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作为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变化和机遇深深影响了每一個中国国民。伴随着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得以开眼看世界。
自2021年伊始，本刊推出“我的第一次出国印象”系列专题，特邀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从不同的职业角度分享走出国门的“第一次”，这些故事成为反映改革开放成就的温情窗口。
本期刊发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教授《出国是个苦差事》一文，以飨读者。
我的第一次出国是意外中的意外。1983年9月，我被上海图书馆选派到北京语言学院参加文化部办的英语强化班。1984年1月临结业时，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尽快回上海办理出国手续。同学们都羡慕我，说没想到你是第一个出国的！因为雅思考分比我高的同学，班里有好几个。我本以为是出访英语国家，没想到承担的是文化部组织的3月份赴日缩微技术考察团翻译的任务。
小角色，大任务
行前外事纪律教育时，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领导反复强调，这次出访是我国文献抢救与整理战略的前奏，中央领导批示要“把全国收藏的文献资料尽快用缩微办法复制出来”，你们不仅要把技术学到手，而且要把整套管理体系带回来。
文献抢救与整理是一项国家战略。据说1982年任继愈先生赴山东曲阜孔府时发现，很多珍贵古籍已发霉，老报纸境遇更糟糕，于是向中央做了汇报。很快由文化部牵头，财政部、化工部等部门协同，于1985年1月成立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并建立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四川、重庆、广州、南京、甘肃等省市图书馆组成的14个拍摄点。
我们的出访是中心成立前十个月，是为全国缩微复制体系建设铺路的。代表团一行五人来自全国各地，四位是专家，后来都担任了中心的领导或技术总监职务。1984年3月11日起开始为期12天的学习考察，目的是深入了解日本生产的缩微摄影设备的品种、性能、水平，缩微品的拍摄、冲洗、拷贝还原、检索技术以及缩微品的保管使用、技术人员的培训与考核等问题。可见，我们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局领导对我说：“不要以为翻译是配角，你的任务很重要啊！”
时间紧，任务重，当务之急是熟悉缩微复制技术及其术语，并都能记下来。当时年纪轻，记忆力还不错，我不仅很快掌握了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而且将相关知识及单词都记录在小本子上，反复暗记，下决心在出发前扔掉小本子，逼自己把小本子硬塞进脑子里。那时只有一个念头：这么重要的任务，不要因为我给搞砸了。
日本人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12天的行程基本都在东京，主要在接待方的日本缩微复制公司，然后走访国立国会图书馆、文部省文学研究资料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缩微器材生产单位富士照相胶片公司、佳能公司等。虽说是考察，实际上是集中调研和培训。行程表排得很满，一站接着一站，每天不是参观就是听课，没有一天是轻松的。代表团成员都是带着问题去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密集提问和讨论。如果没有下一站的话，通常会拖延到很晚。回到住所，大家还不停地讨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我也要跟进他们的话题，否则第二天就无法确切地将问题带到会场。不仅代表团成员很认真，接待方也很负责，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中国市场大拓展的一个绝佳机会。
日本缩微复制公司于1950年成立，是世界知名的缩微复制公司，现已改名为“株式会社ニチマイ”，如今其业务不仅延伸到数字化领域，而且还进入到咨询领域，提供文献保存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主要集中在该公司调研，并穿插到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照相器材公司参观学习。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为全国性缩微摄制点的建设确定框架和工作流程，因此对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认真记录下来。
当时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日本人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与时俱进的技术路线。该公司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每一个管理人员如课长等都必须是技术出身，而技术人员都需要资格证书，只有取得二级摄影师资格才能有机会晋升为一级摄影师，一级摄影师才有可能晋升为管理人员。接待我们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管理人员，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如，在问到拍摄镜头下面的放准被摄原件的记号用“L”形标记好，还是“+”形标记好的问题时，他们说经过反复实践，最后还是确定用“+”形标记，说这样做更精准一些。同时在该公司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未来性的技术，如数字化复制等。代表团成员问得最多的是缩微复制和数字复制的区别以及缩微胶片保存前景的问题，当时日方就反复说，从保存的角度来看，缩微胶片更合适，并且让我们相信缩微复制这一过程少不了。当时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推销缩微复制而刻意说的这番话，现在看来他们说的还是很有前瞻性的。从2012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启动了馆藏珍贵文献数字资源转换缩微胶片工作。虽然数字化更方便使用，但从长久保存的角度来看，缩微胶片更合适。
有趣的“洋相”
有一篇以“晚清，出国是件苦差事”为题的文章，说晚清政府要求出访人员“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当时出国很艰苦，很多官员都怕出国。其实，我们这次出国，也是一个苦差事。
由于经费原因，我们住在公司的招待所里，所谓招待所，就是公司买的供研修生住的房子，而且还与隔壁邻居合用卫生间、厨房和客厅，五个人挤在两间房里。日本人的住房不仅空间小，而且隔板都很薄。我们说话声音响，争论时像吵架一样。白天没有解决的问题，晚上继续讨论。邻居见到我们只能委婉地说：“你们很认真啊，把工作都带到家里来了。”确实我们是很认真的，在所有出访考察团中，日程排得如此之满的，恐怕是少之又少的。
我们每天像上下班一样，与市民一起挤地铁。日方告诉我们，为了准时抵达考察点，地铁出行是最佳选择。这样的话，我的任务更重了。翻译不仅是译员，而且还要像导游一样，安排并解决好行程中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五个人都是第一次出国，但他们一路上什么都问我，把我当成“日本通”。还好以前看了不少日本的书刊资料，有些问题还能答得上来。但洋相也出了不少。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把路途中的一切细节都记在脑子里，如买票在哪个窗口，哪个自动售票机。有一次吃完晚饭往回赶，车站上人已经很少了，一排自动售票机都空着，最初接待方带我在2号机买的票，我就一直记着排那个队伍，生怕买错票。恰巧那天2号机前有一位老妇人在买票，我就很自然地排到她后面，她吓得看着我们不知所措，幸好同行的专家反应快，说所有机子都一样的啊，我才换了个机子上前买票。老妇人后来也笑了，说看上去你们这些人也不像打劫的，都是规规矩矩的人。但她的潜台词是，你们这么多人傻站在我的后面，能让我不紧张吗？
其实，早期出访的人都有这样的特征：清一色西装革履，齐刷刷东张西望，周围一切都显得那么好奇。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出国，这次东京之行自己出的洋相也不少，如把生鱼片放在锅里烫，连服务员都看糊涂了;还有把没有用过的奶油方块放在西服口袋里，融化后全身衣服黏糊糊的……后来那套西服一回家就扔了，干洗湿洗都试过，实在没法穿了，还好那次我带了两套西服，否则太难堪了。
“你很优秀！”
那时我二十七八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再加上事先做足了功课，整场整场地翻译下来并不觉得怎么疲劳，可能是脑子始终绷紧的关系。双方领导喜欢摆弄一些古诗词，也正好配我的胃口，因为平时我特别喜欢摘录好词好句，这时派上了用场，而且翻译出来的也都是文言文样式，人家以为我的日语很好，其实都是平时背出来的。另外我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看到最新的日文文献。当日方把材料给我时，我已经知道对方要讲的大致内容，而且对这一领域发展趋势也有了一定的把握。现在想想当时有点翘尾巴了，因为跟日方混熟了，讲话也随便了，跟他们开玩笑的机会也多了。团长给我面子，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低声批评了我一下：注意场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有点过分了，后来几天就克制了一些。我很感谢团长，没有跟任何人再说起这件事。要是传到单位里，那就麻烦了。
初次到日本，对周围一切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电视节目，那时日本比较开放，晚上十点以后有一些儿童不宜的节目。一天忙碌下来，大家都累得不行了，而我总觉得机会难得，好不容易到了日本，抓住机会多学点、多看点，常常到深夜才进屋睡觉，有人说我是为了看儿童不宜的节目，后来为避嫌我也不得不早早休息了。也许是年轻又是第一次出国的关系，十二天连轴转下来也不觉得怎么疲劳。
回国的时候，机场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日方负责人远远地招手让我过去，我怕他送我东西，又担心单独过去以后说不清楚，一开始没理会，后来想想也许日方真的有话要说，就走了过去。这位负责人平时不苟言笑，又老爱挑剔，常喜欢说“一生只做一件事，而且要做好做精”。这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迟迟只说出一句话：“你很优秀！”（あなたは素晴らしい！）听了这句话，我眼眶都湿了。整整十二个日夜，总算圆满完成任务了。话很短，但很有分量，一直激励着我做好每一件事情。
出访硕果累累，颇感自豪
我国历史上曾进行过多次文献抢救与整理，但规模最大且将抢救与整理相结合的就是1985年启动的全国缩微复制计划，這是一项延续历史文脉、惠及子孙后代的庞大工程。截至2019年年底，善本古籍、期刊、报纸以及民国时期图书等各类文献的总拍摄量达8195万拍，那些处于濒危状态的历史文献不仅得以修复并保存下来，而且又通过数字化等手段得到更广泛的利用。自那以后我国还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7年）、“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2011年）以及一些数字化的全国性项目，但无论从规模还是参与程度上都无法与1985年的那一次相比。
这次出国考察离现在已经36年，很多细节都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次出访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建设的规划和实施奠定了基础，该中心无论在文献回顾还是成果展示中，都会提及我们那次出访。我深深记得领导出访前跟我说的话：“你这次不是翻译的身份，而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我为能亲身参与我国文献抢救与保护历史上这么重要的一项事业而感到自豪。传承文明是永恒的、也是平凡的事业，这次出访对我来说不仅是一堂活生生的启蒙课，也对我奉献一生的这门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感谢《世纪》杂志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把这一伟大工程的小插曲分享给广大读者。
（标题书法：杨建臣）
责任编辑 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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