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明
朱良才上将是一位“老井冈”，几乎经历了我军所有的重大事件。他对革命、对共产主义的孜孜追求，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
井冈山会师，给朱德当“秘书”
1900年9月27日，朱良才生于湖南省汝城县外沙乡外沙村。他少年时期聪颖，被母亲送到蒙馆学习，9岁进入私塾读书，熟读《三字经》《大学》《中庸》。高小毕业后，他又去衡阳诚德中学读书。1926年6月，中共汝城县党支部成立，朱良才在同乡的影响下投身农民运动，参加了乡农民协会。因为他在村里教了3年书，人缘好，到农会工作后被选为组织委员。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乡农民协会从打土豪分田地入手，一下子就把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调动起来了。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发生，国民党军阀控制的湖南省政府责令各地停止一切革命活动，并对革命活动进行武装镇压。8月15日，朱良才闻知湘鄂边界的土匪何其朗部勾结国民党十六军的一个团兵，兵分几路进攻汝城（当时，以共产党员为主的国民党汝城县党部正在汝城指挥全县的农民运动），立即喊上农会会员朱道行、朱文斌、朱文亭跑去县城报警。国民党汝城县党部的负责人范大澄、朱青勋等接待了他们，一边安排他们住宿休息，一边安排撤退事宜。
次日一早，朱良才等人在住处突然听到激烈的枪声，他们抓起衣服就往外跑。不想，县城已经被土匪和国民党第十六军部队包围，他们都被抓住，关进县城监狱里。负责审讯他们的国民党军营长，是地下共产党员。他提审几次后，了解了情况，就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给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写信，揭发匪首何其朗抢掠民财、收缴民枪等事情。朱良才等人依计而行。范石生原本就看土匪们不顺眼，借机将匪部缴械，将匪首何其朗关进监狱。不久，范石生又命令将朱良才等人释放。
朱良才蹲了36天监狱后，回到家乡。没想到，过了不久，匪首何其朗经过送礼打点，也被释放了。出狱后，何其朗立即组织土匪捕杀共产党员和农会会员。朱良才只得东躲西藏，秘密开展活动。10月，他经中共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和县委组织部部长胡伟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白色恐怖严重，朱良才又已暴露，县委书记何日就给朱良才和他堂弟朱赤写了封密信，让他们去耒阳找朱德和陈毅的队伍。在耒阳县城的敖山庙里，朱良才和朱赤见到了朱德和陈毅。朱德将密信放到水里，字迹一会儿就显现出来。看过密信内容后，朱德非常高兴，连声说：“欢迎你们。”陈毅也高兴地问这问那。两天后，陈毅对朱良才说，湘南党代会要在永兴召开，我跟省委特派员商量了，汝城没有人参加，你就作为汝城的代表参加会议吧。朱良才连连点头——没想到刚刚找到革命队伍，就当了汝城的党员代表。
1928年1月，朱良才参加了湘南起义。4月，他随朱德领导的部队奔赴井冈山。部队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不久，朱良才被调到红四军军部任文读参谋，实际上就是秘书。与他同期的文读参谋还有谭政。按照分工，朱良才负责朱德，谭政负责毛泽东。朱良才在参加湘南起义前，搞过农民运动，坐过国民党监狱，积累了革命实践经验。到红四军军部后，他忠于党、忠于红军，不惧艰苦，完成任务坚决，很快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信任。
1928年5月上旬，赣敌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进犯井冈山。这是红四军成立后的初战，特别重要。那一阵，朱良才跟着朱德没白天没黑夜地看地形，布置阵地，对部队进行检查。战斗打响后，红四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采用声东击西、避敌正面、攻击侧面的战术，将敌击溃。红四军第一次占领永新县城，成立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5月中旬，敌杨如軒的第二十七师又卷土重来。毛泽东和朱德运用“敌进我退”的战术，再次将敌军打败，并将杨如轩击伤。在连续战斗中，朱良才不顾危险，及时将朱德的命令传达给部队，并给基层指挥员解释命令，得到了朱德的赞赏。
6月底，恼羞成怒的蒋介石调动湘赣两省10个团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实施“会剿”。毛泽东和朱德命令部队撤出永新县，集结于宁冈一带寻机歼敌。
一天，永新县的同志来汇报烟岗区的情况（永新县是红军的预定战场，群众基础非常重要。红军的情报搜集、给养、伤员的运送都要依赖当地群众）。听完汇报，毛泽东和朱德都感到当地情况不理想。毛泽东看了看身边的朱良才，说：“你去烟岗区当区委书记吧，尽快把群众和赤卫队组织起来。”
朱德也同意，对朱良才说：“你下午就出发！”
朱良才说：“我现在就跟永新的同志一起返回。”说完，他向毛泽东、朱德敬了个军礼，与永新县的同志匆匆走了。傍晚到达烟岗区后，他立即与县委的同志商量，将当地的秘密党员、赤卫队员、贫苦群众组织起来。很快，永新县就将游击队、暴动队、赤卫队整编为永新县赤卫大队，将分散的力量集中到了一起。
1928年6月23日，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反“会剿”的战斗在新、老七溪岭打响，朱良才立即率领赤卫队配合红军展开行动。红军越战越勇，一举歼灭敌人一个团，击溃敌人两个团，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会剿”，再次占领永新县城，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圆满完成任务后，朱良才被召回红四军，担任第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党代表。
黄洋界，一炮定乾坤
1928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拒绝了毛泽东等提出的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命令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前往湘南。
7月17日，朱德和王尔琢带领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离开井冈山后，在湖南郴州与国民党第十六军范石生部遭遇，发生激战，先胜后败。毛泽东得知红军在湘南失利的消息，决定带领第三十一团二营前去接应。临行前，他考虑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兵力空虚，专门召集第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第三十一团一营党代表何挺颖、第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党代表朱良才等干部开会，就留守井冈山事宜做了部署。毛泽东率领部分红军走后，湘赣两省的敌人趁红军主力未归之际，再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8月30日上午，湘敌第八军一师在赣敌一部的策应下，向井冈山黄洋界阵地发起进攻。黄洋界位于井冈山北面，海拔1300多米，雄峰耸立，是井冈山的险要哨口之一，也是敌人进攻的主要方向。
红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党代表朱良才和连长王良率领全连72人，守卫在黄洋界的左边——这是敌人的主攻方向;红三十一团一营三连守卫黄洋界的右侧。两处力量合计不到180人。战前，朱良才想到红军装备差、人员少，提前带领战士们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挖陷阱、插竹签、堆檑木，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敌人展开进攻后，由于受地形限制，只能呈鱼贯队形一个一个地往上爬;两个士兵间又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就无法射击。所以，敌人虽然有一个师的兵力，但能用在火线上的最多一个营。朱良才和连长王良将红军一个排布置在最前沿，另外两个排隐蔽在侧后，等待时机打击敌人。当时，由于缺少弹药，红军每个战士只有三五发子弹。为了节省子弹，红军在敌人距离远时不开枪，等敌人到了有效射程内再突然开火。就这样，红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从早晨打到下午，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正当敌人重新组织进攻时，朱良才灵机一动，命令战士们把刚修好的一门迫击炮抬来，用仅有的3发炮弹轰击敌人。没想到，前两发炮弹都是哑弹，第三发则是正常炮弹，落在敌人指挥部附近。敌人听到炮声，以为红军主力回到了井冈山，不敢再战，趁着傍晚云雾弥漫之际逃之夭夭了。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敌军200余人。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地保卫了井冈山战略基地，为红四军主力返回创造了条件。9月5日，毛泽东在江西省遂川县大汾镇听取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汇报的井冈山战况后，大喜，当晚欣然命笔写出《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9月上旬，毛泽东率部将在湘南失败的红四军大队迎回井冈山，朱良才和战士们欣喜地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不久，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四军开始了反攻作战。到11月，红四军击败了赣敌，粉碎了敌人的“会剿”。
1928年冬，红四军集合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训练。这时，有一件事深深印在朱良才脑海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敌军的封锁，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及粮食奇缺。红军战士每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也难以为继，一日三餐大多吃的是糙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红四军军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粮食大部分是从砻市、古城等地集中到宁冈大陇的。这些粮食，有些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有些是打土豪打来的。朱德也常随着队伍去挑粮，一天往返50公里。挑粮时，他的两只箩筐每次都装得满满的，走起路来十分稳健。朱良才和同志们从心眼里敬佩朱德，但又心疼他：四十开外的人了，每天处理军务，还要翻山越岭去挑粮，累坏了怎么办？大家一商量，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没了扁担，心里很着急，让警卫员到老乡那儿买了一根碗口粗的毛竹，自己动手，连夜做成了一根新扁担。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担，他在新扁担上面刻了“朱德的扁担”几个大字。第二天一大早，挑糧的队伍又出发了，朱德仍然走在战士们中间，大家看见他又有了一根扁担，感到十分惊奇。这件事给朱良才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朱德充满了敬意。
从古田到反“围剿”，
在战斗里成长
1929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返回湘赣地区活动。不久，朱良才被调到第三纵队七支队任政委。他与红军战士们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三次入闽”“三打龙岩”，粉碎了敌人第三次“会剿”，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29年12月28日，朱良才作为基层红军代表，和120多位同志一道，参加了在上杭县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克服红四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大会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决议案，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朱良才坚决拥护古田会议的一系列决议。通过决议案的时候，他把手举得高高的。
1930年8月下旬，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朱良才所在的七支队改编为第八十五师一○三团，他任政委。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后，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挥下，再攻长沙，没有奏效，遂在毛泽东建议下撤退。途中，司令部命令攻打吉安。朱良才是夜晚接到命令的。他知道军情紧急，立即带领部队发起进攻，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城下。吉安城墙牢固，坚不可摧，一旦让敌人反应过来，攻城将极其艰难。朱良才借着火光观察敌情，选好了突破口，命令架上云梯，自己挥舞着驳壳枪大喊“跟我来”，率先爬上云梯，登上城头……红军顺利攻克吉安。朱良才冲锋在前，高呼“跟我来”，成为红军政治干部的典范。
1930年秋，朱良才升任红九师政委。在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他和师长徐彦刚一道带部队先在龙岗与进犯之敌打“拉锯战”，后亲自带领主力打迂回，直捣敌师部，活捉敌师长张辉瓒。
1931年4月，朱良才和师长徐彦刚指挥红九师投入第二次反“围剿”，与兄弟部队一道在东固全歼公秉藩师，然后挥师北上将国民党军第五路总指挥王金钰部消灭在九寸岭。接着，他们又率兵东进，打垮敌郭守华的四十二师。毛泽东词中赞扬红军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1931年7月，朱良才率红九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在南雄、水口战役中，该师阵地几乎失守。危急之际，他赶到第二十七团阵地，接替了负伤的团长和政委，亲自指挥战斗，直到军主力过来，才压制住了敌人。在掩护军主力撤退时，朱良才被敌人子弹打断右臂。他强忍疼痛，指挥部队转移。几天后，缠着胳膊、吊着绷带的朱良才被叫到反“围剿”临时指挥部，周恩来着急地对他说：“五军团十五军军长李云清同志是宁都暴动过来的，学生出身，没有指挥过打仗，几仗都没有打好，你马上去十五军任政委。”朱良才赶到红十五军的第二天，即带领部队投入战斗，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指挥部队用刀砍、用石头砸，全歼敌军一个旅4000多人。随后，他参加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因为战斗中红军伤亡过大，部队缩编，朱良才被安排到红三十四师当政治部主任。
长征开始后，朱良才与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一起指挥红三十四师，成为红军的铁流后卫。在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时，朱良才腰部负伤，因为缺乏医治条件发炎、发烧。经师长、政委建议，中革军委首长同意，朱良才归入中央总卫生部（以下简称“卫生部”）。他离开红三十四师不久，该师在湘江西岸被敌人包围，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坚持冲杀，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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