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 杨来发
【摘 要】传染病防控能力，检验与考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中国社会的文明状况。民国时期，粤北瑶族时常遭受天花、疟疾、鼠疫等传染病的侵袭，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1927年4月，接受孙中山先生“扶助国内弱小民族”思想的广东省政府开始调整治瑶政策，主动介入瑶区防疫工作，并结合瑶族总結出的“隔离法”，采取多种现代防疫手段在瑶区开展防治工作。经过广东省政府多年的努力，虽未能杜绝传染病在瑶区的传播，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染病对瑶族民众的伤害，其历史经验及教训可为防治新冠肺炎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瑶族;粤北;传染病;隔离法
【作 者】李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杨来发，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000。
【中图分类号】R18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1-0162-08
民国时期，粤北瑶区不时出现“发人瘟”（急性传染病），流行范围广，不仅影响瑶族民众的生命安危，还严重阻碍瑶族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威胁到瑶族的生存和发展。2020年全球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在疫情初期我们尚且茫茫然不知所措，百十年前的粤北瑶族在面对传染病危机时，他们与政府又作出怎样的反应和采取什么措施呢？今天的我们又能从中获取怎样的经验教训？
一、传染病流行：粤北瑶族艰苦的生存环境
民国时期，广东省北部地区生活着约4万瑶族同胞。由于清政府长期实施瑶汉分治政策，忽视瑶族社会发展，致使粤北瑶族社会呈现衰落态势。[1]这其中，天花、疟疾、麻疹、霍乱、鼠疫、急性肝炎等烈性传染性疾病的流行造成了粤北瑶族人口大衰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连南瑶族自治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前粤北瑶族的疫病流行状况。据瑶族村寨南岗排老人回忆，1881～1934年，南岗排因天花流行死亡人数就达1800余人。具体年份、人数如下：1881年前后有200人，1888年有800多人，1902年有600多人，1926年有400多人，1934年有300多人。瑶族村寨大掌排的流行病种类更多，1916年疫病流行有70多人死亡，1926年前后霍乱流行几天内就死亡30多人，1936年麻疹流行死亡30多人，1944年因钩端螺旋体病或急性肝炎死亡100人以上，1943～1944年因鼠疫或斑疹伤寒死亡100多人。九寨庙应岗的天花流行多年，瑶族伤亡最为惨重，1916年天花流行，全村100多户800多人，幸存者仅30多户100多人，死者十之七八，其中40多户的盘姓仅剩1户。[2]413～414
由以上记录可见，天花对瑶族伤害最大。在粤北瑶区，由于瑶族没有种痘的意识和有效的防治措施，一旦发生这种病，人员死亡较多，特别是免疫力差的儿童死亡率非常高，有的村子几乎陷入灭亡的境地。连续不断的天花流行，使百里瑶山处处哀歌：“乌云阴霾不见天，鬼哭狼嚎喊冤枉;村前寨后尸骨臭，家破人亡断炊烟”[3]236。其次是疟疾。1941年，粤北瑶区疟疾大流行，约1000名瑶族人染疾身亡。[4]53为此，中山大学医学院细菌研究所主任黎希干团队前往疫区调查，经过医学检测，在300余人的瑶族村庄中，发现慢性疟疾100余例，这些人的脾脏在左肋骨下约有二指至一掌之肿大，伴有贫血症状。血片检查出的病原体多为间日疟原虫，也有恶性疟原虫，患病的瑶族同胞却不知道该怎样治疗。据一名瑶族妇女说，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在三四岁时获“打摆子”（即疟疾）而夭折，疟疾成为瑶族儿童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黎希干、张箐认为“吾人深信防疫与治疗之不周即为瑶人繁殖阻滞之主要原因，而关心于边民者亦当从疟疾、天花二者之预防及治疗而加以注意焉”[5]。
传染源、传播途径还有易感人群，是传染病流行需要具备的互相有联系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通俗来讲，传染病流行需要有容易致病的病原体，顺畅的传播途径，加上一定量的容易感染的人群。传染病的流行，不仅跟生活环境有关，也跟社会环境有关。粤北瑶区之所以出现这么惨烈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居住环境差。因历史原因，粤北瑶族大多居住在高山之处，在雨季前后，高山烟瘴氤氲，特别适宜疟蚊和跳蚤生存。又因粤北排瑶1 聚族而居，街道间距小，房屋低矮，通风采光性差，而且瑶族人畜同居，牛栏、猪圈、卧室在一厅，瑶族还有在室内设置火塘的习俗，由于无窗户，室内空气污浊。粤北瑶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概念，人畜随意大小便，狭小的街道到处是粪溺，蚊蝇满天飞，这给疟蚊和跳蚤将疟疾、鼠疫、伤寒等传染性疾病传播给民众提供了温床。
二是个人饮食习惯不卫生。历代政府对粤北瑶族采取封禁政策，造成瑶族缺少必要的生活资料，迫于生存压力，瑶族逐渐养成了吃腐烂肉食的习惯。民国《连山县志》和《连阳瑶民概况》均有瑶族喜吃腐肉的记载。民国时期，瑶族与内地大多数人一样有饮用生水的习惯。瑶族这些个人饮食习惯，使得各种病菌很容易进入体内，使人遭受传染性疾病的侵害。
三是缺乏现代医疗知识。在粤北瑶族地区，每一个瑶寨都有祖传的瑶医，他们各自收藏有单方和验方，用草药医治风湿骨病、肿毒、外伤、儿科、妇科等疾病颇有疗效。[6]但对于一些传染性疾病，当地瑶医束手无策。一旦瑶族民众患上传染性疾病，不寻求现代医疗机构的帮助，而是寻求鬼神，请“先生公”念经驱鬼，“瑶人患病则请巫道禳祷，第一次允许鸡鸭酬神，第二次为猪羊，第三次为牛，如不愈，则以为神所憎恶，惟有等死而已”[7]。“瑶山工作区”主任余海波在《服务瑶山的经验》中也有记录：“查瑶民患病，不求调养及医药，有病则求巫人念经拒鬼，病愈则归功巫人，不愈则谓病者罪有应得。”[8]
四是人员流动增加了疫情传播的风险。民国时期，政府取消清代的瑶汉分治政策，允许汉族前往瑶区发展。随着山区的开发，大量人员进入瑶山经商、务农、旅游等，外来移民一度占瑶区总人口的10%以上，瑶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但之前瑶区较为少见的传染病也从汉区传入，这给瑶区防疫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
以上种种因素造成的疫病传播，直接给粤北瑶族生存和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一是人口大量消亡。明清时期，粤北瑶族人口众多。然经过三百年的发展，虽部分瑶族融于汉族，但相当一部分瑶族因传染病不知治疗而死亡者甚多，人口锐减，以致影响瑶族繁殖。二是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瑶族向来迷信好斗，一旦有人被他人传染烈性传染性疾病而亡，就向先患者和家属勒索财物，但先患者及其家属觉得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进而会引发村内、村际的械斗，严重影响社会治安。1917年，阳山县六暗、白芒等地瑶族染上天花，他们认为是寨岗汉族先传染给他们的，寨岗汉族不承认，导致阳山县瑶族与寨岗汉族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9]
二、“隔离法”自救：粤北瑶族自我总结的防疫经验
“隔离法”是粤北瑶族在与传染病的抗争中，自己总结出的防疫经验。粤北瑶族昔日往往迷信，一遇瑶医难以医治的传染病就请先生公念经“送鬼”。不过，他们在与传染病长期做斗争的过程中，亦掌握了若干药物和防疫知识，总结出了一套传染病“隔离法”。这是专门用于对付烈性传染病的。
由于粤北排瑶人口高度密集，而且居住环境卫生极差，一旦疫病流行，蔓延会非常迅速。在疫情暴发初期，瑶族民众会将染病者送到远离村寨的山洞或田寮去住，以便与健康者分开，减少疫病的感染。其他人闭门不出，特别是感染者。可见，粤北瑶族的“隔离法”还是较为可行的，类似于我们今天将感染者与疑似感染者安排在专门地点隔离的做法。可以说，粤北瑶族在当时能够做到这点是值得肯定的。
为严格落实这套“隔离法”，瑶族通过习惯法严格约束族人。长期以来，粤北瑶族依靠习惯法维持着瑶族社会秩序，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南岗排瑶族有将传染病传给别人者视后果处以不等罚款的习惯法。1936年，盘亚林二公之子身患天花，又将天花传染给他人，造成许多人得病，200多人死亡。患病家属群起向他索要赔偿金，结果，盘亚林二公给患病仍活者每人18元，病死者36元，共约5000法币，以致盘亚林二公彻底破产。[10]72
若传染病在村内大规模传播，无法通过隔离个别患者达到抑制疫情的目的，瑶族则会携带干粮离开村子迁入深山分散居住，邻村严禁与疫区人员往来，以减少或避免交叉感染，为此传染病仅在个别村庄流行。然而人们的“躲避行为”也会导致疫情的扩散，因为人口流动会加速病毒的传播。[11]这是一种消极的防疫方法，但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对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416曾经到粤北瑶族村落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医务工作者黎希干和张箐对此表示赞赏：“瑶山常发生天花，地方流行，死亡甚多，居民对于天花最恐怖，若遇病村中天花发生，则居民离村迁避坑内，邻村禁绝来往，无形中封锁疫区与隔离瑶人，与卫生学上之防疫原则恰相吻合。”[5]可以看出，这套隔离法在瑶区是行之有效的。
除了要隔离患者，粤北瑶族还知道要远离患者尸体，并对其火化。多年的抗疫经历，让他们认识到染疫死后人的尸体是非常可怕的传染源，所以不敢轻易接触染疫的尸体，“曾患病者充作病人之看护，病重者则畀入山坑茅屋中，任其毁灭，常人不敢亲近病者之茅屋及尸体，多以火化”[5]。采用火葬方式防控疫情蔓延，是1910年庚戌鼠疫[12]后才得以在中国北方推广的，这一举措不仅改良了旧式丧葬习俗，更开全国风气之先。但是那时的国人多是讲究入土为安，能真正实行火葬的地方并不多见。粤北瑶族之所以能这么快接受火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常年与传染病斗争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因而逐渐意识到火葬的好处，还有就是外界防疫知识的传入，多少也影响了他们。瑶族火化患者遗体的做法，符合卫生防疫学中杀灭病原体的原理。在当时医疗技术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这些传染病的应对方法是难能可贵的。
但粤北瑶族“隔离法”也存在问题，如不主动医治天花患者，故死亡甚多。粤北瑶族将天花患者送入远离村子的深山茅草屋中，仅留下干粮和饮用水，让病人自己料理，任其自生自灭。[13]53这种处理方式，看似保护了健康人，却对患者缺少人道主义关怀，使许多天花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亡。通过现代医学知识可知，天花患者的临床表现有轻型和重型，轻型患者容易自愈，重型患者死亡率较高。因无特效药可医治，天花患者基本上靠自身免疫力、居住环境、营养支持等缓解或痊愈。民国时期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广州市的天花患者死亡率一直控制在20%以内，这主要归功于广州市政府将天花患者送入市立传染病院，免费为患者提供干净卫生的隔离场所和现代医学治疗。[14]这说明，政府通过建立规范的医疗体系和提供合理必要的医疗服务，是可以降低天花重型患者死亡率的。然而同一时期一些粤北瑶族村寨的天花患者死亡率高达50%。[5]这主要是因为本已感染天花病毒的患者不但得不到医治，还被遗弃在一个环境潮湿、缺少干净衣被的深山茅草屋中。在此种居住环境下，患者不仅难以做好皮肤护理，还会造成皮肤溃疡，进而加重病情。同时，天花患者本身需要补充适量的蛋白质和维生素，需要多吃些肉食和鸡蛋、水果和蔬菜，增强抵抗力，然仅提供干粮和水无法供给患者身体所需的营养。
粤北瑶族在传染病侵害下，迫使他们寻求自我解决之道，很多方法在今日看来都是有科学依据，并行之有效的，可见粤北瑶族有着自己的智慧。但如何寻求医治之道，粤北瑶族没有现代医学知识和医疗体系，无法给患病者提供治疗，这也是清至民初政府的失职。
三、政府干预：粤北瑶族传染病防治的现代化尝试
1916年3月12日，北京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这是近代中国政府颁布的首部传染病预防法规，由此也揭开了中国政府对传染病依法管理的序幕。1919年，北京政府为了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流行，专门设立中央防疫处，作为传染病研究和生物制品的生产机构。1928年9月18日，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对前述《传染病预防条例》稍微做了改動，并公之于众。[15]45～46可见，中国的防疫事业已经有了初步发展。在此背景下，广东省政府在粤北瑶区传染病防治工作中进行了不少现代化尝试。
（一）众多机构参与瑶区防疫工作
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提出“扶助国内弱小民族”的民族政策，广东省政府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1927年2月23日，广东省政府公布《开化黎瑶办法案》，设立连阳化瑶局，专司瑶族事务。尤其抗战时期，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粤北瑶区变成广东省抗战大后方，广东省政府采取更加务实的民族政策，设立多个机构前往瑶区开展工作。在此择其大要介绍民国时期参与粤北瑶族传染病防疫的机构。
其一，连阳化瑶局——安化管理局——连南县（1927～1949），是广东省政府专门治理粤北瑶族的行政机构，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他们在瑶族传染病防疫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协调其他机构进入瑶区开展防疫工作。其二，连阳安化教育区——粤北边疆施教区——边政指导委员会（1939～1942），是全面抗战期间广东省政府成立的专门发展瑶区教育和医疗的机构，有较为充裕的经费，内部设有卫生处，负责瑶民的防疫工作。其三，“瑶山工作区”，是广东省银行成立的专门负责向粤北瑶族提供低息贷款的机构，有服务瑶族经验的余海波女士为“瑶山工作區”的负责人，办事处内设卫生干事，专门负责瑶族卫生工作。[16]
（二）瑶族疾病调查工作
政府要制定传染病防疫措施，首先要进行疾病调查工作，了解情况才能“对症下药”。粤北瑶族疾病调查工作主要由“粤北边疆施教区巡回施教队”实施，实地调查后制成了不少图表，笔者经挑选后整理成表1和表2。[17]附录13～15
对瑶族疾病调查统计结果如下：
[疾病种类 皮肤花柳（性病） 耳目喉鼻 产科 溃疡 生殖器 新陈代谢 脑系 肿瘤 呼吸系 消化系 寄生虫 传染病 腺 循环系 总计 人数 232 275 2 360 1 237 19 1 18 157 236 2 2 3 1545 ][表1 大掌岭疾病类别人数表
（单位：人）]
[病类 人数 百分比 修正百分比① 外科 125 39.4% 39.43% 内科 73 23% 23.03% 五官科 55 17.32% 17.35% 传染病 55 17.32% 17.35% 火伤 9 18% 2.83% 总计 317 115.04% 100% ][表2 1940年四、五月油岭疾病种别比较图
（单位：人）]
由表1可知，大掌岭瑶族调查对象达到1545人，实属不易，毕竟“山民多所猜忌，调查实至困难。询其人口之多寡，则恐有所征募;询以物产之盈绌，则恐有所税赋”[17]45。皮肤花柳（性病）、溃疡、新陈代谢、寄生虫类的患病人数加起来是1085人，约占患者总数的70.23%。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来，这几类疾病大都属于传染类疾病，不仅跟生活环境、个人卫生有关，还与个人营养健康有着较大关系。从表2可知，油岭排瑶族调查人数较少，参考意义不大。但也可以看出油岭排瑶族主要患的疾病是外科方面的，占近四成。需要注意的是传染病类也占了近两成，可见政府在瑶区开展传染病防疫工作之必要性。
除此之外，著名的细菌学专家黎希干[18]57～61、张箐等人也曾深入粤北瑶族村落开展调查工作，写有《粤北瑶山卫生考察报告》，分别从营养方面、饮用水方面、衣服方面、居住方面、传染病方面考察粤北瑶族的卫生状况，发现瑶族虽然生活艰苦，但健康状态仍属佳良。同时，黎希干、张箐等人写有《粤北瑶胞血型之检验报告》，他们认为瑶族最主要的传染病类别是疟疾、麻疹和天花这三类，因瑶族不知治疗而死亡者甚多，导致瑶族人口减少。黎希干、张箐等人还对41名瑶族进行血型与防疫和血清学疗法的研究，写有报告《应用抗痘牛血清在天花治疗及预防上之观察》和《牛痘接种后之免疫力实地观察》。
（三）防疫知识宣传
粤北瑶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现代医药较为排斥。他们对外用药还勉强能接受，对于内服药则特别排斥，尤其妇女最为排斥内服药，她们认为口服内服药后，将会绝后。[8]这一切都源于瑶族对现代医疗卫生知识了解甚少。因此，“医病医愚，为今日边疆教育之先务”[17]51。
面对这种情形，“瑶山工作区”发动瑶区小学师生，派人到各村寨宣传现代医疗卫生知识。为更好地打消瑶族心中的疑虑，粤北边疆施教区在瑶区张贴健康卫生知识的海报，用图片形式向瑶族宣传现代医疗手段，瑶族才开始慢慢转变态度。“后经苦心宣传，逐渐开导，瑶人心理始行转变。当本区办事处筹备稍为就绪，即行设立瑶民诊疗所，发药固由我主持监督，其外另有通晓瑶语之卫生干事，坐镇负责诊症。计来取药者，日有增加，每墟由数人增至六七十人之多。其中有数人施用手术，实行用刀疗治，彼等病愈之余，除希奇外，无不深表谢意。近来在诊症时，瑶人常携瑶菜瑶瓜或玉蜀黍前来相赠，物贱而心诚，实为难能可贵。”[8]
（四）设立诊所及组织医疗队深入瑶区送诊
为了给瑶民提供医药上的便利，安化管理局联合边政指导委员会在瑶族经常赶圩的连县三江镇、阳山县寨岗镇设立诊所，还在每一个施教站设有施诊所，免费给瑶族看病施药。由于许多瑶族患有疟疾，每到赶圩时期，门诊所免费为瑶族分发专门预防和治疗疟疾的药物——阿的平（盐酸米帕林）。由于瑶族服药后效果颇好，许多瑶族专门下山去门诊所看病拿药。据统计，1940～1942年间受到医疗服务的瑶族就有12000余人次。[17]68
为方便瑶族看病，边政指导委员会、安化管理局、“瑶山工作区”等，分别组建医疗队，深入瑶区，免费为瑶族看病施药。其中，“瑶山工作区”的医疗服务最受瑶族欢迎。1940年初，“瑶山工作区”主任余海波带领医务人员，前往瑶区的油岭排、南岗排、大掌岭等地，为瑶族作巡回医疗服务，一个月来接受医疗服务的瑶族就达150余人。[19]1940～1941年，余海波女士还利用机构的经费，在瑶区深处火烧排设立了一间诊所。[20]由于设立了诊所，还有巡回诊疗队到各村寨赠医赠药，所以“送鬼治病之陋习，日见减少”[21]。
（五）施种牛痘
几百年来，种牛痘是人类预防天花病毒的最好方法。由于粤北瑶人缺少对种牛痘的认识和难以承担种牛痘的费用，大多数的瑶人没有施种牛痘，因此许多瑶人一遇到天花流行，死亡甚多。如此多的瑶人未接种牛痘，可见施种牛痘工作之艰辛。随着后期种牛痘技术改进，政府实施免费种痘，部分瑶人得以接种牛痘，但很多瑶人因对种牛痘效果产生疑惑，不愿配合医务人员，种牛痘工作推行较为困难。
为打消瑶人的疑虑，提高种痘的安全性，1942年12月至1943年2月，中山大学医学院细菌研究所主任黎希干团队深入瑶山天花流行区，对多名瑶族进行血型与防疫和血清学疗法的研究，进行了“接种后天花感发之观察”和“牛痘接种后复种之免疫力观察”，得出结论：如果是曾经种过牛痘的则发病率较少，即使发病也较轻。关于种牛痘后又再次种牛痘的效果，实验表明7天后和10天后再种牛痘者仍能感染，两个星期后再种牛痘者则不会感染，因为抗痘免疫力于14日间已完全形成。[22]除了进行牛痘接种后之免疫力观察实验外，黎希干还用抗痘牛血清在天花治疗及预防上进行试验。发现抗痘牛血清可减轻患者临床症状或缩短其病程，如果在种痘后尚未完全生成阻遏天花之免疫力的时间内，注射抗痘牛血清，也可能起到预防的作用。[23]可见，为了应对传染病，民国政府不仅在预防上下了功夫，还在治疗上也进行了有益尝试。
在科学研究基础上，黎希干等人为粤北曲江县西山瑶族接种牛痘，共有600人先后接种了牛痘，其中署莨坑119人、牛南坪23人、冷水坑24人、中营164人、上营139人、大六坑58人、六坑43人、荒峒30人。[24]同时，在每年3～5月和9～11月，政府会动员人员前往瑶区宣传讲解接种牛痘的好处，组织医疗机构为瑶人免费施种牛痘。[25]经过这一波的推动，瑶族由“最初不肯种”[26]465到“对于接种牛痘近者甚欢迎”[5]。据边政指导委员会在1941年的统计，接种痘苗约2000人，防疫注射有300余人。[27]随着政府联合各医疗机构在粤北瑶区种痘宣传和免费种痘工作的开展，已少有天花在瑶区大规模流行的报道，这说明以上举措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天花在瑶区的蔓延。
四、力有不逮：民国时期粤北瑶族地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思考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传染病的流行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致病微生物和宿主之间互动的生物病理现象，它还与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有关。民国时期粤北瑶族地区传染病防治工作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瑶族人民与政府的共同努力。
其一，瑶族民众寻求自我解决之道。瑶族居住于偏远山区，经济落后，医疗条件差，在政府正式介入前，他们对于传染病的防控更多的是自我救助。以前，迷信观念盛行，导致人们延误了治病的最佳时间。千百年来的旧思想和旧习俗，导致民众迷信命运，不思进取，对疾病抱着各顾各的态度，漠视公共卫生建设。[28]223不过，粤北瑶族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自身的防疫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从消极避疫逐渐转变为寻找方法积极防疫。那时候的粤北瑶人无形中已經知道了要做到几点：“迁避坑内，禁绝来往，封锁疫区，隔离病人，焚烧尸体”，这与卫生学上的防疫原则恰好吻合，说明粤北瑶人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意识，还有自我防疫意识。
其二，政府介入和主导传染病防控工作。在传统时代，政府几乎不承担公共卫生的职能，无力应对重大突发的烈性传染病事件。近代以来，随着政府治理现代化和受到西方卫生观念的影响，政府将烈性传染病视为“国家的公共卫生”。为减少传染病流行、保护民众健康、促进社会发展，政府开始介入和主导传染病防控工作。在政府大力推动下，整个社会的防疫观念和行为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尽管民国年间一些地方的民众甚至政府官员还夹杂着“驱疫避鬼”的观念，但由公共卫生机制的建立所带来的现代防疫观念和行为，已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如1944年政府将《传染病预防条例》改为《传染病防治条例》，虽只有两字之差，却显现出政府在防疫观念和行为上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起到较大的导向作用。
在广东省政府组织下，连阳化瑶局——连南县（1927～1949）、连阳安化教育区——边政指导委员会、“瑶山工作区”、中山大学医学院细菌研究所等机构，在面对传染病侵害瑶族人生命健康时，并未望病止步，而是选择与瑶族同胞一起努力，减少疫灾所带来的影响。1943年初，中山大学医学院细菌研究所对天花流行区域曲江县瑶族村寨中营、上营、六坑三处开展预防和治疗工作，患病者42人，死者4人，死亡率仅为9%左右，[5]远低于政府干预之前的50%。
需要指出的是，民国社会处于转型变革时期，总体上动荡不安，中央政府的管理能力有限，各省军政由军阀把持，无暇顾及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事务。即使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广东省的民族地区也出现同样情形。如1943年安化管理局局长成宝驹制定了《安化管理局限制汉人入排及管理在排汉人办法》，对进入瑶区活动的汉民严加管理，以便减少瑶汉冲突和传染病从汉区传入的风险等。[29]然因安化管理局执法职能残缺，此条款流于形式。为此，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孱弱的民国政府无法像现今政府这样，建立完善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展现超强的动员能力，全民防疫。同时民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长期战乱和一些自然灾害的侵袭，国家综合实力不强，再加上缺少医药、医疗人才匮乏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政府显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控制和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尤其到了抗战时期，因日军侵华，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整个中国医疗卫生条件仍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境况，即使中国最富庶地区的广东省防疫工作也出现了“本省防疫，尚在草创时期”[30]（冬）一 的状况，政府颁布的一些防疫命令和制定的相关计划也未能如期实现。地处偏远落后地区的粤北瑶区尤其明显，缺少专业医务人员和卫生经费，疫病防治体系尚未建立，政府采取的许多防疫措施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粤北瑶族的生命健康。
综而述之，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对粤北瑶族流行病防疫工作存在应急性、被动性、普及性低等缺陷，未完全改变瑶族地区医疗卫生落后的局面，也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治体系，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传染病对瑶族民众的伤害。有人说民国时期的防疫措施已经落伍了，我们今天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还要不要借鉴？防疫是人类在与传染病斗争中总结出的一套知识体系，既有过往历史经验的传承，也有适应时代需求激活科技创新的发展动力。对此，我们不应该拔高民国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水平，但也不应该贬低其所取得的成绩。通过对民国时期粤北瑶族地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历史考察，去再现民国时期粤北瑶族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民众心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特别是粤北瑶族在抗击传染病中采取的措施和总结的经验，不仅有助于唤醒公众的卫生意识，促使人们对传染病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对推动相关防疫知识的普及，防患于未然，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学者称：“总结民国时期传染病防治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现实不无借鉴意义”[15]362。
（本文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华南及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基地”及广东省级平台“广东省政策咨询研究基地民族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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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HELP THROUGH ISOLATION METHOD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EXPERIENCE AND THINK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 YAO ETHIC REGION OF NORTHERN GUANGDONG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Li Shuang， Yang Laifa
Abstract：The abilit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infectious diseases checks and tests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ivilization degree of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the Yao people of north Guangdong often suffered from the attack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smallpox， malaria， plague， and etc.，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ir lives and health. In May 1927， then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ccepting Sun Yat-sen"s thought on Helping Weak and Small Ethnicities in China， began to adjust policy on the governance of Yao people and took actively role in epidemic prevention job in Yao ethnic region， and adopted multiple modern epidemic prevention methods together with the isolation method summarized by Yao people to carry out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ork in the region. After many years" efforts taken by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not been eliminated completely in Yao ethnic region， the harm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n Yao people have been allevia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 can als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
Keywords：Yao ethnic group;northern Guangdong;infectious diseases;isolation method
〔责任编辑：袁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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