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益 张玉龙 童顺平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在粤北的办学实践，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一个本应受重视却被忽略的重大文化迁移现象。教学与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知识学习与体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等相结合构成其办学的基本特征。内迁华南高校所秉持的办学理念及所呈现的办学特征，对新时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内迁华南高校;粤北办学;基本特征
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是近现代中国史无前例、规模浩大的文化迁移现象，它避免了中国高等教育因日本侵略而摧毁，在赓续发展中催生出诸多新的因素与新的气象，极大地改变了战前高等教育不合理的发展格局，对后来的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内迁粤北的华南高校作为隐性的华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与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并存且产生巨大影响的三大高校群落之一，在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和华南地区抗战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1]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此开始关注，并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上比较薄弱。对其开展研究，不仅有助于挖掘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这一文化事象的价值与意义，而且有助于深化对战时高校内迁这一文化迁移现象的认知。基此，本文试图对其办学实践及特征做一探讨。
一、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着被日军摧毁与占领利用之危险。为延续民族文教事业，保存民族复兴力量，平、津、沪等濒临战区的高校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迁徙。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10余所华南高校被迫卷入这一迁徙行列。其中，先后辗转迁徙至粤北办学的有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广州大学、广州协和神学院、私立国民大学、省立勷勤商学院等华南高校8所，加上1942年创建于此的中华文化学院，以及从苏州经上海、福建迁来的私立东吴大学，集结在粤北办学的高校达10所之多①。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这些内迁华南的高校以坪石为中心，开始了“弦歌不辍”的艰难且卓有成效的办学实践。
办学理念起先导性作用，引领和指导着办学实践。华南高校注重教学与科研有机结合与其办学理念密切关联。由于深受欧美等西方大学“科研和教学相统一”理念的影响，华南高校擘画者们充分认识到教学与科学研究在办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學校长朱家骅指出：大学教授不是知识的贩卖者，学校也不是知识的贩卖场，应设法使教授与学生常有接触，使学生在学术方面获得请教的便利，以培养研究的兴趣。大学是研究学术之所，学科的安排必须为这个目的服务学术，“必待学生毕业后继续不断作专深之研究，方为有济”[2]。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倡导：科学研究“不但有本身价值，亦足以增加学术空气，使教学内容更加充实”。[3]广东文理学院院长认为：学术研究与做好教育工作两者相辅相成，“师范性”绝不是“不学无术”。[4]而抗战建国对科学技术和实用型人才需求，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这一认知。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成为内迁华南高校重要的办学特征。
为确保教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工作的顺利展开，内迁华南各高校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措施。如训导制度中，规定教授同时负有指导学生学业之责;师资方面，延聘学者与名流;课程设置方面，根据专业不同，设置了一定数量的研习课程和考察课程，个别高校还规定高年级学生的课程设置以实际专门研究为主[5];考察实习方面，各校规定了相关的考察办法、组织大纲与考察计划等。此外，各校的院系还根据各自学科特点出台了相关规定，如中山大学文学院特增设各科研究室，要求学生每人认定一门专题研究，由专任教师指导。[6]
内迁华南高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落实在日常教学中。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内迁华南高校的教师多有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经历，且多为各自专业领域的专家，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自觉坚持把教学和科研结合在一起。在课堂教学上，诸师因其所学，将前沿的学术成果充实到课堂教学中，或“阐以奥义，道之规范……”，或“揣摩是事，登堂演论，不厌详缕”[7]。洪深、许崇清、李达、王亚南诸师，既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也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名师，从而使他们的课堂知识性与学理性互为交织，异彩纷呈且兴趣盎然。据载，剧作家兼文艺评论家洪深讲授的《戏剧评论》，教育家许崇清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李达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经济学家王亚南讲授的《经济思想史》等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8]
·教育史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在粤北的办学实践及其特征内迁华南高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也体现在实地或现场教学上。内迁华南高校学人注重集教学、科研和生产于一体，使三者间能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如广东文理学院社会教育学系以电影放映为媒介，系统开展电影放映、检修与教育等电化教育工作。“做中学”这一教育理念，不但使得学生能“透彻理解放映机的构造及放映手续”，而且也便利于“做学理研究上之验证”[9]。再如，中山大学农学院先后租用农民水田20余亩作为实习实验场地，恢复原设在乐昌县的武水演习林场，在乐昌县出水岩琵琶岭筹建2800余亩实习农场，设立蚕桑改良场（湖南耒阳）、桂林工作站以及北江稻作试验分场等，以供师生教学、研究和实习需要。中山大学地理系在乐昌设置了坪石水文站，观测水势，以满足师生教学与科研之需要。[10]
最能体现教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者，当属师生共同参与学术考察和调研活动。内迁华南各校坚持资助师生前往各地考察，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在人文社科方面，有在粤北、湖南、广西等地开展的对政治、经济、社会、少数民族等状况的调查;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对矿产、森林、水土、植物、疾病等实况的考察。如中山大学农学院迁到栗源堡后，各系先后组织师生到粤北、湘南、广西等地，结合专业进行实习、调查与考察。园艺系黄昌贤教授带领毕业班学生到耒阳、衡山一带调查当地柑橘栽培历史、种类分布、栽培管理经验、果实贮藏、果品市场概况等，并就地进行剪核实习与品种植定;农经系教师分别带领三四年级学生前往连县、五华、始兴等县调查农村经济情况;畜牧兽医学系师生在当地和国营农场参加牛疫防治工作，等等。[11]据不完全统计，坪石时期仅中山大学学生的考察活动就达71次之多。[12]如此的考察活动，虽“历时久暂，各有不同，要皆寻回不少宝贵资料，补助于研读不少” [13]。
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提高了学生的学术兴趣，锻炼了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能力，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同学多能随一己之志趣寻研究之中心，自由发展，不囿成见。每于功课之余，自由组合之研究会，若雨后之春笋，蓬勃滋生，如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学术研究会等。各就所见，从事研讨。”[14]“各科毕业生，大都能学以致用，出路颇佳……抗战以来在内地服务实际担任抗战工作不少;甚为求学术深造，毕业后再出国深造者亦所在多有。”[15]
二、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相结合
内迁华南高校普遍重视学术研究，在“抗战烽火”中形成了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学人从服务民族抗战和地方经济社会的目标出发，结合自身所长，把研究视野聚焦于与国计民生密切关联的农业、矿业和医疗等诸多领域，努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实现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
在农业生产领域，增加生产以充实抗战力量为战时急要之图，故粮食与土地问题为内迁华南高校重点关注之所在。农学是中山大学与岭南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为增加战时广东之粮食生产，育种方面，两校的农学专家除稻种纯育外，还开展各区的育成种及捡定种的比较试验、冬作及杂粮的品种比较试验等，将育成繁殖的稻种提供给广东省政府;土壤方面，为充分发挥土壤的生产力，农学专家们对粤湘两地的土壤情形开展调查工作。如针对粤北农场经营过程中遇到的虫灾、瘟疫等种种困难，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16]又如1941年粤北坪石牛瘟严峻的情势得以及时控制，正是当地采纳他们提出的隔离、清洁、消毒、及时处理尸体、免疫注射等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的结果。[17]再如针对岭大村及其附近地区油茶的种类、栽培方法、压榨方法和设备的不足，他们提出了改良栽培技术和压榨方法的建议。[18]
在矿产资源等领域，为配合战时需要，内迁华南高校学人加紧对粤北与粤湘边境一带的军事矿产资源进行调查。据《两广地质调查所概况呈报表》（1943）记载，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粤汉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及粤北地层之研究;广东乐昌九华钨及莹石等矿及火成岩等研究;粤北铁矿及煤矿调查及铁工厂原料问题研究;粤北锡矿及金矿之详探及矿床研究;曲江银铅矿砒矿钨矿之详勘;广东三十万分之一地质图之绘制，等等，尤其重视国防矿产燃料、药用矿物及稀有金属的探寻。[19]不仅如此，在评估各矿藏价值的基础上，他们还将其中大部分著成报告，提供给政府和实业界参考。[20]这些研究成果，对粤北诸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医学领域，学人们基于战时需要，除了对日本血吸虫在粤北的传染、阑尾炎、华南肝硬化、胎儿软骨营养异常症、肺炎结核、华南人鼻炎粘膜慢性变化、多种肿瘤等进行大量的研究外，还征集各地方临床病理材料以供研究，为粤北各地医院检查病人材料，包括镜检、培养法、血清检查及动物实验等，为卫生机构检查凉品及各种疫苗，制造多种诊断菌液血清及抗原，为粤湘赣各省医院义务代验临床病理组织物，详细报告研究结果，促进了我国南方医疗的进步。[21]
在自然地理方面，学人们对广东省境内的地理情况和河流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在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广东省政治经济图》（1∶100万，共6幅）、《广东省分县地图册》（1∶20万，共108幅）以及《梅县大地图》（1∶10万）的绘制。[22]此外，他们还提供技术力量，帮助韶关市政处设置坪石水文站，用以观测水势，研究韶关市潦水预防。由中山大学地理系吴尚时教授与同事合著的《浈武二河之水文》和《曲江之潦患与预防》二书出版，“对于韶关市预防水灾多所建议”[23]。
粤北办学时期，内迁华南高校学人主动将科学研究对接于国家与地方社会需要，一方面使得他们在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间的相互转换与转化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了他们于民族危难之际自觉担负起关注国事民生、发展地方经济社会使命的学者天职，为学术研究服务抗战建国、服务地方社会做了最好的注解。
三、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内迁华南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一既如往地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以培养“抗战建国”需要的各类人才。大学教育既要传授高深学问，培养掌握现代学科知识和技术的专业人才，又要培养学生优良品质和综合素质，从而为参与社会活动做准备，是内迁华南各主要高校的基本共识。
1943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各系课程，除依照教育部规定大学科目表订定外，并依据学习需要情形，呈部增设一部分私目”[24]。本科第一学年开设课程为国文、外国文、中国通史、论理学、生物学、伦理学概要、军训、体育、三民主义以及社会学、政治學、经济学（三者任选一科）。第二学年开设课程为西洋通史、中国文学史、各体文习作、历代文选、文字学概要、外国文、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法以及哲学概论、社会学概论（两者任选一科）和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三者任选一科）。第三学年开设课程为历代诗选、中国文学专书选读、文字学概要、各体文习作、语言学概要、声韵学概要、比较语言学、古文字学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专书选读。第四学年开设课程为中国语言文字专书选读（二）、诗选、词选、语言学概要、毕业论文。由上可知，这一时期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严格按部颁必修科目表设置，一二年级开设的科目基本属于通识课程，三四年级才转向专业课程学习，很好实现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1943年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史地系（历史组）开设科目如下：一年级：三民主义、体育、军事训练、国文、英语、伦理学、论理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生物学、政治学。二年级：体育、军事训练、史学通论、地理学通论、中国上古史、传记研究、地质学、经济地理、科学概论、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三年级（史组）：中国断代史、中国中古史、西洋上中古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国别史、专门史、中国史学史、史籍名著、军事训练、体育。四年级（史组）：中国近代现代史、西洋近代现代史、中西交通史、史前史、考古学、中国史部目录学、历史教学法、历史实习、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地理、毕业论文。[25]由上可知，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史地系（历史组）开设的课程，以部颁课程为准绳，一年级多为通识课程，二年级较偏向专业课程，三四年级分地理、历史两组，结合本系特色开设部分通识和专业课程，史地两组互修，较好地做到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上述课程设置与内迁华南高校追求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价值诉求是相一致的。课程目标上，内迁华南高校坚持以“养成学生共同之基础”为旨向。课程内容上，这一时期的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教育、基本知识与基本方法、道德品行教育以及体育四个大方面的内容，涉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逻辑学以及体育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兼顾了知识的基础性和综合性。课程类型上，这一时期的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共同必修科目、辅系科目和自由选修科目三大类。课程除必修科目遵照部定要求开设外，选修科目力求内容充实，使思想与语言、理论与方法（或工具）能相互联系，无轻重失常或隔阂分离之弊。[26]除基于学生个体兴趣而设的自由选修科目外，共同必修科目分為学校和学院共同必修科目，体现了国家层面、学校育人目标层面以及学院对学生在某一学科领域的整体要求。
课程设置而外，各类专题学术讲座、报告与田野考察与调研活动也成为内迁华南高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体现。粤北办学时期，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与广东文理学院诸校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校内外专家、教授做专题学术报告或讲座。承前所言，岭南大学“每两周举行大学周一次，延请名流来讲学，每星期一纪念周则由教授轮流担任”[27]。中山大学则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讲座或报告形式。校外考察与调研也是各校学生增长知识的一种学习方式。广东文理学院学生或“衡山采集生物标本，瑶山考察瑶人风俗”，或寻访张曲江墓等古迹。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师生考察调研活动内容涉及粤、湘、桂区域之政治、经济、文化、民俗诸端。
1941年5月22日至30日，罗放祥教授带中文系毕业班到广西桂林考察，效果甚佳，所得资料丰富。钟敬文教授于1942年春假，带中文系应届毕业班到湖南衡阳与广西桂林考察，收集湘桂民俗学资料，查阅地方志，参观图书馆。哲学系也常组织毕业班到粤北曲江一带，考察参观各地机关及文化发展情况。
上述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的设置，各类学术讲座、田野考察的开展，无疑有助于把专业课程所训练的宏观思维方法、微观思维方法与形象思维方法等结合起来，实现教学与研究实践融合、文理渗透的目标追求，体现了浓郁的西方博雅教育理念。
四、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发展学校教育同时兼顾社会教育是华南高校的办学传统，也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战时内迁高校的基本要求。在“战时需作平时看”[28]的教育方针指导下，内迁华南高校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和保障学校教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运行。师资队伍上，他们通过延聘、引进优秀师资等措施，很快使内迁华南高校师资达到一个强大的阵容。资料显示，仅1943年，中山大学拥有教员数达544人。[29]东吴大学初来曲江时，师资奇缺，但不到一年状况就得到改变，拥有20位有良好训练和经验与宽阔世界观和国际背景的教师。[30]管理及服务上，各院校调整了行政管理机构，设立“贷金审查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管理学校的各项工作;修建了宿舍、课室、浴室、厕所、活动场所以及防空设施等，以满足师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需要。教学和科研上，各学校通过加强图书馆建设、出版学术刊物以及组建各种专业性学术社团等，为师生的科研和学习搭建便利的平台②。为保障学生的膳食供应，各学校先后建立了有关资助贫困学生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帮助贫困学生克服经济困难，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家境清寒但成绩优良的学生能安心向学而无辍学之虞。
上述举措的实施，确保了内迁华南高校学校教育教学的正常运行并有所发展。在校生数量上，1937年中山大学在校生数为2145人，1942年度为4297人，是初迁坪石时的2.5倍。[31]岭南大学1941年度至1943年度的在校生数均保持在1100人左右③。专业设置上，内迁院校所设专业遍布理、工、农、医、法与人文诸学科，其中，“实类及工科教育的发展，尤为显著”[32]。
社会教育同样是内迁华南高校高度重视之所在，且多有创新之举。内迁华南高校的社会教育主要围绕抗战宣传、民众扫盲以及生产和生计方面教育展开。抗战宣传方面，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战地服务团始终走在抗日救亡宣传前列，他们深入到城市、乡村、军队、学校，所到之处，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是内迁华南高校最为常见、影响最为巨大的抗日宣传形式。他们通过话剧、歌咏会、诗歌、钢琴、小提琴和口琴演奏以及与地方举办的士民联欢游艺大会、农民联欢会等，进行兵役宣传、劝募宣传、鼓舞军民斗志宣传与民族国家情感的熏陶。话剧《雾重庆》《血十字》、歌曲《粤北大捷》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是每次活动的经典曲目。这些宣传使民众懂得了抗日的责任与意义，激发了他们爱国、团结抗日的热情。
为改变普通民众大多数为文盲，既身无长技，又毫无现代战争常识的现状，内迁华南高校以固定扫盲学校和文化补习班为主，以民众流动教学为辅，不遗余力地开展扫盲和民众文化补习。经过努力，扫盲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1941年度，仅中山大学就在坪石镇扫除文盲达1800人。[33]与此同时，各校还积极地开展防空、防毒等国防知识、自然科学科普常识、艺术与公共卫生习惯等教育，引导和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以提高民众素质和改良社会风气。如中山大学医学院在乐昌县举办接产培训班，将新的接生法传授给各乡受训青年女性。又如召集武阳司保甲长开会商订清洁规则，等等。[34]这些活动在当地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和良好的影响。
为提高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技能，内迁华南高校还大力推行生产与生计教育。除通过开办各种培训班、函授学校传授民众生产技艺和技术外，还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推广和社会教育活动。如开设高中计政培训班、会计训练班和高中土木工程科等，培训战时大后方建设人才。1941年，仅广州大学就培训计政毕业生达518人。[35]又如利用考察与技术推广之机会将农业知识和经验推广给农民[36];再如通过办农产品展览会和出版街头壁报（周刊）和《农事浅说》的形式，介绍农事常识和农业科技知识以及解答农民和社会人士关于农事的询问等。[37]
上述活动客观上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增进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对粤北诸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知识学习与体育相结合
内迁华南高校在强调知识学习的同时，十分注重体育。华南高校注重体育传统的养成，与孙中山“尚武精神”和近代西方大学的办学理念密切关联。各校校长钟荣光、邹鲁、林砺儒等人深切认识到“体育其实与修养人格，和增进学问，都有密切关系”[38]，“要达到救国救族之目的，必须‘使人人康强健壮’”[39]，逐渐形成了知识学习与体育并举，“非提倡体育不能收教育之全功”与“健全体魄健全精神能干健全事业”的教育理念。华南高校对体育运动的倡导与体育精神的阐扬成为其办学传统与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粤北办学时期，华南高校着力践行知识学习与体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并将其发扬光大。
在教学管理层面，各校先后设立了相关的体育组织、领导机构，以统筹、规划与指导全校的体育工作。如中山大学先后设立体育委员会、体育部、军事训练部、体育卫生组（训导处下属部门）等机构，其中体育部由校长直接管辖。体育部工作人员有指导员、干事各3人，书记1人，实施体育方案。[40]岭南大学除设立体育委员会统筹全校体育工作外，还有学生自治组织——体育会负责组织学生的体育活动。[41]私立广州大学设立了体育部和体育设计委员会。体育部又下设指导组和 事务组，每组的分工各不相同，各司其职;而体育设计委员会则由教务长、事务长、训育主任、体育主任、体育指导员共同组成，负责核定体育器械的购置和支配，介绍体育新法并制定体格标准以及审定体育活动管理各项办法。
在课程体系建设层面，各校制订了相应的课程制度与考试制度，按一定比例将体育纳入整个课程体系设置之中。如中山大学规定：学生在学8学期除党义、军事训练、体育外须修满142学分始得毕业，其中体育课是大学1-4年级必修科目，但不计学分，要求将体育考试达到学校规定的标准作为毕业生领受学士学位的必备条件之一。
[42]岭南大学早期规定体育课必修，不记学分，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又将体育课记入学分。私立广州大学一度特将军事训练和体育课安排在第一、二学年的必修课当中，而且要求军事训练每周授课3小时，修满一学年就可以获得3个学分。[43]
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体育比赛、体育锻炼等是内迁华南高校落实体育思想的载体。据载，粤北时期，多数高校体育课教学内容以田径为主，还有球类（篮球、足球、排球、网球）以及器械、武术、游泳等。[44]相对而言，作为课程补充的集体和个人的课外体育活动在内容和规模上则远胜前者。当时课外体育活动有学校、各院系、学生体育协会（中山大学）、学生自治会体育会（岭南大学）等多种组织形式。无论条件多么简陋，中山大学体育协会、岭南大学体育会每学期都会举办各种比赛。资料显示，从1941年6月至1943年1月，仅中山大學校坪石本部就举办了大型的院际男子、男女排球赛、端午游泳与划船比赛、竞技比赛达4次之多。[45]有组织的活动而外，个人从事体育锻炼的行为也蔚然成风。据记载：粤北校园随处可见锻炼者的英姿。“早晨起来有读英文的、唱歌的、爬山的，晚上练习哑铃的、翻双杠的，多姿多彩。”[46]显然，随着认识的深化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体育锻炼已由过去的倡导、督促内化为广大莘莘学子的自觉行为。
体育的开展，有助于师生良好身体素质以及竞争意识、团结意识以及阳刚尚武精神等优良品格的培育，为他们以充沛的精力投入知识学习，更好地服务于民族抗战和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创造了条件。
内迁华南高校粤北的办学实践及特征，体现了爱国主义诉求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学对理想和价值的恪守与本土化追求，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对中国的现实需求做出的积极而主动的探索，折射出将学术自由、独立自主与追求国家富强、人民福祉相结合的大学精神。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最好的教科书。当下，中国大学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华南高校所秉持的办学理念及所呈现的办学特征，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借鉴作用。
注释：
①抗战时期先后内迁的华南高校有12所：（1）国立中山大学（1938年10月迁粤西罗定，后迁云南澄江。1940年4月迁粤北坪石镇。1944年秋后迁粤北连县、仁化诸地）。（2）私立岭南大学（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迁香港，1941年冬迁粤北曲江，1945年春迁粤东梅县）。（3）私立广州大学（1938年10月始迁开平，并在九龙和中山设立分校。1940年秋校本部由开平迁粤南台山。1941年冬迁曲江。1944年由曲江迁粤西罗定和连县。1945年1月迁粤西连平）。（4）省立教育学院（1938年首迁桂东梧州，继迁桂东藤县，再迁桂东融县。1939年更名广东文理学院后，再迁粤北乳源、连县。1942年春迁粤北曲江。1944年后迁粤北连县、粤西罗定诸地）。（5）省立勷勤商学院（1938年迁融县，继而迁粤南遂溪、粤南信宜。1941年秋迁粤北曲江）。（6）中华文化学院（1942年建于粤北坪石，后改名私立文化大学，1945年初迁梅县）。（7）私立国民大学（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迁粤南开平，同时在香港设分校。1941年香港沦陷后，迁粤北曲江。1944年后迁粤西茂名、粤北和平诸地）。（8）广州协和神学院（1938年10月迁滇西大理，1942年迁韶关大村）。（9）广东省艺术专科学校（1942年5月由广州迁曲江，后迁罗定）。（10）广东省工业专科学校（1944年重建于粤西高要，1945年3月迁粤西云浮）。（11）广东省体育专科学校（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迁粤西云浮）。（12）私立东吴大学（1942年由福建经江西瑞金、信丰、广东南雄迁入粤北曲江，1944年6月迁桂林）。合计为12所。其中，先后迁入粤北办学的华南高校计9所。本统计系经笔者整理而得。
②1939年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总数为77352册，从澄江迁至坪石时仅运出图书31799册，到1942年，学校共有图书71645册，比1941年增加39846册。中山大学及所属学院在澄江和坪石时期，出版的学术刊物有《中山大学日报》《民俗》《社会学报》《农声》《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等10余种。
③1941年下学期香港沦陷后，文理工医各学院未开班;1942年度理工学院未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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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第红）
收稿日期：2021-06-08
作者简介：廖益，韶关学院校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国家督学;张玉龙，韶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童顺平，韶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韶关/512005）
*本文系广东省华南教育研学基地重点项目“抗战时期华南教育史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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