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聪聪
孝文化释义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仪礼》中说：“夫人伦之道，以德为本。至德以孝为先。”百善孝为先，一切品行教化都是由孝衍生出来的。孝在我们立身、成人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时代变迁，但是孝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依旧突出。
孝的起源
学术界对孝及其起源有长期、深入的研究，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学术论述。大多数学者认为其起源于殷商时期，考古发现对此也给予了支撑。比如，殷墟出土的祭祀卜辞，充分反映出殷商时期人们主要敬奉“帝”或者“上帝”。这里的“帝”或者“上帝”，实质上具有祖宗神和天神双重身份，是祖宗神和天神的合二为一。殷商先民将自己的祖先神化，通过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来表达对祖先的缅怀和感恩；
同时，又期望能得到祖先的庇佑。这种祖先崇拜便是孝观念的最初来源。当然，这只是孝的初始阶段，并不成熟。
学者普遍认为孝的成熟和普及是在西周。考古发现，周代金文中有大量关于孝的记载，而产生于周代的《周易》《尚书》等典籍中，关于孝的论述也颇为丰富。之前讲到，殷商时期的神灵是祖宗神和天神两种身份的合二为一。而到了周代，天神和祖宗神开始分离，周人认为祖宗神是在天神左右，并赋予祖宗神沟通上天和人间的神使使命。因此，在祭祀的过程中，往往两者配合祭祀。而且，周人“认为祖宗神是更重要的，尤其经历周初建国以来的艰难创业过程，益知天命之无常，故周人一方面报答天恩而敬天行孝，一方面则力尽人事而蹄祖行孝”。所以，西周时期，孝的伦理道德观念已基本具备，一个重要佐证就是德孝并称的普遍存在，即在形式上、内涵上形成以德对天、以孝对祖、“敬天”是德、“祭祖”是孝的德孝架构。
孝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整体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深刻变革，父权开始摆脱族权的压制，成为家庭关系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力，宗法制赖以延存的社会基础遭到破坏。特别是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更使以一对夫妻为核心的小型家庭结构成为社会的主体。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体现在微观层面，就是在以一对夫妻为核心的小型家庭结构中，孝的核心逐渐从“敬天祭祖，尊宗享孝祖先”演变为“尊亲孝亲、事亲行孝”，孝的形式、内涵及其社会功能也再次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经过周公的改革，“孝”被更多地引入家庭，成为协调家庭人伦关系的道德规范，“尊亲孝亲、事亲养老”也进一步固化为“孝”的核心内容。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孝从西周时期尊祖敬宗的宗族伦理，转变为“尊父敬祖、事亲养老”的家庭伦理，其内涵和社会功能更接近于我们今天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孝”。至此，善事父母的“孝”广泛发展起来。
到了汉代，统治者为了进一步稳定社会，采取了“以孝治天下”的措施，将孝从孝德转化为孝治，孝成为国家体制构建最基础的部分。当然，此时的孝更多地具有了政治价值和实践价值，从而使传统孝文化的社会功能更加明确。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简介
洪洞，是临汾市下辖县，地处山西省南部，因明代“大槐树移民”和“苏三起解”的历史故事被大家所熟知。三月三“接姑姑迎娘娘”走亲活动，是流傳于洪洞的历山和羊獬，以及周边十几个村子的一种走亲民俗活动，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之久，这个活动的主体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娥皇、女英两位传说中的历史人物。
众所周知，尧年老之后，把部落首领的位置让给了有德行的舜，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在洪洞羊獬和历山的传说中，认为羊獬是尧的故乡，是娥皇、女英的娘家，故羊獬人称娥皇、女英为“姑姑”；
而历山是舜的故乡，是两位女神的婆家，所以历山以及其他地方人都称娥皇、女英为“娘娘”。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接近清明节），娥皇、女英会被接回娘家祭祖，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为尧帝过完寿后，又被迎回婆家。这一来一往，便是走亲。这种走亲民俗，以“三月三接姑姑”和“四月二十八迎娘娘”两次大型仪式为核心，辅加四次“过寿”，构建起完整的“走亲”，当地已持续了几千年之久。
每年农历三月初二，羊獬人就会来到姑姑庙准备接姑姑回娘家。他们把装饰好的姑姑驾楼（神轿）从庙内抬出，然后由两个年轻小伙抬着一面直径达70厘米的大锣（俗称神锣）鸣锣开道，浩浩荡荡地走出村庄，接姑姑的旅程由此开始。……走出羊獬村，来到汾河渡口。接亲的队伍会在渡口前的空地上祭拜汾河神，祈求河神保佑。等过了汾河，便一路向西，经过马驹村、赤荆村、赵村等几个村庄。每到一个村庄，都有锣鼓、香案相迎。村里的年轻小伙会接替羊獬村的人，抬着娘娘（过了汾河，到达河西，人们便不再称姑姑，而称娘娘）驾楼走进村子。妇女们会争先恐后地来到娘娘驾楼旁，摸一摸驾楼，希望得到娘娘的庇佑，等走到村子里的娘娘庙（路过的大多数村子都建有娘娘庙）会焚香祭拜，斗鼓奏乐。一系列仪式后，便继续启程往西，直至抵达历山——娥皇女英的婆家。历山的接亲队伍，会早早地在历山神庙（主要供奉舜王和两位娘娘）等候，两支队伍会合，奏乐斗曲。之后，进庙焚香敬拜，晚上便住在历山。第二天一早，羊獬人先到娘娘殿上香，再由历山人将娘娘的小塑像（殿内有专门特制的可移动的小神像）从殿内捧至驾楼，然后驾楼起驾，由马子（迷信说法中神与人沟通的媒介）为娘娘开道。送至村口，接亲队伍便抬着驾楼离去，回程经过各村时也会祭拜，仪式与去时大抵相似，直至第三天（三月初四）回到羊獬；
来到尧王殿前，从驾楼内请出姑姑神像，入殿请安，之后再将姑姑神像安放于姑姑殿内，大家一起跪拜。至此，接姑姑活动结束。
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的迎娘娘仪式，是接娘娘回历山婆家的活动。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尧的生日，历山群众提前一天，在二十七日抬着舜和娘娘的驾楼前往羊獬，在羊獬住一晚，二十八日为尧贺寿，之后便将娘娘迎回去。过程同接姑姑一样热闹，只是路线有所区别。之后，便要开始农忙了。这就是洪洞历史悠久、延续至今的“接姑姑迎娘娘”走亲活动。
该活动以中华民族公认的远古帝王历史传说为信仰框架，除一般民间信仰都具有的祈福避邪功能外，将大量历史传说地方化，加强了同宗共祖的认同感和历史感，带有强烈的祖先崇拜色彩以及深厚的历史感，而其强烈的祖先崇拜便是孝文化最初的含义。
走亲习俗中的孝文化
虽然走亲习俗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仪式。但“仪式是一个包含丰富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实践的象征体系，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的系统。”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仪式看到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
对娥皇、女英的祖先崇拜——孝的起源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的主角是娥皇、女英。我们熟知的娥皇、女英是贤妻德妃的典范，但在洪洞羊獬的传说中，两位姑姑的形象更丰富，更真实；
既是聪明勤劳、孝敬公婆、团结邻里的德妃贤妻，也会为了争大小想尽办法，会在失败之后有小情绪、小性子，这些传说使得二位姑姑更有人情味，更加符合当地人先祖的人设。
在走亲活动的一系列仪式中，我们能够看到和感受到人们对两位祖先的认同、崇敬之情，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尊祖敬宗思想。这种尊祖敬宗思想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便是祭祀祖先，而走亲习俗便是当地人祭祀祖先的一种方式。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慎终追远，追念前贤，表达对已逝祖先的怀念和崇敬，期望获得祖先的庇佑，这同祖先崇拜的初义是统一的。
两地之间互称亲戚，化地缘关系为“血缘关系”——孝的发展
《礼记·大传》曰：“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就是说，想要合族，便要“敬宗”；
想要“敬宗”，便要“尊祖”，而尊祖敬宗便是我们所说的孝。于是，孝把不是一家人的族群变成了一家人，把毫无血缘关系的民众都放到了一个共同体中，并且持久地释放凝聚力、向心力和包容力。这种孝，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走亲习俗以祖先崇拜为纽带，化地缘关系为“血缘关系”，大家互称“亲戚”，将汾河两岸、相隔80余里、分处不同地形的20余个村庄联系在一起，构建了该文化圈内村与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是孝文化由祖先崇拜转向家庭伦理道德，成为协调人伦关系，进一步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实例。
除此之外，走亲习俗中清明节姑姑回家祭祖、为尧过寿也体现了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是我们传统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亲习俗中孝文化的意义及发展
传承了几千年的走亲习俗，根植于民众的普通生活，其所包含的孝文化，既实现了维系地方秩序的需求，也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看到它的价值，也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对其传承。
意义
第一，对地方性“孝”文化进行深入探索，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孝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文化是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多彩的地方文化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就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参与广泛的习俗，它根植于洪洞地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中的孝文化进行研究，深入探索地方性“孝”文化，不僅对当地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积极作用，也会有力推动新时代中华传统孝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第二，能够加强基层农村的凝聚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动力。乡村振兴，农民是主体。我们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要找他们熟悉的、认可的文化事项，民俗便是最好的载体。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对于当地人来说意义重大。走亲习俗中的“孝”文化经历长期的发展，留下了独特的地域烙印，其一系列的仪式、活动使得团体意识增强。它将周边地区的人纳入同一个共同体中，可以激发民众聚合力。传承和发扬这一民俗，对于构建乡村秩序，推动地区发展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发展
第一，要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孝。
现代社会，一说到孝，人们便会想到家庭内部孩子对父母的孝顺，比如小学生诵读经典必背的《弟子规》，就是传承“孝”文化的表现。在家庭生活中，孝与否仅仅是晚辈对长辈的爱与感恩的伦理、德行。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绝非只是家庭伦理道德，它还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是整个社会的根，它实现了日常生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结合。因此，极大地保证了孝道的弘扬，极大地发挥了孝的社会治理作用。而现在的大多数人，仅仅把孝理解为私人道德，这不仅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更没有办法在新时代重新弘扬孝的精神，发挥孝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利用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孝，就必须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孝。
第二，要重视有关孝的制度建设。
我们之所以研究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归根结底是要以史为鉴，落实到行动。要想进一步发挥孝的社会功能和价值，除了思想意识形态的教育，更重要和更直接的便是建立制度的保障。比如汉代“以孝治天下”，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制度，从初期“孝子复除”政策，鼓励百姓孝顺父母；
到武帝“举孝廉”，以孝入仕，都有效地发挥了孝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极大地促进了汉朝的发展和繁荣。
三月三走亲习俗作为延续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本身就对民众有“日用而不自知”的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再加上政府把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视和保护起来，让它的教化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当然，在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现状下，要让中国式的家庭养老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把孝道融入构建和谐养老社会的系列法律条文中，这样才能发挥其时代价值。
洪洞三月三走亲习俗，从远古延续至今，既有国家大传说的文化背景，又有丰富的地方特色。从祖先崇拜到化地缘为“血缘”所折射出的孝文化及其发挥的社会作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价值，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持续增强民族凝聚力、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前进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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