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马来西亚具有丰富的语言资源，有其重要的外在与内在价值。通过回顾马来西亚建国之后的语言规划历程，分析马来西亚语言规划过程中语言价值的体现，我们认为，英语教数理政策的失败原因主要是政策制定者忽略了马来西亚诸多民族语言的内在价值。从语言资源觀和语言价值观驱动方面看：国语的声望规划仍需加强;少数族群语言的外在价值需要制度支持;国家应统筹语言资源的配置;语言资源的内在价值应给予充分考虑。马来西亚的语言规划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充分利用语言资源，发挥其内在和外在价值，那么不仅会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而且还会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稳定，于民于国不无裨益。
关键词 语言资源;内在价值;外在价值;语言政策;马来西亚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21）02-0076-10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206
A Reflection on Developing Course of Language Planning in Multilingual Malaysia
Wang Xiaomei
Abstract Drawing upon theories of language resource and linguistic valu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rich language resources and their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values in Malaysia and review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planning after the independence. The paper further analyses the various forms of linguistic values manifested in language planning by applying Ruizs theory of linguistic valu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whereas the intrinsic values are manifested in the areas of ethnic identity，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religious application， the extrinsic values lie in diplomatic operation，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interethnic harmon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the neglect of the intrinsic values of ethnic languages in Malaysia that led to the failure of the Teach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 English policy. Malaysian experience demonstrates that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as-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values can play a role in language policy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As conclusion， four suggestions driven by theories of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value are proposed on language planning. The implications of Malaysias language planning are that theories concerning language-as-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value orientations not only can impact o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nguage policy， the full consideration of which also can bring economic benefits and promote national unity and stability.
Key words language resource; intrinsic value; extrinsic value; language planning; Malaysia
一、马来西亚的语言资源
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多语社会，语言资源非常丰富。据“民族语”（Ethnologue）网站的统计，马来西亚目前共有134种语言，其中马来语、英语和华语为主要语言。而《马来西亚百科全书（语言与文学卷）》统计的数量则较少，大约有80种语言（Omar 2004）。这些语言按照语言地位归类，可分为国语、官方语言、教学媒介语、学生自身语言（pupils own language，POL）和土语（vernacular）（Omar 1982：110～113）。
1.国语。马来语是马来西亚的国语，是每个国民都要掌握的语言。其国语地位于1957年国家独立时取得，而后在《国语法案》（1967）中得到进一步增强。马来语主要用于官方场合、政府部门，也是国民中小学的主要教学媒介语;是语言景观中的必备语言，而且字体须比其他语言大。
2.官方语言。目前马来西亚只有一种官方语言，即马来语，用于一切正式的官方交际用途。在1967年之前，英语也有官方语言的地位;而1957年之前，即殖民地时代，马来语、英语、华语、泰米尔语都可以用在官方通告、指示语中（Omar 1982：110～113）。
3.教学媒介语。马来西亚中小学、学院、大学的教学媒介语主要是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分别是华文小学（华小）和泰米尔文小学（泰小）的教学媒介语。1982年英语学校改制完成之前，英语是英语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华文独立中学属于私立学校，其教学媒介语主要是华语。
4.学生自身语言（POL）。这一概念由马来西亚教育部提出，指学生所属族群的母语，如华人的母语是华语。在POL计划下，在同一所学校如果超过15名家长为孩子提出学习母语的申请，那么学校就需要开设这门语言课程。马来西亚国民学校提供的POL包括：华语、泰米尔语、马拉雅拉姆语（Malayalam）、泰卢固语（Telugu）和伊班语（Iban，主要见于东马砂拉越州）。
5.土语。除了马来语和英语，其他语言都可以说是土语（Omar 1982）。这些语言有的已经通过POL计划进入学校，成为POL。但是大多数的语言，尤其是土著的语言，由于没有书写系统而长期停留在土语的地位。
从以上的语言分类来看，马来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它也是主体民族马来人的主要语言，而且广泛用于族际交际，是马来西亚的核心语言资源;英语虽然没有任何官方地位，但仍然是马来西亚重要的第二语言，是重要语言资源;华语和泰米尔语都是POL，而且分别是华人和泰米尔人的母语，构成了马来西亚的重要社区语言资源;而大量的土著语言，除了伊班语之外，多数都是土语，是马来西亚的次要社区语言资源。这些不同的语言资源，无论是地位与声望较高的强势语言，还是语言人口较少的弱势语言，都是社会或国家的语言资源。
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有效地加以利用？这是国家语言规划应该考虑的问题。作为一个典型的多语社会，马来西亚的语言规划历程主要经历了哪些阶段？有何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语言资源观、语言价值观如何影响多语规划的进程？这些问题都是本文所关注的内容。
二、马来西亚建国之后的语言规划历程
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之后，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变更与教育政策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语言规划的历程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参考叶玉贤2002;李洁麟2009）：
1. 1957～1970年是独立初期，马来语确定为国语，英语为官方语言和考试语言，华语和泰米尔语分别是华文小学和泰米尔文小学的教学媒介语。1967年《国语法案》通过后，英语失去了官方语言的地位。
2. 1971～1990年是新经济政策时期。1971年开始，随着英文学校转型为国民小学（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英语的地位进一步削弱，逐渐变为第二语言。而马来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1983年开始，即使是大学课程也要用马来语教授。
3. 1991～2002年是新发展政策时期，强调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与各族群语言的融合。这一时期的语言政策继续强调马来语在教育机构中的重要性，《1995年教育法令》规定英语是必修科目，母语课（华语、泰米尔语等）在15位家长提出要求之后学校方可开设。
4. 2003年至今的新世纪信息科技时期，强调英语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性。2003年，马来西亚为了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在各源流小学推行了英语教数理课程的政策。然而此政策因授课效果、城乡差异等原因受到各族群的反对，政府不得不宣布在2011年终止实行。取而代之的是“巩固国语、强化英语”政策，希望平衡作为国语的马来语和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的地位，即加强英语教育不能以牺牲马来语的地位为代价。
马来西亚60多年来的语言政策可谓波动不断，其变化主要是围绕英语的地位和功能，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展开的。英语由殖民地时期的官方语言、教育语言，因英文学校的关闭和有关语言立法而逐步转变为第二语言、中小学必修科目等。进入21世纪，鉴于国民英语水平不断下降，马来西亚政府希望加强英语在中小学中的作用，将其提升为数理课媒介语，但是由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不到位、不严谨而宣告失败。最终，政府只能通过增加英语课授课时数的方式来加以强化。这些针对英语的系列政策变动都反映了马来西亚在语言政策制定中的思想斗争：一方面希望通过提高国民英语能力来加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强化英语教育会威胁到国语的地位和功能。英语政策的反反复复对马来西亚各族群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马来族群忧虑英语的强势威胁到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华人和印度人则担心教学媒介语的变化将改变华文小学和泰米尔文小学的办学性质。然而，矛盾的是马来西亚民间社会对英语是欢迎和认可的。例如，大多数的私立大学都是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商业、法律、媒体等领域也广泛使用英语。
马来西亚针对马来语和少数族群语言的规划相对比较稳定，但规划力度差异很大。4个阶段都非常重视马来语的地位规划，建国初期是出于国家形象建设的需要，后来马来语则是加强族群融合的工具。马来语面对的问题是它在很多领域与英语形成竞争关系，尤其是城市地区。国家层面对于少数族群的语言，如华语、泰米尔语等一贯保持相对包容的态度，在小学阶段容许华文小学和泰米尔文小学的存在，但是却缺乏其他方面的制度支持。少数族群希望国家能提高其母语的地位，而这个愿望显然与国家层面的规划存在一定的矛盾。在多元种族的社会，语言问题往往会造成种族关系敏感，因此无论是华人还是印度人，他们对华文小学和泰米尔文小学用华语和泰米尔语作教学媒介语都相当坚持，也就導致了前述英语教数理政策的反弹。
三、马来西亚语言规划历程的反思
马来西亚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本土语言（如马来语、伊班语等）、前殖民宗主国语言（如英语）、移民语言（如华语及其方言、泰米尔语）和宗教语言（如阿拉伯语）的国家。面对如此众多性质各异的语言，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也经历了各种起起伏伏，但其背后的动机或动力都是政策制定者对语言资源以及语言价值的认识。当政策制定者认识到语言的资源属性及价值时，制定的语言政策就会更加合理，并使得语言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语言的价值得到深刻的认识和实现。相反，如果某些语言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与利用，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
（一）语言价值在马来西亚语言规划中的体现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鲁伊斯（Ruiz 1984）提出了“语言规划三取向”理论：语言问题取向、语言权利取向和语言资源取向。其中“语言资源取向”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较多讨论和普遍认同，并且还被应用到语言规划的实践中。语言资源是指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源或国家资源。王铁琨（2010：59）称其为“本体资源”;陈章太（2008：10）将其纳入“广义的语言资源”，指出它包括语言种数，方言土语种数，语言地位、声望、功能等（陈章太2009），并把语言资源分为5类：超强势语言资源、强势语言资源、弱势语言资源、超弱势语言资源和没有语言活力但仍有一定价值的语言资源（陈章太2008）。
而语言价值指的是语言资源所具备的价值属性。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是有价值的，是能够为语言使用者带来一定利益的。要深入了解语言价值，对语言价值进行分类是必要的。陈章太（2008）针对语言价值提出了二分法：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前者指的是“语言本体的价值，包括语言地位，规范程度，语言历史，承载的文化、信息，记录的文献、资料等”，后者则是“语言本体价值的具体体现，包括语言的社会交际作用、使用人口、使用领域、应用效益等”。Ruiz（1984）将语言价值简单地分为内在语言价值和外在语言价值。前者指的是与语言相关的文化传承、社区关系、代际交际、身份建构等，后者则指与语言相关的国家安全、外交、军事行动、商业运行、媒体、公共关系等（Hult & Hornberger 2016）。根据鲁伊斯的语言价值定义及分类，语言的内在价值可以具体表现为身份认同、文化传承、宗教应用等方面，外在价值则可具体表现为外交发展、商业运行、民族和谐等方面。马来西亚众多语言资源的语言价值分类及其表征分析如下。
1.内在价值的表现
（1）身份认同。语言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在多语社会，身份认同往往与族群认同是一致的。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语言的国家，其主要语言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分别是马来人、华人和泰米尔人的母语，是重要的族群认同的标志。土著语言如伊班语、毕达友语（Bidayuh）、卡达山杜顺语（Kadazan Dusun）等也是这些土著族群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语言的身份认同作用对于少数族群来说尤其重要，如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和泰米尔人来说，华语和泰米尔语是他们区分于其他族群的重要标志，是其重要的民族特征（Mohan Lal & Wang 2012）。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内部，有关语言与认同的表述相当一致：“华人说华语”。这个普遍通行的认知说明华人社会已经将华语视为族群团结的纽带、凝聚族群的工具，凸显华语对于华人身份的重要性。相反，华人社会对于母语失却的华人基本持否定态度，例如转用英语的华人被套上“香蕉人”的标签，不被当作“真正的华人”。可见，语言的身份认同作用在马来西亚是非常重要的，充分体现了语言的内在价值。而将华语、泰米尔语、伊班语等纳入教育系统是对这些语言身份认同价值的肯定。
（2）文化传承。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语言的文化价值体现在3个时间维度：历史文化、当代文化和未来文化（张治国2019）。这里重点谈马来西亚的语言资源与历史文化的联系。马来西亚的三大语言（即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背后是世界三大文明，即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马来西亚可谓这三大文明的交汇之处，除了各自语言所包含的文化元素之外，不同语言之间的借用更是体现了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影响。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文化通过教育都得以保存和延续（Omar 1982：32～46）。其中，华文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的使命之一就是传承中华语言与文化。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内部开始意识到汉语方言的历史文化价值，会馆和民间组织开始号召保护方言、传承文化。张吉安发起了“乡音考古”计划，采集马来西亚的方言语音，制作“有声数据库”，以记录乡音的方式延续马来西亚的乡土文化。槟城钟灵独中今年开始全面开放师生讲方言，鼓励学生在校园使用方言交谈，以免方言失传。该校校长在受访时指出方言不能灭绝，因为它是重要的社会文化遗产。这些举动都是在呼吁重视语言资源的文化传承作用，保护文化的根，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3）宗教应用。语言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某些语言被视为特定宗教的神圣用语，例如，拉丁语之于天主教，阿拉伯语之于伊斯兰教，梵语之于印度教，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宗教语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是宗教世界建构的基础和载体（根呷翁姆2016）。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同时也拥有多元的宗教体系，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等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因此宗教语言也非常丰富。这些语言对于各自的宗教来说，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更是文化的体现，“语言与宗教共同构筑民族心理特质”（根呷翁姆2016）。这里主要讨论阿拉伯语的情况。如前所述，Omar（1982：115～116）将马来西亚的阿拉伯语归为特殊地位的语言，主要是考虑到它作为伊斯兰教神圣语言的地位。阿拉伯语的宗教地位是基于伊斯兰教的共同认知：“《古兰经》是根据阿拉所说的确切言语而记录的，因此，只能用阿拉伯语才能阅读和引用”（博纳德·斯波斯基2016：64）。因此马来西亚政府设立特殊的宗教学校，让穆斯林学生学习阿拉伯语和宗教经典。根据董总的教育统计资料，2017年马来西亚政府资助的宗教小学共开设515班，学生人数为16 453;宗教中学180所，学生人数为69 244。就马来西亚在穆斯林世界的位置来看，针对阿拉伯语的语言规划是必要的。
2.外在价值的表现
（1）外交发展。语言资源的外在价值首先体现在宏观的国家安全、外交、军事战略中。近年来中国语言学家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而提出了“語言通、民心通”的口号，正是基于对语言在区域发展战略中的作用的清楚认识。马来西亚处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位置，与周边国家的确已经实现了“语言通”。马来语是与印度尼西亚、文莱沟通的工具，英语是与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交流的工具，华语（包括粤方言和闽南方言）是与中国（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新加坡联系的纽带，泰米尔语是与印度（尤其是南印度）共同的语言。这些丰富的语言资源应在外交关系中充分加以利用，毕竟共同语言的情感价值将拉近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进而改善彼此的关系。以中文为例，随着全球华语理念的推广，华语在全球的沟通和认同功能将进一步加强，全球华语社区也将逐渐形成，马来西亚华人理应在其中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
（2）商业运行。语言资源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指的是与语言和语言使用相关联的经济价值。随着近年来语言经济和语言服务研究的兴起（参见李现乐2010），语言的经济价值已经备受肯定，语言产业不断发展，基于语言能力的经济奖励也屡见不鲜。就马来西亚来说，英语和华语（含粤方言和闽南方言）的商业价值值得注意。英语是前殖民地语言，除了在国际事务中频繁使用，它也是国内族际交流的工具，并且仍然广泛应用在商业领域。吉隆坡语言景观的研究显示：英语在公共空间的使用比例很高，是强势语码。根据Wang & Xu（2018）对吉隆坡唐人街和小印度语言景观的研究，英语在这两个民族社区的使用相当普遍，比例分别为57.48%和86.05%。Manan et al.（2015）也对吉隆坡5个点的语言景观做了量化研究，结果同样显示英语是第一优势语码，28%的公共标识都在使用。华语的商业价值也随着中马贸易额的增长而日益提高，许多马来人和印度人开始学习华语，大型公司对员工的华语能力开始有所要求。在马来西亚华文小学就读的非华裔学生大约占10%，在东马砂拉越州和沙巴州的一些华文小学，这一比例更高达35%～80%（王康进2012）。马来西亚其他语言的商业价值亟待开发，如泰米尔语在对印度贸易中的作用，土著语言在原住民文化旅游中的作用等，都需要政府统筹。
（3）民族和谐。语言资源的外在价值还体现在对民族和谐的贡献，这主要包括国语的选择对国家建设的影响以及国内语言资源对种族关系的促进两个方面。马来西亚的国语定为马来语，其目的是通过主体民族的語言来整合国内多元民族，打造一个统一的国家形象。马来语的国语地位在宪法和《国语法案》中得到巩固，并且通过国民教育进行推广。目前，马来西亚人不分种族，基本都能说马来语。可以说，马来西亚人通过马来语逐渐建立了国家认同。国内语言资源对种族关系的促进主要指不同种族之间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有利于促进种族之间的和谐。例如在华文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就读的马来人学生和印度学生在学习华语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华文化和习俗;在国民小学和国民中学就读的华人学生也更加了解马来人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如果对国内语言资源充分利用，那么民族关系将更加理想。
根据上述对语言资源和语言价值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语言资源和语言价值关系密切：语言资源观影响或决定着语言价值观。人类若发现并认清了某一语言的资源性，就会认为该语言有价值，反之亦然。语言资源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建立科学的语言资源观是人们语言观的一大进步。在语言资源观的引领下，不同的语言价值观就会得到发展。人们对于语言价值的认识逐渐形成语言价值观，即对国家和社会所存在的不同语言资源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进行确立与区分。这种语言价值观不强调语言的大小、优劣，而是区分语言价值的类型，重视语言资源的不同价值表现。资源取向的语言规划即是梳理语言资源与语言价值的对应关系，根据不同语言资源的价值表现制定不同的语言推广计划，实现语言的主要价值，发挥它们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正如徐大明（2008）所说：“语言规划就是语言资源的管理，而语言资源的意义在于语言管理。”对语言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其实就是“积极保护、科学建设、合理开发，有效利用语言资源，提高语言资源价值”（陈章太2008）。具体来说，就是语言政策的制定和管理应该同时注重语言资源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国家在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不同的时期体现出不同的语言资源观及语言价值观。
（二）英语教数理政策的语言价值分析
前文提及的英语教数理政策是马来西亚进入21世纪之后比较重要的一次教育语言规划活动。该政策推行的背景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加速了英语在科技领域的推广，以及知识经济对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Gill 2005）。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自2003年开始从各源流小学一年级和中学一年级同时使用英语教授数学和科学相关的科目，希望以此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帮助新生代通过信息科技获取新知识，增强国民在职场的竞争力（孙招娣，王晓梅2014）。这个政策在推出之前、之后都引发了社会各方面的热烈讨论，其中华人社会的反应较大，认为这项政策具有使华文小学变质的潜在威胁，在与教育部多次协商之后，最终华小执行了特殊的双语教数理的政策——“2-4-3方案”，即每周2节英语课，4节数学课和3节科学课用英语教，同时数学课和科学课也以华语授课。这样的安排虽然增加了教师和学生的负担，但是缓解了华人社会对此政策的顾虑。其他族群对该政策也表现出不满情绪。2005年，马来作家协会在第二届马来人教育大会上指出，在该政策推行下，高达50万名马来学生的数理课成绩严重下滑，甚至面临辍学的风险。此外，学生成绩的城乡差异因该政策的推行而加大。马来西亚教育部的研究显示，乡村的学生在理解英语教授的数学和科学课程方面有难度（Ali，Hamid & Moni 2011）。与反对声音相对的是学生家长和一些职业与商业专属联合会的立场，他们从学生未来出路的角度考虑，认为这项政策顺应了英语国际化的现实，可以为孩子将来的就业打好基础。但是支持的声音明显地少于反对的声音，而且社会各界的反对之声越来越大。2009年3月，“废除英语教数理联盟”的5000名示威者游行至国家皇宫提呈备忘录，惊动了政府。10月，教育部长最终宣布英语教数理政策将于2011年废除。
这项为期9年的教育语言政策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语言价值观。马来西亚教育部是这项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执行者，代表了国家利益。国家推行用英语教数学和科学的政策，显然是看到了英语的外在价值，即英语在外交发展和商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部分学生家长也支持政府的这项决策，认为英语能为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他们看重的是英语的实用性和工具性。既然英语是颇具价值的语言，为什么推广英语的教育语言政策却会受阻呢？究其原因，主要是有关单位在执行政策之时，忽视了各民族维护其民族语言的决心。无论是主体民族马来人，还是少数民族如华人、印度人，都觉得英语的推广威胁到了其母语的地位。英语在马来西亚较高的声望对马来语的国语地位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英语用作华文小学和泰米尔文小学的部分教学媒介语是对母语教育的一种破坏。也就是说，马来西亚在设计这项教育语言政策时，应该对国内各民族语言的内在价值（尤其是身份认同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给予充分考虑。如果在尊重各民族语言的内在价值的前提下推广英语，政策的执行就会更加顺利。
2012年之后，马来西亚的教育语言政策调整为“巩固马来语，强化英语”。在小学阶段仍然维持母语教学（包括数理科）;在中学阶段，学校可以自主选择使用英语或者马来语教授数学和科学科目。这样的调整基本上兼顾了英语的外在价值和各民族语言的内在价值，避免了因语言问题而引发的冲突，是目前比较合适的解决之道。
四、对马来西亚语言规划的建议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语言的国家，语言和谐与民族和谐都至关重要。马来西亚目前的语言政策表面上看来是以马来语为中心，但实际上其隐性的语言政策是不排斥多语制的，只不过在执行上存在诸多偏差。不过，马来西亚目前的语言规划并未充分利用现有语言资源的内在和外在价值，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从语言资源和语言价值的取向来看，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仍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Hult & Hornberger 2016）。
（一）国语的声望规划仍需加强
马来语兼具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语言资源价值高，其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角度将马来语定为国语是明智的，这有助于马来西亚在独立后整合国内不同的族群，建立马来西亚国家认同（Omar 1982）。马来语的这一外在价值主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使之成为国民小学和中学的主要教学媒介语。马来语也发展为族际交际语，是国内不同种族之间交流的首选语言。但是，诚如Coluzzi（2017）所言，馬来语并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语，其中一个原因是其较低的威望及非中立的性质，而要提高马来语的声望并不是语言规划本身所能解决的。
（二）少数族群语言的外在价值需制度支持
不同族群之间互相了解、学习彼此的语言是促进国家发展、族群和谐的重要渠道。鲁伊斯提出语言资源取向的语言规划是针对美国少数族群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双语教育问题。马来西亚的教育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双语（三语）教育，但是基本上学生都有接触两种以上语言的机会。马来西亚隐性的语言政策即包括华语和泰米尔语可以在华文小学和泰米尔文小学作为教学语言使用，而所有族群都可以就读这两类学校。事实证明，通晓华语的马来人更加了解华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也更有包容性。但是目前马来西亚缺乏对跨族群语言学习的整体规划，华语和泰米尔语的学习仍然主要集中于华人和印度人。这带给马来西亚语言政策制定者的启示是：充分利用马来西亚的语言资源，让不同族群学习彼此的语言，增进了解，促进融合。
（三）国家应统筹语言资源的配置
如前所述，马来语、英语、华语（包括粤方言和闽南方言）、泰米尔语都具备外交和商业价值，都应该有一定的语言政策扶持，并从国家的层次加以规划，以期为国家带来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效益（王晓梅2012）。Coluzzi（2017：33）提议将少数族群的语言都定为共同官方语言，从地位规划的角度提高少数族群语言的地位，虽然这个提议在现实层面很难实现，但是可以让少数族群语言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语言资源的内在价值应予以充分考虑
充分考虑语言资源的内在价值对多元族群、多元语言的马来西亚来说尤其重要。其中语言资源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价值不仅体现在少数族群，也体现在主体民族。就这一点来说，马来西亚的隐性语言政策其实基本尊重了少数族群的情感和认同需求，华文教育和泰米尔文教育保障了华人社会和泰米尔人社会对族群语言学习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需求;东马伊班语和卡达山杜顺语作为国民学校的语言科目，也满足了这两个土著族群的语言维护的最低需求。另外，公共空间也没有限制少数族群使用自身语言文字的自由。不过，隐性语言政策的弊端是在执行过程中某些政策未必得到很好的贯彻。例如国民中小学母语课程的问题，虽说规定如果有15名家长提出开设母语课的申请，学校就应该开班。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学校因找不到老师或缺乏经费而无法开班。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少数族群学习族群语言的权利，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因此，教育语言政策应该更加注意保障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制度化地开设少数族群语言课程，这最终将促进族群和谐和国家安定。
五、结 语
马来西亚语言规划历程说明：语言资源观和语言价值观对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一定的影响。国家既要突出主体民族和国语的地位，也要依据宪法保障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如果充分利用社会的语言资源，发挥其内在和外在价值，那么不仅会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而且还会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稳定，于民于国都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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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Sarawak Malaysia Publisher.
責任编辑：韩 畅
作者简介：王晓梅，女，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和全球华语。电子邮箱：xmwang@xmu.edu.my。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海外华语资源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19AYY003）、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境外华语资源库建设及应用研究”（19ZDA311）、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研究基金（XMUMRF/2018-C1/IART/0001）。感谢匿名审稿人对初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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