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慧 孙光国
摘要：执行董事既在管理层承担战略实施的重任，同时参与董事会决策、履行法律赋予的董事职责和义务。董事身份的职责共性和管理层内部动机异质性，使得认识执行董事的双重身份及治理作用尤为重要。本文实证检验执行董事双重身份对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执行董事占管理层的比例越高，越能抑制损害公司长期价值的研发活动盈余管理。其作用机制在于：执行董事出于对董事身份及职责的认同，非CEO执行董事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的考虑，会更加注重公司长期价值，有效抑制CEO主导的短视机会主义行为。这一结论对重新认识执行董事的职能履行和董事会构成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执行董事;管理层权力合谋;管理层内部制衡;董事身份认同;研发活动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1）04-0080-10
一、引言
董事会作为公司战略决策与公司日常经营的信息中介，连接着提供资本的股东与运用资本、创造价值的管理层，本文将“管理层”界定为高级经理人员团队，包括CEO（包括不同公司的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总裁等同类职务）和负责财务、工程、技术、人力资源、市场、运营、行政、投资、生产、质量等不同具体经营活动的负责人（包括不同公司的副总经理、（副）经理、（副）总裁、（副）主管、（副）总监等同类职务），并借鉴Cheng等[1]的做法将其称作CEO与非CEO管理者，不包含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收稿日期：2021-01-3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投资者保护视角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与财务报告质量研究”（71272051）;山西省“1331工程”重点创新团队建设计划（晋教科[2017]12号）;山西财经大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权益性投资套利动机识别及外溢效应检验研究”（QN-2019009）
作者简介：王文慧（1990-），女，山西太原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会计准则、资本市场财务会计和公司治理等研究。E-mail：20181047@sxufe.edu.cn
孙光国（1971-），男，四川宣汉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会计准则、内部控制与公司治理等研究。E-mail：sunbin99@dufe.edu.cn其治理有效性是现代公司治理改革的关键[2]。现有文献认为，董事会的构成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董事会研究强调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并通过提高董事会独立性来保障监督有效性，鉴于执行董事缺乏独立性，不利于履行监督职能，因此，只重点关注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监督作用。然而，独立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实际监督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独立董事的聘任和薪酬很大程度上受管理层影响，由于时间、距离等原因，董事会出席率难以保障[3]，信息获取受制于管理层，独立董事的监督意愿与能力有限[4];非执行董事由控股股东和非控股股东提名和委派，对管理层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有更强的监督意愿[5]，卻由于远离本公司的具体日常运营，较高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对管理层隐秘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能力。另一方面，过度强调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反而容易诱导、强化管理层的短视行为，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6]。在当前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的形势下，研究董事会如何平衡长期战略决策和短期监督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平衡董事会的决策有效性和监督有效性，仅仅关注董事成员独立性是不够的，还需关注董事会成员的职责共性[7]和履职动机[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会成员拥有同等的权利和责任。执行董事既在管理层承担战略实施的重任，同时参与董事会战略决策议程，履行法律赋予的董事职责和义务。查阅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董事会与管理层信息发现，一些公司的管理层中仅有CEO任董事会成员，如神州高铁（000008）、沙河股份（000014）、深康佳（000016）、松芝股份（002454）、保利地产（600048）、雅戈尔（600177）、大连圣亚（600593）等。而另一些公司的管理层中除CEO外，还至少有一名非CEO管理者兼任董事。如深振业（000006）的财务总监于冰，沧海明珠（002108）的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增胜，国农科技（000004）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徐文苏和常务副总经理黄翔，莱宝高科（002106）的副总经理梁新辉和总经理助理兼董事会秘书王行村，中国宝安（000009）的副总裁陈平、金融投资部常务副总经理陈匡国以及投资总监兼营运总监曾广胜，潮宏基（002345）的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徐俊雄、副总经理蔡中华以及副总经理兼运营发展部总经理林军平，章源钨业（002378）的常务副总经理赵立夫、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范迪曜以及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佶等。笔者认为，对执行董事身份及其治理作用的评价，不能局限于传统视角——将管理层看成必然合谋的同质整体，将执行董事与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天然对立（即用执行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衡量），可以转换视角探究执行董事身份的董事职责共性和执行董事内部异质性是否会对管理层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形成内部约束力，公司执行董事占管理层的比例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董事身份获得对管理层团队行为的影响[3]。
研发活动盈余管理能有效衡量公司管理层实施短视机会主义行为的意愿和能力：一方面，研发活动是公司探索性、创新性的战略投资决策，管理层会出于调高短期报告盈余的目的削减研发支出、放弃有潜力的研发创新项目[4]，研发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可能在关键时刻削弱公司的创新优势、丧失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长期公司价值具有负面影响，该行为能识别出管理层决策视野的长短和实施损害公司价值机会主义行为的意愿。另一方面，研发创新投入属于管理层团队的日常决策范围，削减研发支出具有可行性，且诉讼风险相对较低，该行为能有效捕捉管理层短视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因此，本文检验执行董事的双重身份能否抑制管理层的短视机会主义行为。研究发现：执行董事出于对董事身份及职责的认同、非CEO执行董事出于对自身职业生涯的考虑，会抑制CEO主导的研发活动盈余管理。
本文的结论可能有以下两点贡献：首先，基于董事职责共性的视角将身份认同经济学理论应用于董事会治理，发现董事身份认同能促使执行董事强化管理层自我约束，弥补了董事履职动机的研究。其次，基于管理层内部制衡的视角来研究非CEO执行董事的治理优势，发现非CEO执行董事能对公司短视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监督，这一结论拓展了现有的董事会结构及治理效果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管理层团队权力合谋假说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管理层兼任董事实际上是赋予管理层更大的权力和对信息传递、经营决策的实际影响力[5]。CEO可能出于公司权威维持[6]、薪酬保障[7]、个人能力彰显[8]等动机实施短期业绩提升但可能损害长期业绩的盈余管理行为。由于晋升和薪酬均受制于CEO，非CEO管理者会主动迎合或被迫服从CEO主导的盈余管理行为，无法起到有效制衡作用，管理层团队成为一个权力合谋的整体[9]。
管理层权力合谋假说下，具有更高执行董事比例的管理层团队基于实施盈余管理的可行性和隐蔽性选择和实施研发活动盈余管理。一是尽管研发活动盈余管理可能需要研发部门管理者改变研发活动日程、财务部门调整预算安排，实施起来相对复杂，但利益高度一致的管理层团队能够相互配合地对公司各项投资、经营活动施加影响，实施难度大大降低，具有可行性。二是由于研发活动通常是探索性、创新性的，研发支出与各公司的创新投资决策、战略风险选择紧密相关，具有专业性高和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特点[10]，判断研发决策是否具有机会主义动机的难度高，如延期实施研发投资项目的合理性、研发投入金额调整的依据合理性等[11]，研发活动盈余管理具有隐蔽性，不易被监管机构识别，诉讼风险相对较低[12]。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拥有的董事身份与研发活动盈余管理正相关。
（二）董事身份认同假说和管理层内部制衡假说
本文從董事身份的职责共性和执行董事内部异质性这两个角度对执行董事的双重身份进行分析，提出董事身份认同假说和管理层内部制衡假说。
1.董事身份认同假说
根据身份认同理论，身份以及与特定身份相适应的组织行为规范，能够以法律等正式制度执行的方式或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传承的方式，经由主观认知的赋予和无意识消化，形成个人行为动机的强大推动力，影响人们的重大决定[13]。
《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履行的职权和享有的义务：“董事受信管理公司，必须以公司利益为依归，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的义务和诚实信用的责任”。法律制度对董事职权、义务的一系列要求能够引导、强化执行董事对董事职责的认知。担任董事类似一种契约身份的赋予，本文称之为“董事身份”，本文定义的“董事身份认同”是指获得董事身份的同时，在对董事身份本身内涵及社会期望认同的基础下作出相应的行为选择的过程。董事身份认同的定义，一方面，揭示我国公司董事会治理改革的初衷，即将董事应有的内涵和社会期望通过正式契约的方式确定下来，并引导、强化董事对董事职权的认知，逐渐“内生”出特殊的自我履约机制——“担任董事就必须履行与董事相对应的契约义务，行为也必须符合董事行为规范”;另一方面，扭转现有文献对执行董事治理作用认识的偏见，管理层成员进入董事会、拥有执行董事身份，意味着接受了董事身份背后社会期望、责任义务、行为规范等隐性行为规范的约束[14]。执行董事会出于对董事身份内涵和社会期望的认同，通过强化认知赋予和无意识消化，产生了内在的董事身份标准和维护公司长远利益的自我监督机制，减弱实施损害公司价值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性。
2.管理层内部制衡假说
管理层属于权力等级体系，不同等级的管理层成员行为动机具有很大差异，将管理层看做一个必然合谋的同质性整体来研究缺乏合理性。从管理层内部来看，公司执行董事身份的数量差异，具体可体现为是否有非CEO管理者任董事会成员的异质性，与管理层内部制衡有关。非CEO管理者出于公司内部晋升预期和职业声誉的考虑，有制衡CEO权力的动机[1];并且负责公司的具体运营，专业实践能力强。如果非CEO管理者兼任董事身份，一方面，能有机会与其他董事接触和互动，通过传递公司日常经营、生产、研发等内部信息，缓解独立董事、非执行董事与CEO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董事会监督CEO的有效性[15];另一方面，能获得更多关于公司战略安排、CEO考核等方面的核心信息[16]，降低了非CEO管理者与CEO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能更加及时地分辨CEO的盈余管理动机，制衡CEO短视机会主义行为的应对能力和效果也更强。
基于董事身份认同假说和管理层内部制衡假说，执行董事会更负责任、更长视野地优化研发投入，避免公司偏离最优经营规划。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拥有的董事身份与研发活动盈余管理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财务会计数据受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本文选取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进行以下剔除：（1）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样本;（2）各年度ST、*ST公司样本;（3）行业内公司数不足15家的公司，以保证每个行业中有足够的样本公司参与回归;（4）负债率大于1的样本，将资不抵债的公司视为异常值;（5）核心研究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样本数为12434个（公司/年份）。本文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来检验管理层拥有的董事身份对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程度的影响：
2.解释变量：执行董事身份
EXEDIRi，t为解释变量，表示公司管理层拥有的董事身份，公司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管理层团队受董事身份获得的影响，因此，本文用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人数之比衡量。
3.控制变量
借鉴Cohen等[18]与李增福和曾晓清[19]的做法，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因素，还控制了行业差异和时间效应对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可能影响。控制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2007—2016年期间内A股上市公司样本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约为35%，表明管理层拥有董事身份是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治理现状;异常研发支出削减均值为0.010，削减幅度最大值为1.090，异常研发支出为负的样本约为19%，可见确有一部分公司出于短视机会主义动机削减研发支出。其余变量取值范围和分布与已有文献相近，并无明显的离群值。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混合OLS回归模型考察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如何影响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Cluster调整。
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与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我们关注EXEDIR的回归系数。PanelA列（1）中EXEDIR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t值为-4.096），表明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对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有显著为负的影响。
为了检验削减研发支出的盈余管理是否会影响公司长期价值，执行董事对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抑制对公司价值有积极作用，本文进一步构建如下模型：
TobinQi，t=α0+βRD_EMi，t+γCONTROLSi，t+∑IND+∑YEAR+εi，t（3）
本文借鉴余明桂等[20]的做法，采用托宾Q值作为企业长期价值的代理变量，控制变量除了模型（1）中的主要财务特征和公司治理变量外，还加入了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之比。表4报告了削减研发支出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与公司价值（TobinQ）的回归结果，我们关注RD_REM的回归系数，PanelA为全样本回归结果，RD_REM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t值为-2.040）。
表4PanelB为区分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高低的分样本回归结果，PanelB的列（1）中RD_REM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t值为-2.680），而PanelB的列（2）中RD_REM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削减研发支出的盈余管理会严重损害公司长期价值，执行董事占比高的公司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研发活动盈余管理对公司价值的损害。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回归模型
考虑到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赋值特点使得变量RD_REM具有截断特征，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对模型（1）采用Tobit模型估计回归系数。回归结果列示于表3PanelA的列（2），可见，EXEDIR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t值为-5.331），管理层获得的董事身份仍然能够抑制研发活动盈余管理，表明上述结果未受模型选择干扰。
2.工具变量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为解决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与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借鉴Cheng等[1]选取工具变量——同行业其他公司的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平均值（EXEDIR_IV），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第一阶段回归EXEDIR_IV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232;Sargan和Basmann检验P值不显著（P=0.379）。第二阶段回归EXEDIR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负向显著，系数为-0.009，说明本研究的结论是稳健的，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高，能够抑制研发活动盈余管理。
3.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异常研发支出为负的样本占全样本之比较少，这类公司可能在财务特征、公司治理特征方面具有特殊性，样本不均匀分布特征可能导致模型估计存在样本选择偏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缓解。首先，构建公司是否进行研发支出削减这一虚拟变量作为因变量，公司规模、盈利水平、财务杠杆、资本支出比重、会计弹性、权益市场账面价值比、成长机会、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公司产权性质、公司年齡、行业、年度作为自变量，使用Logit模型估计出每个年度观察样本公司进行研发支出削减的倾向得分;继而根据倾向得分，使用1∶1的最近邻匹配法为每一个研发支出削减公司的实验样本找到配对样本，最后使用配对后的研究样本对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与研发活动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混合OLS回归和Tobit回归结果列示于表3PanelB的列（1）和列（2），可见，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后EXEDIR的回归系数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t值分别为-2.147、-3.159），管理层获得董事身份之比高能够抑制研发活动盈余管理，表明本文结论未受到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的影响。
五、机制检验
（一）非CEO执行董事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制衡检验
考虑到公司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高，通常有非CEO管理者进入董事会，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产生治理作用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非CEO执行董事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制衡作用，本文借鉴Cheng等[1]的思路，根据当年公司董事会是否至少存在一名非CEO执行董事，构建虚拟变量（SUBED_DUMMYi，t）来检验执行董事身份的作用，替换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EXEDIRi，t。样本中存在非CEO执行董事的上市公司之比约为69.7%。
我们进一步关注SUBED_DUMMY的回归系数。表3PanelC中SUBED_DUMMY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t值分别为-3.112、-3.025），表明有非CEO执行董事的公司能够有效降低异常研发削减，即研发活动盈余管理。表4PanelC为区分是否存在非CEO执行董事的分样本回归结果，PanelC的列（1）中RD_REM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t值为-2.603），而PanelC的列（2）中RD_REM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有非CEO执行董事的公司能够有效降低研发活动盈余管理对公司价值的损害。
（二）董事身份认同机制检验
特定身份所属的组织文化、组织成员特征能影响个人对该组织范畴的身份认同[21]。本文基于董事身份所处的微观和宏观组织范畴——董事会和公司所在地区的特征，来识别执行董事的身份认同机制。
1.微觀组织范畴
在组织内，组织成员倾向于按照个人背景特征（如年龄、种族、性别、地位、宗教、经历等）的相似程度进行自我归类，这种自我归类会反过来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和对组织的依附程度[22]。具体到董事会内部，董事会成员内部个人背景特征的相似程度高，会降低董事个人对董事会共同职责的履职意愿[23]。相反，董事会成员内部个人背景特征的多样性越高，董事会成员基于个人相似背景特征重新自我归类的倾向越低，执行董事对董事会成员共有的董事身份认同感越强。借鉴李成等[24]的方法，本文选择女性董事比例（PCT_FEMALE）、年龄的标准差（STDEV_AGE）、其他上市公司董事任职的平均数（NUM_BOARDS）、学历背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_BACHELOR）、海外背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_OVERSEA）、政治背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_FGO）、学术研究背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_ACADEMIC）这七项董事会成员背景特征指标来构建董事会多样性指数（BOARD_DIVERSITY）。董事会成员背景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值越高，意味着该背景特征的集中度越高，董事会的多样性越低。因此，董事会多样性指数的计算公式为BOARD_DIVERSITY=PCT_FEMALE+STDEV_AGE+NUM_BOARDS-HHI_BACHELOR-HHI_OVERSEA-HHI_FGO-HHI_ACADEMIC
2.宏观组织范畴
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习惯、道德、文化、价值观等会影响制度的执行[25]。我国经历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世代传承，“身份社会”在我国的延续使得我国人的有关“身份”的价值取向和根深蒂固的身份情结观念十分浓郁，包括：（1）功名情结;（2）执迷名号及称谓;（3）唯恐别人说自己行为不符合身份;（4）看重身份关系中的阶序意识，身份的判断处于首要位置，而是非、原则次之;（5）安身立命，安身即如何定位自己，尽心尽力地诠释好当前所扮演的任何一个角色;立命即不论别人如何，自己的所作所为理应与自身的定位一致。董事身份认同的治理效应必然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身份文化能够强化董事身份认同，具体表现为：（1）对董事身份及董事称谓的重视;（2）在意别人质疑自己的董事身份及行为合理程度;（3）将自身与董事会置于横向关系定位进而强化其董事职责履行等。由于“礼治”秩序和宗法制度下的身份文化主要源于封建“大一统”君主专制统治，本文构建衡量身份文化强弱的虚拟变量（IDENTITY_CULTURE），如果上市公司所在地区曾作为历史上“大一统”时期王朝秦帝国时代、西汉帝国中后期、东汉帝国前中期、西晋帝国中期、隋帝国中后期、唐帝国前中期、北宋帝国中后期、明帝国、清帝国中前期。的都城，具体都城为：秦帝国时代都城为陕西咸阳;西汉帝国中后期都城为陕西西安;东汉帝国前中期（尽管军阀势力较大，但仍然服从中央政府）都城为河南洛阳;西晋帝国中期都城为河南洛阳;隋帝国中后期都城为陕西西安;唐帝国前中期（后期藩镇割据拒不服从中央）都城为陕西西安;北宋帝国中后期都城为河南开封;明帝国都城为北京;清帝国中前期（后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都城为北京。则取值为1，否则为0。
从表5中执行董事占管理层之比对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PanelA的列（1）和列（3）中EXEDI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t值分别为-3.207、-4.223），而PanelA的列（2）和列（4）中EXEDIR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在董事身份认同强（董事会多样性程度高和公司所在地区身份文化重）的样本中，执行董事对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
（三）管理层内部制衡机制检验
CEO能否顺利实施研发活动盈余管理需要非CEO管理者的支持和执行，因此，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内部制衡力。管理层内部制衡力，一方面取决于CEO权力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非CEO管理者制衡CEO的动机大小和能力强弱[1]。本文借鉴权小锋等[5]的做法，将以下五项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为CEO权力指标（CEOPOWER）：（1）兼任情况，包括无兼任、CEO兼任董事和CEO兼任董事长三种;（2）学历情况，包括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和其他六种;（3）任职时间长度为样本期减去上任年份;（4）是否在大股东单位任职;（5）社会声望，是否曾获得奖项及担任社会职务。
本文借鉴Cheng等[1]的做法，用退休年龄60减去其非CEO管理者的平均年龄来度量非CEO管理者制衡CEO的动机，用非CEO管理者平均薪酬与CEO薪酬的比值来衡量非CEO管理者的制衡能力。将非CEO管理者制衡动机和制衡能力这两个变量进行Z-score标准化处理（即将变量中的观察值减去该变量的平均值，然后除以该变量的标准差），消除量纲和变量自身变异的影响后，以二者之和作为非CEO管理者制衡力的代理变量（INTERNALBANLANCE）。
从表5中执行董事占管理层的比例对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PanelB的列（2）和列（4）中EXEDIR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PanelB的列（1）和列（3）中EXEDIR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在管理层内部制衡强（CEO权力小和非CEO管理者制衡力强）的样本中，执行董事对公司研发活动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强。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董事会制度强制性变迁过程中，国家法律、监管规则对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结构提出诸多强制性限制，但一刀切地模仿所谓“最优董事会治理结构”并不一定适合我国上市公司。
本文从以下两个视角探究执行董事的双重身份：首先，着眼于执行董事的董事身份共性，将身份认同经济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公司董事会治理中，探寻能够使管理层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执行董事的董事身份认同。研究发现，执行董事身份背后附着的董事的社會期望、责任义务、行为规范等能对管理层的日常行为具有隐性约束力，会引导管理层减少损害公司长远利益的短视行为。其次，进一步关注公司执行董事身份的数量差异，具体体现为是否有非CEO管理者任董事会成员的异质性，借鉴管理层内部制衡研究成果，挖掘非CEO执行董事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非CEO管理者进入董事会，传递公司日常经营、生产、研发等内部信息，同时获得更多关于公司战略安排、CEO考核压力等核心信息，能够提高非CEO管理者制衡CEO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更全面、更理性地评价董事会制度的效果。任何新制度的变革或调整都会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短期内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效果与预期不同，并不意味着制度变迁的努力是徒劳的，应当更全面、更长视野地研究董事会制度带来的影响。其次，扭转基于独立性确定董事会最优结构的单一观念。在我国公司现代化治理改革进程中，公司这一市场主体应当更大程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调整《公司法》和证监会监管规则等监管制度中对董事会结构的表述与规定，给予公司依据自身战略决策和监督效率的实际需要、优化董事会结构的自由度和灵活性。最后，引导、强化董事会不同成员的职能履行。我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采取了广泛的制度改革举措，在学习引进西方成熟的正式制度之外，还需要重视和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挖掘积极的激励因素，增强董事会不同成员的履职意愿，利用好、发挥好董事会不同成员的优势，从本质上提升董事会的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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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ecutivedirectorsnotonlyassumetheresponsibilityofstrategyimplementation，butalsoparticipateinthedecision-makingoftheboardandperformtheobligationsofthedirectors.Thecommonresponsibilitiesofdirectorsandthedifferentmotivationofmanagersmakeitparticularlyimportanttounderstandthefunctionsofexecutivedirectors.Thisstudyempiricallyexaminestheimpactofexecutivedirectors"dualroleonthefirm"searningsmanagementofR&Dactivities.Thestudyfoundthatthehigherthepercentageofexecutivedirectorsinmanagement，thelessR&Dearningsactivitiesmanagementthatdamagesthefirm"slong-termvalue.Thiscanbeattributedtotheidentificationofdirectorshipandthelong-termconsiderationofcareer.Thisconclusionhasenlighteningsignificanceforre-understandingthegovernanceofexecutivedirectorsandthecompositionoftheboard.
Keywords：executivedirector;managementpower;internalgovernance;directoridentity;R&DActivitiesEarningsManagement
（责任编辑：于振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