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20世纪50—70年代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对基层干部“官僚化”倾向的揭露，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主题。在《创业史》中，柳青通过对基层干部“庄稼人”形象的塑造、对合作化运动中所出现的基层干部“官僚化”倾向的描写，表达了他对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干部分化现象的深刻思考。考察柳青在“庄稼人”干部形象身上所寄寓的丰富思想资源，剖析这种人物形象塑造方式所体现出的作家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对于解读柳青在《创业史》中关于农村政治组织形式的深刻思考，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庄稼人”干部;官僚化;合作化运动;《创业史》
在上世纪50—70年代，农村基层干部的“官僚化”以及内部分化倾向曾引起作家们的广泛关注。但是，不同文本对这一发生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现象的呈现方式并不完全相似。例如，在《三里湾》中，范登高是一个一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村长，赵树理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并表达他对范登高的批判时，主要写范登高为了“做生意”，不管村里的事务，进而引起其他干部以及女儿灵芝的不满，最后放弃了自己发家的打算;在《山乡巨变》中，谢庆元的形象并不十分鲜明，但作者通过李月辉之口，道出了这个互助组长的特点：“他是一个三冷三熱的人，有一点爱跟人家较量地位。”{1}如果说《三里湾》和《山乡巨变》对农村干部种种缺点的揭露，在整部作品中的比重并不占主要部分，两部作品对“事件”的描写大于对基层干部内部问题呈现的话，那么，在《创业史》中，揭示在合作化运动中基层干部队伍的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类干部形象之间的冲突，进而主动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便成了作者的自觉意识。{2}
一、“庄稼人”与“干部”——农村基层干部内部的分化
《创业史》中最先出场的基层干部是蛤蟆滩的代表主任郭振山。作者在描写郭振山外貌（庄稼人）的同时，也从侧面描写出这位代表主任能言善辩的一面：“他会把那些仅仅来看看他的货色而根本不想用粮食换瓦盆的妇女，说得高高兴兴改变了主意，并且暂时认为：只有在那一天用粮食换瓦盆最聪明，最合算。郭振山就是这样善于运用语言的魔力！”③此外，他的能言善辩不仅体现在劝说改霞进工厂这件事上，还体现在他在活跃借贷会上对上级领导讲话的转述方面。然而，作者却用一句话道破了郭振山身上发生的蜕变：“‘这就是咱们村干部的重要性儿！他最后强调指出，不恰当地使用脱离生产干部们的术语。”{1}
作者在开篇不久便指出郭振山“脱离生产干部”的身份，接下来他与梁生宝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并且二人之间的分歧成为贯穿作品始终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的主题与其说是“两条路线”之争，不如说是两种政治构想的冲突。作者由此讨论了作为“庄稼人”的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问题。
应当说，柳青凭借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十分敏锐地指出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基层干部队伍内部出现的分化现象。郭振山作为蛤蟆滩的代表主任，曾经在“土改”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当他分得了好地，他的“庄稼人没出息的那部分精神”便成为他继续进步的牵绊。并且，在政治表现方面，他从一个进步的领导者，变成了一个“官僚化”的“干部”。所以当郭振山在活跃借贷会上碰到意外失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首先想到他在蛤蟆滩的领导权威受到了威胁：“好像照脑袋被抡了一棍，郭振山有一霎时麻木了。……猛不防蛤蟆滩有势力的人物袭击他。”{2}这种工作态度与其说是出于为农村工作本身考虑，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威不被侵犯。
如果说郭振山代表了蛤蟆滩干部中的“官僚化”干部形象的话，那么乡长樊富泰、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魏奋以及县委书记陶宽，显然代表的是更高一级的“官僚化”干部的形象。③魏奋原本是“县委的笔杆子”，“因为县上的干部都下完了，灯塔社又要上马，最后把他也挤下来了”。所以当杨国华问他在基层工作了几年的时候，魏奋的回答暴露了他对基层工作的陌生：“我没在基层工作过嘛。渭原县干训班毕业以后，就留在干训班工作。干训班结束以后，分配在县政府建设科。去年调到县委农村工作部。……”接下来，杨国华的话显示出对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干部的批评：“比你魏奋聪明的人，没实践经验也不行呀！你这回体会到在现场具体指导，比你在县上坐办公室看材料写报告，要难办得多吧？体会到了？这就是大进步嘛。一个革命者首先要迈出去这一步。就是说，要会干革命，不光会写、会说革命。有些同志硬是几十年都迈不出这一步……”{4}这里的“有些干部”，显然包括县委书记陶宽。“他每天平均要看五万字的文件——打字印的、刻蜡版印的和笔写的，高高地垒在他办公桌的两边。对于中央和省级的文件，他是那样专心致志阅读，认真地、严肃地考虑着。”以至于副书记杨国华替他感到担忧：“极用心地体会上级文件里说些什么，而对下面发生些什么无心细问，掌握政策的人这种领导作风，使杨国华不止一次为他负责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担心。”{5}
与郭振山、樊富泰、魏奋、陶宽这一类“官僚化”干部不同，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卢明昌、杨国华等人则表现出朴实、本色的一面，他们或者是担任基层领导干部之后依然参加集体劳动，或者始终与劳动群众紧密关联在一起。作品中对梁生宝“庄稼人”形象的描写非常之多，并且使他由内而外地散发着“庄稼人”气质。梁生宝进山割竹的时候，作者特意对他的精神气质和外在形象进行了一番描写，突出表现了他的“庄稼人”身份：“生宝这个领导人，在事业活动上，你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比别人操心、忙碌。但在平时，你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个领导人来。他现在和大伙一样，衣衫褴褛、包着一大堆蓝布头巾、噙着烟锅、脚上包着毛裹缠和穿着草鞋，站在那里丝毫也没一点领导人的优越感。”{1}作为蛤蟆滩的一员，梁生宝与村民之间始终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并没有像郭振山那样，时时刻刻在意自己的行政权威。此外，作者在塑造高增福、冯有万、卢明昌、杨国华等基层干部形象的时候，通常也注重描写他们“庄稼人”的一面。例如，高增福在旧社会是长工出身，在新社会中当了下堡乡的人民代表，政治身份的改变并未使他脱离“庄稼人”的群体，他依然是“拿起农具是男人，拿起灶具是女人”的基层干部;冯有万“这个辕牛一般强壮的小伙子”，和梁生宝一样，都是孤儿出身，新社会中担任蛤蟆滩的民兵队长，并始终与梁生宝形影不离;乡支书卢明昌“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后来才办党务工作”{2}。县委派来蛤蟆滩的农业技术员韩培生也是因为和蛤蟆滩的老百姓一同吃住、一同劳动，才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下河沿梁生宝互助组的几户人，更把他当做自家里头的一个，再没有人生疏地叫他‘韩同志了。”而韩培生自己也认识到，只有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才能始终和群众保持良好关系。所以当生宝妈“优待”他时，他才会觉得“简直是一种精神上的苦痛，远不如和大伙一同吃玉米糊糊、青稞饼子和小米稀饭舒服”③。
作者对县委杨副书记的外貌描写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庄稼人”特征：“这位杨书记外表很像下堡小学的体育教员：高大、结实，留着很精神的小平头，脸上带着一种健康的粗糙，给人的印象好象是在旷野里长大的劳动人，不像是房子里长大的知识分子那么纤细、白净和文雅。”{4}杨副书记这种“庄稼人”形象透露出的，不仅仅是他个体外貌特征，更表明他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远远超出那些“房子里长大的知识分子”。例如，在农村实际工作中他发现“有些指导斗争的同志，无论什么新的事情，他们都要先从字面上咬一咬，嚼一嚼。硬是不到群众里头去请教！他们本意很拥护党的政策，咬嚼的结果，违反了党的政策，弄得来十分可笑！”区委书记王佐民补充道：“基层干部虽然在整党中经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是对互助合作是个大革命，眼时还认识不够。所以在实际工作中间，方式方法简单，不从思想上教育。”{5}如此看来，农村互助合作工作中，如何确保基层干部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脱离群众，关系着整个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开展。
另外，作者试图通过干部与群众一起劳动、使用亲属称谓这样一些具体方面的描写，说明基层干部只有不脱离劳动生产、不脱离农民群众，才能贏得农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并借此表明，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只有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彼此，才能促进干群关系的良好发展，而不是像郭振山、樊富泰这样的干部一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在梁生宝一行人进山割竹的过程中，尽管梁生宝名义上是“带头人”，但在劳动过程中，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优越性，而是像众多劳动人民中的一员那样和大家一起干活。当梁三老汉对梁生宝进山割竹这件事感到心里没底，去向乡党支部书记卢明昌了解情况时，卢明昌不仅“让梁三老汉坐在他办公的椅子里，他自己坐板凳”，而且当梁三老汉走的时候，卢明昌“搀着他下高台阶”，并以“叔侄”称谓表达对梁三老汉的尊敬：“你只管放放心心！啥事想不通哩，你寻我来，咱叔侄俩谈叙！”⑥
如果说强调基层干部的“庄稼人”形象，意在强调基层干部与劳动群众的紧密关联的话，那么，“庄稼人”的另一层含义则包含了对基层干部进行思想改造的意图，即把思想与实际行动统一起来的价值诉求。当梁生宝到县里开会和其他农业社主任、驻社干部交流办社经验时，他一直是只听别人发言，然后在心里仔细思量，所以当杨国华叫到他的时候，他“无意识地连忙站了起来”，这就“引起了四边靠墙坐的几个县干部嗤笑”，但梁生宝毫不在意，而是从容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着，在前辈面前充分流露出一个年轻庄稼人的天真、纯洁和直率，丝毫也不装腔作势”{1}。显然，“庄稼人”梁生宝正是由于时刻为农民群众着想，才能不顾外界对他的看法，换句话说，“庄稼人”干部从劳动层面来看待问题，他们将最实际的问题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牢牢抓住农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而不是从“政策”“文件”所规定的条条框框出发。因此，梁生宝所表现出的“呆气”并不真的是一种贬低，反而衬托出他内心世界的崇高。
通过对两类干部形象的对比描写，作品十分鲜明地强调了劳动生产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改造意义。一边是专心行政事务的郭振山、孙水嘴、魏奋、陶宽，另一边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卢明昌、王佐民、杨国华。单单描写出这两类干部形象的言行举止，便足以表达作者对合作化运动中领导干部的褒贬倾向。在此，作者借梁生宝和郭振山这两类基层干部形象的对比，传达出他对构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体系与管理体系的探索意图。在这种新的社会组织体系中，基层干部只有时刻以农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时刻站在农民群众的立场考虑问题，才能带领广大农民群众早日步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颇具创新精神的探索实践，源自基层干部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这一根本性前提。
二、“庄稼人”干部与农村合作化运动“内源性”动力的获得
在《创业史》中，作者如此迫切地想要表达他对“庄稼人”的崇拜之情，以至于他时常跳出来直接发表他的观点：“在走路的时候看起来，这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但坐在这里，他们是一些当前最重要的人物，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事情主要靠他们团结他们的街坊邻居办成的。解放后，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这三大运动，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从庄稼人里选拔出来。现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圆满完成，互助合作的空前发展，你看他们眉飞色舞的胜利者气概吧！”这简直可以看作是柳青对“庄稼人”最高的礼赞。因此，当乡支书卢明昌问下堡乡的各个干部，合作化运动为何能够开展得如此成功的时候，“生宝发现大伙谁都没有提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村党员给庄稼人带头的问题”{2}。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干部在合作化运动中的带头作用，是合作化运动得以顺利展开的关键力量。这就表明，与“土改小说”中“外来干部”在土改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描写方式不同，在“合作化小说”中，只有寻找到农村内部的“内源性”动力，才能保证合作化运动快速、有效、持久地展开。
与“土改小说”相比，“合作化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外来干部”逐渐淡出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过程，或者不再以一种强势干预的姿态介入农村工作中，而是转向发现农村自身的“内源性”动力，特别注重培养那些有一定领导能力的农村青年，使他们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以此来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顺利开展。例如《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王满喜等，都是三里湾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他们在“开渠”和“扩社”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张副区长”和“何科长”等人，更像是来“参观”三里湾的工作进展情况，并非全面领导。再如《山乡巨变》中的李月辉、刘雨生、陈大春等，也是清溪乡本地干部，尽管邓秀梅还保留着“外来干部”身份，但她在作品中的作用，更多是以鼓动“婆婆子”李月辉和软弱的刘雨生积极投入到工作中的方式发生作用，而非作为一个领导权威向清溪乡各村干部发号施令。因此，当区委书记朱明追问清溪乡申请入社的农户比例时，邓秀梅才会表现出窘迫的姿态——她并非是领导清溪乡合作化运动的权威，而只是作为“下派”干部，协助李月辉、刘雨生等本地干部开展工作。《创业史》更是如此，郭振山、梁生宝、冯有万、高增福等，都是蛤蟆滩的干部，县农林科的韩培生以及乡支书卢明昌、乡长樊富泰、区委书记王佐民、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等对蛤蟆滩互助合作运动的帮助，只是从外部加以指导或短期帮扶，具体执行方面则依靠蛤蟆滩本地干部。由此可以说，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发现农村自身“内源性”动力，依靠“庄稼人”干部推进互助合作工作，是“合作化小说”与“土改小说”最显著的区别。
将基层干部的“庄稼人”形象，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内源性”动力的获得联系起来的关键环节，是“劳动”环节。只有将抽象的政治理念付诸具体的“劳动”实践，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才能得以赋形，“劳动”的革命意义才能得到具体体现：一方面，“劳动”可以保障农村基层干部始终不脱离生产活动，预防其官僚化倾向，并能够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另一方面，“劳动”促使干部始终走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前线，与农民群众一起，创造出更多成绩。小说中最能体现在合作化运动中农村获得“内源性”动力的例子，无疑是对高增福和冯有万入党仪式的描写。高增福在他入党仪式上的讲话中说道：“从今向后，我要站党的立场，不能站贫农立场。……我今日才明白了：依靠贫农和站贫农立场不一样。”只“站贫农立场”显然无法从农村生产、管理的大处着眼，而“依靠贫农”则是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动力来源是贫农，但并不排斥中农、富农，只要他们为合作化运动贡献力量，这样就可以团结他们一起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而不是一味地排斥他们。高增福的这种思想认识的提高绝不是入党仪式上的瞬间觉悟，而是他在参与梁生宝互助合作运动中，经过不断磨炼之后的觉悟。由此看来，“劳动”与“内源性”动力是直接相关联的，而基层干部的“庄稼人”形象无疑是确保基层干部不脱离“劳动”、始终保持创造力的重要保障。如果说“庄稼人”高增福是在“劳动”中被“发现”的农民党员形象，进而参与到农村基层工作中的话，那么，“庄稼人”冯有万则是在“劳动”中被“改造”的农民形象：“我是个野性子人。党里头规矩严！我想入党想了几年，只怕自己火性一发，坏了党的名声。昨日黑夜，俺主任通知我今日入党，我犯了熬煎。我心思：唉！黄堡镇仁义堂中药铺有治性情急躁的药吗？我有万卖了鞋袜赤脚当生产队长，也要抓得吃几服！”卢明昌补充道：“仁义堂没这号药。党里头有这号药哩。”{1}这就表明，党的领导不仅可以“发现”农民，还可以“改造”农民。但是，无论“发现”还是“改造”，前提是参加党领导下的“集体劳动”。
正是因为以梁生宝、高增福、冯有万、卢明昌、王佐民、杨国华等明显具有“庄稼人”特征的干部带领广大贫农增产增收，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生产奇迹，所以，对基层干部“庄稼人”形象的塑造便超出了一般意义上人物形象塑造的范畴，而具有了發现农民、改造农民，进而依靠农民这样一种政治理念的重要意义。始终不脱离劳动人民，是这种政治理念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如此一来，被发现、被改造的农民一旦获得自身的政治意识，便会主动参与到政治运动中来，将自身的革命力量纳入整个政治运动中，从而使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展开获得“内源性”动力，进而从农村内部创造出一种符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政治组织形式。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公”的利益始终位于首要位置，但它并不以压制“私”的利益来发展自身，而是借此来改造农民的私有观念。
梁生宝进山割竹同样是这种“内源性”动力所具有的创造力的直接显现。在这里，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庄稼人”干部便充当了传统文化中农村事务“带头人”的角色。蔡翔认为：“这一干部形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对记忆犹新的旧官吏的颠覆，而另一方面，则又多少延续了某种传统性的想象。”{2}在《创业史》中，梁生宝等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的品质，不乏传统文化中“带头人”角色所具有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实际上起到了将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内化为农村内部要求的转换作用。也正因如此，合作化运动的持续开展才能在农村内部获得“内源性”动力。
然而，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基层干部身上所体现出的号召力，并非天然地内在于这些“庄稼人”的精神气质中，而是通过他们对党的政策、精神的内化，进而将其作为指导自身行动的价值标准。张钟在《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中认为，梁生宝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就是因为他有明确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这种觉悟并不是对“农民气质”的摒弃，而是表现出了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梁生宝超越民主革命时期农民英雄形象之处。因此，张钟认为，梁生宝身上体现出的农民干部形象的英雄特点并不是他脱离“农民气质”的表现，反而是“他对自己行动的意义和社会生活现象有比较清楚和敏锐的认识，而他的新认识往往都是来自党的教导和他在生活实践中的体会，而且这两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1}。也就是说，梁生宝的性格特征并未超出“农民”的范畴，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所以，其“庄稼人”形象也就在双重意义上有了更加丰富的解读空间，即梁生宝并没有脱离其“庄稼人”身份，他仍旧在蛤蟆滩务农，但是，作为蛤蟆滩合作化运动的基层干部，梁生宝又能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出发，超越一般“庄稼人”认识层面的局限性。
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这篇文章中，柳青指出了“农村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之所以对集体事业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并非源自他们自身的“萌芽”与“觉悟”，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都是党教育的结果”。另外，在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方面，柳青明确指出：“我的描写是有些气质不属于农民的东西，而属于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梁生宝这类人物在农民生活中长大并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思想意识却有别于一般农民群众了。”{2}由此看来，柳青在塑造农村基层干部形象方面首先看重的是党的领导和教育，梁生宝他们正是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党的合作化政策，才逐渐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并且，柳青十分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合作化运动初期，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主要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地主和富农等反动阶级站在富裕中农背后。……根据矛盾的这个性质和特点，互助合作的带头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奋不顾身地组织群众集体生产，以身作则地坚持阵地和扩大阵地，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③。可以说，柳青对梁生宝这类基层干部形象的塑造，十分自觉地配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以“庄稼人”的特征来表明，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只有始终与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才能使合作化运动健康、顺利地开展。严家炎在《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这篇文章中也认为：“事实上，梁生宝形象之所以相当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家写这个先进战士的主要方面时并没有脱离他农民的身份和气质，而且有时是深厚地表现出了这种气质的。”这里所说的“农民的身份和气质”也就是梁生宝的“庄稼人”形象。这种人物塑造方式“使人物那种在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可贵品质、高度觉悟和劳动农民的淳厚气质交融渗合，力透纸背”{4}。
所以，在灯塔农业社成立时将成立仪式搞得如此隆重，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仪式”，使老百姓看到农民自己的力量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的巨大能量。因此，让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内部获得“内源性”动力，就是让生产合作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要求，而不是执行一种任务。
三、“庄稼人”干部形象的政治隐喻
《创业史》中呈示的两类干部形象之间的不同作风有着具体的意义指向。换句话说，作者通过描写两类干部在合作化运动中的不同表现，表达了他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考。因此，塑造干部的“庄稼人”形象也就成了作者传达特定创作意图的艺术表现方式。
实际上，在合作化运动中，如何有效地动员起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到这一运动中来，不仅关系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规模、速度，也关系着如何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有效的动员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将共和国的政治组织形式深入到农村这一级。蔡翔认为：“在中国的当代社会，乡村干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官员，但是国家却依靠这一类干部，有效地完成了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并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政治结构中。”{1}也就是说，农村本土干部在合作化运动中起到了“把政治延伸到群众的私人生活领域”的作用，这些本土干部承担了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建立有效关联的枢纽作用，并借此在农村获得了领导权威，这也就间接否定了那些脱离群众的官僚干部的合理性。因此，蔡翔指出：“正是在所谓的‘动员结构中，干部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它既要承担‘动员——改造的政治任务，同时又必须将群众纳入国家政治的统一愿景之中，因此，塑造‘好干部就成为当代文学必须致力的任务之一。”{2}显然，柳青在《创业史》中通过对梁生宝等农村基层干部的“庄稼人”形象的塑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如何塑造这类“好干部”形象的方式。
在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是柳青塑造“好干部”的重要一环。他通过探索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尝试在干部与群众之间建立一种“信任机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充分尊重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创造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基层干部从“思想”的引导，到“身体力行”地带领农民群众发家致富，再到耐心解答农民的疑惑，从而彻底消除农民对農业合作化的顾虑，引导他们参与到整个运动中来，充分保障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我们从梁生宝进山割竹遇到的第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这种“信任机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当他们一行人来到目的地“北磨石岔”，准备吃饭时，一只野猪突然出现在附近，民兵队长冯有万拿起枪就要射击，但任老四不同意，并建议他们最好和山里的动物“互不侵犯”，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全体一致向忙于查点杨木椽的生宝建议：枪，只有在夜里野兽侵犯茅棚的时候，需要自卫才用。……生宝看见大伙自觉的集体观念、帮助领导人的主动精神，他心中满意极了。他对这帮人的力量充满了信任。”③再如，生宝妈对区委书记王佐民的信任是建立在对其熟悉的基础之上的：“她对儿子的事业，是热心的。这倒不是她象她老伴所想的那样偏袒儿子，这是她对订生产计划的时候在她家住了几天的区委书记的信任，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王书记对共产党的信任。”{4}虽然此类描写都是一些十分具体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汇总起来，却能够十分清晰地将“信任机制”的构建过程表现得生动具体。
事实上，这种“信任机制”不仅表现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党”和基层干部之间。在《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中，作者通过刘淑良的视角，表现了“党”对梁生宝的信任：“梁生宝一个公道、能干、待人诚恳和办事踏实的青年人，党把创办农业社这样大的责任，搁到这个青年人身上，是多么大的信任啊！”{5}可以说，柳青在《创业史》中试图建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超出了某一个层面的局部设计，而是着眼于从整个国家层面出发，探索一套整全性的社会治理模式。正因如此，县委杨副书记虽身为县委领导，但当他到梁三老汉家里了解情况时，才会十分自然地帮梁三老汉做起农活：“杨国华把水碗放在桌上，弯下腰去，也从小簸箕里拣起一个金黄玉米棒子要掰。”这让梁三老汉大为感动：“书记没一点点官架子，帮我掰了一早玉米粒儿。硬叫我给他细说俺人老三辈子喂养牲口的过场。人家不嫌我说的烦絮，用心往耳朵里头听哩。看样子对咱庄稼人的事情顶明白。”{1}这也就从侧面反映出了杨国华的“庄稼人”品格。“劳动”拉近了梁三老汉和杨副书记之间的距离，使得干部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也更能赢得农民的尊敬。而梁三老汉对乡长樊富泰这样的表现出官僚化倾向的基层干部则是另外一种态度：“你当了乡长，能怎？我不理识你！你能把我押起来！甭唬人哩！新社会就是县长、省长，对百姓也得耐心！甭摆你的官僚架子哩！我把公粮一交，你和我没话！”{2}可见，樊富泰这样的基层干部形象显然无法赢得农民群众的信任。
与樊富泰无法赢得农民群众信任相对应的是，县委书记陶宽对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不信任”。陶宽只听魏奋的一面之词，就认定郭振山比梁生宝更有能力，而且在没有任何实际调查的情况下就轻信了关于梁生宝在男女关系方面的传言。因此，尽管他的话很有道理，然而缺乏实践检验的道理，也就不可能成为真理。他对杨国华说：“老杨，你要注意。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的历史地位，不是一回简单的事。郭振山一时间认识的模糊，不能否定他的能力、经验和群众威信。梁生宝一时间突出的表现，也不能把他估计高了。”③作为县委一把手的陶宽终日坐在办公室里，即便会议室就在隔壁，他也不愿去听一听这些“庄稼人”干部的意见，始终只对“政策”“文件”感兴趣。因此，“杨国华暗自在心里头惋惜：一个县的总领导人，这样严重的革命斗争，既不亲自下去走走，甚至于自己院子里开会，也不来听听，只靠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掌握全面。他脑子里有个什么成见，别人说什么，也听不进去啊？！”{4}可以说，陶宽作为一个官僚化的干部，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那些不断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干部形象。而这样的领导干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合作化运动起到领导作用，显然也是作者思考的问题：“这个县的领导人住在城里苦心钻研党的方针和政策，钻来钻去，竟完全失掉了对现实的敏感性，变得这么迟钝、生硬，还不如一个在实际斗争中的农村党员主动、灵活哩！”所以，在杨国华看来：“陶书记说这些话的时候，面部是那么文静，声调是那么和蔼。活活的一个循循善诱的领导者。但刚刚接触到一点实际，他的这种优美的风度，就使得黑暗中睡在别人床上的杨国华好笑。”{5}
如果说，在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信任机制”，是柳青塑造“好干部”形象的一种艺术探索，并借此表明，只有那些不脱离农民群众的干部才符合合作化运动要求的话，那么，这种艺术探索所蕴含的政治隐喻同样值得深思。
柳青曾在《美学笔记》中，引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内容，借以表达他对“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的理解。《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⑥因此，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革命文艺最终服务于群众的需要是《讲话》对文艺的总的要求。而群众对革命文艺的需要的前提，是群众对政治的广泛参与，所以，文艺服务于群众的需要也就意味着服务于群众的政治需要。就《创业史》而言，群众的政治需要就是不再沦为被剥削的对象，就是要满足急需的物质生活条件。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但事实上却是与农民政治地位紧密相关的政治问题。《创业史》中塑造基层干部的“庄稼人”形象并不是因为其表现对象主要是农民，也不是对发生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简单记录，而是柳青自觉的艺术追求。在《美学笔记》中，柳青谈道：“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教导过我们：真正的共产主义领导者都是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和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并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这些群众服务。他们不仅善于教导工人和农民，并且还善于向工人和农民学习。我把这当做我在文学作品里创造英雄人物的格言。”{1}这里所说的“英雄人物”，自然是指梁生宝这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尽管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干部，但正是他们，在始终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其实，不光是英雄人物，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的一系列正面的基层干部形象，都具有上述品质。无论是民兵队长冯有万，还是灯塔社副社长高增福，还是乡支书卢明昌，乃至农技员韩培生、县委杨副书记，都是这样一些能够深入农民群众中，教育、引导农民，同时也向农民群众学习的干部形象。
正是这些始终不脱离劳动生产、不脱离农民群众的“庄稼人”干部，有力地保障了合作化运动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快速、有效开展。而那些脱离农民群众的干部，日益表现出“官僚化”倾向，他们显然是合作化运动继续开展的严重阻碍。如何确保合作化运动中基层干部始终不脱离生产劳动、不脱离农民群众，正是柳青在创作过程中时刻思考的重要现实问题。柳青十分重视在合作化运动中培养干部：“要改造农村落后的小农经济，破除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合作化是一条有效的道路，但走这条路关键走两条：民主、自愿。……在民主管理的过程中，培养一批干部，同时教育群众。”{2}他对“培养一批干部”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这也就促使他在作品中主动探索怎样的干部形象才符合合作化运动的要求。刘可风女士曾在《柳青传》中提到，谈起陶书记和杨书记，柳青说：“他（指陶宽——本文注）怎么会犯错误？就是错了也和他没有关系，他照着文件办事，错了也不是他的责任。容易犯错误的倒是杨书记。杨书记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处理，常无文件根据，又无实际经验，犯错难免。虽然陶书记不犯错误，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干部，杨书记容易犯错误，我们的工作却最需要不断深入实际，紧密联系群众，灵活切实处理问题的干部。”③柳青意识到，建设一支怎样的干部队伍，将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他才会在《创业史》中反复强调干部的办事方式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只从政策文件出发。这就涉及一个极其重要的现实命题，即在合作化运动中，如何防止新的政权环境中干部的“官僚化”倾向。
《创业史》中所描写的两类干部形象实际上包含着作者深刻的现实批判意识，但由于特殊时期的政治环境，作者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艺术处理方式，来表达这样的现实批判意识。突出梁生宝等基层干部的“庄稼人”形象，来衬托陶宽等“终日坐在办公室”的“官僚化”干部形象的艺术表现方式，便巧妙地实现了这样一种转换。这无疑表现出柳青作为一个对社会现实有着高度关怀的作家，对合作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发展方向的忧虑。只有当基层干部切实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了解农民群众的真实需求，才能从根本上赢得农民群众的信任，才能使农民群众全心全意地拥护新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
实际上，柳青的这种思想早在1958年写的《狠透铁》里面就有了集中表现。这篇小说描写了水渠村原生产队长狠透铁与投机分子王以信、王学礼、韩老六之间，围绕合作化运动展开的矛盾冲突。柳青通过对“狠透铁”这个基层干部以集体利益为重的性格描写，将合作化运动中县、乡、村之间相互监督与协调的政治组织形式的优越性，表现得十分具体。从深层意义上来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必然要求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与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相联系的政治组织形式。而这种政治组织形式得以建立的前提，无疑需要“狠透铁”这类农村基层干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在《狠透铁》中，柳青同样描写了一位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曹同志”的形象：“这个从商业局抽调出来交给中共县委会统一分配下乡临时参加农村工作的曹同志，脑子里只计算着工作期满回县的日子，他什么也不坚持，什么也不争执，队干部说怎么就怎么。他每天拿出爱人的信看一两遍，像温习功课一样。”{1}通过对比“狠透铁”和“曹同志”这两类干部形象，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曹同志的骨子里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他代表着官僚化的、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干部形象。这种干部形象显然不符合合作化运动的要求。在柳青看来，只有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才能确保合作化运动长期、健康地开展下去。在《柳青传》中，刘可风女士提到，柳青原计划将“狠透铁”这一人物所反映出的思想写到《创业史》第四部中：“我不能展开写‘狠透铁，影响《创业史》的写作。这个思想，我在第四部里，改换个名字要重重地写一笔。”{2}可见，柳青在“狠透铁”这一人物形象上所傾注的思想，与《创业史》有着内在的关联。
此外，柳青通过描写基层干部的“庄稼人”形象，试图探索一种符合合作化运动要求的干部形象的创作意图，在《种谷记》中也有较为明确的表现。在《种谷记》中，“行政主任”王克俭是一个只顾自己发家的落后干部形象，他甚至认为区公署的干部下乡指导农业生产是给老百姓添麻烦，并初步涉及了“新社会的干部”和“旧社会的官”之间的区别。如果说“旧社会的官”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工具，他们和老百姓之间常常是对抗性关系的话，那么，“新社会的干部”则是广大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捍卫者，他们通常情况下“穿上制服是干部，脱下制服是农民”，对农业生产十分熟悉。社会制度的转变从外在组织形式到内在价值诉求方面，均表现出依靠农民、团结农民的必要性，而依靠农民、团结农民的政治理念最终指向一个更高的价值诉求：从根本上转变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在肃清农村敌对势力的同时，将农民“组织起来”，从而实现唤起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与政治热情的广泛动员。这种价值诉求在《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结尾部分得到了明确表述。作者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之口说出了他的“宏大计划”：“需要我们大胆而又谨慎，做几十年实际工作，来改变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准备好今后大部分时间下乡吧！”③至此，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柳青在《创业史》中塑造的“庄稼人”干部形象身上寄寓的现实诉求，即通过“庄稼人”干部领导庄稼人，在集体劳动中“改变中国的整个政治、经济结构”。
然而，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大跃进”而走向了失败。在这一历史实践中，包含着极其驳杂的矛盾关系。到了1956年12月，入社农户占到了全国农民比重的96.2%，“除西藏和几个省区牧区外，实现了全面‘合作化”。{4}如此迅猛的合作化运动必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其中，合作社领导干部能否有效组织本社的生产、生活，并同时避免“官僚化”倾向的产生，显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关键问题。柳青晚年曾经认真地总结过我国合作化运动中的激进做法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据刘可风女士回忆，柳青曾这样提到过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激进做法的看法：“条件不成熟就成立了高级社，造成了诸多问题，引起城乡许多人不满，这导致了‘反右运动。”{5}柳青也曾向友人透露过他写作《狠透铁》的目的，“是对高级社一步登天的控诉”。柳青对合作社发展过快的不满，原因之一在于初级社的干部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领导高级社。“‘狠透铁本来只能当初级社主任。如果按十五年办高级社的主张，‘狠透铁可以通过锻炼当高级社主任，后来哗啦一下把高级社办起来了，事情复杂了，‘狠透铁没有练好本领，头昏，没记性了，让坏人钻空子把权夺了。”⑥可见，柳青始终保持着对合作化运动的冷静思考，这种冷静是和他长期以来坚持与农民群众打交道分不开的。他在《创业史》中所塑造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干部形象，实际上包含了他对整个合作化运动如何长期、健康开展的深刻思考。
尽管合作化运动最终未能实现其最初的构想，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依然有必要严肃对待与这一历史实践相伴而生的合作化小说在构建其审美价值追求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蔡翔认为，合作化小说讨论的是，合作化运动中的“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关系。合作化运动广泛触及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运动实际终止的是中国乡村数千年的个体劳动的形式，包括附着于这一劳动形式之上的政治、经济、道德等各种社会——文化结构，也因此，这一运动实际搅动的是整个的乡村生活秩序”。由于这类小说对“应然”的绝对遵从或盲从，导致了对“实然”的驱逐。然而，“讨论这一终止的原因是一回事（比如政治），但是因此而放弃对‘应然的正当性的讨论，又是另外一回事”{1}。我们今天讨论合作化小说中基层干部内部出现的分化现象，指出其对“官僚化”的干部的否定，对始终不脱离劳动生产、不脱离农民群众的“庄稼人”干部的肯定，所要回答的，正是这些小说对“应然”的主动追求与美好想象。
结语
在《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这篇文章中，柳青曾提到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解，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求作家的生活道路是和革命群众相结合、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如果一个作家真正和革命群众相结合了，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相结合了，那么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问题，也就会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得到解决了”{2}。可以说，自觉践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是柳青创作过程中高度自觉的艺术追求。但另一方面，柳青又是一个颇具理论探索精神与生活实践精神的作家，他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进行实践探索，而是自觉将其作为自己创作活动的指导思想，主动从生活实践中拓展、论证这种文艺思想的现实意义。他不仅生活在农村，与农民长期直接接触，以此发掘农村生产、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他还始终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对自己所观察到的生活现象进行总结、提炼、升华，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文艺表现形式。他曾引用列宁动员高尔基重新回到农村、回到农民群众中的话，来表达他对作家不脱离生活实践的推崇③。在此基础上他认为：“能够帮助作家发掘生活的本质的，不是在隔手的材料上贪多，而是作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水平和他对生活熟悉的程度。”{4}正是这种对生活实践经验的自觉探索，让柳青能够发现农村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且，通过对生活材料进行艺术提炼，柳青意识到那些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干部，正在日益成为合作化运动顺利开展的阻碍因素，以此为出发点，他在《创业史》中通过塑造基层干部的“庄稼人”形象，来表达他对基层干部官僚化倾向的批判意识。应当说，柳青的探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20世纪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的认识，他为我们提供了想象社会主义农村图景的思想资源，并将这种思想资源极其概括地浓缩至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中，这也为我们今天重新解读《创业史》提供了可能。
可以说，柳青的文学创作实践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不仅仅是对合作化运动的展开过程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表现，而是透过文学作品表达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难怪柳青曾“真诚地、加重语气地”对来访者说：“不要给《创业史》估价，它还要经受考验;就是合作化运动，也还要受历史的考验。一部作品，评价很高，但不在读者群众中间考验，再过五十年就没人点头。”这正是因为柳青对待社会现实问题与他的文学创作的一贯态度：“柳青同志长期以来，不但在生活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上一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而且在作品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一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1}从实际问题出发，可以说是《创业史》最为重要的价值诉求之一。然而，从文学的角度，而非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评价柳青小说的文学意义与现实意义，依然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因此，对《创业史》的解读远没有完结，《创业史》中所表现出的丰富思想，依然没能得到恰切的评述。这也难怪刘纳会发出“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即使有一万个读者，也读不出几个梁生宝”{2}这样的感慨。的确，柳青作品本身的丰富性远非某种批评方式可以穷尽得了的，他之所以说“批评家的影响是暂时的……对文学作品最后的评断是时间的考验”③，原因也正在于此。因此，我们今天重新解读《创业史》的重点并不在于去印证某种阐释理论，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正视作家在作品中倾注的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待，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去体认作家通过作品所传达出来的现实关怀，更在于我们应当如何通过文学的方式，在历史、现實与未来之间，重新建立起能够寄托我们美好想象的有效方式。
① 周立波：《山乡巨变》，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08页。
{2} 冯牧在《初读《〈创业史〉》中认为：“比起对于故事情节和事件发展的叙述来，他更着力于对于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的描绘。”参见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178页。阎纲在《〈创业史〉艺术谈——在“对立”中刻划人物》中指出：“《创业史》不是故事性很强的作品，最大的事件不过是活跃借贷、买稻种、进山割竹子，当故事讲，很难产生‘且听下回分解的吸引力。……《创业史》恰恰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为长篇小说增强艺术感染力量作出了榜样。”参见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可见，《创业史》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已然超越了对具体事件的描写，作者是通过对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不是以事件为中心。
{3}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2页。
①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2} 同上，第52—53页。
{3} 同上，第208页。
{4}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柳青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1页。
{5} 同上，第86—88页。
①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2}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3} 同上，第360—361页。
{4} 同上，第201页。
{5} 同上，第206—208页。
{6} 同上，第221页。
①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柳青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2}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柳青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页。
①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柳青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
{2}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2页。
① 张钟：《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与严家炎同志商榷》，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页。
{2}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280页。
{3} 同上，第283页。
{4} 严家炎：《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同上书，
①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
{2} 同上，第104页。
{3}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页。
{4}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5}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柳青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0页。
① 同上，第112-114页。
{2}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3}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柳青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4} 同上，第294頁。
{5} 同上，第103页。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66页。
① 柳青：《美学笔记》，《柳青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2} 刘可风：《柳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3页。
{3} 同上，第415页。
① 柳青：《狠透铁》，《柳青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2} 刘可风：《柳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0页。
{3} 柳青：《创业史》（第二部），《柳青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4}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62页。
{5} 刘可风：《柳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2页。
{6} 蒙万夫：《柳青传略》，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①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
{2} 柳青：《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柳青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3}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给高尔基的信中说：“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里是不可能观察到并进行研究的。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可能性——一个政治家可以在彼得堡工作，但您不是政治家。”同上，第267页。
{4} 同上，第269页。
① 阎纲：《四访柳青》，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2} 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3} 刘可风：《柳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页。
作者简介：刘世浩，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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