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慧
摘要：《我的阅读史》于2017年修订后再面世，即成为洪子诚学术作品集中较“新”的一部著作。这固然有时间上的优势，比如较之2011年的初版而言，再版本在篇目上就已有所增删。但《我的阅读史》之历久弥“新”，根本在于洪子诚在处理“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这一关系问题的微妙变化上：仍然是“文学—社会”的历史研究方法，将作品和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查，只不过这里将“文学史”具化或深化为“阅读史”，而且是“我的阅读史”，讨论的实际上是作者在将个体阅读经验“历史化”的过程中，如何“清理”“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的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洪子诚的“阅读史”，同时还是作家的“个人心灵史”、社会的“历史备忘书”。
关键词：洪子诚《我的阅读史》个人心灵史 历史备忘书 思想史
一、“普通读者”的“个人心灵史”
起于“寻找一种不过分费心查找资料，不必为说出的话的‘正确性紧张思虑的写作”[1] 念头，《我的阅读史》（以下简写为《阅读史》，如无特别说明，均指修订版《我的阅读史》）作为一部“类读后感”式的随笔作品，较之洪子诚以往理性、思辨的整体研究框架，浸润着更多无法被“规范”和化约的个体生命经验。洪子诚以普通读者的身份从“退隐”到“出场”，遵从阅读的感受，听从内心的选择，以对时间的敏感力和对个体阅读的执着，谱写了一曲心灵的变奏。
所以将《阅读史》视为显影洪子诚精神历程的隐秘心曲，首先源于其“清理内心”的写作原动力。据初版本（2011年），细察《阅读史》的写作时间，距2002年洪子诚从北大退休已近十年。据此，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是洪子诚将写作“重点”从严肃紧张的学术研究“略略转移到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上来”[2] 的一次尝试。
不过，这里所谓的“问题”，似乎少有学术领域严密系统的学术架构，而更多地指向对“内心沉积物”的掘进、清理和总结，严肃地概括，实为“拯救个人”[3]。谈及学术起步的内心需求，钱理群曾在《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一文中说道，学术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对其具有一种自赎、自救的作用：写作《心灵的探寻》，使其走出“文革”的阴影;而《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和《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助其克服了后来的精神危机。不难看出，与“曾经北大”的同代人钱理群因“自赎”而走向鲁迅研究类似，洪子诚进入当代文学史研究也有“债务”般的心理負担：经历、参加了诸如“鸣放”“反右派”“大跃进”“集体科研”“50年代的反右倾”“‘文革前夕大批判和农村四清运动”，以及“文革”等一系列与“断裂”相关的活动之后，洪子诚惊觉自己“‘激情燃烧地做了一些好事，也肯定做了不少坏事，说了许多违心话，伤害过一些同事、朋友、老师”[4]。这就是他需要清理的“内心沉积物”，唯有说出来，才能“拯救个人”，寻求解脱;才能从“认知自我”的角度上，“辨析自身思想、情感变迁的轨迹，了解生命分裂与断续的关系”[5]。
基于这样的动机，《阅读史》中那些从洪子诚内心流出的文字，不能不成为探究其生命密码和隐秘心曲的“症候性文本”。如果说书中“读什么”显影了潜藏于他内心深处的“历史缝隙”，那么“怎么读”则凸现了他试图以“清理内心”的方式来弥合“断裂”的努力。
回到《阅读史》的写作中，洪子诚所关注和阅读的对象，多是具有清醒的自我认知，并因身处边缘或曾被遮蔽而具有丰富性、复杂性的写作者。据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包括：作家如“通过自审以重建启蒙责任”[6] 的巴金，“孤独的‘无思想者”契诃夫;批评家如为学术研究注入生命热度的乐黛云，“边缘”阅读仍“低调”“发声”的黄子平，“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的戴锦华，以及“直面真实人生的热忱”并进行“学术转向”的王晓明;诗人如“负伤的鸟”商禽、“知音寻求者”张枣、“跨‘界的歌者”许世旭，当然还有牛汉、纪弦、梁秉均等“无限的少数诗歌创作者”（援引希门内斯“无限的少数人”之语，意指洪子诚所“发掘”的诗人仍然是“少数”，而这样被历史“遮蔽”的诗人是“无限”的）……在阅读焦点的选取上，洪子诚首先符合了吴尔夫所谓“普通读者”的基本素质，即“受一种本能所指使，根据自己能捞到手的一星半点书本知识，塑造出某种整体——某位人物肖像，某个时代略图，或某种写作艺术原理”[7]。
不过，尽管洪子诚意识到“阅读史”与文学史的写作不同，并且强调《阅读史》“立足自己的感受、经验”[8]，却同时也在警惕将个人经验本质化的倾向。这表现在，作者在书中极少为某个作家做一元化的价值判断，而是将文本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加以检验和辨识。由此，书中呈现的绝非一个固化的“我”，而是处于不断形成和变化着的过程之中。这里不妨以《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一文为例，管窥作者在不同时期内心灵的“流动”[9]：
1958年，知道日瓦戈这个名字，在没有（也不可能）读到这部小说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反苏、反社会主义小说”的这一裁决;
1986年，看了改编的电影，联想起“文革”时的“不愉快记忆”，总体印象不佳;
1987年，终于读到这部小说，“并没有一种比较‘温和的心态，而是明显的‘问题阅读”，在关于文学的“独立传统”、对当代革命（特别是“文革”）造成的精神后果这两个问题上进行反思。
1994年，从“生活”的概念出发，在对《日瓦戈医生》的重读中，意识到“不陌生的偿还‘债务的紧迫心情”，从“重要”的方面，发掘历史承担;而从“小”的方面，则是对于“生活”的感恩。后者在1980年代完全被忽略。
1998年，读陆建德评《日瓦戈医生》的《麻雀啁啾》，认识到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原则，体会到他“无从解决的困局和面对这个困局的绝望”。
2002年，走进帕斯捷尔纳克故居的栅栏，在对秋景的“阅读”中“重温”《日瓦戈医生》的景色描写，意识到“生活不应全部由‘变成政治的一些虚假的社会生活原则来解释”，而应有很多面向。
如是，作者将《日瓦戈医生》置于纵深的历史中，从而记录了“我”在不同时期内的“阅读”感受。从1958年“不假思索”服从“不公正裁决”，到80年代对于“文革”记忆的创伤性共鸣与反思，再到90年代萌发对于“生活”的感恩，同时清醒地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困局，直至新世纪初发现生活的诸多面向，由此实现与过去的时代、过去的“自我”的“和解”……在这里，洪子诚以“普通读者”的身份，以对《日瓦戈医生》的阅读为引线，获得了穿梭于“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超越”体验。当然，这个“阅读”是广义的，它既包括了对影片的“赏读”、对文本的“重读”，甚至还涵盖了对于作家故居，亦即文本产生地的“游读”。多重方式的“阅读”在“我”的心灵成长中分别扮演了不同角色，并且与作者一道完成了对于时代与人生的“省读”。“我”于不同时期内的每一次“自反”，都记录一次心灵的激荡;一次次重读勾连起来，正是历史中人精神的投影、心灵的变奏。
按照福柯的说法，书写作为一种自我表达，也是“自我技术”[10] 的一种。以此反观《阅读史》，洪子诚对于其他作家、批评家和诗人的阅读，也总能“在‘现时的体验中，融入对过去的记忆与对未来的期待的成分”[11]，使它们都在各自的时间链条内构成一部小的“阅读史”。这里不仅有其信仰的卢卡契式的整体性历史观的投影，同时也是洪子诚进行“自我技术”的“进阶过程”。尤其，他在借《阅读史》的写作来“清理内心”的过程中，于“变奏”的尾声处常常对过去的非常时期采取一种“和解”态度，甚至在基督教浓厚的家学氛围中习得了对于“苦难的赞美”，相信“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新约·彼得前书》第3章第14节），相信“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新约·雅各书》第1章第3节）。这里的“试炼”和“受苦”，就是王蒙所道“积极的痛苦”的东西，亦是钱理群所谓“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之真义，用洪子诚自己的话来说，最终指向的是“个体的道德、人格‘完善的无止境的追求”[12]。
二、文学史家的“历史备忘书”
《阅读史》固然是源于内心的文字，洪子诚也绝不会如小说家一样兴之所至，信笔由缰，任凭主观个人经验溢出客观历史现实——毕竟，这在追求以“韦伯的那种‘价值中立的‘知识学方法来处理当代文学现象”[13] 的洪子诚看来，不能不算一种学术上的缺憾。因此，在以“文学—社会”的历史研究方法介入的过程中，作为文学史家的洪子诚始终警惕韓毓海老师所谓“酒神式的激情和流于一种姿态”[14]。所以，前面说到的“和解”，也应该是建立在充分认识历史内在曲折和感性个体之“限度”的基础上，“具体、细致地了解‘秩序如何生成、确立和转化”[15]，进而思考历史的合理性和延展性。故而所谓“和解”，绝非武断地挥舞“文字的橡皮擦”，将带有创伤记忆的片段在历史的版图上人为地抹去。非但不能抹去，还要拒绝忘记。
回到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他似乎在以文学史家为志业的同时，从事着一门“历史接骨师”的工作，并试图以此打通文学与历史的血脉，抵抗“遗忘”机制。通过对当代文学生成机制的“诊断”，他首先发现“断裂”作为一种“现象”的普遍性。这表现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的文学创作，以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命名加以分隔，“十七年”与“文革”“文革”与“新时期”都被认为是“不可混淆的两个不同时期”[16]。与此相类似，在处理“转折”的事件或者时期时，“通常的方法是不去做具体分析，不做深入描述，而采用判断的、结论性的方式来处理”[17]。但是，强调“断裂”的“彻底性”和“转折”的“确定性”，无疑将文学力量、派别之间的冲突关系，以及文学各种因素起伏消长的事实打沉海底，而这恰恰是洪子诚所警惕的问题。
对此，洪子诚认同的是韦勒克在《文学理论》《批评的诸种概念》等著作中关于“文学分期”的说法，认为对一个文学时期的划分，应该主要根据对这个时期产生的文学“规范”的理解，而非仅仅着眼于其“文化政治”含义，做“宣告”式的断裂性的处理。所以，面对“断裂”“转折”所体现的迫切要求“进步”的文学观，洪子诚比较不那么“浪漫”地选择了对所谓“断裂”“转折”的关联做出研究，即在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建立一种“参照”——比如洪子诚将“十七年”与“文革”关联起来，研究文学生态“一体化”的形成过程;将“文革”与“新时期”关联起来，观照“左翼作家”的个体命运与精神脉络等。他将不同时期看成文学构成成分的重组过程，同时意识到这期间固然会发生格局上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因素，或者带有新质的文学形态。这样，正如王德威以“被压抑的现代性”重新“发现五四”一样，洪子诚通过发掘“历史缝隙”中“被遮蔽的沉积物”，重新发现了“文革”的意义。
基于为“历史接骨”的“问题意识”，洪子诚在文学史研究中采取了“解绳记史”的方法。与原始社会“前语言阶段”用打结的方式记录事件不同，洪子诚是用“解开”历史绳结的方式，力避以“断裂”为“当代文学”“打结”，这尤其体现在洪子诚在《阅读史》中对于“文本之历史”的“还原”上。因此，《阅读史》虽然是一部“私人阅读笔记”，但出于其作为“大历史”的史料价值和借鉴意义，不能不称其为“历史的备忘书”。
譬如，在讨论个体于20世纪80年代“历史反思”中的态度、位置问题时，洪子诚杜撰了这样的“类型分析”：“有虚构了空洞化英雄以回避自省者;有如堂吉诃德临终时从‘英雄幻觉中清醒者;有通过自审以重建启蒙责任，从公众和自己内心那里获得‘文人英雄的资格证。”[18] 相较于前者“回避自剖”或“将已逝的‘苦难作为体味、咀嚼、欣赏的‘材料”的倾向，洪子诚对以巴金为代表的“文人英雄”们的“抵抗遗忘”持赞赏态度。所以，洪子诚看重《随想录》作为“历史备忘书”的重要价值，说这是“一部探讨历史责任的书;它的‘关键词语是‘拒绝遗忘”[19]。据此，他认为，“虽然巴金可能有失误，艺术上有欠缺，但是，他的生活和著作绝无欺骗。人们正是在正直、在经常告诫不要忘记民族灾难的历史，并身体力行进行有效反思上，称他为‘民族的良心”[20]。
从对巴金的“阅读史”中，洪子诚意识到“舍弃和超脱不应成为冷漠，不应成为回避责任的逃遁”[21]，并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继承了巴金这种“对自己绝不宽宥”[22] 的精神。这一点，从其对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写为《大事记》）的“阅读史”中可见一斑，被记录在《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一文中。
文章以《大事记》为线索，从参与《大事记》的编写，到参与另外的大批判写作，到以《大事记》为据进行“集体写作”，历史的现实紧随“革命”“斗争”“批判”等相关材料“扑面而来”，巨石一般压抑着读者与作者，直感触目惊心。尤其，洪子诚在文中“悉数罗列”出了他于非常时期的种种参与：
其一，在编写《大事记》的过程中，以“当年的主流论述”作为观点和措辞的确定依据。
其二，1964年报刊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时，写过两篇批判文章。其中一篇登在北大内部刊物《红湖》（1964年第6期，11月7日出版）上，题为《关于陶岚》;另一篇登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刊物《前线》（1964年第19期）上，题为《〈早春二月〉给知识分子指出的是什么道路？》。
其三，1964年夏天，为配合中文系的批判，从邵荃麟讲话和严家炎评《创业史》的文章中，摘出“写中间人物”的有关论述，誊写出来并印发师生作批判材料。
除此之外，还有算不上“大批判”，但是终究有失“艺术家的公平”的。即是1974年春天，“违心”地参与对浩然长篇《艳阳天》的“高度评价”文章。
以上这些无法且不能被“化约”的历史现实，是作者在為“历史接骨”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是内心无法“清理”的“沉积”。沉重的历史“噩梦”加之于身，洪子诚非但没有应“告别革命”的大潮一拥而上，强调历史的“断裂”，以便利用“遗忘”机制将其忘却，反而以鲁迅“抉心自食”般的勇气直面现实，直陈自己。不难看出，坚持为“历史接骨”的洪子诚，最担心的莫过于历史的“被遗忘”，莫过于“这些材料不再留存”，或者“留存了而我不再去重读”，以至于“对当年情景的想象将是另一种面貌”[23]，甚至于后来的旁观者不得不罹患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谓的“历史失忆症”。所以，从以“小历史”为“大历史”做注的意义上来说，《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一文或许可以称为《阅读史》中分量最重的一篇文章，洪子诚将其作为“代序”重复收入《材料与注释》一书中，表达了对“历史备忘书”性质的极端重视。
三、“我”何以“犹豫不决”
《阅读史》作为洪子诚“清理内心”与“拒绝遗忘”的“症候性文本”，一方面呈现了写作者“在历史中拯救个人”[24] 的心灵图景;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写作者“以个人的方式拯救历史”[25] 的史家立场，故而形成了本书生命感与历史感同在的别样质素。《阅读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成为不可重复的孤本：它专注于普通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包括重读），以此消解了历史主义宏大叙述的空泛阴影;同时又不放弃文学史家的历史承担，进而规避了感性主体的过度抒情和绵绵自语。
不过，“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的交融并不总是“榫接卯合”的。表现在《我的阅读史》中，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与文学史家的“我”就常常因自我的“分裂”而致“犹豫不决”，如此观之，洪子诚的《阅读史》似乎也成了“带引号”的文体。
这里的“带引号”，首先是语言层面的。洪子诚对于“引号”的频繁使用，早在1997年《中国当代文学史》一书的写作中就已被细心的研究者发现，李杨将其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转换的标志”[26]，钱文亮新近亦据《“当代文学”的概念》一文而将洪子诚视为“第一个将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打上引号并对其生成过程，以及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清理和考察的学者”[27]。《阅读史》仍然延续了洪子诚多用“引号”的语言风格，时而强调，时而反讽，时而“否定”，时而部分肯定，时而“否定之否定”。
其次，深入文本结构内部，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与作为文学史家的“我”在处理研究者的主体性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这一问题上，也时常难免“龃龉”之状。譬如，在《“怀疑”的智慧与文体》一文中，写作者就在“个人经验”与“历史承担”中间“犹豫不决”了：一方面，洪子诚有意识地减弱“批评”的因素，“抑制评价的冲动”[28];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普通读者”的“我”又不甘于“退隐”的姿态，间以第二人称“你”的抒情性话语“楔入”其中。在洪子诚的著作中，这类抒情性的写法很罕见，《1956：百花时代》以第三人称“他”来“发声”的前言和后记，或许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另一个例子。
饶有意味的是，洪子诚为了平衡二者的关系，在某些缠绕性的问题论述的结末，需要做判断时却常常引用一节或一首诗歌，甚至在文末运用“延宕结论”[29] 的策略，来“悬置”价值判断的冲动。《阅读史》收录的文章中，就有多篇以诗歌作结的，且这种情况多集中于“诗评”中，如《“树木的礼赞”》《纪念三位诗人：纪弦、梁秉钧、牛汉》《种种可能：周梦蝶和辛波斯卡》等。从“解诗者”的角度上来讲，“以诗论诗”确是善解文意之法。不过，联系洪子诚的诗学观，即会发现这一“私人镜鉴式的诗歌印象”背后，仍然是“犹豫不决”的另一种表达。诚如洪子诚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所述，“诗，显然是揭示‘自我分裂和内心矛盾的最好样式。‘自我的分裂，既是诗的内容，也常是诗的‘叙述方式”[30]。这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留白，就不能不具有对“自我”矛盾无法调和的象征意义了。
可以说，《阅读史》的“带引号”是多层次的，它最终指向的是洪子诚“怀疑的智慧”。正如洪子诚所说，“‘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比那种前后矛盾而‘浑然不觉的文学史，比那种‘没有矛盾，但同时也没有见解的文学史，要好得多”。[31]《阅读史》作为又一次“犹豫不决”的写作，不仅在文体上，同时在精神上充分彰显了这种“怀疑的智慧”。这表现在：他一方面意识到自我的“限度”，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历史本身的“含混性”，尤其在亲历了“文革”等“一体化”时期内语言的“暴力”与思想的“革命”之后，更为警惕“个体经验”的本质化与“历史记忆”的一元化。所以，在对契诃夫的精神遗产进行“清理”的过程中，洪子诚尤为关注的一点，即为他“怀疑他打算首肯、打算揭露、批判的对象，但也从对象那里受到启示，而怀疑这种‘怀疑和‘怀疑者自身”[32]。比起戴锦华文字中那些确定（坚定）的方面，洪子诚更重视那些不确定的方面，认为“不纯粹的信仰，比坚定、纯粹的信仰，也许更为可信”[33]。由此可见，“我”之所以“犹豫不决”，“绝非有话说不清的托词，亦非客套的自谦，而是面对复杂的社会和文学现象要做出清晰决然的价值判断的困难”[34]。
结语
早在21世纪初，洪子诚就曾在《我们为什么犹豫不决》一文中代“近代文学研究者”认领了“对事情总是犹豫不决”[35] 的态度，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研究者，“好像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觉得矛盾重重”[36]，同时披露了1999年向钱理群先生“讨教”的诸多问题：“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各种文学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们作出选择和评价是另一回事，那我们据以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在处理“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在一切历史都有时代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如此，等等。
如今十余年过去，当代文学研究者始终未能摆脱“罗网困陷”的问题，亦不曾见到钱理群对此给出明确的答案。尽管相较于钱理群创作的“高产”和精神的“高蹈”，洪子诚似乎是“低产”且“低调”的，但这并不能妨碍洪子诚之“阅读观”与钱理群之“鲁迅观”一样，仍然延续着20世纪末那个“没有完结的不断思考与不断探索又不断质疑的过程”[37]。如是，在“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的狭路相逢中，“心灵变奏曲”抑或“历史备忘书”，不仅是写作的选择，亦是精神的辩难——“摇摆”于二者之间的“怀疑精神”，或許正是钱理群在《我的精神自传》中所谓“一个知识者的品质和必然遭遇”[38]，是赵园所看重的洪子诚性情中“不易磨损”的“坚硬”的东西[39]，是洪子诚之研究被张志忠称为“复杂的诗学”[40] 的思想根源。
（作者单位：青岛出版社）
注释：
[1] 洪子诚 著：《初版序》，《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2] 同[1] ，第4页。
[3] 洪子诚、李云雷：《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载于洪子诚 著：《材料与注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9页。
[4] 同[3] ，第289页。
[5] 同[3] ，第284-285页。
[6] 同[1] ，第14页。
[7] [英] 维吉尼亚·吴尔夫 著：《普通读者：吴尔夫随笔》，刘炳善 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第3页。
[8] 同[3] ，第289页。
[9] 黄子平 著：《害怕写作》，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212—213页。
[10] [法] 米歇尔·福柯 著，汪民安 编：《自我书写》，《自我技术》（福柯文选III），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9页。
[11] 洪子诚 著：《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12] 同[1] ，第90页。
[13] 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14] 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的问题》，载于韩毓海 著：《从“红玫瑰”到“红旗”》，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9页。
[15] 同[14] 。
[16] 洪子诚 著：《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1页。
[17] 同[16] ，第129页。
[18] 洪子诚 著：《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19] 同[18] ，第22页。
[20] 同[18] ，第23页。
[21] 同[11] ，第97页。
[22] 同[21] ，第97页。
[23] 同[18] ，第177页。
[24] 同[8] ，第288页。
[25] 同[24] ，第288页。
[26] 同[13]。
[27] 钱文亮：《带引号的“当代”：兼谈文学史家的有为与无为》，《文艺争鸣》，2017年，第3期。
[28] 同[18] ，第332页。
[29] 张洁宇：《学者姿态与学科意识——谈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30] 同[11] ，第78页。
[31] 同[16] ，第57页。
[32] 同[18] ，第48页。
[33] 同[18] ，第136页。
[34] 张志忠：《建构复杂性的诗学——洪子诚的学术品格略论》，《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35] 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36] 同[35] 。
[37]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38] 同[37] 。
[39] 赵园：《有感于洪子诚先生文集的出版》，《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40] 同[34] 。
猜你喜欢 思想史 同质、线性还是双重？当代文坛(2021年2期)2021-03-01近代思想史对美术的影响广告大观(2020年7期)2020-07-07“原道”观与中国文论的生成特征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5期)2019-11-25拾遗补阙，以武成学武术研究(2019年4期)2019-09-03评卓新平著《当代西方新教神学》青年时代(2019年19期)2019-08-30中国的韩国儒学思想史研究范式及反思东疆学刊(2019年1期)2019-02-15试论思想史教学中的背景分析新课程·下旬(2018年3期)2018-07-26略谈李贽的“童心说”文教资料(2017年4期)2017-04-21思入价值问题的理论深处：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启示江汉论坛(2017年4期)2017-04-20歌诀记忆法在思想史教学中的应用新课程·下旬(2016年6期)2016-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