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华
上海，中国最繁华、最摩登的时尚之都，自近代开埠以来，就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里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这里有鲜活明亮的各国面孔，这里有充满洋气的海派生活，这里还有百年难忘的红色记忆。
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和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近代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号角，唤醒了沉睡中的工人阶级，他们以崭新的姿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为党的诞生积淀了深厚的阶级基础。作为中西文明交汇的窗口，上海是近现代文化的中心，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登陆沪上，它们在这里产生着激烈的思想交锋，启迪和洗礼着中国人对信仰的追求。也是在上海，一批又一批怀揣着救国抱负的先进知识分子自吴淞口启航，去往日本和欧洲探寻救国之道。在艰难困苦的寻觅中，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传递了光明与希望。他们愈发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走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悬解苦难深重的中国，才能重燃中华复兴的薪火，这为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一个看似寻常的上海弄堂里，聚集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等一批朝气蓬勃、富有理想的年青人，他们汇聚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的周围，白天，笔耕不辍编发《新青年》杂志；
夜晚，群情激昂商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乃至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由此产生，这为党的诞生构建起牢固的组织基础。
1921年7月23日，来自全国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此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轮红日犹如初升的太阳喷薄欲出，茫茫黑夜迷惘中的华夏大地从此迎来了新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渔阳里、树德里、辅德里……一个个老地名，承载着“建党之路”“复兴之梦”，它们早已融入于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铸造着这座城市的精神之魂。上海作為党的诞生地的不朽丰碑，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出征，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这里开篇！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红色之源”，重走党的“光辉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中共一大会址
今天，当游客们徜徉于“魔都”繁华街巷新天地时，或许很难想象，今日的幸福生活与毗邻的一幢老式石库门建筑有何关联。这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青砖灰瓦名为“树德里”的上海石库门民居，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民族独立的渴望，肩负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国家复兴的希望。这里就是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产床”的地方，这里就是被习近平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地方，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历史的见证地，它就是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
100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13位热血青年，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齐聚树德里一楼昏暗的客堂间，围坐在方桌前，压低声音，兴奋而热烈地讨论着……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秘密召开了。
数年之前，马克思主义已如春潮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播，各地早期党组织也相继成立，建党条件逐渐成熟。1920年初，李大钊冒险将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陈独秀秘密送往天津。在路上，“南陈北李”两位党的早期创始人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党组织，以适应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由此成为一段佳话。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尼科尔斯基会合，经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早期创始人深入交谈后，他们建议应及早在东方建立一个共产国际支部。在李达、李汉俊等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前期的积极筹备下，各地党组织陆续委派代表来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7月中旬，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内，相继住进了一些名为“北京大学师生暑期考察团”的青年人，他们汇聚于此、相约上海，准备参加这次历史性的聚会。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中正式开幕。与会代表们首先汇报了各地党团组织的建立及工作开展的情况，马林、尼科尔斯基则介绍了共产国际的相关情况。接着，代表们休会两天，主要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工作计划。按照预定议程，会议的最后三天将集中讨论党的纲领和决议。7月30日晚，正当代表们激烈讨论之时，一名法租界暗探突然闯入会场，会议被迫中断。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十分警觉，预感此人有可能是一个“包打听”，于是建议大家立即休会，分头撤离。果不其然，数十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包围并搜查了会场，却因没有搜到确切的“证据”，便悻悻而归了。
出于安全起见，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代表们分两批乘火车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开会。他们扮成游客，在南湖上租用了一艘画舫，一面摆出麻将牌佯装打牌，一面继续开会讨论。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推选党的中央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中央局，党的第一个中央机关由此产生。
“腾蛟起凤，首部党章的诞生地”—中共二大会址
黝黑的石库宅门，精美的雕花门楣，“腾蛟起凤”四个大字腾跃其上，这里就是位于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中共二大会址。1921年，李达夫妇在此租住，创办了我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创立了我党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平民女校”。担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之所以选择在此处办公，并将其作为中共二大的会址，主要是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此地位于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汇处，华界军警也不便于行动，是一个典型的“三不管”地带。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出席中共二大的会议代表共有12人，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局报告了一年来党的主要工作，介绍了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相关情况，其他会议代表也分别作了主题发言。大会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讨论了党的任务，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关于妇女运动、工会运动和党加入第三国际等相关决议案。同时，会议还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党章，并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内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复制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部党章。在这部党章背后，还蕴藏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党章的主人名叫张人亚，原籍浙江宁波，后来在上海银楼里充当学徒。1921年，张人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的负责人。他多次领导工人举行罢工运动，并积极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共二大会议结束后，党中央将会议通过的章程和决议案等整理成册，以铅印的形式分发给党内的有关同志学习，张人亚也得到了一本。
1927年4月12日，“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上海，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屠戮，大量党的重要文件、档案资料等被敌人焚毁。为了保存党的重要文件，张人亚思忖再三，决定将其转移至宁波老家保存。他对父亲张爵谦说，这是“比儿子生命还重要的东西”，请求父亲一定要收藏好。为了不引起外人察觉，张人亚的父亲给自己的儿子和早逝的儿媳合建了一座坟墓。墓中张人亚的那侧是一个衣冠冢，棺内藏有张人亚托付的党章及其他党内珍贵档案。张爵谦深知此举事关重大，一直没有对任何人透露实情，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守护着秘密20多年，期盼儿子早日回来提取，可儿子却迟迟未能返乡。
1952年7月，张人亚的亲属将墓中所藏资料上交国家。除纸张因年久泛黄、发脆之外，所有资料完好无损。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张爵谦离开人世，也没能等到自己的儿子。直到2005年，张人亚的亲属在《红色中华》报上看到了一篇悼念张人亚的祭文，方才知晓张人亚早于1932年在中央苏区因积劳成疾而去世，父子两人早已阴阳永隔。如今，张人亚所秘存的首部党章原件已被中央档案馆珍藏，其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一直激励着后人。
“联合跨界 汇起‘力量之源”—中共四大会议纪念馆
今天，上海虹口区的四川北路公园内，四周绿树成荫、鲜花繁茂。公园内蜿蜒错落的绿化景观，大气开阔的下沉式广场，将繁华商业中心的世俗喧闹与这里的一处赭红色的建筑相隔离，它就是中共四大会议纪念馆。步入馆内，瞬间就浸染于一片宁静庄严的氛围之中，如同走进一座红色殿堂一般。它用无声的话语，默默讲述着共产党人用真理和鲜血书写的光荣故事。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等20人，他们代表着全国的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参加了大会。会议主要围绕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展开。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维经斯基则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大会回顾了中共三大以来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情况，商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以及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大会围绕着革命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共四大宣言”“党章修正案”，以及有关“民族革命、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11项重要决议。大会闭幕的前一天，正值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大会为此发表了《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可以说，中共四大是党探索革命理论、实践群众化的组织路线和加强自身建设伟大历程中的一座历史丰碑，推动着党实现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伟大跨越，从而实现了各階级的“联合跨界”，并汇起“力量之源”。
与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二大不同，中共四大并没有选择在租界内召开，而是选择了位于北四川路越界筑路不远的区域。据会议亲历者、时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回忆，开会的场所是当时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找来的，对房子地点的要求是“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郑超麟的这段回忆，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和中共四大会址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四大都没有设立纪念馆，主要原因在于，中共四大会议的旧址在20世纪30年代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加之后来城市建设几经变迁，已无迹可寻。直至20世纪80年代，一批有关中共四大的史料及回忆文章陆续面世，寻访中共四大旧址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几经周折，相关部门在郑超麟的实地勘察和辨认下，才最终确认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应是中共四大会议的旧址。直至2011年，经各方努力，中共四大会议纪念馆开始兴建，2012年正式对外开放。
“松柏林下埋忠骨”—龙华烈士陵园
1950年，上海徐汇龙华地区挖掘出了24具烈士的遗骸，史称“龙华二十四烈士遗骸”。此地原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里就成为国民党羁押和屠杀共产党人的主要场所。当年，许多民主革命人士和共产党员就在此遭致国民党反动派的秘密处决，故而有“上海雨花台”之称。从那时开始，老一辈革命家就萌发了在此建立龙华烈士陵园，以告慰先烈的心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修建了龙华烈士陵园，后建有龙华烈士纪念馆，并在烈士殉难处竖立起了“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纪念碑。
龙华烈士陵园占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一座集陵园、纪念馆、遗址于一体的上海规模最大的红色革命纪念地。整个陵园由主题纪念园区、专题人物纪念馆、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三部分构成。主题纪念园区里的烈士墓区由烈士墓、无名烈士墓和烈士纪念堂组成，烈士墓区安葬有罗亦农、苏兆征、“左联五烈士”等在内的853名烈士，无名烈士墓安葬着271名在解放上海战役中牺牲并且没有留下姓名的解放军战士的忠骨，烈士纪念堂安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牺牲的烈士。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当局在这里羁押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及其他人士多达936人。此外，宣中华、孙炳文、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及“龙华二十四烈士”等也在此牺牲。
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是陵园内最醒目的建筑群，它位于陵园内的东北端，包含有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和烈士就义地等遗址。看守所，又称龙华监狱，是羁押共产党人的主要场所。在看守所的墙上，留有革命者用鲜血写成的诗句，最有名的一首是“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烈士就义地位于看守所西北约百米处，这里是当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刑场之一，也是枪杀“龙华二十四烈士”的刑场。
如今，龙华烈士陵园作为无数英烈的永生之地，每年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悼念群众。“圣火长明烈士墓，精神永续英雄城”，缅怀龙华英烈，弘扬英烈精神，将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见证党酝酿建立的过程”—《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一栋砖木结构的旧式石库门屹立于此。可以说，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的诞生地，这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全过程，它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20年春，《新青年》编辑部随同陈独秀由北京迁址上海。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后，以其在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巨大影响力，吸引着众多朝气蓬勃、富有理想、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这里仿佛有着神奇的磁力，先后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毛泽东途经上海时，也来此地拜访过陈独秀。毛泽东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谈及在上海与陈独秀谈话后，其信仰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关键性的时期。
同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在此开会，决定成立中国的共产党组织，并草拟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8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议决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老渔阳里2号遂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1921年7月中共一大闭幕后，此地成为中共中央局的办公地。老渔阳里2号还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校对和策划出版之地。党的早期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宣传工作，陈独秀曾表示“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李汉俊也说“要搞社會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此后这里还作为党的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第一个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的编辑部。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大家纷纷感到翻译《共产党宣言》已迫在眉睫。尽管此前也有不少人节译过宣言的部分章节，但始终未有一个全译本。经商讨，大家推荐由陈望道来主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潜心翻译，陈望道回到了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并留下了“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党史佳话。随后，他将译稿连同日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了李汉俊校对，李汉俊校完后，又交给住在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再校，最后由陈望道修改审定。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出版，首版刊印了1000册，很快就售罄。由于疏漏，当时书名错印为 “共党产宣言”。次月，书名更正后，又加印了1000册，也很快售罄。《共产党宣言》在民众中广泛传阅，它犹如一声惊雷，指引着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浪潮之中。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窗口，是党的喉舌与指挥部，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可以说，上海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中，上海留下了许多重要实物见证，它们与奋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一道，共同勾勒出近代以来上海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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