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除了是两岸文化交往的平台和桥梁，也是西方与内地文化交流的平台和桥梁。
香港还是国际文化交流的枢纽，香港在内地开放后，是内地外访及国外文化人访中国的中途站。海峡两岸被西方称作“铁幕”的年代，即由1949年─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止的30多年间，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桥梁的角色。
香港地位特殊，自从1997年回归内地后，在“一国两制”模式下，言论、出版、信仰还是相对自由和开放的，这使她可以兼容并包，也可以保有她文化桥梁和文化窗口的作用。
关键词：香港;国际文化窗口;大湾区
一、一座玲珑的文化桥梁
有人说，香港是一扇开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东南西北风，我说，香港也是一座娇小玲珑的文化之桥，中国通过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过她，可以走向中国。说香港娇小，是对地域、人口而言;说香港玲珑，因她是通透的、明彻的。
海峡两岸被西方称作“铁幕”的年代，即由1949年─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止的30多年间，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桥梁的角色。
这里说的铁幕，在实际意义上，不纯是指内地，中国台湾在文化思想领域上，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全国文化特别是文学作品也是采取闭关政策。
后者在“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下，把来自对岸的文化及至香港文化也视作洪流猛兽，严禁入口。
香港在两岸之间实际上起了纽带的作用。
在那个年代，有不少香港人回内地探亲，把中国台湾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迂回地传达到内地;相反，也把内地的文化信息，特别是“五四”以迄的新文学作品，如鲁迅、冰心、巴金、钱锺书、王辛笛、卞之琳等中国台湾违禁的作品，从香港悄悄地捎到中国台湾。
这种情况，一直到中国台湾于1991年解除“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为止。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台湾的柏杨先生曾委托我代组织“当代中国大陆文学系列”，包括贾平凹、韩少功、莫言、王安忆、舒婷、冯骥才、史铁生、陈建功、张承志、刘心武、 郑万隆等当代大陆新锐作家，首次登陆宝岛。
这些稿件我通过在内地的陈建功兄代组织，全部通过香港的我中转的，那个时候，两地仍未通函，柏杨出版这套书也是有政治風险的，因为中国台湾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仍未解除，有“通匪”之嫌。
二、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
香港除了是两岸文学交往的平台和桥梁，也是西方与内地文学交流的平台和桥梁。
香港在50年代到70年代，在冷战时期，左右翼意识形态壁垒分明，涌现不同政治背景支持的文化刊物和文化出版物。
如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新闻处赞助的今日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美国及西方思潮的出版物。
张爱玲的反共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她自称是在美新处授权下写的。
这些有政治背景的刊物和出版物，文化类特别是文学艺术，是其中主要的统战手段。当时针对学生和年轻人办的刊物《中国学生周报》，是由美方津贴的友联出版社支持的，1952年创刊，1974年停刊，共办了22年;另一份读者对象是青少年的《青年乐园》，60年代创办，70年代被港英当局勒令停刊，隐有中方背景。
特别是前者，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当代文学思潮（主编是文化界人士，如余英时、胡菊人等），孕育了如西西、也斯等重量级作家。
至于后者，则凝聚了一大批继承新文学创作传统的作家，知名作家如舒巷城、金依、海辛等。
值得一提的是，左翼《新晚报》副总编辑严庆澍、笔名唐人（另有笔名阮朗，经常在《海洋文艺》发表小说）写了8集共230万字的《金陵春梦》，是记述蒋介石父子发迹的小说，一时洛阳纸贵，十分畅销。
此外，针对文艺爱好者的刊物，还有《文艺世纪》（负责人张千帆）、《海光文艺》（罗孚主编）、《海洋文艺》（吴其敏主编）、《伴侣》（李怡主编，王鹰主办）、《八方》（古苍梧主编）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中方背景的;营销香港而具有中国台湾背景的刊物则有《纯文学》（林海音主编）、《现代文学》（白先勇主编）等。
民间办的文艺刊物，由徐速在1965年12月间创办了《当代文艺》，影响颇大。
《当代文艺》每月出版一期，每期收入小说、散文、杂文、评论、诗歌等，徐速写的著名长篇爱情小说《星星月亮太阳》曾在这本杂志连载，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广受欢迎。《当代文艺》迄至1979年4月终刊，总共出版了161期，为期13年又4个月之久，创下了当时内地及中国台湾以外纯文学刊物历史最悠久的纪录。
20世纪40年代承继内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诗人马朗南下香港，于1956年创办了《文艺新潮》，此后再与昆南、叶维廉、王无邪创办《新思潮》（1959年），前两份杂志先后停刊，1963年李英豪、昆南、文楼创办《好望角》（文艺半月刊），介绍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及理论，咸认为是香港前卫刊物的佼佼者，当时在香港、中国台湾及海外享有盛誉。
这本杂志只出了13期便因经费问题宣告停刊。
香港芸芸文学杂志中，其中于1980年6月创办的《素叶文学》，曾起过较大影响，唯出版了4年后于1984年宣布停刊，10年后1991年7月复刊，迨至2000年12月停刊，共出版了68期，其间出版的《素叶丛书》（十四卷），在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中间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其作者包括董桥、也斯、淮远、西西、钟玲玲、辛其氏、吴煦斌等。
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香港报刊辟有文艺园地，较有代表性的有戴望舒，他在日治时期为香港《华侨日报》编过《文艺周刊》，为《香港日报》编过《香港文艺》，他在《星岛日报》主编的文艺副刊“星座”刊登不少海内外名家文学创作作品，影响颇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台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辟有浅水湾文艺版，主编刘以鬯介绍了不少西方文学思潮及作品;内地背景的报刊《文汇报·文艺版》，先后由罗孚、曾敏之主编，则介绍了大量写实主义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刘以鬯于1985年创办并任社长兼总编辑的《香港文学》（背景为国务院侨务办）是一份纯文学杂志，迄今已37年。2000年，刘以鬯因为年事已高被辞退，由陶然接任，2018年陶然退休，由周洁茹接手，现任总编辑为游江。
香港在20世纪60年代，有不同政治背景的中学、大专院校，也纷纷成立文社，由学校爱好文学的学生自动组合。其间香港文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少说也有100多个。有介绍西方文学思潮、引入现代创作手法的作品;有承传“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手法的作品;大都是油印（刻蜡版）的刊物，在香港广大的中、大学生中间流通，蔚成文社潮，是产生香港本土文学和作家的滥觞。
我当时也在就读的中学与一班志同道合、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了“豪志文社”。
三、战后文化杂志
严格来说，战后香港文化性杂志并不多，以较正规的文化杂志来说，可以说有四份，包括《明报月刊》《大人》《大成》《春秋》。
《大成》《大人》《春秋》和《明报月刊》杂志在香港诞生，可说是一框奇异的文化风景。
前三本文化杂志，都是由1949年后避居香港的民国文化人创办，创刊于1958年7月的文史杂志《春秋》，是曾任国民党军官姚立夫主办的，他在香港开了一家毛织厂。《春秋》最初30年的作者很多是前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及心腹，包括张发奎、陈克文、黄旭初、李汉魂、曹汝霖、陈孝威、李璜、汪希文、金雄白等。
作家阵容亦包括大批著名文化人如易君左、任毕明、南宫博、曹聚仁、高伯雨、简又文等。
创刊人姚立夫在发刊词宣示《春秋》的立场是“不偏左，也不偏右，更不是什么中间，我们说的只是中国人民想说的话”。
香港的艺文掌故类的期刊比较有名的除了《春秋》，还有《掌故》，后者在1971年创刊，1977年6月停刊，主编是岳骞（何华骅），刊登不少民国遗老遗少的口述历史及艺文掌故。
在台湾有《传记文学》，也销来香港。
踏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春秋》的内容未能与时并进， 作者读者渐渐老去，销路很少，变成了同人杂志。
2006年6月，姚立夫病逝，姚夫人伍淑媛独挑杂志社重担，此时《春秋》销量跌至只有1000份左右。一批老作者不断鼓励姚太继续撑下去，除了不支取稿费外，还酌量作金钱上支持。
专研近代史、香港商人李龙镳给予大力支持，他和姚太合力支撑《春秋》。
这本曾号称是香港最长寿的艺文杂志，历经64载的岁月风霜，终于2021年7月宣布停刊。
《大人》杂志创刊于1970年5月，1973年年10月停刊，前后出了42期。《大成》是紧接着《大人》出版的，于1973年12月创刊，也没有发刊词，这两份杂志同样是标榜文史、艺术的综合性杂志，共出262期，于1995年停刊。
主编都是沈苇窗，刊物的风格也完全一样。
这两份杂志以《大人》内容较丰富，共有120页，相反地，《大成》只有80多页。
后继者《大成》，比《大人》减了逾三成的篇幅，也许与创刊人沈苇窗个人有关系。
成本不断增高，加上沈苇窗年事渐高，是其主要的缘故。
这两本杂志的作者大多是海内外老一辈文化人，作者阵容也不弱，计有作家、诗人：包天笑、林语堂、赵叔雍、曾克耑、梁实秋、易君左、苏雪林、梁寒操、台静农、徐、姚克、胡兰成、谢冰莹、吴鲁芹、唐鲁孙、夏元瑜、李猷、宋训伦、潘受、祝秀侠、赵聪、南宫博、程靖宇、成仲恩（鲍耀明）、胡士方、琦君、思果、高陽、白先勇、徐速、古龙、倪匡、李敖、林太乙、林文月等。
内容以随笔、诗词和回忆为主。
除上述题材外，这两本杂志还以较大篇幅刊登艺术图文，包括绘画、戏剧、曲艺、电影和流行歌曲，文字和画页涉及以下艺术家：张大千、溥心畬、林风眠、朱省斋、黄君壁、郎静山、王壮为、赵少昂、庄严、鲍少游、王已千、陈定山、李北涛、沈苇窗、李霖灿、蒋彜、傅申、周士心、江兆申、喻致贞、丁衍庸、张佛千、张目寒、吴俊升、刘国松、齐如山、孟令辉（孟小冬）、周志辅、齐崧、陈蝶衣、屠光启、章遏云、新马师曾、郭小庄、卢燕、无闻老人（笔名）、芝翁（笔名）、燕京散人（笔名）等。
1980年后，大陆的作家和艺术家开始在《大成》发表作品，主要的大陆撰稿人有：郑逸梅、谢稚柳、钱君刍、王个移、黄苗子、周练霞、林北丽、魏绍昌、许姬传、周汝昌、许寅、汪曾祺、张铁铮、 徐城北、刘喜奎、侯喜瑞、张允和、叶浅予、俞正飞、小翠花、王映霞、梁谷音等。
这两本杂志由老板也是主编的沈苇窗独力支撑，成本较轻，销路所知也不过是一两千份，但仍能勉强维持了25年，可谓奇迹。《大成》是1995年老板沈苇窗辞世后才宣布停刊的。
《大人》到《大成》都是一人办的刊物，主编沈苇窗把编务、发行拢于一身。《大人》和《大成》创刊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于《明报月刊》之后，后者是1966年创办的。
四、金庸创办的长青树《明报月刊》
1991年我开始接手主编《明报月刊》，也拨出约四分之一版面刊登海内外文学作品，如十方小品、文学评论、文学活动信息。
《明报月刊》是金庸于1966年创办的，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金庸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创办了《明报月刊》，希望借此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
《明报月刊》其实是一份相当温和的杂志。由金庸亲自写发刊词。特别提到《明报月刊》坚持客观、独立、自由的信则：“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
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
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
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都决不偏袒或歧视。
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决不作任何国家、政党、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
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明报月刊》希望成为一个辩论和探讨问题的园地。
并不是它已经有了一套信念，因而借这个刊物来加以阐释和宣传。”
《明报月刊》逾半个世纪是目前海内外硕果仅存的综合性文化杂志，经历了八任主编。
第一位主编是明报企业的创办人和《明报月刊》创始人查良镛，其后是胡菊人、董桥、张健波、古德明、潘耀明、邱立本、古苍梧、潘耀明，潘耀明先后两度接任编务，迄今已达27年。
《明报月刊》创办到今天，已有56年历史，是海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化杂志，读者主要是知识界、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以及海内外大学图书馆、汉学研究机构。
《明报月刊》享有盛誉，是海内外高端文化平台，对推动中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着不可取替的作用。
《明报月刊》几乎是针对海内外文化名人开放的园地，作者名家如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初的伤痕文学、陈若曦写的如《大青鱼》《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都是70年代在《明报月刊》发表的。
其后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在中国台湾《联合报》连载，因政治原因被腰斩，也是在《明报月刊》全文登载的。
此外，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内地的无名氏（卜乃夫）辗转托人把《金色的蛇夜——续编》带来香港，于1979年9月至1980 年5月在《明报月刊》连载。
我曾在内地的文化研讨会上谈到香港民间文化杂志，凝聚了一大批海内外知名作家、艺术家、文化人，它们之可以生存，都是以极少的人力资源和尽量少的经费来经办的。
内地的行家听到香港文化雜志人员只有一两个或三四个，都啧啧称奇，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却在香港产生了，文化在商业社会大石挤压下，仍然寻缝觅隙地在大石下探出头来，令人惊艳不已！
除了民间的出版物，香港的中资出版社如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不少内地文化人和作家的作品;当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及美国新闻处，是美国在远东投下最多资源的官方机构。
美国新闻处辖下的今日世界社和友联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大量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作品，其中翻译了大量美国当代作家为主的文学作品，他们高薪聘请了一些香港的知名文化人如戴天、董桥等主其事，并凝聚一批知名翻译家如夏济安、思果等从事翻译工作。
这对香港人，和通过香港这一桥梁辗转传到的内地读者了解西方的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起过积极作用。
五、国际文化交流的枢纽
1949年后，大陆与中国台湾、西方交往并没有直接通航交通工具，香港为其中转站。
1986年，由内地出访美国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由当时中国作协党委书记冯牧带队的，其成员包括张洁、蒋子龙、冯强等，就是经过香港辗转飞美国的;还包括后来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等作家代表团赴中国台湾访问，由于两岸仍未通航，来回中国台湾也是经过香港，他们经香港都是安排由香港三联书店负责、由我具体接待的。
1979年，在美国中西部的爱荷华大学举办的“中国周末”（由聂华苓、保罗·安格尔主办），轰动中外，海峡两岸作家因政治原因隔离30年后、在这里第一次（自1949年后）相聚，与会的内地作家萧乾、毕朔望来回路程，也是经过香港转赴美国和返北京的。
其后艾青、王蒙、丁玲、吴祖光等赴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The University of Iowa），都是以香港为中途站的，也是由我出面接待的。
两岸未开放三通后还没有直航期间，两岸的作家和文化人也是通过香港这一枢纽的。
香港还为海内外作家提供丰富的发表园地，如《海洋文艺》便是一例。
具中资背景的《海洋文艺》于1974年创办，先出试刊，然后是双月刊，继而是月刊，约200页。
内容主要是小说、散文、随笔、诗歌、评论、译文、文坛资料等，1975年开始改为月刊，直到1980年结束为止。1978年中国内地开放后，被埋没已久的老作家纷纷得以解放，这一期间的《海洋文艺》刊载了不少知名作家的作品，如沈从文、吴祖光、施蛰存、赵清阁、卞之琳等的作品;诗歌方面有艾青、蔡其矫、郭风和年轻诗人舒婷的作品。
六、率先整理文库
内地刚开放，反映现实题材的百废待兴，新时期的文学异军突起，蓬勃一时。
但是对于整理古代、近代、现代的文学工作，却少人问津，有见及此，利用大陆的资源和香港的出版优势，香港在这方面可以说起过主导作用。
我从1980年到1991年，负责香港三联书店编辑部。
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参与策划编辑共有15套文库，其中，1980年我们曾与广州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开香港与内地合作出版的先河。
当年，我原有一个大胆设想，拟出版一套《世界华文文学大观》，先是化整为零，最后配龙成套。
当时这个设想获总经理萧滋的支持。
我们先后与内地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历代诗人选》《历代散文选》《现代中国作家丛书》等。
我们原来的计划是想把现代中国作家扩展到当代中国作家，加上已出版的《香港文丛》《台湾文丛》《海外文丛》汇合为《世界华文文学大观》。
《海外文丛》则是我1983年到纽约大学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在美国组的书稿，共出版了约40个海外华人作家的选集。
后来我因转任《明报月刊》主编，离开了三联书店，这项计划被搁置了。
不管怎样，香港在20世纪40年代以迄，肩负着中外、两岸文学的交流的桥梁，她的地位和重要性没有人可以取替。
后来我还策划了一套《二○○○年文库──当代中国文库精读》，出版20位海内外华文作家的作品，他们是：王蒙、王安忆、史铁生、北岛、李锐、池莉、余华、高行健、陈染、莫言 、张承志、张炜、贾平凹、残雪、舒婷、刘再复、刘震云、刘索拉、韩少功、苏童。
当时高行健、莫言还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我主管明报出版社出版的。
此后，我还策划出版《世界当代华文文学精读文库》（由《明报月刊》与新加坡青年书局联合出版），我们（与新加坡诗人原甸当策划编辑）发起了一个由28位来自海外大学的文学教授、专家、学者组织的编委会，他们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教授、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和陈平原教授，以及台湾著名报人、 诗人瘂弦和中国台湾评论家、国立中央大学中研所教授兼文学院长李瑞腾教授，还有旅美作家刘再复教授、上海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等，由他们选出50位海内外华文作家，以获得编委会票数最多的50位作家为准。50位作家包括：王蒙、王安忆、白先勇、朱天文、余华、余光中、李昂、李锐、洛夫、高行健、张炜、莫言、残雪、冯宗璞、冯骥才、黄春明、董启章、刘以鬯、刘再复、迟子建、阎连科、韩少功、聂华苓、铁凝、王鼎钧、黎紫书、张晓风、虹影、贾平凹、章诒和、 苏童、也斯、林文月、舒婷、刘震云、陈若曦、邵燕祥、张承志、苏伟贞、阿来、林白、史铁生、格非、马原、严歌苓、余秋雨 、施叔青、杨炼、北岛、瘂弦。
值得一提的是，贾平凹的《浮躁》获美国美孚飞马奖，于1991年10月在香港授奖，由我以香港作家联会的名义、代表香港美国飞马奖委员会颁发给贾平凹。
七、华文文学交汇之地
香港也是华文文学的交汇之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躲避战火及拘捕，不少进步艺术家、作家南来避居香港，此后经中国几次政治活动，也有不少南来作家避难并移居香港。
如萧红、端木蕻良、戴望舒、许地山、徐、张爱玲等，南来作家其中还包括了金庸、刘以鬯、叶灵凤、曹聚仁等。
此外，海外及台湾作家经常在香港講学，参加文学活动也不乏其人。
鲁迅一生中曾三度到香港，他著名的讲题：《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就是在香港女青年会讲演的。
有见及此，大约在1991年，在曾敏之、刘以鬯及本人的倡议下，曾发起在香港成立“世界华文学联会”，并在香港举办了成立的筹备会议，当年的中文大学校长、获聘诺贝尔物理奖的高锟，曾亲自在筹备会议上致辞，认为在香港组织“世界华文学联会”是适时和具深远意义的。
可惜联会因资金问题，迟迟未能成立，直到2006年12月，才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正式在香港成立。
世界华文文学联会立足香港，面向世界，整合了海外30多家文学社团，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华文文学社团。
在翌年即2007年，我们还出版了大型文学杂志《文综》季刊，目前已出版了58期。
刊物除了刊登来自世界各地华人作家作品之外，日本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把他与美国学者朗诺·波思克、杰尔·迈尔森合著的《再造华登湖：东西方论美国文艺复兴》中文版给予《文综》于2010年3月起独家发表，令人鼓舞。
香港地位特殊，自从1997年回归内地后，在“一国两制”模式下，言论、出版、信仰还是相对自由和开放的，这使她可以兼容并包，也可以保有她文化桥梁和文化窗口的作用。
诗人艾青曾说过：“华文文学不但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非常丰富的传统。
华语是一个表现力极强的语种。
华文文学可以和世界最优美的文学媲美。” 他又说：“文化像水，像空气，是会流动的;文化在交流中产生影响。
只要善于吸收，善于借鉴，就会发扬光大。”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是以经济发端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文学是文化的精灵。正如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所以今天提出文化大湾区的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
然而，作为大湾区的国际文化交流枢纽的香港，过去以迄，大多数文化活动都在民间进行，港英当局及特区政府并没有给予额外的资源和加以推动，我曾说过，由于过去“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对香港文化的漠视，相对北京、上海、东京、巴黎、纽约、伦敦等大城市，香港充其量是一个商业大都会，而不是文化大都会。北京有规模宏大的文学馆，日本每一个县、市都有文学馆，独香港阙如。香港回归后，30多位香港文学界知名学者、作家、文化人曾呼吁在西九建立香港文学馆，但特区政府一直不予回应。17年来，发起人之中的饶宗颐、刘以鬯、也斯等11位作家、学者、文化人已先后去世，香港文学馆仍如空中楼阁，渺不可及，令人浩叹！目下国家赋予的香港作为国际文学艺术交流中心地位，刻意加强香港在世界的文化艺术的地位。2021年12月27日，由暨南大学一国两制基本法研究院与香港紫荆杂志、联合出版集团举办了“大湾区文化融合与港澳融入论坛”，原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副主任杨健认为粤港澳三地文脉相亲、文明相连、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为三地的融合创造了条件，我相信将加强香港作为国际文化港口地位和文化桥梁的交流作用，使这颗具有丰富的文化涵养的东方之珠越益璀璨明艳！
作者单位：香港作家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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