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好的营商环境制度往往可以起到促进企业良好经营的作用，进而繁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情况。本文运用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2004年～2017年15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验证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改善营商环境，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显著变好，在处理了内生性后该结果同样稳健。
关键词：经济增长;营商环境;其他经济变量;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2096-3157（2020）26-0121-03
一、引言
近些年来，营商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引起了越来越多关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9年11月22日向在北京举行的优化营商环境高级别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贺信。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近年来，中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市场主体，关切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和提升了市场活力。中国将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简政放权出动力，以公正监管出公平，以优化服务出便利，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一视同仁对待在中国注册的各类所有制企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环境。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到营商环境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愈发重要的作用，评估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并做出相对应的政策措施可以有效地改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国内外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普遍证实了营商软环境在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所谓的营商软环境，是指包括了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方面的一个宏观经济环境，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招商引资的多寡，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区域内的经营企业，最终对经济发展状况、财税收入、社會就业情况等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良好的营商环境往往可以起到促进外商投资和增加地区产能的作用，而一个国家或地区企业发展得好，又可以反作用促进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本文将通过世界银行所提供的156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从假设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综合得分为解释变量，总储蓄（占本地生产总值百分比）、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货品及服务出口（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受教育情况和人口增长情况的数据作为控制变量出发，分析营商环境的好坏与其他经济增长之间的量化关系。最后，针对研究的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个好的营商制度环境，例如健全的企业公司管理体系、能够保护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能够起到有效监督政府的监管体系，可以起到促进企业家进行积极性、合法的经济生产活动的作用，企业家会将自己的注意力和资金更加投入在生产经营活动上而不是想通过使用不合法的手段进行牟利。相反，在不良的营商制度环境中，企业家将花费更多时间在游说政府、收买官员、争取特殊政策和利益等非生产性活动甚至破坏性活动方面（Baumol，1990，1993，2002;Sobel，2008）。近些年来，有许多国内外的研究证明了“制度至关重要”的假说，即具有更好的“制度”、更有力的产权保护、更少的政策扭曲的那些国家，将比其他国家更富裕（Knack 等，1995;Acemoglu等.，2001;Easterly ，2003;Rigobon 等，2005;Stroup，2007;Fielding 等，2008;Fabro 等，2009）。在中国，各地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导致各地营商环境差异颇大，总体的情况是沿海地区最好，其次是东北和华北地区，再次是华中、西南和西北地区本文经验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的营商软环境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在控制了气候、地理、经济政策、历史经济条件和自然资源条件之后，上述结果仍然是显著的，表现出相当的稳健性。上述结果既支持了制度对于发展至关重要的假说，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营商软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世界银行，2008;董志强等，2012）。营商制度环境之差异，很可能导致辖区内许许多多企业家在“内治外攘”行为的不同抉择。
总结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许多的学者针对营商环境对于经济增长都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理论——即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考虑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对于其他诸如居民的储蓄率、进出口总额、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等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情况的因素的控制变量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将从添加其他控制变量作为切入的角度研究营商环境与其他经济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营商环境相对于其他的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有更加显著的效果，这就是本文一个探究的方面。
三、实证分析
1.回归模型
按照宏观增长计量的一般做法，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1）式中，ln yit为国家i在t时期的人均实际GDP对数，ln Eit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即营商环境指数对数，xit为其他控制变量，αi为经济体的固定效应，εit包含所有随时间变化的冲击项。
对于回归方程（1），最常见的估计方法是固定效应估计（FE）和随即效应估计（RE）。至于最后选择哪一个模型，需要由Hausman检验判断固定效应是否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2.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发展，选取PPP调整后以2011年国际不变美元计价的人均实际GDP对数为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记为ln gdp。营商环境的评分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取对数后记为ln db，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总储蓄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百分比、货品及服务出口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中等教育入学率、年人口增长率，同样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 s、ln fdi、ln exp、ln edu、ln n。营商环境综合得分来源于EFW数据库，其余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集团公开数据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对于营商环境评分指标、总储蓄、出口额的标准误都较小，意味着相对应数据的波动性不大。而GDP、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标准误都比较大，说明对应数据的波动性比较大。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不难推测出，即使取对数以后的数值上差异仍然较为显著。
3.回归结果
表2给出了固定效应估计和随机效应估计的回归结果。
从回归分析表中的变量系数显著性分析可以看出，在分析GDP数值大小受什么因素影响时，营商环境的系数为1.067且在99%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营商指标的好坏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很大的影响，营商环境指标分数每变动一个百分点，GDP也会相应地变动1.067个百分点，改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指标分数，可以显著地提高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状况。
除此以外我们还注意到，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于GDP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人口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的百分比、货品及服务出口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对GDP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而总储蓄则对于GDP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
四、内生性检验
本文的上述内容控制了GDP动态因素和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但是不可否认，存在一些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因素既影响GDP的动态演进，同时也会影响营商环境水平，甚至GDP与营商环境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因此，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所谓的工具变量有着以下的特点：一是与回归方程式的随机误差项不相关，二是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本文选取该国家或地区所在区域的营商环境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以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将全球国家或地区划分成六个地区，分别是，非洲地区（Afirca）、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ast Asia and Pacifc）、欧洲和中亚地区（Europe and Central Asia）、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中东和北非地区（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南亚地区（South Asia）。用R表示这个国家或地区i所在的区域，Ii表示该区域包含在本文样本里的所有其他国家或地区，即Ii={i′， i′≠i}。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变量进行构造，可以得出以下的方程：
Zit=1|Ii|∑i′∈IidbI′t
五、政策建议
从以上内容的分析不难看出，改善营商环境可以大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营商环境又分成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方面。下面的政策建议将针对以上几个要素再进行细分，提出相应的建议。
1.适当减税，降低融资难度，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在大众创业的趋势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些新兴的企业都是探索新型经济模式的先驱，但由于市场份额不足、宣传力度不足等的因素，在企业前期的发展中陷入困境的情况屡见不鲜。2020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创业创新等积极效应不断显现。对此，应该继续保持减税的力度，让“使企业减负”的口号投入到实践当中去。此外，国家层面应该鼓励增加小微贷款，呼吁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融资成本，让小微企业获得更快、更优质的融资。
2.降低外商投资限制，营造良好的外资投资环境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中，外国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贡献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降低对于外国企业准入的限制，对于经济的增长也可以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例如，可以放宽新能源、轨道交通、金融科技等行业的准入限制。除此以外，还可以建立一些外企的自贸区，在自贸区中实施一些针对外企的优惠政策。当然这种优惠也不是无尺度的开放，需要在对企业征信和垄断的监管上保持较大的力度。
3.完善法律法规，促使企业经营活动合法化
好的营商环境，最根本离不开一个健全的法律法制体系，促使企业的行为合法化，杜绝官商勾结，让企业在提高经营能力方面将精力真正投入到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机制，而不是让企业将精力放到联合当地政府推出有利措施方面上来。具体而言，可以由当地政府广开言路，广听民意，积极征求企业、群众对优化改革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营造社会监督的良好舆论氛围。再自上而下形成优化营商环境的“政府领导责任、区长分管责任、局长主体责任、科室直接责任”等的递进式责任制度。企业要依法进行生产销售，政府要依法进行办事。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年度《营商环境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在去年大幅提升32位的基础上，2020年再次提升15位至全球第31位，连续两年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之一。在往后的发展中，要进一步提高对于营商环境的力度，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张丽丽.营商软环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及效应分析[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9.
[2]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2，（04）：9～20.
[3]陈继勇，陈大波.贸易开放度、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46～57.
[4]Daron Acemoglu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uresh Naidu Columbia University、Pascual Restrepo Boston University、James A.Robins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
作者簡介：
郑力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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