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
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女人往往是男人手中的面团，任其揉搓。
在封建时代，女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更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终其一生只是相夫教子、整日盘桓于锅碗瓢盆之间。而在传统的价值观里，做家务往往被视而不见，主外的男人才叫顶天立地。因此，前段时间一对夫妻离婚，一直做全职太太的女方要求男方支付家务补偿五万元，法庭支持了女方的申诉，这个案子在中国司法史上就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完全是男人的附庸，所以随时就可能被伤害。《仪礼》针对妇女规定了“七出之罪”：“无子，一也；
淫泆，二也；
不事姑舅，三也；
口舌，四也；
盗窃，五也；
妒忌，六也；
恶疾，七也。”其中“无子”和“恶疾”而被休实在有悖于人情常理！
女人若身为贵族，却又往往成为政治集团之间相互争斗的棋子、相互制衡的工具，比如西施、貂蝉、王昭君等等，如若不想被利用、被摆弄，就得像石崇的宠妾绿珠那样纵身一跃而香消玉殒。
本是“红颜薄命”，却被骂“红颜祸水”！千百年来，女人总是男人甩锅的对象，正如鲁迅先生讽刺的那样：“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
周是褒姒弄坏的；
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
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封建王朝明确规定“女人不得干政”，但历史上总有耳根子软的国君，那么，吹枕边风的妃子就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并且遗臭万年、妇孺皆知，比如鲁迅提到的那几位。可是这毕竟不公平，有诗为证：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花蕊夫人是从女性视觉来表达冤屈的，当然历史上也有几个肯说实话的男人，唐代的罗隐和陆龟蒙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分别为此写了一首诗：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罗隐这首《西施》问得有理，上演了几千年的家国兴亡故事，难道这悲喜剧的导演一直是国君身边的女人？
陆龟蒙面对一片萧条的吴宫遗址则毫不客气指出了吴国破亡的原因，吴王骄奢淫逸、不顾百姓死活，自然时时都有亡国的可能：“香径长洲尽棘丛，奢云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导致亡国的原因太多了，沉湎女色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可话又说回来，沉湎女色的是国君，那女色本身何罪之有？换一个角度，西施如果是亡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她对于越国来说可是大大的功臣，可是怎么没见过越国人对她感恩戴德？而历史只是把卧薪尝胆的勾践塑造成了忍辱负重的典型一路歌颂。
除了祸国殃民的这几个女人外，以辅佐国君成就大业的也应该有几个女人，如西汉的窦太后，清初的孝庄皇后等等，前者辅佐景帝开一代盛世“文景之治”；
而后者在顺治出家、康熙年幼的艰难困苦中独撑危局，使开国之初处于内忧外患的大清江山逐步河清海晏，并成就了一代明君康熙皇帝。可是她们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妲已、褒姒等。反正历史把女人的罪责记得一清二楚，而女人的功业却语焉不详；
就算是回避不过，也多“厚过薄功”，比如武则天，她的功业远胜历史上多数男性帝王，但正史还是多记录她的残忍而淡化其功业，并被讽刺为“牝鸡司晨”：男人或者由男人主宰的历史更需要女人来背黑锅。
可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却有了另一种说法：“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女性。”这句话自然是对女人的褒奖。但是，大家得注意其中的两个要点：首先，这男人得是成功的男人，如果男人不成功，即使背后的女性付出再多也伟大不起来；
其次，这女性处在男人的背后，就算他成就了非常伟大的男人，但她一直处在背后，绿叶还是会被忽视。还有，这么多的男人不成功，原因就在于他身后是一位普通的、甚而至于平庸的女性！
那么，问题来了，似乎不論男人是成还是败，问题都出在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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