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37年抗战爆发后，昆明成为大后方物资与人员流动的重要枢纽。战时状态下，人员与物资运输的压力空前增加，滇池水运因此由日常体系向战时体系转变。以传统运输方式为主的滇池水运不仅有效补充了国际运输通道所不能覆盖的民用物资运输，还及时疏散了昆明市内的内迁人员。战时滇池水运的繁荣是临事性应对下运输模式回归传统的结果。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水运体系，滇池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8-0066-07
一、问题的提出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云南正式成为抗战大后方。①云南的交通运输在中国抗战全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昆明是云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云南的物资与人员流动围绕昆明运转。特别是随着大量人口内迁，昆明既是物资供应的核心，又是人员安置与疏散的枢纽。以昆明为中心的物资与人员流通体系如何扩张、调试以适应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局势，是解决大后方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课题。以昆明为中心的交通运输网络，最为学界关注的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和中印公路等。②这些国际运输通道主要解决大宗物资，特别是军事物资的运输，其路线也以远距离运输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类交通运输体系并不能解决大后方的日常物资与人员流动，特别是区域内部的流动，而日常性的人员物资流动才是维系大后方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在此情况下，云南原本就存在的传统运输方式活跃起来，一种是依靠马帮建立各个坝子聚落与昆明的联系，③另一种是利用滇池水运建立滇中地区与昆明的联系。既有研究虽然对滇越铁路等交通运输体系讨论很多，但对滇池水运体系如何支撑以昆明为中心的大后方人员物资流动网络，尚关注不够。
战时压力促使滇池水运体系在1939年之后迅速恢复、扩张，补充了滇越铁路等交通运输体系的不足。与此同时，受到战争影响，滇池水运体系难以在短期内补充机器轮船，运力遭遇瓶颈，帮船等传统运输组织也渐次补充其中。滇池水运体系具有鲜明的战时应对特征，对其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大后方战时社会、经济应对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二、战时压力下的
昆明物流与人员疏散
（一）昆明的人口压力与物资需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躲避战乱而来的内迁人口大量涌入云南，其中大部分集中于昆明。如何安置内迁人口，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成为当时迫切的问题。1938年之前的3年里，昆明人口总数维持在14万左右，到1938年突增至20.5万，①可见大量内迁人口进入昆明。此后数年间，昆明市的总人口基本维持在17万至21万之间。有相当多内迁人口以昆明为中转站安置到云南其他地区。1943年的人口资料显示，昆明市本籍人口有9.2万，寄籍人口有8.7万。②到1946年，昆明市本籍人口仅比寄籍人口多1千人。③抗战后期移民人口和昆明本地人口数量趋于相同。
大量内迁人口汇聚在昆明，其生存和生活都需要大批物资供给，首当其冲的是米粮供应。《昆明市志》记载了1924年之前昆明粮食的情况，“近年市内人口日增，米粮之需要额至巨，而米粮又多仰给于昆阳、富民、晋宁、宜良、路南各属。偶值道途不靖，或水旱偏灾，来源稍减，米商即利用时机，操纵居奇，米粮价值恒呈暴涨之象”。④由此可见，昆明作为大型城市，米粮供应必须依赖周边县份，是典型的粮食输入型地区，价格波动不定。抗战爆发后，昆明新增了44%的人口，粮食压力急剧增大，对粮食价格的波动也更为敏感。“民国二十七年以前，云南省米谷价格之受战争影响者，实微乎其微，逮至民国二十八年春，情势大变，米谷价格续涨增高，已非一般战时现象所可说明矣。”⑤据时人统计，1937年昆明每市担米的价格为国币5.66元，1938年上涨到6.61元，1939年更是增至18.31元。⑥大量人口内迁到昆明后，加剧了粮食供应的困难。昆明亟需一个稳定有效的运输体系来保障昆明米粮的供给，滇池水运贡献了重要力量。
（二）由滇池水运支撑的昆明物资供应和人员流通体系
自清朝康熙年间以来，滇池水运形成了东路、西路和南路3条固定航线。⑦到民国初期，昆阳县成为滇池水运的物资集散地，与昆明遥相呼应，形成较为成熟、完善的滇池水运体系。
昆阳县在自然条件和人为条件的双重作用下，成为滇池水运的枢纽。从自然条件上看，昆阳县位于滇池的西南岸，处于迤南孔道，境内有驿路。此地盛行西南季风，在不具备能源动力的时期，当地帆船可以借助西南风驶往昆明。最重要的是，在昆阳县北区海口河形成了与滇池以西地区沟通的运输线，在县城中河形成了与滇池以南地区联运的交通线。昆阳县成了滇池水运和陆地运输的中转点，汇集和疏散昆明、滇中和滇南部分地区的客货。
在区位优势的基础上，昆阳县很早就形成了船帮的行业组织。昆阳自清朝嘉道年间就有宏顺、荣顺、万泰和义泰四号船帮。⑧由于历史悠久、地方社会根基深厚，这些船帮拥有的船只数量众多，且不乏载重量大的船只。这些船只雇用方便，因为熟悉当地航道，罕有船舶覆没事故发生，客商都称其便利。⑨随着昆阳县水运的发展，昆阳成了滇池水运和陆运的交汇点，一条沟通昆明和滇中地区的运输线由此形成。
战时状态之下，人员与物资运输的压力空前增加，对昆明的运输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滇越鐵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等国际运输通道主要运输急需的军用物资，仅能承担部分民用物资的运输。此外，这些通道为单线运输，运力有限，还面临日军轰炸，导致可以正常使用的年限较短。以滇越铁路为例，“近来滇越铁路货运甚忙，米谷容量又大，必须等到适当时机始能装运，故有时其速度尚不如骡马”。⑩位于滇越铁路附近的呈贡、澄江等县货物，亦大多舍铁路而选择滇池水运。？輥？輯？訛滇越铁路1940年以后被日军切断，在抗战期间仅使用了3年，所以滇中和滇南部分地区的货物多采用骡马陆运和滇池水运相结合的方式运输到昆明。昆阳是陆运换乘水运的中心，主要因为用船运送货物的运输成本比骡马低。以运输米粮为例，在当时通行的骡马、帆船、火车3种运输方式中，“同一运输距离（以每马站计），以火车运输者最为廉，帆船次之，而以骡马驮运者最为贵”。①以全省的平均状况看，运输每市担粮食，骡马需要国币1.94元，帆船需要0.4元，火车需要0.24元。②其中，从昆阳到昆明的帆船运费仅需0.37元。③滇池水运的运费与火车相差不大，但是比骡马运输低廉很多。
抗战期间，滇池水运成为昆明的流通体系，表现在人员疏散和物资供给两方面。一方面，滇池水运为昆明人口疏散提供了一种实际可用的交通方式。首先，大量人口内迁进云南，汇集到昆明后需再次分流到全省各地。其次，日机对昆明的轰炸加剧了昆明民众向省内各地的流动。1938年9月28日，昆明市第一次遭日机轰炸，这种轰炸一直持续到1944年。④ “因避免日机轰炸，群众多疏散至昆阳远郊。”⑤ 前往昆阳避难的民众在昆明乘船跨越滇池到达昆阳，有的民众暂住在昆阳，有的则选择其他交通方式继续南下。昆阳县成了避难民众的换乘站。旅客汇集于此，促使昆阳县客栈的数量增多。大东门码头、上宝新街和海口新街都是客栈分布区。⑥因为内地人员南迁，昆阳成了昆明通往滇中和滇南地区的要道，商旅活动日益频繁。⑦
另一方面，昆阳县作为水运中转地，汇集了来自滇中和滇南部分地区的物资，通过滇池水运供给昆明。以省会警察局1939年登记的人口数为估计标准（不包括四乡人口数），昆明平均每日消费的米谷为1200公石，约合1920市担，全年365日需要米谷700800市担。⑧昆明的米谷基本依靠外区供给，粮食来自玉溪、昆阳、宜良、嵩明、路南、安宁、澄江、富民、晋宁和寻甸。其中每个地区又包含下一级产地运来的米，例如从昆阳运来的米含有玉溪、峨山所产的米，从玉溪运来的米含有河西、峨山所产的米等。⑨玉溪、昆阳、安宁、晋宁和澄江的米谷需要输送到昆明，经滇池水运输送的米谷约占昆明所需米谷的80%。⑩在供给昆明城物资方面，滇池水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见表1）
以位于滇中地区的玉溪县为例，该县全年产食米55000至70000公石，其中12000公石供当地消费，销往昆明的食米在45000至58000公石之间。？輥？輯？訛从玉溪县销往昆明的米，先用马驮至昆阳，再由昆阳转装民船运至省会。？輥？輰？訛滇池水运为运输米粮等大宗货物提供了便利。玉溪至昆阳间每日有短途汽车二三辆，专送客货，与水路联运，但是因为汽油稀少、汽车价格昂贵，故没有普及。？輥？輱？訛除此之外，云南的公路运输由官商合办的汽车公司负责运输，以军运、公运为主，商运为次，甚至公运数次，才能商运一次。？輥？輲？訛所以粮食商运多采用滇池水运和骡马驮运相结合的方式。
除粮食外，洋纱和布匹也是滇池水运的重要物资。从昆明输出的洋纱主要是供给玉溪、河西和通海各县，尤其是手工纺织业发达的玉溪。？輥？輳？訛云南玉溪县织布业所需的棉纱来自上海和缅甸，上海的纱用轮船经海运到海防后，再转滇越铁路北运至昆明;缅甸的纱由仰光运至八莫或者腊戍，再经滇缅公路运至昆明。①无论是上海还是缅甸的纱，均先运至昆明，昆明承接外省甚至外国运至云南的手工业原料和生活物资，再由昆明运输至全省各地。洋纱由昆明运至昆阳一段用船运，每驮（18捆）运费2元至3元，由昆阳至玉溪用马驮，每驮约需3.5元至4元。②棉纱进入玉溪县后，经过纺织生产出布匹，85%的布匹再次运至昆明，再转销至各路各商。③布匹的运输方式与棉纱一致，先用马驮至昆阳，每驮约需4.5元，由昆阳运至昆明用船，船费每驮约需2.5元至3元。④滇池水运承担了往来货物的运输工作，原材料经昆明销往地方，地方制成成品后，亦先运至昆明再分销到省内各地。昆明交通运输网的完善决定了它既是原料的汇集点，也是商品的汇集点。而滇池水运正是这一运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1938年昆明人口突增，昆明需要一个稳定有效的运输体系来调动所需物资，尤其是米粮。而滇池水运体系也应运在民国时期发展成熟，昆阳成为滇池最大的水运枢纽，是沟通滇中和昆明的中心，负责汇集和疏散昆明、滇中和滇南部分地区的客货。这样的水运体系恰好符合了昆明调动物资的需要。
三、战时滇池航运体系之维系
（一）抗战爆发前的滇池水运体系
抗战爆发以前，滇池水面航行的船舶分为3类：轮船、帮船和小拨船。轮船造价高昂，数量少，由官商合资或者商人独资购买，为轮船公司所有。轮船的总公司在昆明，分局在昆阳。⑤轮船使用蒸汽动力或电力，受滇池湖面风浪的影响较小，所以在白天开驶。轮船载重的总量大，可以进行大宗货运和客运。轮船从昆明大观楼出发，沿着滇池西岸向南行驶，途经观音山、海口，最后到达昆阳，在昆阳停留一小时后原路返回。⑥
帮船和小拨船均属帆船一类，借助风力和人力行驶。抗战爆发前，昆阳载重3万斤的帮船有数十只。⑦帮船航行于昆阳县到昆明城之间，“其航行也必以夜，因昆池午夜风恬，波浪不惊，故也。顺风一夜可达”。⑧夜间航行的特性决定了帮船以载货为主。
中小船由于船身限制，不能像轮船和帮船一样进行从昆阳县到昆明城的长途运输，但其船身小巧、灵活，起到了连接滇池和昆阳城内河航运的重要作用，“中小船供境内街期之水运，或为轮船接运内河一带”。⑨
3类船舶在客运、货运方面优势互补，实现了效益最大化。轮船主要在白天通行，航行平稳，乘坐体验较好，主要从事客运;帮船在夜间航行，载重大，以货运为主;中小船船身体积较小，可以灵活地沟通河运和湖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直至1937年3月，“福海號”轮船发生严重沉船事故后，“政府预防危险，任何轮船，非新造不行，并饬应修而不修理之西山轮船，停止营业”，⑩这对滇池轮船业来说是致命打击，直到抗战爆发前，滇池的轮船业一蹶不振，不过这为昆阳帮船的复兴创造了机会。
（二）政府应对战时运输压力的举措
战时大量人口涌入昆明，给滇池水运体系造成很大压力，滇池水运也从日常体系向战时体系转变。“福海号”轮船发生沉船事故后，昆明市政府规定只有新造的轮船才能下水航行。轮船公司既有轮船均为旧船，因而丧失了下水营业的资格。但是抗战爆发后，滇池水运作为疏散昆明物资和人员的重要流通体系，需要轮船业发挥作用。昆明市政府只好打破之前的规定，主动聘请法国技师对滇池的轮船进行检修，“政府特聘法国技师来滇考察西山轮船，及昔年禁行之镇海轮船，所有机器等项，如可保险者，修复开行，权宜一时，以便交通”。？輥？輯？訛以此权宜之计，希望轮船的重新使用能缓解运输压力。
为了应对战时的交通高压，昆明市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旧轮船，甚至是早已停驶的轮船。1937年1月1日政府发布的《云南省航政（航运、水运）概况》中显示，镇海号轮船因构造不良，机械陈旧，早已停驶。①但是到1939年，随着航运需求的日益增加，昆明市政府转而积极推动“镇海号”的检修工作，并于当年查验合格，再次复航。②不过，恢复运营的镇海号仍然经常出现机械故障，当年10月23日又一次在观音山附近搁浅，经检查是由于仓船底螺钉松动，致水浸入船内2尺（旧制）。③此后，昆明市政府对轮船航运保持了较为复杂且烦琐的检查手续，轮船公司重新开航及增加轮船都受到严密管控。
1940年是日军对大后方轰炸最为频繁的时期，在此紧张局势之下，昆明必须向周边地区进一步疏散人口，而客运运力严重不足。因此，昆明市政府不得不破例允许尚未通过检查的“西山号”轮船复航，以缓解运输压力，“复查‘西山号轮船，自去年六月停驶修理，因空袭紧张，呈请暂开数日以利疏散以来，已历八月有余，迄未彻底检查，准其正式营业，昨经职府函请警局，饬其照案停航”。④在此期间，昆明市政府对“西山号”进行严格监管，除了需要按照政府的意见对轮船进行整改外，復航日期、客货票价、座位设置等都需要市政府批准。⑤
鉴于滇池水运的业务与日俱增，1939年10月昆明市成立了水运管理处，对战时滇池水运进行管理，以应对3方面的问题。第一，“兹值经济剧变，船主即借此任意勒索船费，客货毫无保障”。⑥随着昆明人口增多，滇池运输繁忙，船价由船夫控制，经常暗自涨价。第二，“至于船舶之年龄，质料之良窳，船内之设置是否合法，水手之驾驶是否精熟，从无专设机关，负责管理，以致时有倾覆灭顶之虞”。⑦水运管理处的设置针对船运安全的问题，旨在对船舶和水手进行管理。第三则针对“偷运奸宄，瞒关漏税，私运仇货之举”。⑧滇池水运的人流和物流量大，可能会有危险人物混迹其中，或是有危险物品经此流通。政府为维护统治的稳定设立水运管理处，位于大观街新篆塘，有主任、技士和司事各一员，专办船舶管理规则事宜。⑨
除此之外，昆明市政府还拟定了船舶管理规则，并规定各项船舶登记检查的办法，应缴牌照月捐、规定载客运货收费价目表，⑩意在规范滇池水运秩序。
至1946年2月28日，昆明水运管理处被裁撤，存在时间不到6年。此时云南省与昆明市政府均认为其“成立迄今并无若何成绩表现，经详细考察，该处经办事务亦属不多，实无设置单独管理机构之必要”。？輥？輯？訛事实上，自抗战结束后，云南滞留的内迁人员陆续返回，物资运输的需求大大下降，滇池水运恢复到战前辅助性运输体系以及城市周边客货流通的功能定位。因此，滇池的航运管理已经可以由其他相关职能机构，即省、市两级政府及其下辖的建设厅、警察局、警务处等分别管理，专门综合协调滇池水面航运的水运管理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见，滇池水运体系的迅速扩增，具有鲜明的战时应对特征，这一体系的时代命运与全面抗战的历史过程紧密相关。
（三）战时船舶体系的变化
聚集在昆明的大量人员和货物需要滇池水运来疏散，运输量比抗战前大幅增加。这意味着轮船公司可以在运输中获得高额利润。然而，轮船公司面临着无钱购买新船和政府严密监管的双重限制。以镇海轮船航运处为例，该公司想要购买新船，增加航运的运输量，以此增加收益，但是却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向昆明交通银行借款。“查自抗战以来，滇省人口巨增，交通愈繁。镇海轮因载重有限，船位无多，以致往来客货时有滞留。为求业务之发展，计曾由海防订购新船一艘。惟近以物价飞涨，以亟用费超过预算，乃事关交通，能否由贵行备用国币贰万元，即以此船作抵。”？輥？輰？訛昆明交通银行则回复“现以放法引限制，放款极严”，？輥？輱？訛拒绝了该轮船公司。轮船公司空有积极参与疏散交通活动的意愿，却因缺乏资金而无能为力。
此外，轮船还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以“西山号”轮船为例，该船为了开航，须按照昆明市政府的指示做出9点整改，其中包括配备救生艇和救生设备。在抗战期间购置这些救生设备实属不易，轮船公司因此向政府表达了困难，“因现已资金用罄，且值于抗战期间，尚来源断绝，原料运入为难，一时不易制备，现已改为雇用民间大驳船二支，经常随用轮船行驶，似较救生艇更为妥当（因救生艇悬于轮船两端，用时须放下，反不便当），至救生具无，运输困难，更不易购买”。①虽然政府的要求颇高，但是轮船公司为顺利开航，做出了将救生艇换成大拨船的提议，以期得到政府的批准。同时该船所在的昆湖轮船商行还向政府表达了迫切想要开航的愿望，“恳请俯念筹备日久资金用罄，负债累累，赐予转呈，准予提前开航，以便营业”。②
“西山号”轮船在1945年经昆明市政府批准复航，该年客货运费如下：由昆明至昆阳，一张特等座售国币800元，甲等座每票600元，乙等座每票500元，货驮每60公斤收运费350元。③根据“西山号”轮船3月和4月的售票数量和载货重量，可以统计出这两个月内“西山号”轮船的收益情况，如表2和表3所示。
通过对1945年3月和4月“西山号”轮船的收益情况进行统计，可以看到该轮每天的客运收益都高于货运收益，3月份的客运总收益是货运的33倍，4月份的客运总收益是货运的19倍。由此可见，此时段轮船的客运收益远高于货运。货运时常出现0吨，生意冷淡。
轮船公司面临着无力购买新船、旧船又受政府严密管控的双重困难。民船公帮则成了抗战时期滇池水运的主力。
“福海号”轮船沉船事故导致了轮船业的萧条，但是为民船公帮的复兴创造了机会。1937年，昆阳县储英舍兴旺村及地方士绅组织民船公帮。④“二十六年冬，重建储兴民船公帮码头，二十九年春落成。货物堆卸，商旅息行，愈感便利。”⑤民船公帮恢复后，重建了专用的码头，为抗战时期的物资和人员流动提供了场地。
在帮船的管理模式上，“帮船有公帮共同运输，平均分配，较前之户异制而家殊，习者不同，而竞争之风亦缘，是以息中小船归同业公会”。⑥帮船采用的是共同运输、按人员平均分配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的公平性更强，所以帮船在整个水运体系中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中小船因受到帮船的竞争，最后纳入同业公会中。
随着抗战爆发，帮船也由不载人变为载人。民国初年，如果民众想搭船到滇池西岸的观音山、海口，或者是滇池东岸的晋宁、呈贡，帮船都不载客，①因为当时它承担的是大宗货运，帮船在夜间航行的特性也决定了客运不是帮船的主营业务。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帮船也开放了客运：“帮船载重三万斤，以米铁为大宗，旅客次之。敌机扰昆垣，疏散之物资、人民纷至沓来，陡极一时之盛。”②
此外，滇池民船公幫承担了运送公粮的任务。1945年，云南省粮政局储运处和滇池民船公帮签订了运粮合约，民船公帮负责将江川、玉溪、昆阳、晋宁等县的粮食转运到昆明。③江川县的粮食17648.5公石集中至玉溪后，由昆阳运输站负责督催和转运至玉溪，再利用汽车由玉溪运至晋宁河泊所，利用民船运至昆明;晋宁县待运公粮1258公石，仍由昆阳运输站负责督催，并利用民船由晋宁河泊所海口转运至昆明;集中于昆阳的公粮有6316公石，由昆阳运输站负责督催及转运至昆明。④昆明民船公帮承接了附近地区的粮食运输工作，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愈加巩固了昆阳作为水陆联运中心的作用。
四、结 语
全面抗战爆发后，本在云南交通运输体系中处于辅助功能的滇池水运充分发挥了人员疏散的作用，并保障了滇中及滇南部分地区对昆明城市的粮食供应，其快速恢复、扩增，具有鲜明的战时应对特征。由于这样的特征，滇池水运体系在扩增的过程中，积极动员了帮船和小拨船等传统航运组织。与此同时，机器轮船等更高效的运输力量则受限于战争状态，难以快速扩充。
抗战期间，面对巨大的运输压力，滇池水运由日常转向战时状态。政府一方面加强对船舶的管控，规范水运秩序，另一方面在运输压力大的情况下屡次破例。轮船公司既无力购买新船，旧船又受政府的严密管控，民船公帮则成为抗战时期滇池水运的主力，政府与民船公帮合作运粮，借助民间船业调动物资。
战时状态下，政府需要利用滇池水运疏散人员和保障昆明的物资供应，却无力独自承担这一重任。在政府强化管控运输的同时，社会力量也成了大后方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战时滇池水运的繁荣，是临事性应对下传统运输模式不得已回归的结果。
【作者简介】张宁娜，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医疗史。
【责任编辑：豆艳荣】
猜你喜欢 滇池 总书记关心的这座湖，究竟经历了什么？新华月报(2020年4期)2020-03-17滇池学生天地·小学中高年级(2019年7期)2019-10-18卷首：为了寻找的纪念滇池(2019年8期)2019-08-30三百里滇池艰难重生路时代风采(2017年19期)2017-11-10“《滇池》之友”公告滇池(2017年6期)2017-06-14「滇池」云南画报(2014年8期)2015-03-18余文飞滇池(2014年11期)2014-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