出口，但2005年汇率改革对我国的国际循环影响极小，2006年商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同比增长27.2%，进口同比增长20%，因人民币升值和其他贸易政策调整的影响只在出口增速同比回落1.2个百分点，不过进口增速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在这个阶段，中国实现了面向国际循环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特别是国际循环的重要作用，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
（四）以国内循环为主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阶段（2018年至今）
我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变化。外生性方面，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国际循环的脆弱性显露无遗。随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抬头，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等污名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破坏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的同时，给中国的国际循环带来巨大挑战①。内生性方面，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依靠面向国内循环的出口导向、面向国际循环的全面开放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基于这两个方面特别是内生性方面的变化，从党的十九大开始，我国就越来越注重国内循环，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比值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20年只有37.2%。不过，这个阶段更加集中于国内高质量循环，更加注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国际循环服务于国內循环。
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
构建新发展格局，背后蕴藏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可以从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视角来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资本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体现。首先是单一资本的国内循环，马克思提出产业资本循环的总公式，即 G-W...P...W"-G"，在满足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下，货币便转化为资本，从资本G到商品资本W再到生产资本P，都是顺理成章的过程，通过精心组织生产出新的商品W"，从新的商品W"到新的资本 G"“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① ，跳跃成功后便完成了单一资本的国内循环，当然，这个循环过程又可具体划分为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每个循环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其次是社会总资本的国内循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相互关联、有机配合，使得再生产得以维持，由此形成国内循环。马克思将社会总生产分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實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还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即简单再生产需要满足生产资料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等于消费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扩大再生产需要满足生产资料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追加的可变资本与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必须等于消费资料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与追加的不变资本之和。然后是从国内循环到国际循环，体现着世界市场论。当国内循环不足以满足新的商品W"到新的资本G"跳跃的需求，便开始转向国际循环。根据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界定，世界市场既包括其他国家的国内市场，又包括与国际市场相关联的本国国内市场，即，世界市场是各国国内市场的总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循环的优势和特点越来越凸显，但对中国而言，参与国际循环并非像资本主义国家转移生产过剩问题，而是为了发挥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各国建立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
从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反映了经济循环的问题。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交叉演变，特别是西方大国，其崛起过程中产生的有关经济循环的理论，对我国有着借鉴意义。一方面，经济循环表现为国内循环。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蕴含着国内循环思想，由于人类独有的交换倾向，出现了劳动分工，通过劳动者熟练的技巧、减少工作转换的时间损耗、简化劳动的机械化，劳动分工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②，随着社会化分工的不断增强，需要进一步打通国内循环以扩大市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阐述的是国内循环的不畅，在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时，实际需求因购买能力不足而不足，使得国内循环的消费和生产之间不畅通，需要政府干预消费和投资，扩大总需求，进而畅通国内循环。供给学派主张在国内循环的生产端发力，通过减税方式改善供给数量和质量，进而实现国内循环。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有着类似的逻辑，正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往复一样，社会经济要素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趋势。另一方面，经济循环表现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互动。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十分重视国际贸易，体现为国际贸易的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具有互动的联系，可在经济循环视角下加深理解这些理论。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如果某国商品的国内循环成本低于国际循环成本，那么该国就具备生产这种商品的绝对优势，应该发挥优势加大生产，并对外出口;反则反之。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各国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引起国际贸易，如果某国商品的国内循环相对成本高于国际循环相对成本，那么该国就不应该从事这种商品的生产，而应该从国际循环中加大进口。要素禀赋理论所论述的是，当某国国内循环中生产某种商品的要素禀赋已然充裕，那么该国应当出口这个商品，国际循环与要素禀赋不充裕的商品进口相关。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构建新发展格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其一，新发展格局指出了经济循环的重点。经济循环的重点在于畅通，要畅通国内大循环，挖掘中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的内需动力，将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形成国内大市场;要畅通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梗阻，让国际市场更好地为国内市场服务。其二，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离不开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主创新，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和发展的第一动力，可从供给端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条是扩大内需，强化需求侧管理，从需求端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三，新发展格局拓展了世界市场理论。世界普遍联系，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脱离全球化而独立存在。对中国而言，参与国际循环带来了诸多益处，但国际循环因各种非经济因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相反，国内循环由于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而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因而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积极参与国际循环的同时，更要发挥好国际循环服务于国内循环的作用。
三、需求侧管理与构建新发展格局
未来中国将成为世界的生产和消费中心，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而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因此，需求侧管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1.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发展格局的“双驱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是“双驱动”，要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并且达到一种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张占斌，2021）。在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一对关系便是需求和供给，二者是新发展格局的两大抓手，存在辩证逻辑关系。一方面，供给创造需求。根据萨伊定律，供给可以创造自己的需求，即作为供给的一方，其生产的过程可以带来对其他生产者的需求。在我国现阶段，供给创造需求更加强调创新的作用，指由创新驱动的供给可以带来创新的需求。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不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带来的交通运输需求，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带来的能源和电力需求，抑或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需求，每一次开创性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大量的新需求。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许多新业态、新产业将应运而生，催生出各类新的需求。另一方面，需求牵引供给。从马克思主义实体经济循环的四个环节看，需求属于消费，供给属于生产，需求到供给中间还包含分配和交换。消费是生产的指南针，有什么样的消费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供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需求更多是数量层面的“做大蛋糕”，而现在需求更多是质量层面的“做好蛋糕”，以及分配层面的“分好蛋糕”，由高质量的需求可以牵引高质量的供给，由公平的需求也可以牵引公平的供给。
2. 需求侧管理在畅通经济循环中可发挥重要作用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做好需求侧管理，可以发挥其在畅通经济循环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扩大内需与畅通经济循环互为推动力。在一个小规模经济体内，或者需求不大的经济体内，经济循环相对简单，但我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经济循环相对复杂。如果内需不够强劲，那么即使对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其对经济循环的要求可能也不会很高，毕竟畅通的循环没有用武之地。但是如果内需足够强劲，便会对畅通经济循环有着更高的要求，因为只有经济循环得以畅通，强大的内需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当然，当经济循环畅通之后，需求也可能因便利性增加而增加。从这个角度看，扩大内需推动着经济循环的畅通，畅通的经济循环反过来又推动着内需的扩大，二者互为推动力。其次，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畅通经济循环的结构性改革要求。如果说扩大内需是畅通经济循环的总量问题，那么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就是畅通经济循环的结构性问题。完整内需体系包括多个方面，从消费看，要全面促进消费，完善传统和新型消费的类型体系，完善质量品牌和綠色健康消费的品质体系，完善城乡消费的市场体系，完善重点消费品的监管体系等等;从投资看，要拓展投资空间，拓展投资领域的空间，拓展投资区域的空间，拓展投资项目的空间，拓展投资来源的空间;从进出口看，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再者，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畅通经济循环的目标。正如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畅通经济循环的目标便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我国国土空间幅员辽阔、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经济体量全球第二，完全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畅通经济循环，就是要不断挖掘和发现内需潜力，巩固和强化市场优势，最终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
3. 需求侧管理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然完成，共同富裕的目标尚需逐步实现。需求侧管理既包括消费、投资、进出口，又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消费便利化等方方面面，这都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202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7月发布的4046～12535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标准，我国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并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又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缓解主要矛盾，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注重需求侧管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收入分配看，需求侧管理需要着力于健全收入分配机制，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特别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发挥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协同作用。从社会保障看，需求侧管理需要着力于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养老保险，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健全特殊人群福利体系。从公共服务看，做好就业优先工作，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完善医疗健康体制机制，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从消费便利化看，有序取消不恰当的消费限制措施，鼓励消费升级与创新，促进消费数字化转型。
四、把握需求侧管理的几对关系
在推进需求侧管理中，要注意把握几对关系，包括投资与消费、长效机制与短期政策、全局与局部、国内与国际等，防止出现一些认识误区。
一是把握消费与投资的关系。需求侧管理十分强调内需的作用，将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消费潜力，2020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约55%，与发达国家动辄80%甚至更高的水平相比，我国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仍有上升空间。近年来，针对消费的升级转型正在稳步推进，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的新消费方式和形态正在逐步形成。但是，将内需单纯理解为消费需求具有片面性，不考虑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机械地将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对比，也缺乏客观性。事实上，扩大内需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投资，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与马克思阐述的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趋同，二者互相促进，螺旋上升。从发展阶段看，不同阶段的消费与投资关系存在差异。当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时，社会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消费会高于投资;当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经济发展水平开始上升，需要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投资会上升，相比较而言，消费会有所下降;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工业化和城镇化基本完成，投资会下降，消费又会相对上升。当前，我国仍处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上升阶段，不能一味强调消费的作用，也要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是把握短期政策与长效机制的关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实施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当时抑制经济下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后遗症”，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和僵尸企业问题等，尽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已经处置了大量问题、化解了大量风险，但是当时的刺激政策的影响余波仍有残存。新冠肺炎疫情下，同样采取了需求刺激政策，比如发放消费券带动消费、贷款延期和发放优惠贷款刺激投资，等等。新发展阶段的需求侧管理，要有别于过去盲目借贷扩大投资、过度刺激消费，不应成为刺激经济的短期政策，而应该注重短期政策与长效机制相结合。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需求侧管理的短期政策要确保市场主体“活下去”，增加有效需求不足群体的基本保障和收入，做好稳就业工作，保障基本民生支出;对处于经营困难的企业，适当延长贷款期限、适当降低贷款利息，并有区分地提供维持正常经营的贷款。需求侧管理的长效机制要确保市场主体“健康可持续”，做好脱贫攻坚战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给予企业优惠和便利，要分类区分、综合考虑企业所处的行业热点、经营状况和未来收益，以防风险作为底线，构建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是把握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需求侧管理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部署，不能从局部视角看待，而应协调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从范围看，需求侧管理要致力于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大循环。我国各省区市在行政区划上有分割，许多政策实践也存在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需求侧管理不能只考虑本地区的小市场、小循环，而是要立足于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大循环，既遵循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循环的原则，又具有本地区的特色特点。从层次看，需求侧管理要构建高层次的现代化流通体系。需求侧管理离不开高效的现代化流通体系，这很容易被误解为畅通物流、搞低层次的物流体系，事实上，现代化流通体系既包括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又包括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还包括社会信用体系、支付结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应着力构建高层次的现代化流通体系。从领域看，需求侧管理覆盖全领域。当前我国亟需解决“卡脖子”问题，在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需求较为强烈，但需求侧管理不能专盯高大上项目，搞重复建设，不顾客观实际和产业基础，而应着眼于全领域，因地制宜采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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