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涵
小说的魅力一部分源于小说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所以就阅读心理而言，叙事作品，尤其是以虚构见长的小说越注意故事性、情节的波折感，越能超越个体的日常经验，就越容易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在这个层面上，文学作品中常常设计比较惊险的有关罪的场面。迟子建小说也有不少因罪而生发的故事，像《旧时代的磨房》《罗索河瘟疫》《一匹马两个人》《酒鬼的鱼鹰》等作品里，就将罪作为起承转合的关节点，以罪铺展开来，能够追溯个人经历与过往，也能够将庸常生活中个体的处境尖锐化，增加叙述的起伏，因为罪发生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复杂的纠葛，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迟子建并不是停留在设计犯罪作为故事情节以增加易读性和吸引力的效果上，更不喜欢“展览鲜血” ，而是频繁地从“罪”这一中介严肃地深入个体心灵世界，形成了“罪与救赎”小说系列。一方面，迟子建站在罪的承受者的角度，呈现他们因创伤而难以安宁的心灵，并以艺术的笔法探索救赎的方式;另一方面，迟子建也将罪人的行为动机、罪发生后所承受的心灵拷问、以及个体的忏悔纳入思考的视阈。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源于迟子建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对文学力量的追求，因为“罪与救赎”题材的小说，的确更能够表现“作家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对邪恶的鞭挞、对苦难的承担、对爱和美的拾取” 。
熟悉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人应该知道，同沈从文一样，迟子建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散发着人性乃至神性光辉的人物形象，这源于她把人心的正常、自然、宁静、美好、健康作为恒久的价值追求。其实，这也是迟子建如此钟情于写“罪与救赎”的内在因由，她希望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进入罪的承受客体和施加主体的内心世界，让他们已经异化的心灵重新归于自然。也就是说，这种关注人性之恶、探索人性之复杂，并想要寻求救赎方式的写作路径，与迟子建对人性自然境界的追求殊途同归、一体两面，都指向作为个体的人的精神建设层面，只不过前者从恶出发，而后者以善为中心。那么本文以迟子建“罪与救赎”题材小说为分析对象，问题指向在于迟子建如何通过罪表现个体的存在处境和心灵状态，对人性的挖掘达到何种程度，以及当恶与善交织并发生无法避免的张力的时候，迟子建如何把握道德尺度，是否又带来了局限。
一、心灵创伤与救赎的可能
罪的承受者在经历意外的变故之后，内心世界遭遇的灾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尤其是比较沉重的创伤，可能会重塑个体的心理、意志。当迟子建选择这一创作题材的时候，没有从世俗道德和法律层面去进行评判，也不愿意简单地认同“善恶有报”的思想，而是完全站在受伤个体的立场，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因罪造成的创伤对一个人持久、绵长的影响和损害，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迟子建小说中出现的“原谅”情节，并非只是“温情”的过度表现。同时迟子建也在小说中尝试寻找能够让个体心灵获得修复的方式，可以用两组关键词来概括：直面与宽恕、美与寄托。
弗洛伊德认为：“被压抑的记忆具有破坏性的因素，足以导致个体行为的失序乃至身体疾病。” 个体因为身体、精神的痛苦不想触及陈旧伤疤，但创伤却并不会因此消失，甚至可能会深入受害者的潜意识里，创伤愈深，被深埋进潜意识的可能性就愈大。而且被压抑的创伤还时刻影响个体的行为和生活，就像弹簧，越压抑反弹越严重，两者之间拉力过大就会造成身体、精神的病症。迟子建小说就强调了个体在创伤中重新面对过往并进行自我救赎的重要性，让个体回到创痛深处，在回刍痛苦的过程中面对痛苦，解放被压抑的记忆，从而重获内心的宁静和坦然。长篇小说《树下》 的主人公七斗先后经历了母亲自杀、被姨夫强奸、邻居被枪杀后，苦难也没有终止。七斗不愿提起并試图忘记这些创伤时，虚无、绝望却不断吞噬自己，因为创伤能够摧毁“人们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世间的人与事不再可以掌控，也失去关联性和合理性” ，所以七斗的内心时常被虚无感充斥，她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和意义，而死亡就要降临的时候，身心却弥漫着舒适，这是一种在长久的心灵疲惫中想要获得解脱的心理。这种情况下，迟子建让七斗在梦中完成了重返和自我疗救：在梦里，已经去往彼岸的姨母不再刁钻刻薄、变得温柔体贴，姨夫也一改狼豺面貌进行了自我忏悔，七斗宽恕了他们。这种潜意识不断重复，于是七斗多了几分在现实中生活的勇气。尽管七斗是在梦中完成了这一切，缺乏清醒的主体意识，但仍然体现了她试图与过去和解，并进行自我救赎的潜意识，这也意味着七斗在仍然萦绕周围的苦难中拥有向生的生命韧性。《北国一片苍茫》 以芦花当下生活的视角展开，她的日常被“纷纷扬扬”的泪水弥漫，继父不断出现在噩梦中，这表征了芦花被过往缠绕住后的心灵状态。所以芦花在听说杀母的继父自杀后感到痛快，但她的内心却并不能得到解脱，因为伤痛承受者的内心世界并不因为犯罪者伏法，或者受到惩罚就能够回归平静。迟子建让芦花通过梦境、回忆、写日记，重返过往的历史场，再次体验罪恶的发生，但这没有摧毁芦花的信念，反而让她选择宽恕、涅槃重生。宽恕并非将过去的记忆完全剔除，而是在回返的过程中，将沉重的记忆再次唤醒，但是却能够看轻、看淡，对犯罪者不再心怀愤懑，因为“宽恕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行为”，能够“真正克服愤怒和仇恨”。
迟子建曾说：“只有一个充分领略到寒风和大雪的人，才会对炉火有着难以言传的依恋和崇敬之感。” 也可以说，迟子建的小说就像北国寒冬的炉火一样，关怀着挣扎于人世间、充分领略到寒风和大雪的痛苦魂灵。
如果仅从世俗道德或者法律的层面上进行判断，很有可能就将这种迟子建式的原谅行为视作缺少原则的温情观使然，有人这样评价《树下》：“强奸一个孤苦无依的幼女，如果这样丑陋的罪恶都可以被原谅，那么宽容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样由不可思议的宽恕所达成的温情让人无法接受，笔者认为迟子建在这部作品中的温情有泛滥之嫌。” 其实，如果真正能够站在创伤深重的个体角度立场上，这种原谅行为却带有很浓重的悲剧意味。还是以性侵为例。2017年2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由台湾游击文化出版社出版，仅两个月后，作者林奕含自杀身亡。这本带有自传色彩的书带给人们震惊、愤怒，同时也让人思考，林奕含的立场到底包含怎样的寓意，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 ，而不同意仅仅称其为诱奸或强暴。这位经受了性侵的作者在小说中运用最优美的文学语言讲述少女与强奸者之间的纠缠，从而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被性侵个体心灵创伤的复杂性。小说中的这个身心都还没有成熟的女孩试图用“爱”以及对文学之爱来解释本就畸形的强迫关系，未尝不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救赎，因为当羞愧、自责、屈辱、无助的情绪不断制造着困惑的时候，个体潜意识中总会寻找某些理由进行自我生存的保护或者说伪装。所以说无论是以“这是爱”的谎言来抚慰自己，还是在梦中完成了对历史的宽恕，都是一种带有欺骗性的心灵疗救方式，但不能否认，疗救的外表即使用美好、宽容、懊悔进行了包装，仍然充满悲凉与残忍，因为林奕含完成创作之后选择了自杀、房思琪最终成为精神病患者、七斗极其坦然地盼望死亡降临。与性侵造成的创伤一样，那些经历残忍凶杀的个体会在罪恶的余波中产生对人性的怀疑，重新回归日常的生活就如同幻象一样不真实，于是个体难以恢复正常情绪投入正常生活。与其沉浸在罪恶与消沉里，不如选择宽恕，这种宽恕不只是对罪人的宽恕，更是对自我的宽恕，这应当是迟子建创作的出发点。“由于事件的真相如此令人难以面对，创伤患者经常在重建故事的过程中踌躇摇摆。否定现实让他们感到抓狂，但毫无保留地接受现实似乎又不是常人所能负荷的。” 迟子建的创作表明她正是认识到重返的艰难，才不以常人的思维去让一个心灵世界已经不够健全的个体具备必要的道德意识和抗争意识，因为无论罪人受到法律严惩，或是不为人知地继续生活，还是已经死亡，创伤个体的心理意志已经不同于常人，伤痛已经形成。
心灵上的苦痛对个体而言通常比身体创伤更深入持久也更难愈合。不要放弃在苦痛中重生的努力，是迟子建小说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传达的一种信念。“在价值上作者首先确立对主人公及其世界（即生活的世界）的立场，而他的这一艺术立场也决定着他在文学材料方面的立场。” 为此，迟子建试图发现生活中能够激发这种努力的意象，并用她充满诗性的语言赋予这些意象以美和寓意，让它们与受伤个体的心灵交汇，从而激发出奇特的治愈能量。
有论者将迟子建的这种创作倾向称为制造“审美幻象”：“创伤经验建构起审美幻象，依靠幻象给创伤经验的平复提供了重要前提。” 的确如此，迟子建的小说就像是为黑夜航行的船只指明方向的灯塔一样，指引迷途中的人们在悲痛的时候，去发现、抓住些什么，从而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重获心灵的自然。一条叫呣唔的狗、年轻女孩子蓬勃的生命力、轻盈洁白的雪花让芦花敢于面对沉重;鄂伦春人以及马蹄的哒哒声，白卡鲁山伐木区冰天雪地的风景、孩子的天真、寂静的氛围，在白轮船上与同样伤痕累累个体的相遇，结婚后世俗生活的踏实感，是七斗在生命历程中抓住的东西，虽然到最后这些都背离了她，但却能够让七斗从创痛中暂时得到解脱。《晨钟响彻黄昏》 中的菠萝曾经做过一个奇妙的梦，她梦到在黄昏时刻听到了美妙的钟声，这一场景象征着菠萝内心深处对美好的渴求，正是这份希冀，让大学时遭遇性侵，进入社会后感受到诸多罪恶的菠萝仍然踏着轻快的步伐，始终拒绝秩序的规训，保持那份落拓不羁、追寻自由的魅力。《群山之巅》 里，安雪儿遭受强奸，对“凌辱场面的强迫性回忆，以及身体被撕裂的痛楚”，让她“茶饭不思，以泪洗面，彻夜难眠”，“她恨不能化成一块劈柴，被人填进炉膛烧成灰”，她把注意力投在不断地吃上，当一个侏儒捕捉到身体发出的生长声音时，终于能够安然入睡。《他们的指甲》 的主人公如雪因生育问题被迫离婚，再嫁后，丈夫又意外被殴打致死，再后来遇到的挖沙男人也因工事完成而离开了，但她用男人们的指甲做成了一幅画作，成为她永恒的陪伴。黄昏的晨钟、马蹄的哒哒声、鄂伦春人的自由、飘雪、生长的声音、指甲都承载着救赎的隐喻，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个体本就自觉向美好靠拢的倾向，或者让个体在苦痛中有所寄托和向往，填充因为创伤而感到虚无的心灵。
迟子建曾经为一盆野草蓬勃的生命力而感动：“当一个人的呼吸，与野草的呼吸融合在一起时，在寒刀霜剑的背后，在凉薄而喧嚣的世间，宁静与超然，安详与平和，善与慈，爱与美，就会在不老的四季中，缠绕在你的枝头，与你同在。” 迟子建赞颂生命的韧性、渴望心灵的宁静，所以也就不难理解，迟子建为什么让心负创伤的主人公重新面对过往，因为面对的过程，恰恰是个体发挥生命韧性、获得心灵救赎机遇的过程。迟子建认同这种主动性的举措，因为无论结果如何，都意味着个体还具有不轻易放弃自我的动人力量。与此同時，迟子建在小说中还用美好的事物滋养个体因创伤而干涸的内心世界，可以是外在的自然风景、声音、他者的生命状态，也可以是内在的回忆、信念，这些存在成为面对苦难的力量，成为漂浮不定的寄托，也为自我救赎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忏悔意识与赎罪
迟子建小说中一再出现“罪”这一母题，创作焦点集中在罪发生之后，罪的承担者与发起者的存在处境和心灵震动的过程，前者表现突如其来的生活、生命变故对个体心灵造成的创伤，并强调了自我救赎对于个体生命存续、回归人性自然所具有的价值;相较而言，对后者的关注就显得更复杂一些。迟子建认为：“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我特别喜欢让‘恶人能够‘心灵发现”。
也就是说，因为抱有对人性建设的愿景，迟子建并无意构造让犯罪者接受正义处罚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只能停留在是非善恶的两极判断上，而从道德层面出发表现罪人如何“心灵发现”和忏悔，为此小说中的罪人往往承担着对历史、社会的批判寓意，或者事件发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尽管个体犯了罪却仍然有人性救赎的可能，这是研究迟子建这一题材小说需要认识到的基本前提。
罪的类型有多种，与之相对应的起因也林林总总，作家在运用犯罪题材进行创作的时候，
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作家纯粹是为了书写人性之恶毒，把罪人当恶人，当然也就不会给恶人寻找任何作恶的理由和借口;有的作家也是要借罪人挖掘人性之恶，但是同时展开罪人灵魂受难、忏悔的一面，只不过并不会寻找相对外在的动因;有的作家则对人的自然本性抱有更高的期待，所以个体的犯罪动机就不一定是完全主动的，外在因素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迟子建小说中的罪人类型大多属第三种，社会问题和历史洪流常构成罪人行为发生的触动机制，在此之外，也会诉诸偶然性因素。迟子建介绍中篇小说《晚安玫瑰》时 ，这样总结赵小娥弑父的原因：“她不幸的根源，更多源自社会，而不是她的出身”，赵小娥处于底层，生活平庸，处处不如意，于是“把所有不平归咎于私生女的身份上”，在最终找到生身父亲之后起了杀意。不过在我看来，成长过程中周围人的偏见和闲言碎语让她对强奸犯女儿身份的认知保持着自我存在合理性的深度质疑和恼怒，这或许才是更充分的心理动因。但是，迟子建为个体做出冲动之事设置外在的因素并不是孤例，这表明了迟子建思考的角度和出发点。罪犯告诉徐五婆，之所以杀死了父亲，是因为自己下岗后无所事事，酒后与父亲起了冲突，才失手酿成苦果（《鸭如花》）;刘志家境过于贫穷，只是想大年夜吃上一顿饺子，才到富户郭大头家的仓房偷窃（《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梅红在革命激情下将父亲批斗至死，这包含着历史灾难带来的个体重荷（《越过云层的晴朗》）;“文革”时期的徐队长作弄小白蜡，除了误会外，还有革命时代的思维定式作祟（《西街魂儿》）;继父将宝坠打傻并不是出自本心，只是一次意外事故（《雾月牛栏》）。可以发现，这些人物并不是十恶不赦之人，行为触动带有必要的外在动因，通过这样的设置，迟子建小说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批判力度，但这并不是迟子建小说最有价值的地方，罪人在错已铸成的情况下自发产生忏悔意识，证明人性还存在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这种对人性的挖掘和拯救才是可贵的。
忏悔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愧疚之意，并自觉进行悔过。忏悔意识在迟子建早期小说中曾初露端倪，但这时的忏悔是作为反思的对象。《到处人间烟火》 中，每年腊月二十九，祖母会拿出祖传的鞭子来训斥孩子，让孩子忏悔自己做过的错事，但迟子建微妙地指出威严、恐吓之下的约束具有不可避免的有限性。其实，真正的忏悔是个体自由意志的行为，而非外在权力、世俗压力下的妥协和反省。一旦外在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忏悔的发生就不是心灵深处震荡的结果。有论者认为忏悔是自我良知的发现：“良知的召唤使得责任成为使命，这个使命不在心灵之外，不是他人或权威耳提面命来告诉我们说，必须做某事，而是内心深处存在一个声音，我们有能力倾听到它，它是我们的使命。” 就是说忏悔需要生发于个体内心深处，而不是因为世俗道德的谴责或孤立，也不是因为权力的威吓作用。罪犯越狱后不想远走高飞，只想到父亲墓前忏悔，再接受应有的罪罚;刘志为自己的偷窃行为感到可耻，于是剁掉了自己的三根手指;梅红远离家乡，以孕育的方式赎罪;徐队长在小白蜡死后自责不已，形体也消瘦枯萎了;宝坠的痴傻让继父终日以泪洗面、抱悔而终。在这些小说中，忏悔意识都是个体在没有外力作用下萌生的，是个体良知的觉醒，但是这个萌生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个体内心是否经历了挣扎、怎样挣扎却不是迟子建创作的重心，因为限制性的叙述人称、方式的选择将这样一个重要的部分变成了小说的后景。
缺乏灵魂深处的对话和震颤就会显得罪人的自我忏悔过于果断和干脆，而“文学作品表现的忏悔，虽然也强调良知的绝对责任，但它并不绝对谴责个人，同时它表现内心冲突的过程比达到一个结论更重要。” 从这一点来看，《晚安玫瑰》 相较而言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这主要归功于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那么忏悔的发生变成了内心紧张、冲突、矛盾后的产物，人性的复杂也就能够得到更深刻的表现。赵小娥在决定复仇后设想了诸多杀人计划，最后选择了最能保全自己的方法，虽然设想完美，但真要将父亲推入江中的时候却丧失了行动力：“可不知久坐的缘故还是惊恐，我的腿打著哆嗦，挪不动步。”这表明赵小娥在实行复仇计划时，下意识里还是处于一种犹豫的状态，如果她下定决心就很有可能直接奔冲过去，毕竟她已经演练了多次，但是当父亲追溯过往的时候，她竟觉得找到借口能够坐下，因为她已经站不住了。间接促成父亲的自杀后赵小娥陷入了良知的问询，她成了她自己的审判者，处于灵魂的挣扎之中，一方面她为自己辩护，在内心深处拒斥“罚”的发生，因为父亲是强奸犯，奸污了母亲，并给自己带来了终生的“原罪”与屈辱感，所以她并不认为自己有罪，父亲理应受到惩处。这种拒斥看似是想要同自己和解，实际上却难以和解，因为良知的力量又不断让她神思恍惚，心灵在激烈冲突中逐渐分裂。
可以说，《晚安玫瑰》在主题深处的寓意与19世纪经典文学《罪与罚》有些许相通之处，因为两者都包含着罪与非罪、正义与良知的冲突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之后经受“精神苦刑”，从而抛出了多个有着矛盾张力的话题：社会正义与个人良知、“超人”理论与人道主义、救赎与宗教精神。但陀氏的深刻主要还是在于他把重心放在主人公异常状态下的心灵奔突上，因为主人公用他自己制造的一套理论抵抗世俗法律所代表的公平、公正的同时，又的确陷入了心灵的痛苦中，就如鲁迅的评价：“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 能够发现，当作家立足于作为个体心灵的维度来呈现“罪”的时候，就抓住了一个能够真正进入文学世界的法门。比较可惜的是，迟子建选择了中篇的体量，而心灵的矛盾和受难也只是占据了很小的篇幅，不过正是这很小的篇幅，显示了迟子建在罪与罚之间触及人性深处的潜能。
忏悔之于中国历史与当下，都不属于主流的在场性存在。李建军这样评价：“中国正统文化从来就缺乏成熟的忏悔伦理和自觉的忏悔习惯。” 传统儒家文化认为个体应当把握此岸世界而不是向往彼岸世界，这种强调入世哲学的文化传统让个体更为注重此在的生活和快乐，而缺乏超越性的忏悔意识。而在当下这个被现代市场经济重塑的中国，个体越来越看重自我利益和满足，人际关系逐渐冷漠、疏离，谦虚都时常被揶揄、调侃，更遑论忏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迟子建将忏悔意识的生发视作个体回归自然人性的必然路径，正是对忏悔意识的认同和强调，也是迟子建小说重要的价值品格。
三、回归人性自然
迟子建出生于中国的极北之地漠河，在这个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冬天的北极村，迟子建度过了她寂寞却不孤单的童年。这里虽然天寒地冻、人烟寂寥，但是有冰雪覆盖的壮美与苍茫，有漫山遍野的醉人都柿，有神秘而壮阔的鱼汛，有浩浩荡荡的跑冰排，有原始而丰饶的山林，有大自然中渺小而又温暖的世俗人情，有亲自拖回的烧柴燃起的熊熊炉火，有炉火边的神话故事等等。极地的自然与自然的极地滋养了迟子建的心灵，也成为迟子建生命观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启蒙：“我对文学和人生的思考，与我的故乡，与我的童年，与我所热爱的大自然是紧密相连的”，“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他们也许会有种种的缺陷，但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从人性的意义来讲，只有他们才值得永久地抒写。” 由此可见，“自然与人”是迟子建小说的重要母题，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迟子建小说中塑造了如此多具有灵性生命的人物形象，像生活方式原始的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还未经社会文明改造的儿童、少年，因智力障碍别有一套思维方式的傻子，都是迟子建因着这种生命理想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
从这些形象中能够解读出两点含义：第一，现代文明对个体自然天性的改造和约束，迟子建持有质疑的态度;第二，迟子建认同“性本善”思想。这两点意味着迟子建对自然人性的期许，即迟子建强调个体生命的本真状态，这种本真状态是美与善的。在这样的生命理想、创作观、价值观的影响下，迟子建涉足“罪与救赎”领域的时候，便侧重于因罪而迷失本真的个体，他们心灵上的罪得到洗刷、创伤得到疗救的必要意义和途径，也可以说，这是迟子建为处于迷途中的个体提供返还心灵的自然、宁静所创作的启示录。当迟子建开始进入创伤个体的心灵世界的时候，就将道德、法律评判搁置，站在个体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获得自我救赎的立场上;而当迟子建进入罪人内心世界的时候，也愿意倾听个体忏悔的声音，给他们救赎的机会。这种文学创作倾向与迟子建理想人性的建设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写罪发生后个体的人性救赎与塑造灵性生命的价值旨归是一致的，都指向人性的自然。
创伤个体、罪人的心灵救赎，虽然都是迟子建关注个体精神建设而书写的主题，但两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尤其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前者能够占据道德的高点，但后者就很容易引起争议，尤其是涉及“弑亲”“杀人”“性侵”这类性质十分恶劣的罪行，因为面对这类沉重话题的时候，人们的情绪和道德意识就显得格外激烈和严苛。“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止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 这就意味着，当这样的罪人于内心深处产生忏悔意识的时候，原谅还是不原谅的道德问题就变得很棘手。当然，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常常摆脱习惯、经验，给人们呈现一个开放性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可能性要大于必然性，事物的多面引发人们的思考，而不只是为了做出是非善恶的最终决断。所以，迟子建在小说中书写这种极端现象的时候，罪与罚之间会产生更大的张力，给予人们思考人性复杂性的空间，比如《群山之巅》中的唐眉，她因为嫉妒而毒害了自己的同学，这是人性之恶，而她同时也将自己打入了地狱，并决定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又表明人性之善还没有完全泯灭。不过，迟子建受到人性本善的影响，作为“隐含作者”的叙述态度有时就过于理想主义，打破了罪与罚的基本道德尺度，从而带来了一些局限性。
《蒲草灯》这篇小说很特殊，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这种叙事选择对于表现主人公内心世界是有优势的，迟子建抓住了这一点。“我”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五舅后开始逃亡，路途中备受屈辱、恐惧的煎熬，眼前浮现血腥的场面、梦里死去的人又回来哭诉、无方向的奔跑、傻笑停不下来、时常小便失禁，这些都在折磨着“我”。“没人追捕我，可是我下意识地总是要逃跑。”“我尤其不敢在月光下看自己的影子，它总会让我冷汗频频。”“跑累的时候，我坐在地上，会不由自主地嘻嘻笑上一刻。越笑，我就越觉得寒冷。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笑声了。”这篇小说的特殊之处除了人称的选择外，还在于迟子建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给“我”寻找外在的杀人理由，“我”完全是出于受到背叛后產生的嫉妒、怨恨情绪影响，并且是有目的地杀人。虽然迟子建隐含作者的身份主要专注于“我”犯罪后的心理发展过程，没有直接表露出对“我”的同情，但“我们对隐含作者的感觉，不仅包括所有人物的每一点行动和受难中可以推断出的意义，而且还包括它们的道德和情感内容。” 那么当设置的另外两个人物——骆驼和五舅母，他们的忍让、宽容让“我”顿时感受到自己的罪恶，还是表明了隐含作者对人性的宽容理解以及对心灵自然的强调。只不过，这种顿悟式的转折和决定以死来换取最后平静的做法，还是显得过于突兀和容易。
如果说《蒲草灯》中“我”的塑造还意味着迟子建平衡了罪与罚的天平，那么美奴、陈东和辛欣来 的塑造则倾向于一种失衡：迟子建偏向理解罪人，呈现引发罪的外在原因，而不是强调个体应当背负的道德罪责。尤其当这种叙述态度面对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犯罪个体的时候，就让小说在善与恶之间的界限、转换变得模糊、轻飘。处于青春期的美奴对疯癫母亲与白石文老师之间的暧昧关系感到焦虑而痛苦，于是夜里有计划地将自己的母亲推入江中。这一过程，隐含作者侧重于书写引发美奴谋杀的外在推动力量，比如难听的闲言碎语、与同学的矛盾和冲突。虽然美奴告诉白石文自己是一个有罪的孩子，看似具有了忏悔意识，而且美奴最后成了孤儿，但这初步的良知唤醒以及最后的悲惨境遇也难以让人产生对美奴的同情。十九岁的陈东因看到小暖和他人的苟合而备受性欲折磨，于是三次实施强奸，最后一次被抓入狱。“评定一篇小说就像了解一篇小说一样，必须把那种用来体现主题的技巧也考虑进去。” 隐含作者通过宋师傅把陈东犯罪的原因归结到住进了“泥霞池”那样混乱的地方，又设置了小暖的原谅和自责，尽管陈东在监狱里从内心深处幡然醒悟，但他的悔悟不是意识到对他人造成了什么伤害，而是觉得性爱本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自己强奸女性是愚蠢的。这样一来，隐含作者的叙述态度就将叙述重点转移到外在环境上来，而不是个体本身的欲望、良知之间的冲突上，那么也就消解了罪与罚应该具备的真正内涵。《群山之巅》的第一章“斩马刀”以辛欣来弑母、强奸作为结尾，但隐含作者让这样一个角色承担了历史、社会批判的责任。能够发现，把“文革”造成私生子命运的坎坷、社会不公、公安局的暴力执法作为辛欣来犯罪背后原因时，就遮蔽了个体的道德问题。不能否认，隐含作者借安平已经表明了立场：辛欣来是一个“灵魂彻底腐烂”的人，不过，辛欣来的心灵腐败，并不是社会、历史问题就可以概括的，愤怒、欲望、嫉妒这些人性的阴暗因素没有得到更突出的表现。
总而言之，这种现象的产生还是源于迟子建对人性善恶的态度，她说：“我从来没见过狰狞的鬼，却遇见过狰狞的人。” 但她也说要把“一个丑恶的人身上那唯一的人性的美挖掘出来” ，“写人性在恶中，像祈求月亮一样地向往善，领受它的光明，对我来说是心动的。” 迟子建深知人性恶的一面，也并不否认人性的复杂，不过她并不放弃人性，她试图写出人性归于美、善、本真的可能。王彬彬曾经提出作家对待人性丑恶和人类生存状况的卑污的三种态度 ，迟子建就属于第二种：“面对这种现状痛心疾首，苦苦探索着这种现状能否被改变以及怎样才能改变”。这样的叙述态度表明了迟子建对人性向善、向美的期望值，不放弃任何个体获得救赎的可能性。所以就算写到辛欣来这种心灵已经彻底腐败的人物，迟子建还是认为社会、历史问题是罪恶的根源，但是问题是罪与罚的真义，不在于是什么引发了罪，不在于是否能够获得他者的原谅，而在于个体良知的真正唤醒，对罪的真正的道德体认，以及自发与持久的忏悔意识。
四、结语
能够谈到“罪”的领域很多，也存在专门的犯罪学学科，而罪之于文学而言，是可以很好地进行利用的故事素材，但是“一旦小说放弃它的那些主题而满足于讲述故事，它就变得平淡了” 。那么从创作早期“罪”作为小说中的关键情节开始，迟子建时常将目光投诸围绕罪而生发的创伤与治愈、心灵忏悔、救赎方式等方面，的确抓住了文学应当深入“罪”这一领域的观照角度，因为这些涉及罪发生后个体产生的心灵震荡。迟子建能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中，保持自身精神和创作的独立与自足，通过“罪与救赎”题材小说执着地去探索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展现他们的伤痕、痛楚、罪罚、欲望、忏悔，并通过艺术的笔法探索救赎的方式，以期完成自然人性的回归与建设，这种创作与努力在当下这个娱乐至死、金钱至上、欲望本位的社会，在众多迷茫困乏、空虚无力、焦虑浮躁而难寻出路的个体面前，无疑是重要的。
迟子建曾经写过三篇关于“洗澡”的小说，洗澡除了洗净身体外，还象征着洗净心灵上的铅华、尘垢、痛楚;进入澡盆，就像“置身母亲的子宫，可以回到人类的童年”，重新获得心灵的本真状态，但迟子建也承认：“你努力洗掉的尘垢，在某个时刻，又会劈头盖脸朝你袭来。但无论如何，我依然会怀揣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欣赏暴雨后天空那辽阔的晴朗。” 这意味着迟子建对个体心灵回返自然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毅力和乐观，虽然这种理想主义有时会让“罪与罚”之间的张力难以承受道德的拷问，但是“罪与救赎”题材小说还是显示了迟子建进入个体内心世界的才能，也显示了一个作家严肃的创作立场和关怀个体生命的创作追求。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注释】
迟子建：《失去了“热血”，作家还剩下了什么》，《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
迟子建：《作家的那扇窗》，《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0页。
[以]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迟子建：《树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美]朱迪斯·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陈文琪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此后未加注释的小说文本都来自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和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迟子建中篇小说编年。
[以]阿维夏伊·玛格丽特：《记忆的伦理》，贺海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迟子建：《火炉闲话》，《光明于低头的一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王晓艳：《迟子建小说中的罪与罚》，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林奕含于2017年4月19日接受专访视频。
[美]朱迪斯·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
[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1卷），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第302页。
张良丛：《创伤的言说：迟子建小说中创伤型人格探究》，《北方论丛》2016年第1期。
迟子建：《晨钟响彻黄昏》，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迟子建：《群山之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迟子建：《他们的指甲》，《炖马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野草的呼吸》，《迟子建散文系列·总序》，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1期。
迟子建：《时间之河的玫瑰》，《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迟子建：《到处人间烟火》，《迟子建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9页。
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112页。
迟子建：《晚安玫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鲁迅：《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李建军：《忏悔伦理与精神复活——论忏悔叙事的几种模式》，《小说评论》2006年第6期。
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8-69页。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版，第9页。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68-69页。
分别是《岸上的美奴》《泥霞池》和《群山之巅》中的人物形象。迟子建：《泥霞池》，《北京文学》2010年第6期。
[美]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华伦编：《小说鉴赏》，主万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页。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花城》1998年第1期。
张玲、迟子建：《要把一个丑恶的人身上那唯一的人性的美挖掘出来——迟子建访谈录》，《山花》2004年第3期。
迟子建：《罪恶，一样抵达鸟语花香之地》，《北京青年报》2015年2月6日。
王彬彬：《残雪、余华：“真的恶声”？——残雪、余华与鲁迅的一种比较》，《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版，第107页。
迟子建：《静止航行的船》，《迟子建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