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庆
在《诗经》三百篇中，最具有社会学价值的恐怕要数《召南·野有死麕》了，这也是最早进入现代史学家研究视野的一首诗，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册中，就有一组文章专门对此诗进行了讨论。这首诗的原文如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无使尨也吠。
“怀春”指情思，古时男女聚会多在春季进行，所以称男女相思为“怀春”。“吉士”就是好小伙。诱，引诱，求爱。从“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两句，不难看出这是一首恋歌。从“野”“死麕”“白茅”“林”“朴樕”“尨”等物象，不难看出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山村。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死麕”“朴樕”与上古民俗
在这首恋歌中，出现了“死麕”与“朴樕”两个物象。在现代人看来，这个“死”字实在扎眼，“麕”即獐子，是鹿的一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朴樕”即小槲木，俗称大叶栎，又名栎橿子，实在没有什么可入诗的资格。但在这首诗中，却把这两样物品标举出来，并与甜美的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这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其原因在于这里所反映的乃是先民真实的爱情生活。
在研读《麟之趾》一篇时，笔者曾谈到过以鹿作为婚姻聘礼的问题。上古渔猎时代，人类主要的食物是鸟兽虫鱼之类，人们相互间的馈赠物也以猎获的禽兽为主。在飞鸟中，体大而肥美的是鹅雁雉凫之类;在走兽中，体大而容易猎获的是獐鹿之类。这些体形较大的禽兽，不仅会成为人们首先猎获的对象，同时因为它们具有一定重量，也就逐渐成为人们之间表达情感的主要馈赠品。如《郑风·女曰鸡鸣》写到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之约说：“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女子劝男子早点出去猎取凫雁以备彩礼;《野有死麕》讲“吉士”为向女子求爱，把猎获的鹿献给了情人，这反映的都是原始时代的求婚风俗。到春秋时代，原始的渔猎生产方式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作为一种习俗却遗存了下来。不过也发生了变化，比如雁，这种飞禽飞得高而远，在农耕时代要想得到它就比较困难，人们便用家养的鹅代替，于是“鹅”也被称作“雁”了。吴景旭《历代诗话·赝本》说：“鹅酷似雁，而德不然，故凡以伪乱真者曰雁。”所谓“德不然”，是因为人们在生活交往中赋于了作为礼品的雁以文化意义。如郑玄《仪礼·士昏礼》注说：“纳采而用雁为挚者，取其顺阴阳往来。”贾公彦疏云：“顺阴阳往来者，雁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夫为阳，妇为阴，今用雁者，亦取妇人从夫之义，是以昏礼用焉。”作为家养的鹅，就没有“顺阴阳往来”之德了，但也得伪称“雁”名以充礼品。后来人们为了区别真雁与伪雁，便于“雁”下加“贝”（表示是作为财物礼品用的）写作了“赝”。鹿也是一样，打死的鹿不易保存，不能等到纳礼时再拿出来，所以后来就用鹿皮代替了。如《仪礼·士昏礼》云：“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如纳吉礼。”注：“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俪，两也。执束帛以致命，两皮为庭实。皮，鹿皮。”《北堂书钞》卷八十四引崔骃《婚礼文》云：“载纳嘉贽，内结鞶褵。委禽奠雁，配以鹿皮。”《礼记注疏·原目》引谯周云：“太昊制嫁娶，俪皮为礼。是俪皮起于太昊也。”显然婚礼用鹿皮，只是一种象征，《野有死麕》中所反映的“白茅包之”的情景，才是献鹿肉以结情的原始形态。
鹿为什么要用白茅包呢？白茅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生于山野中，高一二尺，叶细长而尖如矛，花穗上密生白色柔毛。茅根白软如筋而有节，可以捆薪草。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三说：“白茅短小，三四月开白花，成穗，结细实，其根甚长，白软如筋而有节，味甘，俗呼丝茅，可以苫盖及供祭祀苞苴之用。”在古人认为，白是纯洁之色，因此白茅也被视为纯洁之物。《毛传》说：“白茅，取洁清也。”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礼物以充祭祀，缩酒用。”焦循《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以为“白茅即祭祀所用之茅”，并引群经及《尸子》“殷汤救旱，身婴白茅，以身为牲”，以作“祭祀用白茅之证”。男子以全鹿为贽献给女子，之所以用白茅包裹，犹如包裹祭物，是为了表示对女子的敬重。
至于诗中的“朴樕”，说白了就是柴薪，这与《诗经》中频繁出现的“薪”并没有多大差别。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说：“以朴樕为礼，意其若致薪刍之馈之类。”这是很对的。在《诗经》中我们看到的有“错薪”“束薪”“析薪”等。在研读《周南·汉广》时我们曾言及，凡诗中言及薪者，大多与婚姻有关。胡承珙《毛诗后笺》解释《野有死麕》篇云：“考诗言婚姻之事，往往及于薪木。如《汉广》有刈薪之言，《南山》之析薪之句，《豳风》之《伐柯》与娶妻同喻，《小雅》之觏尔以析柞为辞，此虽似以析薪者离同为异，娶妻者联异为同起兴，然窃意古者于昏礼或本有薪刍之馈。盖刍以秣马，薪以供炬。”
薪柴为何能与婚姻联系起来，胡氏猜测是用于婚礼上的“供炬”，即火把。笔者认为其说不尽然，根本原因在于薪柴对于人类物质生活的意义。在煤炭发现以前，薪柴是文明人烧火做饭的主要“能源”，它对于先民的意义不亚于现代城市人对于煤气、天然气的依赖。因此古人对薪柴非常重视，为政者要把这当作一项国策来考虑。《周礼·地官》中有委人一职，其主要工作是“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所谓“薪刍”，就是薪柴和牧草。有专人来管理，也就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周礼》还说：“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宾客，共其刍薪;丧纪，共其薪蒸木材;军旅，共其委积薪刍凡疏材。”郑玄注说：“薪蒸给炊及燎，麤者曰薪，细者曰蒸。”这里频繁出现“薪刍”“薪蒸”“刍薪”，其在多种场合下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左昭二十年传》云：“薮之薪蒸，虞侯守之。”虞侯是管理泽薮的官，泽薮是产薪柴的地方，“守之”就是要保护好这资源。在生产工具落后的古代，采一擔柴薪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因此薪柴在人们的生活中就是很大的一笔开支。我们现在称工资曰薪水、薪金、薪俸，就反映了“薪”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因此薪就成了古人的馈赠品。《庄子·人间世》中有君赠病者粟与束薪的记载。在印度的《考史多启奥义书》中也有赠送束薪的记载。在瑶族中，有“送嫁柴”的习俗。汉族地区的一些山村，在20世纪六七十年纪，还存在男子求婚，向女子家送柴火的习俗。《野有死麕》中所咏歌的也正是这种情况。男子把打下的獐子、砍下的柴薪，一并用茅草包裹好送给女子，其中的深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关于诗旨的歧说
关于《野有死麕》的诗旨，分歧较大。最早出现的是“恶无礼”说。《毛诗序》云：“《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郑玄解释说：“无礼者，为不由媒妁，雁币不至，劫胁以成昏，谓纣之世。”又说：“有贞女思仲春以礼与男会，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时无礼而言然。”“贞女欲吉士以礼来，脱脱然舒也。”也就是说，这首诗所写的是男女以礼交往的。之所以如此歌咏，是因为他们受了文王之化，讨厌纣之世“劫胁以成昏”的无礼之行。汉时三家诗有不同观点。《旧唐书·礼仪志》说：“平王东迁，周室寖微，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节，野麕之刺兴焉。”王先谦以为此是《韩诗》遗说，但述之者甚少。尽管宋后对《诗序》的“恶无礼”有不同解释，但“恶无礼”说始终为《诗》说主流。如李櫄《诗解》说：“纣之时，强暴之男侵陵贞女，遂为淫乱之俗。至被文王之化，虽当时风化既衰，而人皆知无礼之为可恶也。”黄樗《毛诗详解》说：“予以为前一章为责男子之辞，次一章为责女子之辞，末一章则恶无礼而欲远之之辞。”范处义《诗补传》说：“《野有死麕》之恶无礼，亦与《行露》《江有汜》之意同。盖始犹习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既被文王之化，则虽在商之末世，强暴之人已知无礼之可恶，以见难化者有悛心矣。”吕祖谦说：“此诗三章皆言贞女恶无礼而拒之，其辞初犹缓，而后益切。”丰坊伪《诗传》云：“野人求婚，而不能其礼，女氏拒之，赋《野有死麕》。”李元吉《读书呓语》说：“此时人见诱女之无礼者而恶之，故戏之曰：‘若姑徐徐，一警尨吠，则众人知之矣，汝事其可行乎？’”《御纂诗义折中》说：“同田之人，恶吉士之无礼而止之也。”姜炳璋《诗序补义》说：“南国被文王之化，淫风一变，人见女子之无礼者，则深恶痛绝之也。死者，自死之物，腐秽不堪，不比田猎所获，犹可充君之庖也。故为廉耻不存，秽迹着闻之喻;朴樕，不材之木，故为狭邪恶少之喻。”日本赤松弘《诗经述》说：“此篇极言士女奸淫之状者，诗人恶其无礼，而风刺之也。”此都是为将就《诗序》“恶无礼”而立说的。
到宋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异说蜂起。最要者主要有三说：
一、村落男女相恋说。王质《诗总闻》说：“媒妁之来，尚欲使舒徐无諠动，贞女可知。当是在野而又贫者，无羔雁币帛以将意。取兽于野，包物以茅，护门有犬，皆乡落气象也。”又说：“寻诗，时亦正，礼亦正，男女俱无可议者。”认为这是农村男女青年的正常恋爱生活。这可以说是一种最平实的认识。朱谋《诗故》亦云：“诱之云者，丽皮导其来聘之礼也。称尨吠，知为山谷野鄙之氓也。士以茅束丽皮而来，女则施衿结缡而往，略繁礼，尚真淳，宛然羲皇上世之风矣。”姚际恒《诗经通论》也说：“愚意，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婚姻之诗。昏礼，贽用雁，不以死;皮帛必以制。皮帛，俪皮，束帛也。今死麕、死鹿乃其山中射猎所有，故曰‘野有’，以当俪皮。白茅，洁白之物，以当束帛。所谓吉士者，其‘赳赳武夫’者流耶？‘林有朴樕’，亦‘中林’景象也。总而论之，女怀士诱，言及时也;吉士玉女，言相当也。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欤？”
二、美贞女说。此说当是朱熹首倡。他说：“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故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因《朱传》后来成了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因此此说从之者甚多。如梁寅《诗演义》说：“贞女不为强暴所污，故诗美之。”季本《诗说解颐正释》也说：“女子有为吉士所诱者，而不忍绝以峻辞，谕使徐徐过从，故诗人乐道之也。”李光地《诗所》云：“美贞女之无沾秽也。”
三、淫诗说。此说倡自宋人王柏《诗疑》，许谦《诗集传名物钞》遵之，说：“此淫奔之诗也。错简在此，气象与《二南》诸诗不同。……谓之‘怀春’，固非贞静之人，而又曰‘诱之’，非淫辞而何哉？”姚舜牧《重订诗经疑问》引陶其情云：“愚按此诗不可得其解。若解为正风，岂有贞女而吉士可诱者？读首二章，有《野有蔓草》之意焉。若卒章，则堕落淫亵暗约之蹊窦矣。”陈廷敬亦云：“《野有死麕》诗，言以茅包麕而诱怀春之女，又述此女之辞：姑徐徐其来，无感我帨，无使厖吠。有幽婉之情，无严峻之意，安见其恶无礼也？”（《午亭文编》卷二十八）日本冈井鼐《诗疑》说：“余谓此诗为淫诗亦通，不必为寃也。但以其编在《二南》，故诸儒难言之耳。”
此外还有“戒士无礼”说（如范家相《诗渖》说：“《野有死麕》，此戒士之无礼以求女也。‘野有死麕’，物之自毙者堪憎，人胡不知所择，猥以纯洁之白茅包而取之？‘有女怀春’，女之感时者非正，士胡不知自爱，乃无端身往诱之乎？此非必真有其事也，设言如有怀春之女，吉士断不可往诱之耳。”）、“美文王”说（如胡文英《诗经逢原》说：“殷之天禄已终，文王贞于事，殷诗人美之。”“吉士诱之，归周之諸侯，知文王怀救民之心，愿文王勿事殷也。”“如玉，喻文王之贞洁自爱也。”“无使尨也吠，喻旁之小人，不得借口而行谮也。”）、荐贤说（见管世铭《韫山堂文集》卷一《野有死麕说》）、“拒招隐”说（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愚意此必高人逸士，抱璞怀贞，不可出而用世，故托言以谢当世求才之贤也。”）、“贞女词”说（牟庭说）、“夫妇相爱之辞”说（左宝森《说经呓语·野有死麕说》）、喻君臣说（如朝鲜李瀵《诗经疾书》说：“一说此以男女喻君臣之际也。”）、男女赠答之歌说（如日本伊藤善韶《诗解》：“此诗男女相赠答之词。凡人之求妻，赠物通情，女亦非不从，唯欲有礼耳。人情之所有不忘礼义也。”）等，但影响不大，不多赘述。
20世纪初，随着西方个性解放思潮的涌入，《野有死麕》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三册，收录了三篇关于此诗的文章信函，一个基本的共识：这是一首爱情诗，甚至是写偷情的诗。如顾颉刚说：“这明明是一个女子为要得到性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这个解释最符合性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需求，因而也得到了大多学者的认同。现在学者大多还是沿着这条思路来研究的，虽也有些小分歧，但大方向没有多大改变。如蓝菊荪说：“这完全是一首爱情诗。男的用了鹿皮等礼物以引诱他所爱的那位姑娘，一天，他们终于在女的屋侧边会和了。”（《诗经国风今译》）袁梅说：“年轻英俊的猎人，在深山密林中打猎，猎获了獐鹿，砍伐了柴薪，又巧遇心心相印、一往情深的美丽纯洁的姑娘。末章是那姑娘对爱人的私语，叮嘱他不要鲁莽，不要被人察觉。她已心许，但又有少女的羞怯与庄重矜持，若即若离，似嗔似喜。”（《诗经译注》）
歧说症结之所在
从《诗序》、毛、郑的“恶无礼”说，到现代学者的所谓“性满足”说，这种巨大的分歧，以及古今学者的种种异说，主要来自于对诗之末章的不同理解。陈子展先生即云：“此诗之末章义指殊不明确。尤为自《郑笺》《孔疏》以来诸说争论之焦点。此为贞女拒暴之词？（郑、孔）或为‘定情之夕，女属其（男）舒徐，而无使尨感犬吠。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与？’（姚际恒）又，或设言‘媒妁之来，尚欲使舒徐，无喧动？’（王质）或‘设为女家谓男子之词？’（范处义）又‘盖旁观者见贞女，刻意摹写之词？’（朱公迁、汪梧风）亦即‘诗人代为拒男子言？’（王先谦）抑或诗言我，我字尚有别解？‘即以为诗人我吉士，或吉士自我。谓当以礼舒迟而来，不可奔走失节而自动其佩巾，致令犬吠？义皆通。《内则》，男子亦左佩纷帨。故谓动女子之帨，不如谓男子自动其帨也。’（胡承珙）要之，末章得其本义，则全诗之本意明矣。”（《诗经直解》）此说至确。考末章的解释，古多理解为“女子拒之之辞”，或“怀春之女戒其淫乱之男”之辞，今人多理解为女子初次偷情“半推半就，又惊又怕”之辞。如顾颉刚就把这一章翻译为：“你慢慢地来，不要摇动我的身上挂的东西（以致发出声音），不要使狗叫（因它听见了声音）。”这纯是偷情心理。
我想这里最关键的是对“帨”的理解。顾颉刚以为帨是佩在身上的巾，古人身上佩带的东西很多，摇动容易发出声音。胡适认为帨是一种门帘。说是门帘，是认为“那女子接受了那男子的爱情，约他来相会”，男子到了女子家里来偷情;说是女子的佩巾，是认为男子对女子动了手。但意思都是要男子动作轻一些，不要发出声音，惊动了狗。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门帘，还是身上的佩巾，都不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而且身上的佩物走动时本来就是要发出声音的，狗守门是在院子里，也不干门帘的事。其实古人早已对“帨”有了明确的解释，只是被诗学家忽略了而已。
《礼记·内则》云：女子出生时，主人要“设帨于门右。”郑玄注说：“帨者，事人之佩巾也。”《东山》篇言女子出嫁，“亲结其缡”，《毛传》说：“缡，妇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结帨。”可以看出，帨是女子的私物，有象征女子的意义，自然不可轻动。待女子结婚时，母亲亲手为“结帨”，以表示让她勤事公婆所用。《尔雅·释器》说：“妇人之褘谓之缡。缡，緌也。”孙炎注曰：“褘，帨巾也。”《方言》云：“蔽䣛，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褘，或谓之袚。魏宋南楚之间谓之大巾，自关东西谓之蔽䣛。”这是同一物在不同地方的名称。但名又有广义狭义之分。蔽䣛则是一个广义的名称，凡用来遮蔽䣛身前及者，都可以名之。因它像一块大方巾，所以又有了大巾、巨巾之名。郝懿行《尔雅义疏》说：“《方言》以蔽膝为大巾。《释名》亦云：‘妇人蔽膝，齐人谓之巨巾，田家妇女出至田野，以覆其头，故因以为名也。’然则妇人之褘既以蔽膝，又以覆首。”陈奂《东山》传疏说：“《则内》妇事舅姑，‘左佩纷帨’注：‘纷帨，拭物之巾也，今齐人有言纷者。’《释文》‘：纷或作帉。’《说文》‘：楚谓大巾曰。’、帉同。又《内则》‘女子设帨于门右’，注：‘帨，事人之佩巾也。’帨为女子初生时所设，及嫁则结之，为事舅姑拭物所需。”王得臣《麈史》曰：“妇人服饰独言帨，何也？曰：‘按《内则》注云，帨盖妇人拭物之巾也，故居则设于门右，佩则分之于左，常以自洁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则母结帨而戒之。皇甫谧《女怨诗》曰‘婚礼临成，施衽结帨，三命丁宁’是也。”据诸家所言，大略可知，这帨就是北方农村女子下地时腰所围的护裙，又叫围裙。在田间劳作时，可以用来兜物，可以拭物。这种东西有所讲究，姑娘未嫁人时，只在家做饭时才带，出门决不能佩带。只有已婚后，才能随意佩带。
简言之，帨是已婚妇女的用品，女孩子出门是不能佩带的。因此说是女子与男子野外相遇，而戒男子勿动自己身上佩巾的解释，是说不通的。如胡适把帨解释为门帘，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结合前两章的内容看，这男子向女子求爱的地方，不应当在野外，而是在女子家门前。因为柴与鹿这一担重物，女子是无法拿回家的，只有男子送上门才合适。这可以从五十年前的一些山村婚俗得到证明。在山区，男女青年在青春期，一般不直接接触。正常情况下，小伙子要看中了哪家的姑娘，就要帮哪家挑水、打柴，向对方的父母献殷勤。如果对方接受了这种殷勤，就表示同意这门婚事，于是男方就可以差媒人说合。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如男子藏匿女子私有之物，像手巾、所晾内衣之类，以勾引女子;或者越墙爬窗，与女子私会。但这种情况被视为非礼，会遭到非议的。
关于末章的“舒而脱脱”句，《毛传》：“舒，徐也，脱脱，舒迟也。”朱熹说：“言姑徐徐而来。”陈奂以为而、如、然一声之转，“舒而”犹“舒然”，言舒迟;“脱脱”正字当作“娧娧”，训好貌。王先谦继陈氏说云：“舒迟则容仪安好，故‘娧’训为好，重言之则曰‘娧’。”此句是言男举止舒缓从容，无轻薄之态。“尨”指女子家的狗。男子献束薪、猎物于女子之门，其动作从容轻缓。因是以礼而来，故主人迎门，狗不为惊。故说“无使尨也吠”。
诗与经的双重解读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首诗。诗中织进了一个故事：野外山脚下，一位英俊的小伙子，猎获了一只獐子，他把獐子用清洁的白茅叶子包裹起来;他又在树林里砍下了一堆小槲枝，他把槲枝用茅草根捆扎起来。他要把这只獐子和这捆薪柴献给一位姑娘。这姑娘情窦初开，也在期待着他呢。在他的心中，这姑娘如玉般的美丽可爱。他把獐子与薪柴挑到了姑娘家门上，姑娘家人出来接待，接受了他的馈赠。他从容舒缓，大方有礼，憨厚而无轻薄之举，这给姑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本诗以高度集中的笔墨，完整地记述了这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猎鹿于野，采柴于林，包鹿有茅叶，捆柴有茅根，家门有守犬，门口有悬帨，宛然山野村落气象，小家碧玉门户。第一章写出了隐藏在这野外山村中的一对男女之心，一个有“怀”，一个思“诱”，美好的故事便在这“怀”与“诱”间酝酿而成。而包麕以茅，正奔此“懷”字来，正为此“诱”字来。第二章从男子眼中写女子，“朴樕”“死鹿”“纯束”皆奔此“如玉”来。第三章从女子眼中写男子。“舒脱脱”“无感帨”“无尨吠”，皆邀上“吉士”来。女如玉，士称吉，一种甜美的情味从中徐徐而出，对男女青年美好姻缘的称美、讴歌自在其中。有景、有情、有物、有人、有活动、有发展，在三百篇中，别具一格。
从诗乐的表演角度而言，第一章当是男女合唱，第二章是男辞，第三章是女辞。
从经的角度言，这篇诗风格温柔敦厚，男女之爱在温情脉脉中进行。范处义《诗补传》体会此诗之义说：“于林野得自死之麕鹿，及以朴樕之小木为薪刍，其物可谓微矣，取洁白之茅以包束之，犹可以为礼。……‘有女怀春’者，谓女子年及而当嫁，因春则兴怀，凡我吉士，苟能以礼诱道之，则可以成室家之道矣。‘有女如玉’者，谓子之德如玉之洁白，不可犯以非礼。再言‘白茅纯束’，亦以比德，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之意同也。”“旣有微物可以行礼，室家之好，指日而成。”这个理解基本是对的。这里突出的就是一个“礼”字。《礼记·坊记》说：“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前人“恶无礼”之说，虽有过浓的教化意味，然此诗所反映的，确是男女婚恋过程中以礼相接的敦风厚俗，体现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观念。这在接受了西方所谓性解放、性自由的人群看来，确实有点“封建”、保守，但它却是一种文明的行为，所展现的是人性知善恶、明廉耻的一面，它给社会、家庭带来的是安宁、喜悦与祥和。至于说20世纪把此诗解释为野合之作，不能说与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无关。20世纪接受西学的知识群体，追求个性自由、人性解放。但他们所理解的“人性”，不是人所具有而动物没有的那一部分，而是人和动物共有的那一部分，因此他们所释放出来的一部分便是兽性，这种追求，使民族丧失了礼义廉耻之心，反以有廉耻为虚伪，以动物本能为人性本真，并从经典中为其理论寻找根据。想来这是《诗经》研究史上的一次不幸，也是民族文化精神史上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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