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豪
3号“祭祀坑”发掘的精美青铜器。
摄影/马达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20世纪30年代，三星堆遗址开始被发现。1986年，三星堆发掘两个“祭祀坑”，出土了青铜神树、大立人、纵目大面具以及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一举震惊天下，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继1986年考古工作后，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工作于2020年9月6日重新启动。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深入调查、勘探与发掘，新发现6个“祭祀坑”。3月20日，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现对外揭晓，金面具残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青铜神树等重要文物，再次惊艳世界。专家通过碳14年代检测方法对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进行检测分析，目前确定4号坑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
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最神秘的那颗星辰。“三星堆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又吸收了中原王朝文化系统的元素，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江、沱江支流，南距成都约40公里。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由于遗址范围内马牧河南岸台地上分布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故名“三星堆”。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介绍，根据目前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从距今4000年延续至距今2000年，向南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雅安石棉等地，向东至长江涪陵一带。三星堆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包括广汉三星堆遗址、青白江遗址、青白江三星遗址、盐亭张家坝遗址、涪陵镇安遗址等。
三星堆的发现，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否仅局限于黄河流域？上世纪80年代，随着长江流域包括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遗址发现，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再次实证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多元一体的。
“三星堆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原夏商王朝时期，在三星堆可以看到很多夏商王朝的发明，比如青铜礼器、玉礼器、仪仗用具，包括青铜尊、青铜罍、牙璋，等等，中原王朝礼仪用具在三星堆有相當多的出土。与此同时，三星堆又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青铜神树、人像、大面具等，在信仰方面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王巍举例说，三星堆发掘出的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明显属于中原王朝系统。这些器物作为礼器，起源于长江下游，但不太可能是4300多年前已经消失的良渚文化的遗留，应该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之后，再传播至三星堆。
“各自独立起源的区域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在中原夏商王朝的影响下进行自己文明的进程，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后，并入到大中国的范畴。”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三星堆也同样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古代史专家谢尔盖·德米特列耶夫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四川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有助于人们更好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和历史。
“这些发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东亚文明发展多元性的标志，表明当时并行存在着多种文化。”谢尔盖·德米特列耶夫说。
王权和神权并存的早期国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雷雨表示，三星堆遗址90余年来的考古发掘历程可以概括为5个阶段：第一是探寻文物阶段，是上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确定遗址范围的阶段，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第三阶段是建立文化与序列的阶段，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第四阶段是聚落考古阶段，主要是“十二五”期间。第五阶段是社会考古阶段，主要是现阶段。
通过数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一个由大型城圈、公共墓地、居住址等一系列不同材质、不同等级出土文物构成的“三星堆王国”面貌已经初步显现出来。
“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特征包括王权和神权并存，太阳崇拜占据重要地位，社会上层控制了重要的资源、手工业技术和生产，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器物用于宗教活动，而不用来体现个人的身份地位。也可以认为最核心的内容是，手工业生产服务于宗教信仰，统治阶层将社会财富用于祭祀活动，以此达到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施劲松认为，这些特征可以说明当时已形成了早期国家。“只有早期国家才具有相应的组织、管理机制来从事这样的生产，也才会对青铜器具有这类特殊需求”。
王巍也是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他介绍说，这次三星堆考古新发掘的6个坑和35年前发掘的1号、2号坑，从现阶段来看，出土器物的种类、形制、年代上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且它们这几个坑距离非常近，基本上是同期，“目前碳14测的年代，4号坑相当于商代晚期，我们认为这些坑整体都属于商晚期这样一个年代”。
在一般人看来，三星堆出土的很多器物造型独特、神秘诡谲。而王巍则表示，实际上这些文物都是以当时生活基础为蓝本，然后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赋予其宗教和信仰的色彩。大家之所以觉得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奇奇怪怪”、很神秘，是因为不了解，进而产生很多遐想。“我们看那些小的人像，基本上都是小方脸，实际上是比较典型的四川人长相，和现在的四川人也很像。”王巍向《中国报道》记者解释说。
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三星堆遗址考古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之一，非常好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王巍认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
“三星堆考古重視田野考古、重视第一手资料，放在重大历史问题框架下研究，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具有引领、示范作用，为下一步科学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坚实基础。”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王巍认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首先要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特点，要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我们通过研究生产关系、社会分化、国家的产生和出现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把三星堆文明放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去研究。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田野考古技术和方法，结合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共同进行考古研究。”
同时，与35年前相比，我国的考古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手段、测试分析能力、文物保护能力等都有巨大的飞跃，在国际上处于顶尖水平。这次三星堆考古运用的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等，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王巍说，三星堆考古中，我们强调各种区域文化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孤立看中央王朝，除此之外还看它跟长江流域其他文明的联系。我们也在寻找它与境外文明的联系，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它和境外某一文明发生关系的直接证据。
“冶金术是从西亚传播过来的，但是传过来之后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特征，作为国家重器、国家象征，这些都是促进交流互鉴、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大气，不排斥其他文明先进的因素，借鉴之后为我所用、赋予我们的特征。这也是我们通过考古、物质文明所反映出来的特点。”王巍进一步向《中国报道》记者阐释说。
这次三星堆考古发掘，除了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和新媒体融合报道外，三维动画、VR、4K等多种技术也广泛应用。王巍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实践，将田野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媒体传播相融合，让文化遗产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
对话王巍：三星堆文明并不一定是衰亡了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报道：从研究角度来看，三星堆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
王巍：三星堆最重要的意义是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有些业外人士一看，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人像有高鼻梁等特征，说是来自西亚的，甚至天外来客。其实这是用艺术夸张手法体现出来的宗教和信仰色彩。一般人容易忽视的是，中原王朝的青铜礼器受到格外重视，你看青铜神坛顶端的东西都是中原王朝的礼器。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可以看出，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青铜礼器、玉礼器、仪仗用具等，都显示古蜀文明受到了夏商王朝的强烈影响。这也说明华夏中原地区夏商王朝创造的礼制对周围的方国文明产生了强烈影响。
与此同时，三星堆又非常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青铜神树、人像、大面具等，在信仰方面与中原王朝有所不同，中原文化都是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缺乏三星堆遗址中的人像传统。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中特色最鲜明的一支，全面展示了神秘古蜀国的文化面貌。
中国报道：从发掘的文物来看，三星堆文明非常繁盛，它为什么会突然衰亡、消失？
王巍：文明的衰落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问题。这些文物被埋葬以后，三星堆文明就毁灭了吗？这是因祭祀仪式故意填埋，还是因为战争，国灭了被掩埋？或者遇到了洪水，而在撤退之前被填埋？我曾跟当地发掘工作人员确认，发掘中没有发现淤土，没有大规模的洪水痕迹，所以起码不是洪水造成。
实际上，我认为它可能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转移到成都金沙遗址，继续古蜀文明的进程。金沙和三星堆有很多东西非常相似，是同一个古蜀文明的系统。最新考古测年也发现，两者之间是连带、紧密衔接的。我们不能说某一个遗址衰落了，它就是文明衰落了。可能是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比如商王朝，前期就迁都了很多次，留下了很多都城遗址。
中国报道：三星堆到目前还没有发现文字，之前在良渚考古中似乎也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如何看待文字这个“文明的标准”？
王巍：鉴定文明的标准，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是按照“三要素”，即出现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以前国内也采用“三要素”。2001年—2018年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大量的中国考古资料包括世界其他文明的考古资料分析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符合“三要素”，“三要素”是根据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北非的埃及文明归纳出来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发达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没有文字的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对中国各地早期文明的考古发现，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判断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的标准。一是出现社会分工，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二是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出现严重的分化后，出现了王权和国家;三是出现都邑性城市，出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以及王的有丰富随葬品的墓葬;四是出现王所管辖的比较稳定的、区域性国家。这个标准也更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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