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木
【摘 要】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逐步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以武装暴动为主要革命方式，力求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1月末，广东仁化董塘镇的暴动影响较大，仁化逐渐成为北江暴动的中心。仁化暴动的成功建基于大革命时期该地農会的蓬勃发展，而仁化历史上的土客矛盾、董塘一带弱小的宗族势力和不良的农村经济都为农会的成长提供了土壤。中共顺势掌控该地农会，将其转化为革命中的依靠力量。在暴动过程之中，中共仁化县委尝试将农会转变为苏维埃，并赋予了苏维埃领导、扩大暴动的主要职责。然而，其效力却受到一定的制约，农会的政治基础、现实形势的变化、苏维埃形式的僵化等因素，始终限制着仁化暴动的航向与结局。
【关键词】仁化暴动;北江特委;苏维埃;农会;基层组织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2）02-0067-13
在中共当时的语境下，暴动就是革命斗争发展到高潮后，群众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的武装行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其后，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又提出了苏维埃斗争的口号，将武装暴动与建设苏维埃政权紧密结合起来。整体来看，学界对这一时期苏维埃革命的内在理路以及影响革命的现实因素已有了不少关注。广东作为大革命的策源地，是当时中共革命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许多研究对广东省的情况作出了概括性展现，一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广东中共党组织在土地革命中的建设活动。特别是东江地区的海丰、陆丰，以及北江流域的仁化，受到较多研究者的关注。粤北仁化暴动因其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程度激烈而受到重视。然而，这些讨论多停留在对事件节点的陈述和确认仁化暴动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或将研究的重心集中于中共精英的个人努力及其贡献评价。其实，仁化暴动作为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重要尝试，从农会到苏维埃的组织作用仍有待考察。仁化董塘农会的能量巨大，存在于怎样的社会基础？在中共领导的暴动之中，原有的农会与苏维埃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如何影响着乡村的基层政权？拥有较好开端的仁化暴动为什么会走向失败？本文基于仁化暴动这一斗争本身，拟就组织形态问题进行专门考察，以期认识中共革命在乡村社会的力量，并理解现实环境给苏维埃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束缚。
一、仁化农会壮大与暴动兴起
仁化地处粤北，东临江西，北接湖南。1913年，县长邓邹在此开办警察，设立五区。第一区警察分所设于附城、第二区设于扶溪、第三区设于长江、第四区设于城口、第五区设于董塘，每区设有一个区长，管辖区域范围内事务。警察区在此后得以延续，并成为仁化实际上的基层区划。在各区中，第五区董塘的农民斗争在仁化暴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27年12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拟参加广州起义，从湖南出发，其间过境仁化董塘。当时的县志记载，朱德“发出宣传队，又假托农会名义，聚集逃匪”，“协农匪，分路焚劫。虏麻塘、雁头、石塘、历林、马安冈、莲塘壩各村二十余人。并枪毙于董市禾场冈”。朱德军队虽在仁化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军事力量介入显然催化了仁化的农民暴动，“农民群众拿剑仔、锄头等随往攻城者近千人”。朱德离境之后，即使国民党又派300名武装到董塘区镇压暴动，农民的激情仍未消散，“仁化董塘的农民，受反革命进攻之后，仍在相持”。这就推动中共北江特委改变了以往认为暴动中心应在清远的想法，转而更加关注仁化。1928年1月末，北江特委向广东省委报告：
所谓第一局面或第二局面的暴动中心问题，照上面所讲，自然也可留给事实去回答。政治的环境或农民的力量，自然清远要比仁化或曲江好，但现在西水、董塘已在不断地斗争，可以继续或扩大斗争，特委自然很大部分力量去对付西水、董塘。假如英德、清远的暴动的进展比曲江、仁化的胜利来得快，自然中心到英德、清远了。
董塘农民选择投身暴动，并非一时兴起。除朱德部队过境时的军事刺激外，仁化第五区农会在乡村中的良好发展对暴动的促成有着重要作用。
五区农会的茁壮成长得益于大革命时期良好的政治环境，以及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因地制宜的政策部署。1924年，国民党与中共展开合作后，确立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成立农民部，并发布了一系列农民运动宣言，将农民协会确定为具有自卫和合作改良能力的自治团体。广东省是农民运动发展较为隆盛之地。1924年，阮啸仙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他看来，发展农运需要对各地经济、政治、风俗、教育等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农民进行相应的宣传，向其解释苦难的缘由，并教其方法组织农会，进而团结农民投身运动。他认为农会的组织应分为省、县、区、乡四个层级，通过自上而下的民主集中制进行指挥，并强调农会应拥有武装力量，以对抗地主阶级的民团，巩固自己团体。阮啸仙的农民运动理论对仁化农民运动的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从1925年开始，广东省农民部派人先后到仁化宣传农民运动，以“耕田不纳租，借债不纳息”为口号，号召各处村民组建并加入农会。其间，仁化第五区农会不断壮大，并集聚着巨大能量，领导着该地农民同地主豪绅抗争。
1925年8月，进步青年蔡卓文在农民运动宣传的熏陶下于五区安岗村创立了仁化县第一个农会，规定凡16岁以上的雇农、佃农、半自耕农和自耕农，无论男女，皆可入会。随后，该区石塘农会也积极筹备起来。石塘人李载基邀请蔡卓文、廖汉忠等人通过出演话剧等方式，宣传地主恶霸对农民的压迫，号召农民同地主抗争。不久，第五区江头、老董塘、高宅等地先后成立了乡农会。这些农会在吸纳成员时显现出破除姓氏隔阂的包容性。各乡农民协会的章程，除了规定成员应该服从农会命令、缴纳会费、打倒军阀与土豪劣绅之外，还指出农会之中“不分地方界限，不分姓氏差别，不得借会营私，自斗尤需禁绝”，打破了宗族之间的畛域，使得农会可以容纳各村各姓的农民。同时，仁化五区的农会也未设性别限制。仁化属于客家县，而客家妇女具有许多与同时代农村妇女所不同的特质，比如她们不缠足、常参与农耕劳作，从而受到相对较少的礼教束缚，更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因此，仁化第五区的农会还吸引了不少妇女加入。她们在农会之下组织妇女解放协会，一边举办妇女骨干学习班，宣传农运;一边将妇协作为解决家庭纠纷的调解所，把妇协生活化，使其赢得更多群众的支持。由此，农会的章程与思想得以在更广的人群中传播。20D903BF-5398-4DC5-A151-553E1D3676F2
1926年7月，董塘、石塘农会率领各乡农会联合举办典礼，成立第五区农民协会。区农会中设常务委员会，包括蔡卓文、廖汉忠、李载基、叶水养等来自不同乡村的13人。其中，蔡卓文担任农会主席，李载基担任农会副主席。
第五区的农民运动自此更加蓬勃地展开。在过去，北江等地的地主常在批耕约中规定“上期租”“脚皮钱”等苛例，仁化又一直存在“借谷债”等高利贷，若借银一元，到收获时，就要偿还约银三元之多的谷物。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会根据农民迫切的需求，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废除旧债、清算高利贷剥削”的口号，进行经济上的斗争。但五区农会并不止于和平地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在发展壮大中展现出号召力与斗争性，同原本掌握乡村权力的豪绅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显露出夺取乡村政权的性质。
五区农会在董塘成立后，随即根据中共农民运动的构想于董塘组成了有300余人的农民自卫军，由蔡卓文等人领导，对其进行操练。这使农会增加了与地主乡绅争夺权力的资本。农民自卫军虽然名为“自卫”，但在实践中不仅有“自卫”的职能，利用长矛、农刀和从地主处收缴的枪支将自己武装起来，还承担“巡逻放哨、禁烟禁赌、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挑战既往的乡村权力。
在农运之中，五区农会逐步加强了对该地乡村的掌控。经济上，除提出减租减息外，农会还指出地主应该呈报财产，并将其收缴租谷的权力移交农会。虽然这一勒令自开始便遭到地主反抗，但至1926年冬，农会依然接收到地主粮食100万斤，其中一部分给了农民，其余则由农会集中保管。此外，武装起来的农会还拥有了审判地主、恶霸的权力。1926年冬，石塘地主李成安之子李志春在文昌阁看戏时与贫苦农民李有铭起了冲突，并将后者打伤;事后，五区农会决定利用此事清算李成安父子的罪行，便召集农会成员将李成安一家团团围住，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李成安。
1934年出版的《仁化县志》这样形容当时第五区的景象：
至十五年，党徒日众，毒焰日强，勒烧契约，掠谷缴枪，报厌寻仇，肆行杀戮。十月诬烧农旗，勒赔千金。十一月枪杀李成安，厥状甚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虽然这些叙述是编撰者在已有的政治立场下作出的偏向性描述，但不难窥见乡村传统政治力量对五区农会的惊惧。乡绅们曾试图联合县政府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仁化乡绅黄学云、谢梅生等人，便曾“买通县长王永璜，派遣县兵制止农民开会，捕捉农会会员”。虽然面临地方权力的攻击，仁化农会却没有陷入危境，在国共合作之下，广州国民政府常为农民运动的展开消除障碍。1926—1927年，仁化县王永煌、刘汲之两位县长都因镇压农民运动被国民政府撤职。乡绅地主的“威风”似乎被压倒了，乡村中一部分政治权力被转移到了农会手中。在这样的情景下，仁化农民运动的形势大好，良好的政治环境使参与农会的成员常处于顺境之中，并在一次次经济和政治斗争中满足了自己的利益需求。五区农会就这样收获了许多农民的信任，获得了号召农民的力量。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农会都能积极地在乡村中开展运动，并在之后使中共的革命如虎添翼。在广东其他地区，例如英德的农会“在公开与秘密时代并未做过斗争”;在高要县农民运动曾最为发达的第二区，大多数乡农会“都是农民和地主混在一起，领导权在小地主手里”。因此，绝不能忽略仁化乡村中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因素，正是它们塑造着当地农民的生存性感受和复杂的乡村关系，影响着五区农会的命运。
首先，仁化土客籍之间的矛盾是推动董塘一带农民投身斗争的原因之一。土著与客籍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传统社会，户籍是确认合法身份的标志，而在清代图甲制之下，“户”的登记从人变成了田产税额，由一个社会集体共同使用。由于户籍与社会政治权利的享有息息相关，那些较晚迁入当地的移民，在土著和户籍制度的制约下，一般只能将户口寄放在当地土著的图甲之后，形成一种临时性的户籍，名为“客籍”。客籍与土籍被区别对待，在制度性原因的影响下，客民和土著为权益的争夺冲突不断，有些甚至势同水火。阮啸仙在调查广东部分地区的农村特征时发现：“广东人对于主客关系分得很厉害，要是某个地方的农会是先在本地人里面组织的，客籍的人就一定不会加入;要是先在客籍人方面组织的，本地人也不加入。”
仁化早就存在土客籍问题。在清朝同治年间《仁化县志》的“风土·灾异”一目中，明确地使用了“土客”“土著”等用语，勾勒出仁化土客之间的界限：
光绪三年春，淫雨水涨为灾，冲塌民居田亩无算……是年冬米价腾贵……年底宵小潜发，土客饥民串议平仓，而赤石迳、盘子岭、七星冈、江头等处，各聚众数百，有被抢夺者，有曾经吓诈者，有邀集土著而日夕防护者。四年春正月，冻雪愈甚，民无从乞贷，几激变，报叩纷纷。十四日，邑候陈鸿谕集城乡绅董亲赴董塘各乡弹压，缉首匪二名，枭示。
县志中的仁化土著，指的是那些在宋朝、明朝时便迁徙至仁邑各地定居之人，他们在这里取得了户籍，繁衍生息。至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仁化又进入一批新的移民：
道丰以来，嘉惠潖江客民开造炭厂者百十为群，遍居山谷，名为工氓，实为盗薮，乡间被害劫掠时闻，同治四年，知县刘北霖曾出示禁止，乃不半载而其势复张。此仁邑大害也。
在仁化县志的表述之中，这批移民被称为“客”，是引起地方社会动荡的不安因子，与土著冲突不断，这代表着地方土著乡绅和官员对客民共同的敌对态度。在户籍差别的影响和地方官员的偏向下，土客之间的分化与矛盾难免会加剧。清末民国时期，这些客民在董塘一带活动频繁。如上文所引，在清光绪三年（1877）的天灾之下，董塘一带便有“土客饥民”一起合计平仓的行动。
仁化的语言似乎也显露了一些跡象。按照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的说法，仁化属于纯客家县，居民自然多说客家话。但民国时期《仁化县志》记载仁化言语的时候，指出邑中语言“大别可分为五种：一附城语，二长江扶溪语，三城口恩村语，四下水语，五客家语。每种中尚各有别，不过为他处人听之，不甚分辨”。从记载来看，这五种语言发音相差不大，或许都属于如今所判定的客家话范畴。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人仍以“客”为名称来界定一种言语，或许正显露出土客籍社会分化下的边界感。一篇基于仁化地方采访的方言研究写道：“仁化县的方言也很复杂。长江、扶溪、闻韶讲长江话。仁化镇、丹霞北部讲仁化县城话。董塘讲客家话。”这反映出时人对历史上方言界定与分布的认知，董塘也许与当地人眼中的“客”联系在一起。20D903BF-5398-4DC5-A151-553E1D3676F2
其次，在仁化第五区中，董塘一带的宗族势力和经济情形也呈现出不同状况。第五区之中并非所有乡村的农民都对农运怀有好感，一些乡村甚至少有进入农会者。民国时期的《仁化县志》在描写五区所谓“共祸”时就曾写道：“民国十四年（1925），中国国民党改组，共产党徒假托国民党员名义，举办区农民协会……所未入会者，仅夏富三村、平冈、雁头、大富、大井尔。”
在这些从前并未参与农会的乡村中，多居住着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大家族，譬如夏富、大富。夏富村中生活着李氏家族，其祖上多功名，清朝宣统年间，仁化县中出贡生最多者便为夏富，至1920年，其家族成员李占元还曾以拔贡任仁化县长。地方县志常常能表达地方士绅的宗族观念，有一定经济与社会资本的邑人，更能在县志中为“其个人、先祖或宗族谋得一席之地”。在民国时期的《仁化县志》艺文志中，亦收录有夏富李氏族谱序文以及寿叙两篇，可见夏富应在仁化地位不俗。大富朱氏亦然，清同治年间的县志中记载有大富朱氏诸多人物，民国时期的县志中也录有朱氏宗族的人文资料，可见其影响力至当时犹在。在夏富20里地外，就是董塘。这里四面多为山地，其中有小盆地，一座圩市坐落在小盆地中央，称为董塘圩。然而，与夏富、大富不同，也与同设有圩市的长江、扶溪不同，董塘的宗族在各版仁化县志的艺文、列传之中皆处于一个消声的位置，这似乎暗示着董塘的宗族力量并不强大，在仁化的乡村政治中处于较低的地位。
董塘民众的经济状况在地方志的记载中也可见端倪。当仁邑在光绪四年（1878）春遭遇天灾，民众几乎激变，到了需要弹压的地步时，绅董去往镇压的主要地区就是董塘，赈灾的粮食也被运送至位于董塘的董劝书院。县志记载：“患遂平，旋捐廉二百金并劝令下水及县城绅富各出巨赀往府采买日本国洋米，源源运解到县，及董劝局，并派发。”这显示出董塘民众应付自然灾害的经济能力较小，同时，该地也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宗族带领族人抵御冲击，因而面对“米价腾贵”之时，董塘乡民唯有计谋群起平分富户仓米或等待别处乡绅的救助。同时，董塘在全县之中却拥有最丰富的土地。从1930年仁化国民党政府的田亩统计来看，全县中土地面积最多的就是董塘，足有31，907亩。在当时，“广东各区的农村，大概都是小农经济，田地的分配，平均都在五亩以下。佃农很多，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见，董塘或居住着许多承租别处地主土地的佃农与雇农。
社会待遇的不公与经济上的困苦都为董塘一带的农民带来了不佳的生存感受，这为农会能够在这一带顺利发展提供了土壤。在国共合作之下，当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以“耕田不纳租”“打倒土豪劣绅”为口号进入乡村，打破以往地方势力的平衡之时，处于弱势的群体便会抓住这种机会，借用外来的政治力量，扩大自己的权益，加入农会，投身斗争之中。同时，董塘一带较薄弱的宗族又使农会的创建与斗争不用面对过于强大的阻碍，其领导权也能被普通农民所掌握。
除乡村社会土壤的影响外，中共势力能否深入农会对革命的发展同样重要。大革命时期，虽然各地农运多由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就能顺理成章地掌控农会。广东地区，如在顺德曾经加入农会的农民人数虽多，但受中共“指挥的很少”;在宝安，虽然过去“全县政治几乎完全操纵在农会手里，旧年四月十五以前，县长做事都要得到农会许可才敢进行”，但在当时“整个是替反动的国民党卖力，没有充分注意发展自己”，“清乡”开始以后，农会组织便陷于不振。仁化则有所不同，在第五区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开展之时，中共便与五区农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1926年冬天，中共在仁化展开了建党工作，蔡卓文、廖汉忠等农会领袖皆被发展入党，并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中共势力深入到五区农会之中，其意志得以在农会中执行。
总之，董塘一带弱小的宗族势力、不良的农村经济、仁化历史上的土客矛盾皆促使当地农民加入农会，开展斗争。其间，农民对农会的认识与信任不断加深，农会力量也逐渐壮大。在此有利的乡村环境下，中共顺势掌控了农会，使入会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能接受指挥，这为中共在白色恐怖之中顺利联系、恢复农会提供了重要基础，促成了仁化暴动的开展。
二、仁化暴动中的苏维埃政权建设
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在全国各地组织暴动。在这样的形势下，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认为应将革命推向新的阶段。1927年9月，共产国际认为中共应“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建立苏维埃政权。1927年12月，中共组织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对局势并未悲观，坚信暴动使得军阀政权益加动摇，而暴动的失败则在于全省农民未能充分起来。因此，省委决定在广东各地发起农民暴动，以促成夺取全省政权的实现。北江各县自然也不例外。
朱德率领的军队过境后，董塘持续不断的群众斗争使仁化得到了北江特委的重视。1928年1月，阮啸仙等人被派往董塘安岗乡成立中共仁化县委，主持暴动工作。在中共看来，苏维埃政权要与武装暴动紧密结合，广东省委在论及农民暴动时指出：“一乡暴动起来了，便成立乡苏维埃，一区暴动起来了，便成立区苏维埃，有三区以上的暴动起来了，便可以成立县苏维埃。”
第五区的农民斗争无疑已与省委所认定的苏维埃组织条件契合。1928年1月27日，仁化县委在董塘圩外的大广场召开全区武装大会，第五区23个乡、2000余名村民参与其中。县委宣布了农民暴动的提案和口号，并将农民的暴动热情引导到政权建设之上，提出要“组织我们的工农政府”。然而，县委却没有立刻成立区苏维埃，而只是先于董塘安岗乡召开乡代表大会，成立乡苏维埃。
这或许与中共关于农会和苏维埃的政策有关。在共产国际还没有确定在中国建设苏维埃制度之时，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曾提出一切乡村政权都归于农会的口号。共产国际确定实行苏维埃的方针后，因考虑到农会曾发挥的重要作用，决定先保留“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在一段时间内“采取措施准备向农村苏维埃过渡”。面对第五区农会，仁化县委势必不能直接以苏维埃代替它，或是简单地改换其名称。况且，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苏维埃”终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对它的认识远不如农会。因此，县委仍保留着区农会，依靠其号召、组织农民。阮啸仙在向省委提議派遣宣传人才时，曾提道：“此地农妇时常要求参加暴动，要求派人训练她们，入了农会必缴纳会费贰先，因为缴了钱就表明实际加入”;在向仁化其他各区宣传农民暴动之时，苏维埃也借用第五区农会的名号，散发“第五区农会敬告压迫农友书”。同时，安岗乡苏维埃政府的建设也以五区农会政权为根基进行，由曾任五区农会领袖的蔡卓文担任政府副主席;在武装上，则是将董塘原有的农民自卫军改变为广东工农革命军下的独立团。至1928年2月10日，设立仁化第五区苏维埃的建议才被提上日程，仁化县委“改组五区农协，剔除妥协动摇分子，正式成立苏维埃”，并就此设立仁化县革命委员会，作为县苏维埃成立前的临时机关，行使军事权力，以便更好地发展和指挥全县武装，以苏维埃组织去代替农会组织，实现由农会政权转入苏维埃政权的过渡。20D903BF-5398-4DC5-A151-553E1D3676F2
在仁化苏维埃政权实践的过程中，其政府的建设呈现出一定的特色。
首先，仁化中共组织与苏维埃之间密切关联，界限不甚清晰。安岗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之时，主席并非从农民代表之中选举产生，而是直接由中共仁化县委书记阮啸仙兼任，副主席则由一直领导五区农会的蔡卓文担任。在乡苏维埃成立后不久，中共安岗支部建立起来，共有同志9人，蔡卓文担任支部书记。仁化县委书记、安岗支部书记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副主席人事相同，虽能提高中共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但这也同样使得政府领导团体与党组织成员的界限不甚明晰。
其次，仁化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也有其特点。仁化乡、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皆设有委员13人，分任土地革命、财经、妇女、文教、审判、青年等职务。然而，仁化苏维埃政府并不急于对乡村各方面进行控制和管理。具体来说，仁化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与财产。在乡苏维埃建设之初，阮啸仙便制定了领导农民“锄田基，担豪绅地主的谷石，缴其枪械”的计划。农民在指导下没收地主的各类财物，民国时期的《仁化县志》记载：“致农匪愈凶，踞董塘，设苏维埃政府，每日搬运各村谷石、银物、牛猪等项。”
二是领导农民在乡村掀起红色风暴。焚烧、拆毁地主的屋宇甚至成为必不可少的活动。对于历林的地主、士绅，安岗乡苏维埃“特别召集农民去烧了几小房以示威，要他马上缴枪、谷、契、钱来”。当农军与地主民团作战时，除击敌、缴枪以外，焚烧屋宇同樣重要。在农军与夏富、岩头的民团作战取得胜利后，县委总结道：“此役计毙敌六人，伤十余人，缴械四五枝，平岗和岩头的屋通通烧完了。”
三是出于扩大暴动、汇合革命势力的目标，向外发展更是仁化苏维埃的工作的重心。阮啸仙组织农民成立招待处，“招待各区乡派来农民，亲到五区革命乡村参观”，当面对尚未有多数群众起来革命的乡村时，如对于石塘，则“派宣传队加紧宣传，使他们起来”，再“以多量群众围攻方法取得”。而针对武力和守备较为强大的夏富与岩头，则拟定相关的谋划，决定通过“（一）设法在附近疑阵，放空炮，骚扰反他，乱其心。（二）〔发〕传单分裂其群众，摇动其武装。（三）〔以〕远交近攻的方法，先和弱小绅士以打破其结”三个步骤逐步取得政权。
总之，仁化暴动的基层政权组织并没有立刻变为苏维埃，而是经历了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第五区农会与乡苏维埃一起发挥着作用。同时，仁化苏维埃政府不急于建设乡村，其中心工作在于不断组织群众进行红色风暴，打击地主豪绅，没收他们的财物和土地，以振奋农民的进攻。1928年7月，阮啸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时，曾发言说：“在广东，农民打倒土劣的需要，比需要土地的口号还厉害些。”这其实也是对仁化暴动情况的一种总结。对豪绅地主的打击可以保持农民源源不断的暴动激情，使之愿意依照中共的部署行事;而通过对豪绅、地主财产的没收和粮食的征发，又可以为农民武装的建立和维持提供给养基础，为扩大暴动做准备。
三、革命的限界
如前所述，图谋向外发展、扩大暴动范围，是仁化暴动极为重要的工作。然而，在农民暴动势头良好的仁化，这样的任务却难以实现，暴动逐渐迈入发展不利的境地。中共仁化县委在报告中也表现出灰心：“现在严重的问题来了，现在仁化五区苏维埃，由攻势转至守势，守且恐不保了。”为什么仁化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会走向困境？
一方面，原有的农会基础在为仁化暴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划好了革命的界限。农会和苏维埃在全县较为薄弱的政治基础限制了革命的发展。首先，五区农会的领袖大多出身不高。蔡卓文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而李载基的家庭虽有实力供其去县城读书，但学费已经使家庭节衣缩食。他们在全县的社会声望和所能利用的政治资源非常有限，难以通过社交圈将革命发展到更广的地界。其次，董塘农会此前能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董塘一带缺少强大的宗族势力，这为农会突破姓氏的阻碍，在乡村发展壮大、夺取政权提供了空间。而在其他乡村，近则夏富、岩头，远则长江、扶溪，宗族力量都较为强大，对乡村的控制力较好，农民运动的开展实则有限。在这些缺乏农会基础的地区发展暴动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因素都使农会政权可以在五区董塘一带较为长久地坚持，却始终无法扩展到仁化其他各区，而脱胎于农会的第五区苏维埃，自然也难以扩大其影响，面临着困守的可能。
此外，五区农会曾在乡村中发挥巨大作用，这使苏维埃出现后，农会领袖依然能轻易地影响农民，为“六日事变”中农民的离心和动摇埋下了隐患。1928年2月6日，“六日事变”发生，韶特务营被国民党缴械，其中有共产党员逃难到董塘报告，几位军事领导人大为慌张，在未通知县委的情况下，立刻召集军事会议，撤退在五区董塘的部队，退却到靠近山边的乡村。这一军事撤退动摇了董塘个别农会领袖对中共的信任。按照县委的说法：五区农会领袖“反动起来了”，认为那些退却的军事人员不顾他们的安危，带着他们的枪炮，“一有事便想回湖南”。在农会领袖的通令下，董塘各地都在宣布“取消工农红旗、红号带，取消‘共字及撕去各种标语，取消工农革命军第八独立团”。至于一般的农友，则因军事退却的现实而认同农会领袖的说法。一时间，反对湖南人成为董塘普遍的风气。“六日事变”的发生加剧了仁化苏维埃政权维持的难度，那些视红色革命为敌的地主乡绅认识到董塘苏维埃政权的“内部不稳”。事变后，即使仁化革委会曾组织农军打退夏富与岩头地主的进攻，并在不久之后攻破县城，但民团对董塘的攻击依然猛烈。分裂的消息也使得之前愿意和农民讲和的“豪绅地主”“不肯妥协了”，他们纷纷“跑出各方去”，仁化暴动的发展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敌人。
另一方面，革命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始终影响着暴动的进展。1928年2月，仁化五区苏维埃政权开始面对一个更具组织性、更有精力的仁化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2月以前，仁化县长黄济民因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而逃离仁化，“托故诣省不返”，仁化“遂陷无政府地位”。仁化、曲江的地方势力为此多有争斗：仁化土匪首领周文山试图通过与中共处好关系，与地主乡绅敷衍，得到县长的职务;曲江乡绅何月秋则希望通过与仁化本土乡绅、地主合作，取得县长的职位。县城内部矛盾重重，削弱了国民党政府去扑灭董塘农民暴动的组织力。但不久后，情况发生了改变。20D903BF-5398-4DC5-A151-553E1D3676F2
粤桂战争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国民党在广东的政局趋于相对稳定，拥有了更多精力去压制中共的发展，“以军事结束、对于各属共党、积极派兵清剿”。1928年2月13日，仁化县革委会组织的攻城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注意，十六军范石生部随即“差遣王子光、随同仁化县长郜重魁赴仁化县接篆，并就近调查前次共匪焚杀仁化县情况”，两人于2月16日抵达韶关，“十八日郜县长奉军长命、往乐昌、会同十六军四十六师一百三十八团团长王甲本、进攻仁化、二十一日抵仁化”。郜重魁抵仁化后，便“调集全团警察”，会同范部军队一起向董塘进攻。由于双方力量差距，仁化的革命队伍不得不先后向安岗华阳寨与石塘寨退守。
面对敌人的进攻，大多数农民陷入恐慌，而农军未经长期的军事训练，“皆逃避上山，多少武装也不敢进攻敌人，他们只希望外面武装救援”。农民一直存在依赖军事力量的心理。1928年3月，当北江特委回顾仁化暴动情形时，把董塘暴动的发展归功于朱德部队从前的军事介入，指出“仁化是朱德到董塘杀了三十几个豪绅地主之后，才大大的发展”。然而，由于董塘当地缺少中共正规军队作为关键力量的支持，特委只能指导“仁化安岗乡死力抵抗”，如有可能则突围出一部分力量到敵人的后方活动，再号召其余乡村中勇敢的农民进攻敌人，在各山岭插满中共的旗帜，解除安岗的围困。虽然一场较量的结果不仅只受到力量对比的影响，但遇到时势和领导者的运筹帷幄都无法为已倾斜的天平增添砝码时，仁化暴动要突破发展的困境，便成为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
1928年3月9日，安岗华阳寨失守，一部分农民和武装转入“仁化暴动最后营垒的石塘寨”，被围困9个月之久;至10月末，仁化的武装退至石塘的雉鸡大山上。石塘之围难以解除，县委在大山中也没有做城市、乡村的工作。最终，11月12日石塘寨失守，仁化暴动宣告失败。
四、结语
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逐渐走上了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寄希望于城市暴动。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倾向并未改变，坚持认为革命高潮的形势依然存在。广东省委仍将夺取广州作为目标，认为广州苏维埃未能持久源于全省农民暴动未能充分发起。此后，省委在广东各地乡村掀起广泛的暴动热潮。在粤北，仁化暴动比大多地区的暴动发展得更为蓬勃、激烈。
仁化暴动的良好态势与该地第五区农会在乡村中较好的力量基础息息相关。大革命时期，五区农会吸收了大量的成员，建设了农民自卫军，并开展了数起农民运动。在与董塘、石塘乡绅地主的斗争中，农会成员往往处于占取上风的位置，在农民运动中审判、处决土劣，规定租赋，并承担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乡村中的一部分政治权力被转移到了农会手中。然而，并非每一个地方的农会都能在乡村中造成较大影响，仁化第五区农会的成功离不开董塘一带有利于革命的社会土壤。仁化历史上的土客籍矛盾在其间发挥着作用，董塘一带较弱的宗族势力也为农民运动的开展减少了阻碍。与此同时，这里还拥有仁化最为广阔的土地，佃农的比例极大，农田多集中在别处少数地主的手中，农会的口号和章程得以拥有落实的空间。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农会领袖被发展为中共党员，这使农会成为革命中可依靠的力量，促进了仁化暴动的兴起和发展。
在仁化暴动的过程中，仁化县委遵循建设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路线，进行将农会转变为苏维埃的尝试。然而，由于农民对农会的认识较之苏维埃更深刻，五区农会并没有立即被苏维埃所取代，依旧承担着联系、组织、号召农民的功能，为集聚暴动的力量提供便利。直至“六日事变”尘埃落定后的1928年2月10日，县委才改组了五区农会，正式成立第五区苏维埃政府。在仁化乡、区苏维埃成立期间，土地革命的口号得以公布与执行，农民的武装组织建立起来，武装行动屡见不鲜。仁化苏维埃最重要的职责不是进行乡村建设，而是组织打土劣、分土地等行动维持农民暴动的热情，并征收粮食、没收枪械以供给农民武装，将暴动扩大到更大范围。然而，向外扩展并非易事。五区农会虽为革命的起势提供了便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革命的发展。农会在董塘的影响力很容易动摇农民对苏维埃革命的态度，为暴动中农民的离心埋下隐患。而中共在全县薄弱的政治根基，又令政权难以赢得其他地区中乡村力量的支持，这使仁化暴动一直难以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粤桂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拥有了更多打击农民暴动的精力，而中共仁化县委却一直求援无门。在现实环境的束缚和敌我力量的差距之下，暴动逐渐困于一隅，遗憾失败。
仁化暴动的过程和结果是中共在苏维埃革命早期政权实践的一个面向。虽然仁化暴动早期因其革命基础而发展顺利，然而它仍与同时期的众多农民暴动一样，最终走向了失败。乡村中政治的、经济的因素虽然能为革命的开展提供土壤，但其效力却始终有其界限，无法完全突破当时整体政策与形势的束缚，中共中央对革命高潮的认识、对群众暴动的理解、对军事支持的低估始终限制着革命的发展。在实践中，中共不断地汲取经验，进行政策的调整。中共六大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的决议，回应了此前暴动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中共革命继续向前方走去。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20D903BF-5398-4DC5-A151-553E1D3676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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