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机
摘 要：丁宝桢通籍后，戎马征战十四五年，不惟亲历战阵，更以战略眼光考察全局，摸清敌我态势，在战略指导下战术运用自如，绝少败绩;为固国疆，图维海防、边防，思虑缜密，设施周备，而且高瞻远瞩，谋深虑远，不愧是战略大家。
关键词：丁宝桢 行军 海防 边防 战略家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1）01-84-91
丁宝桢以翰林起家，却领兵作战长达十四年之久。咸丰四年（1854），毁家集众，镇压杨龙喜起义军，随即受命在黔中各地与苗教军周旋六七年;在湖南岳阳知府任上防御太平军;在山东按察使、巡抚任上，与捻军作战五六年。丁氏不仅运筹帷幄，还不时亲临战阵，积累丰富的作战经验，更以敏锐的眼光，从战略高度考虑和处理问题，成为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为清代晚期的海防和边防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同治二年（1863）初，丁宝桢出任山东按察使，开始与捻军交锋。捻军初起于安徽，与太平军联合反清。其势力延伸到江苏、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湖北等十省，有十几万人之众。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捻军与太平军余众结合，分东西两路，继续抗击清兵。丁宝桢查知山东籍的捻军如黑旗军，只出于保卫乡土而起事，与主干捻军四处飘忽不同，便主张招抚。但负责清剿捻军的清军统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则力主彻底清剿，穷追猛打，参劾丁宝桢，使得丁氏受降三级留任的处分。同治三年（1864）初夏，僧格林沁追击捻军，连续十几天不停息，由河南进入山东境内。丁宝桢劝告僧帅，“穷寇莫追”。僧不听，穷追至曹州，被捻军伏兵杀死。
清廷调曾国藩率湘军赴北方剿捻。捻军全是马队，一人带两匹马，行踪飘忽不定，每天能行一二百里。湘军在后追赶，疲于奔命，屡遭败绩。清廷另派李鸿章率淮军来对付捻军。李鸿章坚持在沿清莱河和运河沿岸筑墙，以达堵扼捻军之目的，但效果不理想，常被捻军突围而出。
丁宝桢考虑捻军势盛，非短期可消灭，既需防堵，更要追击，于是向朝廷请准建立骑兵。山东原有的绿营马队太疲弱，不堪用，毅然决定从东三省招募三千军人，来山东严格训练，成为精锐骑兵队，在清剿捻军中屡立战功。
丁宝桢升任山东巡抚，在处理政务之余，多次走出省垣，与入鲁的捻军周旋，时刻关注捻军飘流动向。同治七年（1868）初，丁宝桢从邸报得知张宗禹的西捻军由山西进入河南，有七八万人之众。便急调山东军的精锐在东昌府（今聊城市）结集。捻军北进河北，来到定州一带，有进攻天津和北京的趋向。顿时京师震动。丁宝桢急派千人骑兵和八千陆军经由河间抵达任丘、雄县，阻遏捻军北上之路。又收复捻军攻占的饶阳县，逼捻军向西南撤走。京师解严，其他各路军尚未到达，受谴责，唯有丁宝桢受嘉奖。宝桢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应急举措，非战将所敢望其项背。
二
同治七年（1868）七月，捻军在山东荏平被全部消灭，张宗禹落水死（一说不知所终）。全国多数省份渐趋稳定，但甘、陕、滇、黔四省回民、苗民军及教军仍然活跃。丁宝桢综观全局，细察四省情势，向朝廷上奏《通筹陕甘滇黔用兵情形折》，提出战略布署。
折中首先提出“审地利”。分析各省不同的地理形胜后，指出：“窃以为陕甘用兵，似宜慎固陕疆而趋重甘境……而就陕以控驭甘省，亦为搤吭之道。滇则因地制敌，惟能精于审势，斯随处可以得机。黔则必自东南而下趋西北，先据建瓴之势，乃图枝枝节节而扫除之。此陕、甘、滇、黔地利之大略也。”1
当时情势：陕甘起事者全是回民;滇中起事者也是回民;黔中除苗民军外，还有教军即各色号军。各省敌情不同，应分别对待。丁宝桢的方略是：“办陕甘之贼，须先清陕境，使甘贼不得复入陕，而以全力悉注于甘。彼不得入陕，则无食可掠，饥必自溃。我因其敝而以全力赴之，必获大捷。……至若滇贼，则割据已久，布置素定，为今之计，務宜厚集兵力，先将迤东、迤南各府固守完密，使汉民心有所恃，回匪无所用其恐胁。然后兵民合力，分道并进……力破其一二坚城，则贼众自懈。”“若黔贼则急于先清教匪，而苗匪在所缓图……教匪系属内奸，负险啸聚……若能挟建瓴之势，自上及下，步步为营，多立侦探，诱之以战。彼若出战，则设伏出奇以制之;彼不得利，必仍据险;我即择其所据之最险者，破其数处，则望风归降，随手可得。教匪已定，然后会合兵力，四路分进以图苗疆。”2
至于防剿之计，各有设施。陕甘地域宜防剿并筹。先分兵防陕，不让甘回“侵扰”，让陕民生计得复，积粮以供转输，支持剿甘之军。内为屯田之谋，外设控制之略。滇省回民所占领土，都是汉民所有，以武力迫使汉民归附，以致汉回杂处，民“贼”不分。因此，用兵之法，宜于锐进，有剿而无防。黔中苗、教各自为界，对官兵一律据险抗拒，需采用即剿即防之法。
对粮饷问题，宝桢尤为关注。四省用兵而无成效，其病在无粮无饷。他对黔地情况十分熟悉，在折中回忆：“溯当日办理之时，兵勇口粮，每俟六十馀日而后领银三四钱，其将领亦必俟六十馀日而后关银一二两。饥疲之态，实不堪言状。然每遇大敌，兵勇辄忍饥冲锋，略无退志;稍有违令，必按军法，而士卒毫无怨怼。”3足见兵士斗志颇高，而当事者不加体恤，不顾其饥寒耳。但四省各有不同：陕、甘不在无饷，而在无粮，甘省每一斤麦值制钱百数十文而无处买。粮食多从川、陕两省运来，运费巨而转输少，士卒饥疲，日甚一日。滇省则汉、回交通后，耕种不失，米粮尚丰，而官军乏钱交易，难期饱食。黔则地广人稀，粮食勉强足用，而兵士孑然一身。丁宝桢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除地丁、关税之外，增加厘金和捐输，都是民脂民膏的积累。
对四省的军事指挥，丁宝桢作了如下评论：
现时陕、甘军事，左宗棠久历行阵，机宜素悉，异日自有设施。滇事则现任督臣刘岳昭亦熟于战阵，岑毓英、宋延春诸人又皆久于滇省，练习情形，且滇事坏在迤西，非同全省糜烂也。以刘岳昭诸臣同心协力，而又有完善之区为之凭藉，当不致漫无施展。黔省被害最深，目前情形，除苗、教两匪不计外，所馀居民不过什之二三耳。现署抚臣曾璧光，品诣清正，足资坐镇。然以阖省残破之局，撑搘于一人，实属兼顾不遑，计非有与为分任者，黔事终难振作。1
贵州虽有川军、湘军前来助剿，但皆不由贵州巡抚指挥，因而事权不一，多有龃龉。
折中又论及用兵问题：“夫用兵之道，惟事权专而后将令一，将令一而后调度灵，调度灵而后事机顺。”2丁宝桢对黔中军情特别关心，分析事权不专而造成的后果，期望选派威望夙著、勇略兼备之大员，使之权归一是，宽备粮饷，定将完成大功。
此折写于同治七年（1868）九月。四省此后军情发展，与所议大体相近，足见丁氏远见卓识。
三
山东半岛位于渤海和黄海之间，海防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为加强海防，丁宝桢向朝廷上了多道奏章，请准后加以实施。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发生，与法国关系紧张。丁宝桢上《密陈海口防务暨筹备北路情形折》，在山东沿海数千里海岸间，选择五处战略要地设防。“查文登县属之马头嘴、石岛，福山县属之烟台，蓬莱县属之庙岛，掖县属之小石岛五处，系洋船所必经之道，现拟于此处酌定设防”3。各处分布防兵四五百或一千二三百不等。此外，若文登之铁槎山、荣成之成山两处，为洋船驶行东洋标准，也在两处各屯扎三四百人，遍插旗帜，多设炮位，以作疑兵，而资震慑。
折中分析当时中外形势，如云：
抑臣窃有说者：此次天津民教滋事，仅系法国，而不及各国;仅系教堂，而不及通商。以目前形势论之，法国重传教，而各国重通商，若一经用兵，于通商各国必多不利。洋人惟利是图，似不肯以彼累此。故用兵一层，将来或不至此。4
此论极为精辟，后来果未引起兵端。但当时形势紧张，为预防兵祸来临，丁宝桢建议在天津的大沽、北塘等处层层设防，在山东境内，则调集王正起、王心安的部队，到靠近直隶的德州、陵县布防，加以训练，“如一旦事变猝来，即可独挡一面”5，可谓防范周备。
对水师建设，丁宝桢也费尽心力。如福建船政局拨给大轮船“安澜号”，每年的运航操练费约需白银三万多两。他与税务部门协商，将洋药厘金一项，作为轮船经费，不足部分，由藩、运两库拨给。又从广东省购买大小拖缯船十四号，配齐洋炮、军械，并就近在粤海等处选带熟谙水师员弁数员，招募善于驾船之舵工、桅工、水手等，一并随船来山东，以资教习山东人员，确立水师根本。为提高师船战斗力，丁宝桢请准改造船式：加宽船头和船尾，降低桅杆，船底包铜片以防虫，船身包铁片，船面铺铁叶增强防护力度。
为提高水师战斗力和士气，丁宝桢请准对水师营制进行改革，裁减冗员，保留精干，并增加弁员口粮银。
为督促水师训练，丁宝桢亲自下营检阅水师，查验师船，当场奖罚，激励士气，改善船械设施。
除操练水师之外，丁宝桢还留意外国兵船动向，严加防范。如烟台为中外通商口岸，每年各国均有兵船或二三只不等来烟台避暑，秋凉后开向南方。光绪元年（1875）七月，烟台陆续开来英、法、美、布（葡萄牙）等国兵船八艘，又听闻英国水师提督兵船随后将到，还有几艘兵船也将前来。气氛顿时紧张。原来，此前在云南发生英人马嘉理等被杀事件，引起外交风波，未有了结。此次外国兵船云集，有开启兵端的危险。丁宝桢当即密饬道员龚易图，“不动声色，仍照常派员镇压居民，不令再滋他事;一面暗为查探该国是何举动，如有意外之事，一得的耗，即行飞禀核办。并密饬驻扎烟台洋枪队一营，及登、荣水师两营，日勤操练，预为防备。又密饬署登州镇总兵王正起，前带赴登之陆队二营，一并密为预备，以资防范”1。为巩固海防，预防意外事变，丁宝桢小心翼翼，呕心沥血。所幸战端未开，鲁疆安宁。
对海防炮台的设施，丁宝桢也倾注心力。他委派张荫桓、龚易图监造通伸冈炮台，采用西方炮台形制。完工后，丁宝桢亲往查看，在《查阅海防炮台折》中对炮台样式作了精细描绘：
东北临水最要之地，添建圆式炮台，上下两层。上层露天，足以安放走轮大炮，下层分别炮门，中设隔堆及兵房、藥房，均做太平盖，内嵌铁板，亦与西法无异。……东南一面，建圆式炮台一座，仍如前法做太平盖、兵房、药房、隔堆。圩南迤西设营门一座，门外加外圩一层，西南一角建露天炮台一座，正西建护墙小炮台两座，西北建露天炮台一座。此外，沿墙一律建设护墙、枪墙以资屏蔽。2
对各座炮台的作用，丁氏也有描述，如云：“东北一台，可以顾海口：东南、西南两台，可以顾后路;西北一台，可以顾沙堤及芝罘陆路。”3
此外，丁宝桢又踏勘了八蜡庙、芝罘东庄两处炮台。此处可与通伸冈炮台相互应援。
从战略角度考察，山东境内烟台、威海、登州府城三处炮台，其重要意义在于屏蔽天津门户。但山东海岸线长达三千八百多里，也需要屏蔽。丁宝桢深虑及此，采取了出人意料的战略设施：沿海岸多种树木。树木几年后便成林，海岸一派浓荫，敌人在船上用望远镜也看不清陆地情形;而我在险要处筑垒设防，敌方很难发现，不敢贸然登陆。丁宝桢在《沿海种树片》中，对种树的办法作了具体规划，让绅民乐于种植，从中受益。从东北利津起，至东南胶州止，种树海岸约计二千余里，成为浓密的绿色长城。
为保障军械弹药的供给，丁宝桢奏准设立山东机器制造局。派道员薛福辰为会办，由候选郎中徐建寅主持制造事宜。又调来精于枪炮仿制的候选通判曾昭吉。所造枪械，与西洋人原造效用相等，价格降低至三四成。机器局中不用洋技工，以免泄密受制。
为使中国官兵熟练操纵洋炮洋枪，丁宝桢延请德国人瑞乃尔（Schnell Theodore.H）来作教习。瑞乃尔略通中国语，教练各队很认真，有实效。宝桢向朝廷为瑞乃尔请奖，赏给三等宝星。
总而言之，丁宝桢为国家海防筹措周密，设施坚固。惜只限山东一省，规模格局均颇细弱。
四
丁宝桢于光绪二年（1876）迁任四川总督，在处理政务之余，特关注西南边防，尤其是云南、西藏一线的边疆防务。
英国占领印度，派总督统治;又出兵缅甸，后借“马嘉理事件”打压清政府，迫使中国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占领。英人妄图通过西藏进入中国内地，派人由四川进藏，探寻道路，查访当地民情，暗绘地图。行至川藏交界地，遭藏民拒绝;又有英人由川入滇而进藏，未得逞。
丁宝桢在《英人窥探西藏陆路情形片》中，分析英人的图谋。英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沿海诸省地势人情已很熟悉，于是把目标转向西南各省。宝桢指出：“英人此时用意在蜀，蜀得而滇、黔归其囊括矣。此实英人目前肺腑之谋也。且查川省门户，在前后藏，外接披楞，即英孟加拉之属部。披楞又名噶里噶达，孟加拉又名第里巴察，与后藏相近之阿里皆古东印度地。英既占东南中三印度之半，窥伺后藏久矣。”1后藏与印度之间被哲孟雄邙大山阻隔，山极险峻，中通一线。道光年间，此山为英人占据，印度所产洋烟便由此进入四川，如果此山凿通，便可长驱入藏。而哲孟雄的两端有布鲁克巴（不丹）、廓尔喀（尼泊尔）两国，不属英国。两国界连前藏和后藏，足以为我藩篱。廓尔喀兵力颇强，英人惮之。有鉴于此，丁宝桢提出的外交策略是：“若将该两国极力羁縻，绝英人近交之计，则两藏不失要隘，我得自固藩篱。”2
至于如何进行羁縻，丁宝桢提出了具体措施：“今廓尔喀本遵例入贡，臣服维虔。惟布鲁克巴久未贡献，此时若将廓尔喀厚为羁縻，而密饬驻藏大臣设法修好于布鲁克巴，阴为外助，则自可以伐英人入藏之谋，此必然之势。”3即紧密联络布、廓两国以阻英人入藏。
光绪九年（1883），前藏喇嘛攘夺廓尔喀商民的财物，数量巨大。此案赔偿问题，两方争执数月不能了结，冲突激烈，险些酿成边衅。
丁宝桢从邸报中了解到相关情况，料定驻藏大臣庸懦无能，担心破坏中、廓关系，便上疏剖析利弊，建议由四川选派干员前往西藏处理这一案件。
在《喇嘛攘夺廓商财物派员查办折》中追述案情：喇嘛攘夺廓尔喀马勒布商民财物，经交涉，喇嘛赔银七八千两，而马勒布商民称损失财物值三十萬两，故而拒收赔金。廓方数万人聚集边境，喇嘛则以兵相持，互不相让。丁宝桢自告奋勇，担任处理此案的重任，向朝廷建议，派遣现驻巴塘的候补道员丁士彬，就近前往西藏查办。对具体措施，奏疏中作了如下预案：
惟查廓番被劫过多，此次办理断难凭空了结。此时若不妥筹善策，终恐无以折服其心，难期济事。第思不赔赃银，则马勒布誓不甘心，而该喇嘛所得各赃早经分散，亦难望其赔还。藏中又无款可垫。如饬由他处代筹赔款，不惟有失朝廷体制，亦愈长该喇嘛等刁风。臣等愚拟，俟派员办有端倪后，由臣等再行仰恳天恩，推柔怀远人之意，明降谕旨，于被劫三十余万之数，或赏给廓番银三四分之一，以示矜恤，似属名正言顺。至此款若须应用，暂时由川措给，俟完案后，必令藏中分作三四年缴还归款。1
如此处理，各方的体面都照顾周到，名正而言顺。但对应惩罚的坏蛋也决不放过：“饬该驻藏大臣，勒令铁棒喇嘛，将为首滋事抢夺之喇嘛交出，照例惩办，明正典刑，以彰国宪而顺番情。”
朝廷采纳丁宝桢的奏言，派丁士彬入藏查办此案。与廓方谈判较顺利，廓尔喀国王出面，允让赔款十余万，藏方仅交十八万三千四百万偿银。廓商已遵断了结此案，并公同书立条约;盖用关防图记，各执完案。驻藏大臣全力设法凑足银十万四千余两，四川垫支八万两。其余惩处诸款，均照丁宝桢前折所议处理。一场随触即发的边衅，当即停息，保障边境安宁。
英人入藏，蓄谋已久。丁宝桢料到早晚会动刀兵，必须预为防备，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上《英人窥伺后藏预为筹备片》。
奏片中谈及英人已将铁路修过多吉岭，距后藏仅十几站路程，殷勤拉拢番人和藏民，其意怀叵测，端倪已露。丁宝桢指出：“今英夷久踞印度，印度全境归附日久，其根深蒂固，几与该夷内地无异。稍有不测，印度至藏瞬息可到。而西藏一经有事，势万不敌，必将求援于蜀，蜀中亦万不能坐视。”宝桢提醒朝廷：“此事近在切肤，曲突徙薪，正在今日。”接着提出川省的防备措施：“臣惟有暗将川省所有防营分起调练，勤习枪炮、阵法，并精练打靶等事;一面密饬机器局将洋药、笔码、铜帽及快利之洋枪、洋炮加工添造，以备应用，不敢稍涉怠玩，或期思患预防，庶免贻悔将来。”2
对上述预防措施，丁宝桢仍有远不济急之感。因去藏路途遥远，由川省赴后藏有九千里。去前藏七千多里，每驿七十里，有一百二三十站，行路三四个月。行军、运粮都很困难。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初十日，丁宝桢上《筹备边防折》，谈到西藏历来驻有川军一千四百人，吃不惯青稞，只能向廓尔喀、印度购粮，但所得极微。兵弁发双倍丁粮银，高价购粮。由于兵力太弱，丁宝桢建议在巴塘、里塘设兵营。奏折中写道：“臣与在省司道文武酌定核议，拟在四川紧接藏中边防内自行筹办，断难及远。兹拟于巴塘驻勇二千人，又于里塘驻勇千余人以为策应，藉壮声威。且英人现有事于云南，此处驻兵亦可就近兼顾。现暂为驻扎，如须再加兵勇，应俟随后查酌办理。……巴塘、里塘……遍地夷人，尽属蛮荒，素不知米粮为何物。今兵勇皆派自内地，非粮不行，似必早为预备。”3为此，丁宝桢拟为驻军准备四个月的军食，军火器械一应齐备，所费不赀，均由他斟酌情形办理。
写此奏折时，丁宝桢正在病中，两个多月后（四月二十一日），他便与世长辞。其公忠体国，关切边防的拳拳之心，可昭日月。
五
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爆发，陆战在云南、广西与越南相接边境;海战在福建、台湾等地。清廷拟起用病休在家（四川夔州）的原湖南提督鲍超，下旨丁宝桢查询其病况。丁宝桢查询后，上《查复鲍超病疾尚堪重任折》，云：“臣查提督鲍超年甫五十，气体素强，现查询其病已就痊，精力仍复照旧……刻值多事之秋，该提督图报情殷。若蒙责以重任，自必忠诚奋发，效命致身，以期仰酬高厚于万一也。”1
朝廷当即下旨，要鲍超领兵赴云南：“著丁宝桢于四川现有各营中，酌拨五营交鲍超统带赴云南，择要驻扎，为岑毓英后继之师。”2丁宝桢遵旨，照拨军队，付给饷银、军火诸多款项。
鲍超以“伤病尚须调摄，兵力不敷调遣”上奏，迟迟不动，一拖两月多。战情发生变化，福建马尾港福建水师被法舰全歼，法军占领澎湖和台湾基隆。朝廷命鲍超速领兵赴台湾前线。他狮子大开口，要增兵十二营，由他在夔州招募旧部及新兵;拨给军费一百五十万两。丁宝桢向朝廷讲明：四川每年财务开支，拨给京师及外省的“解饷”太多，不敷银一百三十多万两，加上这一百五十万，亏空就近三百万。要求先拨给部分军费，让鲍超尽快从鄂州乘轮船到江西暂住，候旨遵行。
丁宝桢揣测鲍超无意出征，向朝廷上《自请带兵防法片》，请求亲领川军，开赴台湾前线。《片》中写道：
钦奉上谕：据鲍超奏称：“伤病尚须调摄，兵力不敷调遣”，自系实情。兹臣现已遵旨，为之酌量添募十二营，合之前拨五营，已有八千数百人，兵力尚不过薄。惟所称伤病未愈，将来能否遄行，尚未可必。当此事机吃重，臣再四思维，若该提督再有他请，则缓不济急，无裨于事。臣愿即将现拨之川勇……共成十五营，自行督率，迅往湖北、江西一带，或即到闽省候旨遵办。3
奏折末尾写道：“当此有事之际，尚不思激发天良，力图报称，自问何以为人？”4一位六十四岁的老翁，尚思荷戈赴前线，报效国家，捍卫边围，如此壮怀，令人钦佩不已。
朝廷未允许丁宝桢率兵赴前线的请求，而鲍超要求增兵增饷的奏疏再度递来。
鲍超要求募步队三十六营，马勇十营，共四十六营，每军军饷共实需银二百数万两。而军火、军装等数十项，通计每年约三百余万两。
要价如此之高，真令人咋舌。丁宝桢只能向朝廷明说：举四川全省所入尽数供该军一军，尚难敷用;该军所需未免过于烦重，令人措办为难。但朝廷又来圣旨，催四川筹饷、募兵，令鲍超早日启行。
鲍超所募二十六营。每月共需饷十万六千多两，朝廷要求丁宝桢拨给五月军饷五十多万两。丁宝桢已拨給二十五万多，但鲍超并无启行之意，一拖又是两月多。
光绪十年（1884）冬，台湾军事吃紧，法人已将海口封堵，福建巡抚刘铭传孤军力御，势甚窘迫，求援各省。恰在这时，鲍超来函咨会丁宝桢，原调给的川军五营，他不接收，调归川省。丁宝桢与部属商议：“拟即以此五营，再由川中添凑五营，共成十营，拣派能战敢死之将二员，分起统带，前赴闽省，相机取道赴台，亟为接应。……特拣调松潘镇总兵夏毓秀、记名提督候补副将吴奇忠作为统带，各管五营。”5如得俞允，即启程前往。惜终未能成行。
丁宝桢接着上《密陈渡台机宜片》，详议赴台的战略与战术措施。即“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智取法军。虽未能施行，而竭忠尽智之赤心，亦足感人。
次年三月，陆战取得大胜，清廷与法国议和，法国“不胜而胜”，中国则“不败而败”。川军和鲍超募兵均未出川。笔者童年听长辈讲鲍超故事，有“鲍超抱大炮，招兵打台湾”一则。原来，鲍超利用招兵来敲丁宝桢的“竹杠”，并无打台湾的真心。
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二十一日，丁宝桢病逝于成都，享年六十七岁。死前，向朝廷上《叩谢天恩遗折》，系念国家安危大计，如云：“臣在籍剿匪即誓效命沙场，今行年六十有七，获保首领以殁，尚复何憾！惟念川省东连长江，北通关陕，地接滇黔，民情浮动。加以英、法两夷逼处云南，狡焉思逞。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议，将来必肇兵端。臣前所陈防边一切，尚未及时布置，返之寸心，徒呼负负。大抵外洋和约，万不足恃。海军既已创办，即应实力操练。腹内防军不宜再议裁撤，只可以安为攘，不宜重外轻内。”1
宝桢语重心长地祈愿：“皇上春秋鼎盛，指日亲政，应请举行日讲，以裕圣功。帝道之隆，要以近贤人君子，远宦官宫妾，为图治之本;勿以财用不足而进言利之臣，勿以时局多艰而行苟且之政，固结民心，即所以深培国脉。此皆臣恋主之忱所耿耿不能已者也。”2
综观丁宝桢一生，半世戎马，半世政务，关切苍生活计，治黄河、设海防，改盐政，固边防，深情谋国，智虑周备，堪称雄才伟略的战略大家。
Abstract：After serving as an official，Ding Baozhen fought for fourteen years. He not only went to the battlefield himself，but also examined the overall situation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He could not only quickly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enemies and friends，but also he was able to use tactics freely under the strategic guidance， an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battle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the country"s coastal and frontier defense，he was careful，forward-looking and foresighted. He is worthy of being a strategic master.
Key words：Ding Baozhen;March;Coastal defense;Frontier defense;Strategist
责任编辑：张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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