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华
“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在科学和民主精神感召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秉承着马克思关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思想理论。它既把科学作为一种最高意义的革命精神，又把科学技术作为振兴中华、抵御外侮的重要手段予以推崇和推进。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时期，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产生了一系列科学论断。更为可贵的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状态下，共产党还有组织地开展包括科技研究、科技教育和科学普及等实践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民族解放运动，为新中国科技方针和政策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科学启蒙和苏区的科技试验
科学是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主要创始人对科学的认识，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诞生。
陈独秀最早对科学作出了明确的界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瞿秋白在回答什么是科学时指出：“宇宙间及社会里一切现象都有因果可寻——观察、分析、综合，因而推断一切现象之客观的原因结果，并且求得共同的因果规律，便是科学。”李大钊也论述了科学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他说：“盖人类之智慧无涯，斯宇宙之利源未尽。”
党的早期领导人积极提倡的科学主义，不仅阐述了现代科学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而且更注重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盲从，把科学的进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推动了现代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1931年，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巩固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开始着手对军工、医疗、农业、无线电通讯等技术工作进行创办和研究，初创了革命根据地的科技事业。
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是迫切需要的。”很快，在苏区的各县，农业试验场轰轰烈烈地开办起来了，他们搞科学试验，指导农民开展科学种田，为打破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发展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战争年代，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对战争的胜负有着关键的影响。苏维埃临时政府非常重视无线电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为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发布过一个启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现以苏区缺乏技术人员，特以现金聘请。凡白色区域的医师、无线电人才、军事技术人员同情于苏维埃革命而愿意来者，请向各地共产党组织及革命众团体接洽……于订立合同后，护送入苏区。”
在引进技术人才的同时，我党还依靠革命阵营力量，抓紧各种专门人才的教育和培养。苏区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农课本里编入了初级的科学知识，还创办了各种专门的学校，如中央农业学校、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学校、红军卫生学校等。
党的“一大”闭幕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召开
1940年初，林伯渠等勘察延安自然科学院校址
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
十四年抗战：科学为救亡服务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战略基地。在根据地的建设中，马克斯、恩格斯有关科技的学说对党的领导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科技指导思想得以确立。
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这标志着党的领导人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认识已经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
这一时期，党关于科学技术建设与发展的总方针是：科技建设同政治、 战争、 生产建设相结合， 科学技术服务政治、配合战争。
1941年8月，朱德发表了题为《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徐特立、陈云、李富春、吴玉章等也就科学的对象、性质、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地位，以及科学技术对发展边区农业产生的重要作用，作了大量的精辟论述，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科技观，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
1938年2月6日，由高士其、陈康白、李世俊等发起的边区国防科学社正式成立，它的宗旨和任务是在新哲学的基础上研究国防科学的理论与实施。协助国防工业的建设，指导农业的改良和进行医药材料的供给等。1945年2月5日，在毛泽东、吴玉章等人的发起和资助下，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提出了“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自然科学、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从事自然科学的探讨、解决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和应用上的问题”四大任务。一时间，自然科学会会员人数达到300多人，开设了机电、炼铁、土木、航空、数学、化学、农业、生物、医药、地矿等十个专业学会。党提出科学大众化的方针，指出科学和文化事业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在科学大众化的号召下，根据地掀起了全民爱科学、人人投入的广泛群众运动。
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教育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先后建立了两所高等科技学校：中国医科大学和延安自然科学院;中等科技学校有陕北通信学校、延安摩托学校、太行工业学校、延安医药学校、延安农业学校等。中小学的发展速度更是史无前例，到1940年，小学达到1341所，学生41000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全国解放以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广大师生，大部分都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胜利在望，为新中国建设做好人才和技术储备
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科技实践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了更大的进展。解放区的工农业技术水平迅猛发展，也为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后的大规模建设，作了人才培育和技术上的准备。
1948年8月，为了培养科技管理干部，党中央批准了由东北局选派的21名青年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他们大都成为科技工作的领导者。
这一时期，党大力发展工业技术，提出“要发展农村手工业及必要的、条件可能的机器工业。”山东、东北和华北等解放区陆续成立了专门的工业技术研究机构，制定了详细的科研发展计划，并深入工矿企业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军事工业由分散转向集中，由手工转向机器为主。
解放区科技教育也迅猛发展，先后新建了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东北科学院、沈阳农学院、华中建设大学和各种科研机构。
建国前夕，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四个团体，倡议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不仅奠定了建国后“科学为人民大众”这一党的发展科技事业的总的指导思想，还促成了新中国一系列科技政策的制定。
跟誰学遭遇多次做空狙击
2020年市场、销售和管理费用增加导致跟谁学利润转负
一位演员以不同的专家身份代言四家教育机构
线上线下，校外教育同面考验
在线教育改名并不是新鲜事，4月26日在线教育公司跟谁学宣布，即日起将公司统一更名为“高途集团”，意在实现业务聚焦，降低营销费用;2013年，为了避免客户认知混乱，成立十周年的学而思将集团名称更改为“好未来”;2016年2月，“猿题库”也将公司正式更名为“猿辅导”，标志着公司重心逐渐向在线辅导模式的“猿辅导”倾斜……
跟谁学的改名可谓在情理之中，“毕竟成为靶子太久，希望能靠新名字重新出发。”市场人士分析，改名主要是为了避免资本市场的“污名”。
但在补习机构整顿风波下，改名成效几何难有定论。
监管出手正是在今年寒假过后。“两会”前，要加强对校外培训监管的风声不断，3月末，教培机构重金投放的广告在央视悄然下架，被视为“严厉的政策信号”，同月中概股暴跌，3月26日跟谁学领跌当日美股榜单，跌幅达41.56%，市值蒸发折合近500亿元人民币，甚至成为对冲基金Archegos爆仓的导火索。
5月7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双减”（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校外培训负担）工作召集好未来、新东方、高途课堂等共8家在线教培企业代表，首次明确表示在教师资格、资金监管、课程内容等方面线上与线下要执行同一标准……
“这一系列操作都表明监管层面也在谨慎推进。”某校外教育市场人士分析，在线教育是个新领域，监管层面还在探索最优解。在靴子完全落地之前，线上教育未来如何仍是一个问号。
而在监管收紧背后，是线上教培行业极度两极分化的一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教育行业处于低谷，却催生了新一轮线上化风口，线上教育这一早已面临用户增长瓶颈的“硬骨头”迎来突破良机。
因疫情延迟开学的学生们被迫转向线上的同时，资本也对在线教育头部企业频频伸出橄榄枝。据统计，2020年全年，在线教育融资总额近500亿元，超过过去十年的融资总额。
而在资本看好的另一面，却是瑞幸爆雷阴影下中概股所面临的信任危机，在长期难以扭亏的线上教培领域，“盈利神话”跟谁学（GSX.NY，现GOTU）首当其冲成为华尔街质疑的目标。
跟谁学于2019年6月6日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在当年好未来亏损8.96亿元、新东方亏损2.05亿元时，其拿出大幅盈利达到3.35亿元的优秀答卷，号称“第一家盈利的K12在线教育上市公司”。截至2020年Q2，跟谁学已经连续九个季度实现规模化盈利，其中甚至有五个季度增速超过400%。
但在上市两年内，跟谁学苦心经营的业绩就遭遇了来自浑水、香橼、天蝎、灰熊等机构的16次做空，主要是针对跟谁学虚增用户，进而虚增收入和利润，利用关系方捏造财务等行为。
对此，经历过2017年新东方抵御浑水做空事件的跟谁学创始人及CEO陈向东解释为“是做空机构傲慢了”，认为这些机构“根本没有看懂跟谁学的盈利模式”。但在多次做空、股价不断下跌的背景下，跟谁学也必须做出改变。
互联网烧钱模式下的盈亏之痛
除了外部做空压力，在线教育行业流量见顶、跟谁学内部成本激增的问题则更为紧迫。
4月26日，跟谁学更名高途后发布经审计年报显示，2020年Q4跟谁学净亏损6.27亿元，2019财年同期盈利1.745亿元;纵观2020财年全年，尽管营收创新高达到71.25亿元，同比增长236.9%，但全年净亏却达13.93亿元，上一年则有2.27亿元的净利润，由正到负只在一年之间。
仔细观察其亏损原因，则主要集中于市场营销成本和人员管理费用的增加。
高途的市场费用从2019年开始暴涨并不断加码，财报显示，跟谁学2020全年营销费高达58亿元，同比增长458.7%。
流量见顶以及细分赛道竞争加剧，是跟谁学砸钱营销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观察教育行业的头部企业可以发现，学而思网校、猿辅导、跟谁学、作业帮等均为大班模式，其突出优势是毛利率较高，能否获得高毛利主要取决于规模，而争夺规模恰巧是互联网企业的基因。
“当大班课转至线上时，其辐射范围可以达到万人次，盈利是非常可观的。”上述在线教育市场人士告诉电脑报，要最大程度地放大线上名师的影响力，实现规模化盈利必须要源源不断地获取新用户，保证满课率，这也是导致教育机构线上营销疯狂的主要原因。
除了追求规模效应，大班课产品同质化严重也是头部机构陷入烧钱困境的主因。少数主讲“名师”很难满足学生水平不一、地域教学内容有差异下的个性化需求，而水平参差不齐、精力不足的辅导老师也不是解药。
目之所及的广告位也成为在线教育机构必争之地。“今年年前预定公司广告位的企业，教育机构占比超过三分之二。”梯媒龙头企业西南地区工作人员田晓娟（化名）透露，“如果不是监管收紧，可以说整个广告行业都是被教育机构养活了。”
原本依靠社交红利和私域流量分裂获客的跟谁学，在马太效应下也不甘落后，加入铺天盖地的广告营销中，导致规模和利润严重失衡。
不过广告投放也有风险，一不留神就会翻车。1月中旬，有网友发现猿辅导、作业帮、高途课堂和字节系的清北网校四家机构在某短视频平台投放的广告，竟是由同一位演员出演，“假名师”闹剧也为激烈的烧钱营销短暂降温。
销售机制下辅导老师能否留住生源？
大量资金投入引流为跟谁学带来了可观的用户量，截至2020年12月31日跟谁学正价课付费人次达587.1万，同比增长168.4%。在流量争夺的档口，吸引并留住学生成了在线教育机构必须完成的任务。
高途主打的“名师课堂”是典型的“双师制”大班教学，即一个名师的录播课加上辅导老师的在线解惑。一位名师需要通过录播课吸引学生转化为高价班生源，但负责社群维护的第二主讲，即辅导老师，除了要保证学生学习成果外，还需要承担销售任务，跟踪学生家长续报率等等。
“说是第二主讲，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解答学生、家长的疑问，工作了之后才发现本质就是销售。”应届生梅若疫情后进入高途课堂成为高中数学科目辅导老师后慢慢发现，每次直播课自己都要负责百名以上的学生，有些科目內容自己也很难消化，更别说为学生一对一解忧了。
招生规模扩大，为保障学生续课率，提供更好的服务，辅导老师的数量也随之增多。根据高途公布的年报显示，2020年Q3第二讲师人数就已超过1.5万人。辅导老师人数增长、薪酬提升以及管理成本增加正是跟谁学2020年Q4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79%下降至72.1%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了解，高途的目标是将第二主讲培养成为一个新的差异化竞争优势。跟谁学副总裁、高途课堂总经理刘威曾介绍，公司会对第二主讲进行大量培训，“未来希望高途课堂的第二主讲老师的水平要超过线下主讲老师的水平，并且2021年将再增加一万名辅导老师。”
但考虑到第二主讲们平均两周培训上岗、教学经验不足、流失率大的现状，培养新的竞争优势依然任重道远。
曾经“业绩好到让人不敢相信”的跟谁学如今已改头换面，希冀着重新出发，但需要看清的是，高途也已经陷入以营销为导向的烧钱大战，堪称“融资一分花两元”，却又没有构筑环绕自身的护城河。
“如今大部分线上培训机构为了获取客源，不把钱用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刀刃上，在各大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做广告，营造所有孩子都需要参加培训的氛围，加重家长的焦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认为，当前校外线上培训机构普遍通过融资进行资本运营，已然背离教育本质。
如果能及时刹车减少靠烧钱换规模的消耗，转而重视教育长期反馈的特性，将融资用于内容针对性迭代和课后落实性，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投入其中，跟谁学或许才能走上“高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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