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家》作为巴金先生“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内涵，成功地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作品的内容和意义也在不断的解读和研究中得以丰富。《家》描述了五四时期大家庭中代际之间的冲突，通过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情感的迸发式宣泄，表达了巴金先生对当时的青年人精神与命运的关注，苦难与追求的同理，对女性和底层民众的关切和怜悯，作者憤怒的控诉和热情的探索也通过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塑造得以诠释。
二、巴金与《家》
中国文坛有“鲁郭茅、巴老曹”一说，由此便可看出巴金在文坛的地位之高、影响力之深远。巴金在五四运动后，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是一个对五四精神感同身受的新文学作家。他也是一个将追求激情和艺术相互融合，以现代生命精神去传递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家。巴金生于1904年，有官僚家庭背景，并于1923年离家前往上海、南京等地求学，此后，巴金便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涯。
《家》作为巴金先生“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1931年开始在《时报》连载，原篇名为《激流》。1933年5月开明书局出版首本《家》单行本。《家》是巴金众多文学作品中最为有名的一部，《家》详细深刻地描述了五四时期大家庭中代际之间的冲突，在描写高公馆日常生活和悲欢离合的背后，也把那个时代的特质和面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家》着重写出在新思想的引领下，觉醒的年轻一代反对家长专制，向往心灵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主的愿望。《家》表现出作家“灵魂的呼喊”，正如巴金先生所说：“所以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呼吁……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1]因此，作品名字虽然是《家》，但更多是反映社会不良现象，是一种对革命和先进思想理念的追求，巴金希望通过该作品引导国民追求新的先进思想，实现自身价值追求。
三、《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所蕴含的思想表达
（一）悲剧人格的化身——觉新
觉新的形象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对于觉新，许多人可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觉得他是一个懦弱的存在。“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2]长房长孙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承担起稳固和振兴家族的使命，这也是觉新在文中一再强调他与觉民、觉慧的不同之处。觉新相貌清秀，聪慧好学，成绩优良，一方面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他在新与旧、专制与自由之间彷徨纠结，最后选择“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在麻痹自己的同时也好敷衍别人。同时，觉新也是封建家长与反抗青年之间矛盾的调和者。“于是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3]觉新在阅读新思想书报的同时，继续过旧式的生活。面对家族强加给他的婚姻，他百般不愿，在心里，他也为自己痛哭，但却不反抗，顺从成了他唯一的选择，接受成了他唯一的行动。没有欢喜，也没有悲哀。二十岁时，便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用觉新的话说，他愿意做一个牺牲者。由于受家族长辈愚昧思想的指示，他的妻子瑞珏，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生产，导致其失去年轻的生命。巴金先生不吝笔墨地对此种情况下觉新的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充满无限的悲剧意味。觉新“是当时处于思想困境中挣扎的青年的缩影，也是一代知识分子悲剧人格的化身”。[4]觉新在大家庭中消磨自己的青春和激情。巴金先生对觉新的情感应该是复杂的，并不简单是“怒其不争”，还带有深深的同情与怜悯、无法救赎的无奈，更有充满悲愤的呐喊，夹杂对以觉新为代表的青年失掉青春的不平和愤恨，以及对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根源的抨击。
（二）牺牲与觉醒的存在——女性形象
《家》这本小说，着力刻画了瑞珏、梅、鸣凤、琴等几个女性的形象。“她们四个人代表着四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两种不同的结局”。[5]巴金先生在描写她们时，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女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生存现状和命运遭遇的极度关切，她们或在沉默中灭亡，或在觉醒中抗争，但都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成为一种艰难的存在。小说中，琴第一次出场时就激动地对觉慧说：“我更应该奋斗，我的处境比你们的更困难。”[6]这为小说中关于女性境遇的描写奠定了基调。
觉民的妻子李瑞珏的婚事是靠拈阄拈来的，因为经过筛选，她和另一家的姑娘被选中，高家不能够决定到底哪一个可以作为觉新的妻子，所以求助于拈阄的方式进行选择。在悲哀的同时，更为女性的命运被随意安排感到悲愤。所幸觉新也在平日给予了瑞珏关爱，让读者有些许安慰。瑞珏的结局却是悲凉的。瑞珏是传统女性的代表，温婉淑良，对自己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只会用哭声进行情绪的表达，没有女性的自主意识。
梅也即钱梅芬，她是多愁善感的，与觉新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因为他们双方母亲间的争执而被拆散。他们的幸福，在大人的面子面前不值一提。更令人痛心的是，她后来嫁与他人，但婚后又守了寡，回到娘家与母亲生活。她一味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拒绝接受新的事物和思想，最终在自怨自艾中悲凉死去。作为丫鬟的鸣凤，不同于瑞珏和梅大户人家的小姐身份，被高老太爷一句话就送给冯乐山做妾，不甘于命运但又无力改变，最后只能用跳湖自尽来反抗，含恨而终。
与其他几位女性相比，琴是“幸运”的。虽然自幼丧父，但所幸母亲并不顽固，给了她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可以接受教育，能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琴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但是比之许倩如，还是有自身的局限性，反抗但不彻底，常常陷入迷茫和矛盾，有时候在行动面前还会有所顾忌。她与觉民眼前看见的胜利，实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觉民和琴之所以获得‘胜利’，只是因为老太爷临死前想见见孙子——反抗家长制唯一的胜利的可能性，来自于家长的恩赐。”[7]从这一层意义上说，细细品味，同样充满悲凉的意味。
除了几位女主人公外，多数的女性是面临生存困境的，在民俗事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家》中写道：“在高家，敬神的时候，男的站在左边，女的站在右边，等一切都准备停当，开始燃放鞭炮，于是火光一亮，鞭炮像枪声一样突然响起来。女的从侧门避了出去。男的走到供桌前，背向着供桌，由老太爷开始，朝外面叩起头来，说是敬天地。”[8]过年敬天地时，女眷不得在场，男人们行完礼之后，女眷们才能前来敬祖。新春佳节到来，在这个欢天喜地的日子里，女眷们看似得到了解放，但是当男人们出去拜年时，女眷们才可以有时间出去转转，一年中只有这一刻，她们才有在街上抛头露面的机会。巴金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描写，表现出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切。
（三）辛苦与寂寥的群像
巴金自幼生活在四川成都一户大家庭，当时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在小说《家》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写高公馆过年的情景，劳苦大众的群像也跃然纸上。旧历新年是一年中的头等大事，但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而言，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却更显寂寥。《家》中细致描写了新年将至时的美好景象：整个城市活动起来了，行人比平日多，灯笼、玩具、爆竹等都出现在市面上。高家的大人们忙着准备过年礼节上、生活上需要的各类用品，气氛好不热闹。除夕前一日是高家规定吃年饭的日子，饭后觉慧有了酒意，便出去走走，在街道上听到阵阵哭声，那是角落里一个要饭的小孩的哭声。觉慧摸出两个半圆的银币，让小孩买点热的饮食吃。在辞旧迎新的这一天，产生这样的情况，着实是一种讽刺。巴金在写大户人家新年的欢乐与热闹时，也不忘将穷苦人家的生存现象展现给读者，形成强大的反差和心理冲击。
在《家》中，巴金对底层百姓是体恤的。在高公馆这个大家庭里，单是仆人、轿夫之类的“下人”就有几十个。他们的命运由主人的喜怒决定，觉慧对他们的命运表现出极大同情。觉慧不肯坐轿子，因而被家人调侃。仆人、轿夫应该说是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但是，比他们生存环境更为困苦的还大有人在。龙灯风波仅是其中之一。初九当天，曾经送过帖子说要来表演的龙灯队却没有到来，因为玩龙灯的人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了。最后高家好不容易弄了一条龙灯，而后仆人们把鞭炮伸到龙身上去燃放，把花炮对着玩龙灯的人的光赤的身上射。不久之后，龙灯被烧成了一个空架子，玩龙灯的人也受了伤害，却无人问津，而此时只有觉慧出面制止，觉慧认为这是在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并不是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巴金通过觉慧的心理视角，从精神层面去关注玩龙灯的人，并通过觉慧所说的话去表达自己对底层人民的关切和同情。
（四）“叛离”与“出走”的智勇
在《家》中，觉慧是一抹亮色的存在，让人们从他身上看到青年的希望之所在。黑格尔曾经就文学中人的出身与自由的关系做过精辟的论断：“当人的出身地位的依存性作为一种法定的起妨碍作用的枷锁，套在本身自由的心灵以及他的正当目标上面。这种冲突是违反审美性的，与艺术理想的概念相矛盾。”[9] 所以，在《家》中，觉慧就凭借自身对自由的追求，去反抗生活中的种种阻碍，规避障碍对自身的约束和束缚。觉慧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在兄弟三个中，他年龄最小，不像觉新那样负有长房长孙的责任。他受新思想的熏陶，具有新思想，同情下人，反对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也敢于冲破阶层去表达自己的爱情。作为一个社会人，积极撰写文字，投身反对当权者的运动中;作为家庭中的一员，可以理直气壮地反对大家庭中的不公之处。帮助觉民逃婚，劝说觉新反抗不公平待遇……觉慧从一开始便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他代表五四时期青年一代的觉醒与追求，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发出了自身的控诉。在小说的最后，觉慧在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觉新的帮助下，在觉民和琴的支持下，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成功地到更广阔的城市去追求自由与成长，实现了意志自由与存在现实的和解。巴金先生在字里行间都对觉慧的反抗意识和反抗行为给予了赞美，也在觉慧身上寄予了更多的期望和理想。
许倩如是独立女性的代表，有着明确的权利意识。可以无视世俗的眼光，干脆利落地剪了短发，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权利与人格。“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别人管不着我。”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许倩如出生在开明的家庭，父亲对她宠爱有加，她是充满希望和力量的。她将自由、命运、希望掌握在自己手中，活成了一束光，影响自己也照亮别人。许倩如最终也“出走”了，和整个家庭一起，追寻自由和光明。高觉慧和许倩如无疑是小说中的反抗者，巴金先生在小说中对他们赞誉有加。他们的反抗精神带给人希望。正是由于以他们为代表的青年的存在，才让人们看到光明。正是由于无数個他们拥有坚定的反抗精神和进步的思想意识，才有希望推动社会的进步。
《家》通过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让读者可以从中看出巴金先生暗藏的情感表达及价值倾向。《家》由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所构成，他们或顺从、或迷茫、或无奈、或反抗……思想不同，形象各异，他们喜怒哀乐的情绪感染着读者，让读者在沉闷无望中看到亮色和希望。巴金先生笔下的《家》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有力地呈现出作家使用家庭场景反映社会现实的写作功底，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文化的进步带来的家庭伦理文化的变迁，通过人物形象的饱满塑造，展现巴金先生愤怒的控诉和热情的探索，进而上升到对整个社会进步的思考和行动，这大概就是《家》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5]巴金.巴金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3][6][8]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4]孙晴.悲剧冲突的永恒性——再读巴金《家》中的高觉新[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37（05）：105-107.
[7]许子东.细思极恐的爱情故事——重读巴金的《家》[J].名作欣赏，2021（13）：54-58.
[9][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作者简介：梁延兵，女，本科，中共汝州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葛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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