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全方位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有时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渗透，有时却是疾风暴雨式的激变，所谓的“科技革命”正是这些激变的典型代表。当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正把人类带入又一场更为深刻的技术革命之中。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于人类是一把双刃剑。身处洪流，如何更好地安身立命，是我们当下不得不面对的问题。A.N.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里开宗明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科学是一种具有压倒性的宇宙观，而“哲学具有批判宇宙观的功用。这就是将各种有关事物本质的直觉加以调和、改变它的形式、并提出根据”。这样“哲学反思”就为人与科学在“入乎其里”的关系之外，建立了“出乎其外”的可能性。
一、阐释的使命与如何完成使命：从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导言》说起
伽达默尔1960年出版《真理与方法》，作为当代阐释学的纲领之作，他在本书的《导言》（《真理与方法·导言》，以下简称《导言》）里明确提出了当代阐释学的使命——对抗：“本书探究的出发点在于这样一种对抗，即在现代科学范围内抵制对科学方法的普遍要求。”此时与A.N.怀特海1925年出版《科学与近代世界》时隔35年。两位哲学家同样对科学技术抱有反思与批判的态度，但不同的是，“批判”于A.N.怀特海而言，是清晰认识、考察之义;于伽达默尔而言，则是明确的反对，是一种抵抗和纠偏。两者不同的理论立场，自然与理论家个性的差异有关，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在这35年中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可以说是一场高科技的展演，尤其是原子弹的使用，它在客观上结束了这次战争，但给人类带来的“震惊”也是无法估量的。科技于人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再不对科学进行省思，那么人类的前途又会如何？二战给人类敲响了警钟。
伽达默尔把他的时代——其实也是当下的时代——称为“科学正把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应用扩展于整个世界”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伽达默尔要开启一个“科学以外”的世界，这个世界绝非新的创造，而是一种新的显现，要以一种不同于科学的方式让其显现，并从中找到可以与科学方法相抗衡的东西，这便是《导言》中所说的“那些处于科学之外的种种经验”——“哲学的经验、艺术的经验和历史本身的经验”，这些经验被统称为“精神科学”，以显示其与自然科学的对峙;而他所“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即精神科学经验真理的方式则是“阐释”。
此处我们使用“方式”一词，并非是对伽达默尔的误解，而是对他的另一种理解。伽达默尔一直强调他的诠释学不是一种方法论：“本书所阐述的诠释学不是精神科学的某种方法论学说，而是这样一种尝试，即试图理解什么是超出了方法论自我意识之外的真正的精神科学，以及什么使精神科学与我们的整个世界经验相联系。”但他又同时强调：“诠释学是哲学，而且是作为实践哲学的哲学。”对此，洪汉鼎先生的理解是：“这种诠释学既不是一种单纯理论的一般知识，也不是一种光是应用的技术方法，而是一门综合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哲学。”可见，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实际也是一种方法论。这两种矛盾的声音在伽达默尔的思想里同时存在，体现了其理论张力的同时，也造成了伽达默尔在理论上的一种躲闪，他意欲用阐释——这种精神科学的独特方式去抵制科学万能，维护人类的精神世界，但是又要极力避开被科学垄断了的“方法”，因此，他虽强调阐释学的实践性，却略过了阐释学如何与世界联系;阐释让历史传承物中的真理得以显现的同时，又将如何呈现自己？如果我们极端地将科学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比作一对敌人的话，那么科学拥有明确的与世界关联且直击敌人的武器，那便是技术;而阐释学因为这种躲闪，忽略了自己与世界联系、自我呈现的关键，那便是“媒介”。可以说，媒介使阐释本身能够显现、传承，在世界中拥有活的生命，也使阐释与技术须臾不分，建构了一种亦敌亦友的纠缠关系。
其实伽达默尔在《导言》中从不同层面提到了“媒介”的问题，只是他没有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其加以重视，而是一笔带过。
首先，媒介作为阐释的对象。“在精神科学里，我们的各种形式历史传承物尽管成了研究的对象，但同时在它们中真理也得到了表述。”在这里，第一，“历史传承物”是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媒介。第二，“传承物”必须以各种不同的媒介形式被表达和塑造，如文字、图像、影像等。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特殊展开，以为“文学艺术”做确切的界定。伽达默尔提到的科学范围之外的几个领域，即哲学的经验、艺术的经验和历史的经验，在其阐释学框架里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正如《導言》接下来所说，艺术的经验是科学最不能取代的经验，也就是说这个领域与科学的区别最大，关于其他领域的讨论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在各种艺术中，伽达默尔又给了文学特殊的位置，专门讨论了“文学的边缘位置”，并最终以媒介为根据，确立了他所谓的文学界限：“正是一切语言性东西的可书写性，才使得文学具有最宽广的意义范围。”我们在这里所要集中探讨的并非伽达默尔最广泛意义上的以可书写文字为媒介的一切历史传承物，而是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学艺术。第三，真理以被“表述”，即通过一定的媒介形式与世界照面。
其次，媒介作为阐释“经验世界”的方式。“我们怎样彼此经验的方式，我们怎样经验历史传承的方式，我们怎样经验我们存在和我们世界的自然给予性方式，也构成了一个诠释学宇宙。”这一表述完全可以引入媒介的视角，而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视角，文字、图像、声音、电影、电视、互联网等，这些均构成了我们经验自身与世界的诸种不同方式。
最后，阐释本身即为一种媒介，同时以媒介为手段，并一定程度上被媒介改造。在论述阐释学对概念的运用时，伽达默尔认识到，很多概念在历史的传承中由于使用文字的不同，即在不同的语言间翻译时，发生了变化，“希腊概念的拉丁化和拉丁文概念文字译成现代文字而发生的变化”，虽然他认为历史意识比这些变化更为重要，但仍然承认这种由于媒介转换而造成的概念变化是“重要和根本”的。只是他意在强调历史意识的重要性，而仅仅使他的这种媒介敏感成为一种衬托的背景。
总之，从《导言》中可以看到，当代阐释学具有明确的使命，那就是反对自然科学方法对于精神科学领域的宰制，“展开对现代文明、社会存在和人类生活意义的批判反思和理论重建工作……破解现代技术文明的困境与危机的内在秘密，重新为人类的行为实践做出理性的导航”。伽达默尔看到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并以阐释学作为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反抗，但我们知道，即使是反抗也要建立以资反抗的渠道，因此必须清楚二者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只有找到自然科学与阐释关联的关键点，才能够使阐释学的使命真正落实，并更好地发展自己。但伽达默尔并没有论及。通过上述简要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媒介”，确切地说，在当下“作为技术之具体体现”的媒介恰是这个关键点。因此，我们认为，媒介作为阐释的重要一维——在《导言》中伽达默尔也多次明而不显地提及，这正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应该被引入阐释学研究，这是由阐释的历史，更是由阐释的现在——新媒介时代所决定的。
二、技术、媒介与阐释：从赫尔墨斯和卡德摩斯王说起
技术、媒介与阐释间复杂纠缠关系之建立，可以从两个希腊神话人物说起，一个是诸神的信使赫尔墨斯，一个是忒拜的创建者卡德摩斯王。
赫尔墨斯的名字Hermes正是“阐释学”德文Hermeneutik和英文hermeneutics的词根，所以从词源考证的角度来讲，赫尔墨斯就是阐释的原型。作为一名信使，他往来于神与凡人之间，把神的消息和指示传递给人类。伽达默尔发掘了赫尔墨斯身上所有与阐释相关的质素，并且强调赫尔墨斯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来传递神的意旨，所以伽达默尔强调，阐释是语言的阐释;而且他特别强调了赫尔墨斯在转换不同语言和世界的翻译过程中的主动性。
伽达默尔注意到了文字（可以在广义上理解为媒介），但他没有更加深入地思考文字/媒介是怎样介入阐释的，以及这种介入对于阐释的意义。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多次提到卡德摩斯王。卡德摩斯是腓尼基王子、忒拜王，发明了腓尼基文字。他因为寻找姐姐欧罗巴而来到彼奥提亚，并建造德摩亚堡（就是后来的忒拜城）。在这之前，他被迫与巨龙搏斗，杀死了巨龙，并按照雅典娜的要求割下巨龙的毒牙，种到地里，结果毒牙长成了武士，武士们互相厮杀，只留下五个，后来与他一起建堡，成为忒拜的祖先。麦克卢汉认为龙牙在形象和媒介功能上都是字母的象征：“牙齿显而易见是力量的媒介。”“牙齿的线性排列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字母不仅在视觉形象上像牙齿，而且它们在建立大帝国中所发挥的威力，在西方历史中也是一目了然。”在麦克卢汉看来，卡德摩斯王在希腊种下龙牙，象征着他把字母传播到了希腊，希腊因为字母这种媒介的进入而谱写了与字母一样具有黩武主义色彩的历史（字母长成武士，就是暗指字母文化的黩武主义特征）。
麦克卢汉的理论许多地方表现出技术中心主义的色彩，他始终认为文字尤其字母表是人类的一项重要技术发明，他从技术的角度认为，人的一切延伸形式都是媒介，而且媒介对于人会产生塑造作用。比如他认为在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就不再适应旧有的课堂教学模式，因为他们的感官已经适应了新的媒介。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不难推导出媒介对阐释的重要形塑作用。麦克卢汉的意义在于他看到了媒介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不妨绕开伽达默尔并超越荷马的描述，来做一个想象和假设。如果神不是靠语言来和赫尔墨斯沟通，那么赫尔墨斯是不是要靠身体的展演或者其他更具寓意性的东西来传递信息;如果神与人之间只存在时空距离而不存在语言差异，那么赫尔墨斯就只需复述原话;如果神可以给人写信，那么赫尔墨斯是不是就只是一个带信的邮差，完全不用理解书信的内容;更大胆一些，如果神可以给人打电话、连视频，那么赫尔墨斯是不是就只需化身为电话线路或互联网信号。这些假设很清楚地表明，随着“媒介”的改变，赫尔墨斯作为阐释原型的功能也会发生改变。
我们讨论媒介如何介入阐释，并不是说它们二者是完全异质分离的关系，只是这样的视角更容易澄清问题。其实媒介与阐释更多的是一种融合一体、互为里表的关系。同是赫尔墨斯，在阐释学的框架里，他是阐释的原型，而在媒介研究的框架里，他则是媒介的原型。德国当代媒介研究的代表人物克莱默尔以赫尔墨斯为原型建构了她最为重要的媒介理论核心概念“信使模型”。她将传播划分为两种模式：技术/邮递模式（technical/postalmodel）和人际/性合模式（personal/eroticmodel）。第一种模式更强调媒介的不可或缺性，没有媒介信息就无法传播，时空的距离无法克服，但是此时的媒介只起到传递作用，并不能消除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她认为赫尔墨斯就是这样的典型。第二种模式更强调双方的对话，这种传播意不在传递，而在于消除信息双方的内在差距。这可能更符合当代阐释学的特性。克莱默尔在这里强化了第一种模式中媒介的中立地位，认为技术/邮递只是提供通道，对所传递信息不存在任何创造行为。但只要我们综合麦克卢汉的理论就可以发现，媒介在传播过程中不会是全然“中立”的。比如同样是传递“一朵美丽的花”这样一个信息，用有声语言、文字描述、图画、摄影或者动态视频，其效果大不一样。如果是语言传递，复述人的语气和表情一定会影响接受者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是摄影，摄影师选择的角度、运用的光线完全可以改变花本来的面貌。也就是说，媒介一定会造成信息的改变，不管这种改变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因此，克莱默尔所划分的两种媒介传播方式也不是泾渭分明的，赫尔墨斯作为一个信使，传递的同时也在阐释，只是两种模式会因为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而在主观性发挥程度上有所不同。
無论是伽达默尔，还是麦克卢汉、克莱默尔，每一种理论都有自己意欲达到的目标，因此，有些东西被放大，有些东西则被忽略。在此，我们更愿意做的是综合以上各家的观点，认为技术、媒介与阐释之间是一种复杂的纠缠关系，即作为科学实体化的技术在媒介中显现，通过媒介与阐释形成复杂的纠缠关系。
三、文学艺术阐释如何面对“新”媒介：从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和《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说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逐渐被人们感受到，照相机、电视、电影等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这些由技术发展带来的媒介变革，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学艺术阐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较早感受到这一点，并且明确地从阐释学角度回应这一变化的人应该是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1964年写作《反对阐释》一文，在这篇极具先锋姿态的文章里，她明确反对“阐释”。认为在当时，那种忽视形式、只关注内容，力图无限制寻找、阐发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意义的阐释，是对艺术的“报复”“冒犯”“劫掠”和“侵袭”，而且这种阐释在文学阐释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为了使文学艺术免受此种阐释的侵害，她呼吁以艺术色情学代替阐释学。所謂“艺术色情学”其实就是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透明”的批评。“透明”是对“深度”最有力的反驳，它强调形式和对形式的直观洞察与感受能力，被苏珊·桑塔格认定“是艺术——也是批评——中最高、最具解放性的价值”。可以说，《反对阐释》就是一篇具有“透明性”的文章，不仅它的创作灵感来自作为作家的苏珊·桑塔格的创作感受，而且全文充满了她对当时的阐释现状，或者说阐释现象的敏锐直觉，全文没有更为深入的论述，但却不妨碍它的深刻和犀利。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发现了她对于科学、技术和媒介的敏感。苏珊·桑塔格把现代阐释学与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她说：“阐释最先出现于古典古代晚期的文化中，那时，神话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已被科学启蒙所带来的‘现实主义的’世界观所瓦解……原初形式的古代文本就不再被人接受。于是，阐释应召前来，以使古代文本适宜于‘现代’要求。”但是她没有继续深入，或许是不想，或许是因为她还没有注意到，她的艺术色情学，也是应科学进一步改变了的社会现实之召而来，在照相机、摄影机、电视机的年代里，人们对于现实又有了新的认识，图像直接呈现的世界比文字背后的世界更加吸引人。接下来她又涉及了媒介与技术。她认为，“阐释的这种平庸作风在文学中比在其他艺术门类中更为流行”，而在“文学的一个分支”电影中则恰好相反：“电影之所以尚未被阐释者所侵占，其部分原因，仅仅是因为电影作为一门艺术还是新鲜事”“因为电影不像小说，它拥有一套形式词汇——即电影制作过程中有关摄影机的运动、剪辑和画面构成那一套详尽、复杂并且大可商榷的技术”。这里她看到了电影因为技术的原因而与文学在媒介上产生了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会在阐释上有所反映——传统的寻求意义的阐释更容易趋向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而新的感受力则更趋向于以动态影像为媒介的电影。但是关于科学、技术、媒介，在《反对阐释》这篇文章里还只是一种“表面”的存在。
一年后，1965年，苏珊·桑塔格写作了《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比较来看，我们上文提及的那些在《反对阐释》中被敏锐洞察到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论述。探讨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问题是这篇文章的主旨，技术、媒介和阐释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得到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
在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苏珊·桑塔格明确主张：“在科学技术与艺术之间，不可能出现分离。”她认为两个世纪以来，那些认为科学技术侵犯文学—艺术，甚至会造成文学—艺术终结的观点，主要源于在两种文化间人为地设置了鸿沟，认为科学文化具有专门性、发展性、积累性和外在化特点，而文学—艺术文化则具有总体性、永恒性、吸收性和内在化特点。在她看来，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完全“在于对我们当今文化处境的无知、落伍的理解”，而这种落伍首先源于文学知识分子。如果我们错误地将文学—艺术文化理解为一种静止的文化，看不到它的与时俱进，那么与变动不居的科学文化相比，它就永远显得格格不入。苏珊·桑塔格首先提示我们，要看到文学—艺术文化的变化，它在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且与科学文化越走越近，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文学—艺术文化的专业化。随着文学—艺术文化表现形式的不断改变，创作和理解一件文学—艺术作品，已经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的没有门槛的事情，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掌握专业的知识。第二，对媒介历史的关注。“当代最令人感兴趣的那些作品，都大量涉及艺术媒介的历史。”“媒介的历史”正是科学技术文化与文学—艺术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佐证。第三，具有科学的精神。这包括强调冷静，提倡精确的精神，具有“探索”和“问题”意识。
对于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技术文化关系的积极理解决定了苏珊·桑塔格的艺术观和阐释观——顺应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文化观念上来看，苏珊·桑塔格反对以马修·阿诺德为代表的理论主张。马修·阿诺德把艺术看作对生活的批评，是对社会、道德、政治等进行的思考。这就把艺术看作生活之外的他者，只看到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反思关系，却忽视了顺应关系。苏珊·桑塔格主张艺术是对生活的拓展，是在与生活的顺应中，同时开拓生活和艺术新的可能。她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新感受力”。在文学—艺术观念上，新感受力强调艺术是一种“用来改造意识、形成新的感受力模式的工具”。在阐释观念上，新感受力更注重形式的快感，更主张一种多元的文化主张，“既致力于一种令人苦恼的严肃性，又致力于乐趣、机智和怀旧”。这种多元主张让它能够打破所有不同文化间的界限，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文化现象。
对文学与电影的论述支撑了苏珊·桑塔格的上述主张，回答了她在《反对阐释》中感受到却没有深入的问题，同时也彰显出“媒介”在科学技术文化与文学—艺术文化关系中的重要性。在《反对阐释》中，她例举了文学作品是受到“阐释”侵害最严重的、而电影则免受其害的现象，在这篇文章中她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即“文学肩负着内容的重荷”与“文学知识分子对一种新文化及其显露出来的新感受力的无知”。与文学不同，电影之所以成为新的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于它与舞蹈、建筑等艺术一样，“全都大量地、自自然然地、不觉尴尬地吸纳科学和技术的因素”。可以看到，正是电影积极吸收了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在媒介上与文学产生了差异，才使得它成为当代一种新鲜的独具魅力的艺术。
总之，从苏珊·桑塔格的两篇前后呼应的文章中我们看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以作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身份，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敏感到时代的变化，敏感到媒介对于创作和批评的重要性，在文学—艺术文化与科学技术文化之间搭建了一座良性互动的桥梁。
四、结语
科学技术文化与文学艺术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在当下互联网技术深入发展，人工智能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更是显得尤为重要。“阐释”无论是作为人类现实地存在的方式，还是人类知识传承的载体，其自身在这一过程中的流变更是重中之重。就文学艺术研究来说，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学艺术创作要如何应对、文学艺术阐释要如何找准自己新的定位，是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媒介是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阐释之间的桥梁，因此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明确媒介与阐释之间复杂的纠缠关系，以多元的视角，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前提下，又能对其有所反思，这样才能让文学艺术阐释既受惠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又不失去理性反思的能力。
【作者简介】王艳丽：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注释：
[1]〔英〕A.N.怀特海：《导言》，《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2][4][5][7][8][9][10]〔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页，第4页，第4页，第5页，第238页，第7页，第7页。
[3]〔德〕漢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页。
[6]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页。
[11]张能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2]参见〔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7章《挑战与崩溃：创造力的报应》、第9章《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第18章《印刷词：民族主义的建筑师》。
[13][14]吴璟薇、曾国华、吴余劲：《人类、技术与媒介主体性——麦克卢汉、基特勒与克莱默尔媒介理论评析》，《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1期。
[15][16][18][19][20][21][22][23][24][25][26][27]〔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第18页，第7页，第11页，第16页，第409页，第409页，第404页，第405页，第415页，第408-409页，第408页。
[17]苏珊·桑塔格在文集的《自序》中说，这些文章是“从小说创作中漫溢出来而进入批评的那种能量，那种焦虑。”参见程巍：《译者卷首语》，〔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责任编辑 刘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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