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依依 郭婉盈
左起：王詠 李哲 欧珈源 胡凯 许屹。图/忍花草
1
夏天傍晚，欧珈源、坤鹏和我决定穿过草地去摘桃子。声音玩具把乐队的工作室搬到成都东三环这个艺术园区差不多五年了，这里是乐队的排练房，也是主唱欧珈源写歌、创作的工作室，安静又舒适，推开门就可以看到那一大片草地。草地东南角长着几株桃树，果实只有乒乓球大，但沉沉的，挂得树枝一直垂到地上。
十分钟前，导演坤鹏来找欧珈源，他一到排练房就说四五年前找欧珈源给他的歌做制作人，四五年过去，他已经不玩音乐开始拍电影，而欧珈源还没有动手。可是别说给坤鹏做制作人，声音玩具自己的新专辑都是慢悠悠的。这一两年里每有人问欧珈源他总说快了，上半年放出正式消息说4月要发，结果又跳票，一直到5月份才见了踪影，这是组乐队22年来的第三张专辑。
“这次只用了六年啊。”两个月前，深圳场演出前的上午，欧珈源坐在餐厅的椅子上说。那是一个多云天，没有阳光但紫外线强烈，晒得人懒洋洋，他眯着眼睛靠在窗沿上：“进步了一半呢。”说的是上一张专辑《爱是昂贵的》花了12年。
生性闲散，他自己说，说的时候又诚恳又毫不在意的样子。问他从小如此吗？继续靠在窗沿上说：“差不多，说得对，数十年如一日。”他的闲散倒不是说没有写歌，而是没有将它们做成成品，那些歌放在硬盘里，随着时间流逝而颓圮了，意象变得陈旧又不合时宜。
可是不打磨好就是不愿意拿出去，有一次欧珈源说：“把不完美的作品拿出去传得网上都是，还不如让我去死。”
桃树在人来人往的地方长得果实累累，总让人觉得可疑。欧珈源一边拨开桃树的叶子喊我们快摘，一边自己摘了好几粒，剥了皮就开始吃，吃得直皱眉头：“好酸！”
“十来年前我跟陌生人是很难交流的，别人跟我待在一起会特别累，总觉得这个人是收着，不够打开的，某些东西太自我，某些东西又太内向。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十几年前做音乐的时候对舞台是恐惧的，因为觉得做这些事挺难对抗内心里面顽固的自我，那个自我认为自己是不可更改的，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个形状。”现在欧珈源意识到自己改变了许多，好像是这几年终于习得了和陌生人沟通的本领。偶尔不自觉流露出类似“沟通无用”的想法，也很快在下一刻纠正：但沟通是必要的。
《劳动之余》，欧珈源给新专辑取的名字来自早年间的西南同名巡演，他还有一首叫作《劳动之余》的歌，是写于二十几年前而一直没有做成成品的歌曲之一，这些歌变成一种教训，“让你知道有些艺术是有时效性的，或者说它力量最强的时候是在当下，你的歌要让年轻人听见，跟时代发生关联。”好像以前一直在岸边走，而现在要跳入大河中。他把目光从空泛的大概念放到了具体而微的人身上，专辑的封面重心从冰冷严密的建筑变成了一个人，也第一次在歌曲里表达了具体的私人情感。
以及，为了和更多赶来听歌的人产生交流，欧珈源把几首很久没演但有人留言想听的曲目都安排进巡演中，从《生命》开始一直到《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结束，多年前圆舞曲似的《秘密的爱》变成了一曲探戈，欧珈源摇着手铃在红蓝闪烁的舞台灯光和热烈的呼喊里摇摆起来，呼喊里夹杂着惊喜、怀恋和转瞬即逝的不舍。
2
1999年，去成都进修的那一年，来自内江市的美术老师欧珈源趁机组了乐队。
倒也不能说蓄谋已久，总之在内江他已经和另一个朋友李琨开始捣鼓乐器，在他的美术课上给学生们大放摇滚乐，并且厌倦了每天教课领工资然后打麻将的生活，“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是被命运驱使的，你没有主动参与的机会。如果连开启你主动意识的人都没有，你基本就完蛋了。”
内江距离成都170公里，“无法想象的闭塞，但又有点缝”，欧珈源能接触的流行文化基本来自旅港亲戚带回来的一两盒磁带，他一共有三张唱片，The Doors的海德公园双张现场、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伍德斯托克现场和一张B.B.King的布鲁斯唱片;而90年代的成都显然比内江要开放得多，一部名为《霹雳舞》的影片在影院连续上映三年，男孩们会买一块钱的电影票进去偷学霹雳舞动作，然后又到防空洞里的地下舞厅花一块钱跳上一整天。
“其实原来你并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但当有一天你发现一样东西，明确地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就会着魔似的向它趋同。所以在那个年代也不是什么反抗，就是一个人寻求美，或者寻求表达。他通过一个孔看到了外面世界，他就觉得，我要向这个世界趋近。”欧珈源辞去了美术老师的工作。
刚到成都的两三个月里，欧珈源会像上班一样每天早上9点出门，买上一袋面包和一瓶水，到春熙路的西南书城看一天书，5点回家。和刚从师范学校毕业那一年半一样，因为年纪太小不能教课，他去学校图书馆当过两年管理员，也是看书。
他和李琨再次相遇，再加上打鼓极有想象力的黄锦，这个新生乐队“朝圣者的背叛”（声音玩具前身）创作的音乐和周围乐队呈现出了极为不同的气质：复杂的、内敛又疏离的，受到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影响，从庸常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平静地端详着;像画家蒙克的色彩，“打破了学院派的光影造型，走情绪性的线条”;也与摄影师蔡鸣为他们摄影设计的第一张专辑的墨绿色封面呼应，一幢苏联式的大学食堂墙面，树影投射在弯折而上的楼梯上，“我们那时候的生活状态，包括他（欧珈源）写那些歌时的情感状态都不是特别好，那些年他又老是穿一件蓝色的T恤，已经洗得灰蓝灰蓝，要么就是一件墨绿的T恤，灰绿灰绿。”
他们会在台上表演长达四五十分钟的组曲《晚安国王》和《英雄》，或者完全没有唱词的演奏。欧珈源一度将台下的听众视为他的敌人，因此吉他是武器，歌曲是武器，他得在这样的对抗中赢下来。
当然了，观众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那会儿大家所有的状态是凭借本能，你可能会不小心看到观众有点轻蔑的眼神，覺得不怎么样，你就很想告诉他，其实我很行，你看着我。”现任的吉他手李哲说，“没有人有更高的权力，他们真的想和你交流，而精神上的对话是不可能没有对抗的，只有顺服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成都是西南乐手集散地，集散地的核心是小酒馆。主理人唐蕾常会出面给乐手们解决麻烦，比如争端，比如没有收入的乐手都来小酒馆当吧员，因此小酒馆成为很多初来乍到的音乐人的落脚处，借此得以长足发展的乐队更将之视为家一般的存在。
1999，欧珈源在小酒馆玉林店与朋友们玩即兴
2001，声音玩具阵容
2002，小酒馆五周年巡演声音玩具在武汉开往南京的轮船上
2004，声音玩具南方小巡演珠海站演出前乐队还在海边晒太阳
2004，声音玩具参加动感地带巡演在四川某飞行学院现场的休闲时光数年以后欧珈源认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正是当年这场演出中台下的观众之一
2003/12/31，声音玩具在广州时代玫瑰园摇滚音乐节现场。演出结束后乐队首张DEMO专辑《最美妙的旅行》在现场首发
2005/7/27，声音玩具在去往内蒙格根塔拉草原音乐节的火车上排练
2007，迷笛毕业的李哲（左二）加入声音玩具
2000年，唐蕾带着9支成都乐队到北京进行为期十多天的“地下成都”北京巡演，其中有一站是在开心乐园，正好是鬼节那天，北京的乐队们先上场，“玩儿英伦的就穿着小西装，玩儿说唱金属都是大金毛、冰球服，各种HOT的大裤子，我们穿着妈妈做的那种破毛衣、穿着羽绒服就上去了。”
那时候声音玩具已经是出色的一支。巡演结束后，出于先前的唱片工业经验，小酒馆决定签下声音玩具，两年后制作了一张EP《最美妙的旅行》，这张原本只为留作纪念的EP后来在听众之间迅速流转，卖掉几千张，甚至在北京供不应求，为声音玩具赢得了早期的知名度。
他们去参加的2003年迷笛音乐节，崔健站在台上听完整场，说，只有声音玩具在好好唱歌。
3
星期五晚上下了一阵雨，一支刚开始独立运作的乐队正在小酒馆演出，芳沁街上没什么人，蔡鸣站在小酒馆门口，穿着一套灰色的运动短袖短裤，有一股乐呵劲。这几年小酒馆的演出都由他负责，一个月十来场，筛选乐队、打理场地、对接账目。和以前一样，乐队们永远在路上。
蔡鸣最早也是跟着襁褓乐队演出来到小酒馆的，后来慢慢成为专职摄影师，与声音玩具相识二十余年。“他（欧珈源）还是蛮自由的一个人，或者有一种少年心态的东西，这些年年纪大了，我也会想着怎么多挣点钱，孩子越来越大了，读书得花钱，出去旅游又要花钱，他经常喊我，出来喝茶，我说我今天还有工作，（他就说）工作是做不完的，出来喝茶。”蔡鸣笑起来，“他特别会吃、会玩、会生活，以前虽然穷，但是穷有穷的玩法，一点都不苦逼。”
李哲在迷笛上完三年学刚到成都的时候，住在欧珈源那儿，每天欧珈源会负责两个人的伙食，还会给李哲一些零花钱以维持生活;乐队现任的另一位吉他手许屹是2018年到成都的，因为和欧珈源住得近，每次去排练房欧珈源都会开车带他。有一回欧珈源说，你来四川了家里没有一个泡菜坛子是不行的。于是他让许屹去市场买了一个罐子，拿家里的泡菜水帮着起了一坛，许屹说，“我来这儿这么多年，基本上还没有吃到过比这个泡菜更好吃的。”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演出断断续续进行，声音玩具却没有固定的乐队成员，欧珈源在不断的与人磨合中败下阵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珈源决不允许他的乐队出任何差错。
先是演出前的调音环节。他们会花甚至比演出还长的时间进行调音，欧珈源要确认每一个细节，“鼓手调了军鼓，你这军鼓什么声音？拿下来跑到场地外面调一通，好，可以了。贝斯这个杂音怎么回事，又跑过去调整半天。”蔡鸣见过他后来在小酒馆做调音师那段时间，即使不是自己的演出，碰到台上年轻乐队调不好音的，欧珈源也会从二楼那个低矮狭小的调音室走下楼梯，拿过乐手的效果器调试半天，还给对方讲许多现场调音的技巧知识。
然后是演出。
有一回蔡鸣接到欧珈源从火车上打来的电话，说乐队就地解散了。问他原因，答，演出的时候出了严重错误，“他就觉得这个阵容没法用了，后边所有演出计划就都不要再执行了。我说演出错有啥对吧？回来改不就行了。这几个人可能不是最合适的，但是乐队得走起来，不能一停就是几年，他觉得不行，必须停下来。”
前几年李哲有时会主动打电话来认自己演出时的失误。欧珈源又会生气，大骂。蔡鸣在一边担心，不会又要把人骂走了吧？
连日常的排练也不可以。乐队排练房楼下有个录音室，有时候在楼下录音室都可以听到欧珈源气冲冲骂人，隔着两堵隔音墙。
大家多少对这样的工作氛围有些犯怵，“老欧是一个绝对自信的人，非常自信，非常自我，这是做音乐也好、做艺术也好必须的东西。甚至包括偏激，我觉得是允许有的。”贝斯手胡凯说，但有一次，胡凯说担心他再如此吹毛求疵下去，会孤独终老。“所有东西都像吉他上的一根弦，要调准，但是太用力就断了。”
2004年，因为各种分歧和纠葛，声音玩具在一次难以收场的对立中陷入停顿。一直到现在，乐队都没有再演过《晚安国王》和《英雄》这两部长篇，它们要求乐队的高度一致性，这需要时间、耐心、尊重和信任。去年蔡鸣办摄影展，用整整一面墙挂满了声音玩具的照片，他和欧珈源在那里数，照片上来来去去一共有27个乐手。
4
2004年的乐队解散之后，欧珈源很长一段时间借住在唐蕾父亲的房子里，那是抚琴小区里一幢居民楼的顶楼，再往上有一个天台花园，他们搭起一间房子当排练室，用棉被隔音，夏天炎热无比，雨天会不停漏水。
其实，声音玩具的排练条件已经不算差。隔两栋楼的地方，巫师来了乐队也租了一间房排练，房子中间有一个被单独隔开来的两平米小空间，底下垫一块集装箱厂拖来的废弃木板，摆上一套架子鼓，二十来岁的王咏（声音玩具现任鼓手）就在极度闷热的狭小空间里练鼓。他溜达到声玩那边去过两三次，“声玩的排练房就觉得好高级，鼓手还有一个专门的鼓台，这么宽敞，整个楼顶都是排练房。杜毅（当时鼓手）用的东西都特别好，挺羡慕的。”
那会儿排练室放着一张1米2的窄床，是李哲晚上睡觉的地方。很多时候，他和欧珈源会彻夜争论关于电影中的某个画面或者小说里的某个情节，必须当晚得出胜负结果才罢休，如果不行那就停下来两个小时，各自去找论据，然后继续争论。
李哲后来才意识到，“乐队要么成员不完整，要么有人但大家的工作状态松散，还要面临像我这样的人，年纪小10岁，又很冲动，又很固执。我太理想化。直到后来慢慢成长起来才会意识到其实他那会儿是很焦虑的，因为队伍不是那么好办，说实话，有新人有老人，‘新仇旧恨全交织在一块。而且我相信他也不是一个很善于处理这些问题的人，所以他不焦虑是不太可能的。”
李哲是一个总在焦虑的人，焦虑是一种紧张感，而他需要和外界保持这种紧张感，“这很重要，没有这个的话你会被驯服，成为讨厌的人的样子。而且这种紧张感会让你保持判断力和学习。”
大二那年他退学去迷笛音乐学校学音乐，为了验证一个自我判断——做音乐这个完全发自热情的选择到底对不对。那三年是他人生中为数不多特别焦虑又没有安全感的时间，也许是阅读的影响，使他不断在寻找“故乡”，“也非常迫切想把它（音樂）当作一个职业养活自己，生活得很体面。但当时不太能够看到这样的可能性。”
欧珈源呢，高三时因为不想去妈妈说的技工校，也不想成为社会待业青年，于是报美术补习班去考美术学院，之后成为美术老师。
李哲说：“我和老欧都属于从自己旧有生活里跳出来的人，不可能对另一个东西完全没有想象。”
欧珈源最焦虑的时候是三十四五岁。大多数时候白天可以安然度过，但到了晚上独处的时候，注视着自己的现状，焦虑就无限膨胀。“按世俗的说法就是，一个中年男人，事业无所成，情感又没所皈依，自然会产生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然后去抓任何可以抓住的稻草，沉浸于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朋友在一起玩，没准喝大了就能睡得好。对了，幸好还有创作，他找蔡鸣帮他装好电脑系统，写歌写到犯腱鞘炎。
那段时间他创作出了《时间》《你是无可替代》以及其他的几十首歌。在那些歌里他经常想象，想象爆炸毁灭无序的宇宙，坐着飞船逃离，在浩瀚的时空里带着火种寻找下一个栖息地，一千个太阳的光亮在身后的空中不停绽放;想象一个遥远的爱人，在无主的旷野上漫步一生，在许多年后互相诉说彼此经历。
他热爱想象，有时候想象也逐渐凝固成了他的生活，二十七八岁从不考虑未来的欧珈源在十多年后也成了《爱玲》里那个父亲和丈夫，“你从来不会知道写一首歌可能它就是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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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声音玩具再次重组，其中大部分成员维持至今。
新乐队的排练房从抚琴小区天台搬到了罗马假日广场，位于市中心半荒废的商铺，得从摆满古玩的一楼爬上二楼，乐队的排练频率从一周至少三次增加到每晚进行。虽然还是会出现分歧，但他们充满干劲，以至于十年后胡凯翻出那时候演出的录像带来看还是会觉得：“我们几个状态还挺好。”
“那会儿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对风格这件事其实没那么着迷。我们只对足不足够好听、够不够精密、思维快感够不够感兴趣。时至今日也是这样。”李哲说。
图/詹田力
“但是持续的创作力对于国内的音乐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胡凯说，“我们靠感觉吃饭。有灵感的时候和没有灵感的时候必须加在一块才会越来越好。很多人说瓶颈期、低谷期，太多的问题都来了，因为它已经不是原始冲动了。”
欧珈源曾经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如果艺术真的有一个缪斯，她随时可能站在任何人身上，但问题是她站一下就走了。如果你不具备召唤她的能力，那一辈子也就只有一次。
第一次采访后吃完饭，我问他是否觉得自己创作力衰退，他答目前没有。他的方法是让自己更接地气，认真地发现每个人的故事，并且讲述他们的生活。在《劳动之余》里他最喜欢那首《月上乌尤》，便是他外公和外婆的故事。他们俩相濡以沫一生，儿孙绕膝，但外公去世后外婆患上阿兹海默症，度过生命最后毫无尊严的两年后离开了。欧珈源后来总是想，所有美好的都将成为过去，所以怎么样的人生才可以理解为不是一个悲剧呢？又常常想起和外公的一次爬乌尤山经历，那是为数不多的出游记忆，都如水中月。
声音玩具也在不断学习舞台表演，为了制造更好的气氛，演出时穿上绸质衬衫，注视着，舞蹈着，“我以前写过一首歌，那个歌词是，我的心怎么可能像一个盒子，被你打开一次又一次。而表演就像在火种上给它加一面放大镜，让你觉得震撼，让你觉得无可挑剔。”欧珈源喜欢这样的表演，这使他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他人，“我一定会做你们想要的，不然我们俩之间就没有联系了。但我还是会坚持我艺术的东西，我会给你这个也会给你那个，你不用都喜欢，喜欢一个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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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声音玩具发布第二张专辑《爱是昂贵的》，反响颇好，当年便获得第7届中国摇滚迷笛奖年度最佳摇滚乐队奖、第16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年度最佳摇滚艺人及年度最佳乐队，以及次年的第16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摇滚歌手及乐队。
但是市场在改变，李哲想，某种程度来说变得更精致了。“我们都是看国外那一批经典乐队现场长大的，没有人可以抗拒那种状态——你在上面一呼，下面几万人（回应）的体育现场。每个吉他手每个贝斯手都跟观众非常有挑逗性，非常热烈。但到现在我们也不是那种表演性很强的乐队，我们只是在本能的基础上稍微总结了一下经验。离那些真正表演型的乐队，我们显然谈不上。”
去年，声音玩具去参加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他们把《生命》排练了很多遍，把原本9分钟的歌塞进6分钟的表演时长里，灯光、舞美一一确认。但在开始前临时改成了《明天》，这首2015年和谭维维合唱过并且获得“新能量音乐计划”年度最佳单曲的歌最终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好运，声音玩具在第一轮晋级中失利被淘汰，被复活，又被淘汰。
在更商业化的机制里面，声音玩具多少有些不适应。
面对落差，欧珈源和许屹有了为当下写一首歌的想法，欧珈源甚至给自己定了一个时间，十天之内完成。后来他们果真完成了，很快上线了这首《超级巨星》，将自己在比赛舞台上的局促、不安和惨淡全盘托出。
这也让欧珈源意识到原来自己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内心那个固定的形状开始被打破。回来之后成员们发现欧珈源变得“更尊重乐队”。当然还是忍不住发脾气，不过每次会冷静下来，然后讲，我这样骂人不对，下次改。
今年的巡演是乐队成员们第一次长时间一起出行，离开各自家庭。许屹倒挺喜欢待在乐队，“它的魅力大概就是成员之间的，在舞台上对彼此的依靠。”以前会和欧珈源争执的李哲也总是温和地化解，“你知道争论不能解决问题，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现在大家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紧密地在一块，就会格外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尽量不要不愉快。”
许屹常常有一种感觉——声音玩具虽然是一支老乐队，但是它并不老。
誕生在潮湿馥郁的蜀地22年，声音玩具在磕磕碰碰中一路走到现在，大家有了相对成熟温和的处事方式，也幸好都保持着做音乐的热情。欧珈源想他仍会继续做下去，他曾经在《街声》的访谈中如此解释——声音有一个无法取代的东西，去过现场的人都知道那种共振——当鼓声响起，低音会拍击你的胸腔或腹腔，这种物理的振动，VR至少在短期内（十年二十年内）不会达到。还有最重要的，人的味道。其实你去现场很重要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跟你一样的人。人骨子里虽然自私，但还是渴望分享，因为处在同类的群体里，会有安全感，会有一种被爱的错觉。你会享受那个感觉。这种现场的感觉，在现阶段还是取代不了的。
《另一种语言》音乐艺术现场。图/Sui
声音只是玩具——对话欧珈源
人：人民周刊 欧：欧珈源
人：你认为你的歌里缺少一些社会性？
欧：摇滚乐本来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性，可是我们这方面表达能力差。有的乐队写承担社会性的歌写得不错，就会特别（有劲），像万青和草东。而我这方面比较笨拙，也限制了我的作品量。因为我也不太能接受言之无物的东西，小时候的经历让我在文字方面根深蒂固地沾染了一些东西，就是著书立言这件事要特别谨慎，在写歌上面，如果它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有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我就觉得传出来干嘛呢。
声音玩具《劳动之余》专辑封面
人：你说很多歌总是写了但没做出来，但2008年有首给电视台的歌一晚上就做好了，是不是缺少一些不可抗力？
欧：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是必须要做的，除了救人。也许是天生有一种闲散，觉得这一切不值得你花很多时间去追求，所以也会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之类的。我充满宿命感，但这并不代表被宿命感所束缚，只是觉得我与生俱来带了很多东西，而我后天并不愿意自己是这样，所以会矛盾的。就像我觉得人生是一个悲剧的时候，就很难产生安全感，或者很难对一个东西产生过分的依赖，时刻会提醒自己不要太过执着，但同时你又那么渴望爱或者和别人交流，那冲突就来了，就要尝试修复人生的bug。我觉得我是那种修复bug修复得比较慢的人。
人：你说自己在生活上很务实，和创作里呈现出的浪漫化气质挺不一样，这部分创作的来源是什么呢？
欧：正因为你所爱的可能是你所恐惧的，你渴望表达的恰恰是你没有的。欲望是什么？欲望就是矛盾，得不到又想要，从头到尾我那些年恰恰可能就是因为现实生活无比平淡，才可以催生最强的想象力。在艺术家那儿所有的创造力都来自于他的想象力，想象力就是一种共情，而能共情的人最终应该对这个世界理解得更多。
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成为一个全面的音乐人的？
欧：2007年开始。那个时候因为乐队经常处于不完整的状态，我更加意识到做音乐不能完全依靠别人，所以对我来说，要做一辈子音乐，就必须具备所有的能力。然后这个就花时间，可能我笨一点，还有我想学的太多了，鼓该怎么打，这个声部该怎么样，后期混缩该怎做，想知道音乐的所有环节。现在我可以从0-100直接给一个成品出来。不是说自己要每一个方面都特别优秀，但对每个环节都要做到均衡了解，这样我不会犯常识性错误，最终有助于音乐的创作和表达。
人：所以它会让你做音乐更自由。
欧：音乐本来就必须要自由，终极的自由。真达不到，有一天做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
我从一开始会把音乐视为最重要的事情，但慢慢在做的过程中思考，明白了原来我做音乐根本就不是为了喜欢音乐，而是因为音乐可以让我表达。我的内心里面充满太多的欲望，要表达的欲望，所以只有这样的事情，精神层面的表达才可以让我成为一个正常人。所以我根本就不介意用什么音乐，只要那音乐我能驾驭。整体来说，我不會认为音乐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儿。
在我看来，音乐没有什么风格的创新，如今所有这些无非就是各种拼贴，除了少部分世界音乐不是12平均率的——比如印度音乐、中东音乐是微分音的——主流音乐只要在12平均率里面，都是不停换不同音色、节奏。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事情是有趣的呢，一样东西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边界都在那了，只有宇宙才是有趣的，未知的才是有趣的。音乐里面，只有人的情感是真正有趣的。而在音乐模式上，对我来说，它就是个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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