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社会财富增长奇迹，同时人们的财富观也发生了极大转变及某种程度上的偏离。鉴于财富观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对于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有必要基于马克思财富观的视角，厘清财富内涵、生成和分配方面问题的“理论原点”。当下中国社会财富内涵单纯是“物的积累”，生产过分依靠“资本的催动”、分配倾向以“效率”为主导，偏离“时代叙事”。洞察当下社会财富发展的内在机理，当代中国社会财富的内涵应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应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劳动”，分配应倾向以“公平”为基准的“历史趋向”。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财富观;美好生活;创新劳动;公平
中图分类号：A811;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1-0026-08
收稿日期：2020-06-29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正义维度研究”（2019EKS004）
作者简介：张艳玲（1985-），女，山西太原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至关重要的主题性是创造并享有财富，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其中必然会涉及如何看待财富及财富的创造和分配。约翰·伯瑞说过，“观念并非一种纯粹的智力上的构想;其自身内部即蕴涵着一种动态的力量，激发个体和民族，驱使个体和民族去实现目标并建构目标中所蕴涵的社会制度。”[1]1可以说，改革开放的每一次深度推进都离不开财富观的强劲支撑。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社会财富增长奇迹，同时人们的财富观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偏离。鉴于财富观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对于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中国，有必要基于马克思财富观的视角，弄清财富内涵、生成和分配方面的“理论原点”，揭示并省思当下中国社会财富在某些方面存在偏离的“时代叙事”，洞察社会财富发展的内在机理，继而为当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找出进一步循以进行的“历史趋向”。
一、财富内涵：从单纯“物的积累”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财富内涵是指一定时期内人们对有用物的认识与评价。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出于满足人们对基本物质生活改善和提升的要求，孜孜不倦地探索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财富实现数量型的增长。时至今日，这种重社会财富数量型增长的发展模式依然保持着运行的惯性。人们也比较习惯于将财富等同于一定量的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基于对财富量的积累的热爱，将财富内涵简单地理解为单纯“物的积累”。然而，“单纯的物质性质的力量，只能释放洪水。”[2]7当社会财富的发展与单纯“物的积累”价值同质时，社会财富原本鲜活而丰富的内涵就有可能被简单的商品货币关系所扭曲。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人们对财富内涵的认识要超越其表象层面的单纯“物的积累”，转而深入到人们内心层面“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一）财富内涵的“理论原点”：“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何谓财富？财富认识源于历史积淀。在马克思之前，对“财富”的理解，重农学派是“社会纯产品”，重商主义者是“货币”，古典经济学是“可供交换和消费的商品”。然而，这些学派对“财富”的理解都是独立于人之外存在的客体对象物，出发点旨在实现单纯物质财富的最大程度的积累。马克思则不同，他是从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出发看待财富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依据人的个体发展，将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人的自由个性”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需求日益复杂多元，财富内涵也变得愈发深刻，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从发展的视角看，马克思对“财富”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再到“所有个人的发达生产力”的渐进深入过程。
第一，财富是“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即“人的依赖”阶段，为了解决紧迫的生存问题，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個活动，也是人们每时每刻都要从事的活动，其主要内容是生产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资料。这是人们能够维持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同时也是创造历史的前提。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过程中，首先要进行生产的便是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诸如“吃喝住穿以及其他”。[3]531基于此，财富首先就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借助自身力量创造出来的，并且能够为人们所利用的，同时还是人们所需求的有用物的总和。能够被人们所利用是财富最为根本的属性。在马克思看来，“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4]48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对财富的这一物质内容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界定。在他看来，财富的使用价值是不会因为社会财富形式的多样而有所区别的。
第二，财富是“满足人们交换需要的价值”，交换价值构成社会财富的社会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阶段，作为社会财富物质内容使用价值的最终实现，是在被使用和消费的过程中进行的。换言之，社会财富只有通过一定的交换环节，才能够使其本身的使用价值发挥其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功效。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对使用价值进行衡量。交换价值由此被分化出来成为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在对社会财富进行考察时，不仅要从质的方面来进行，而且还要从量的方面来进行，要为具有使用价值的“有用物”——“社会财富”找到“社会尺度”。这样在商品交换关系发生过程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会和另一种使用价值对等起来，而使用价值也因此被抽离出去。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被抽离后的社会财富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也就是商品的价值。”[4]51这样看来，交换价值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就可以被视为社会财富的社会形式。
第三，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即“人的自由个性”阶段，财富显然不再单纯是人的对象物，而是被马克思提升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高度，即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在恩格斯看来，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生产除了生活资料的生产，即衣、食、住等方面所必需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即人自身的繁衍。[5]16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服从和服务于人本身的生产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理解的，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社会财富本身的目的不仅要保证人们有富足且充裕的“物质生活”，同时还要保证人们的“体力和智力”充分的自由的发展。[6]299从某种层面上而言，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发展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才是社会财富发展的根本目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不是单纯的聚焦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是将社会财富的发展寓于人的发展之中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财富的最终旨归在于确证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出场，即“人类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成为唯一目的”。此时“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7]52至此，财富的全貌得以本真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二）财富内涵偏离的“时代叙事”：单纯“物的积累”
改革开放之前，面对贫穷落后的生存困境，对于每个社会个体而言，社会财富绝不仅是供其储存收藏和炫富显身的货币财富，而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使用价值。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孕育和发展，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换日益兴盛，货币被认为是社会财富的综合代表。在此境遇中，人们对无穷物质财富享受的欲望，被资本单纯价值增值的逻辑激发了出来。然而，受市场经济发展中不良因素的影响，不少人的欲望也被过分激发，人们把对财富的追求单纯简化为对货币、金钱、物质的追求和占有。其中不乏一些人迷失于“物的世界”难以自拔，为了能在“金钱上力争上游，胜过别人”[8]27，将单纯谋求“物的积累”视为奋斗目标。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财富效力愈发彰显为其符号化特征，能够切实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被轻视与忽略了。社会上不乏存在大量能够最大化价值却较少贴合人们需要的财富被生产出来。
当人们对财富内涵的认识被单纯“物的积累”占满时，其“精神世界的萎缩和落寞”日渐凸显，似乎陷入了一种非物质性贫困。换言之，当人们的“物质性贫困”问题日渐被解决时，精神、心理和文化等非物质性贫困萌生了。从社会财富的形态层面来看，物质财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精神财富则相对难以评估，以及被发现和利用。基于此，随着财富内涵的日渐偏离，现实世界变得愈发“庸俗”，同时还使人们塑造出一种“单向度的人格”。马利昂·格莱芬·登霍夫指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对于取得新进步和对时刻增加的期望的满足的无限制的追求;所有的东西必须越来越大，所有的东西都要产生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自由、增长、利润……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失意和异化。”[9]7也就是说，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如若偏向于物质财富的享受，就很难用不被物役的心情去开展内心层面高尚的精神活动。
（三）财富内涵的“历史趋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以单纯“物的积累”为目的财富观，马克思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社会财富的内涵不能囿于单纯“物”的维度，而应该树立“人是目的”的方向。当代中国已然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跃升。2019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0 733元，首次跨入3万元大关，比2000年实际增长4.4倍，年均实际增长9.2%。[10]由此，对财富内涵的认识可以随之回归其本来的面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人们的需要主要是“美好生活需要”。其中，不仅包括“更高要求”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且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11]11习近平同志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扬弃了单纯“物的积累”的内涵，开掘了马克思财富观在当代中国生发的新内涵，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财富内涵的重要发展和深化。
第一，财富满足的是“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马克思看来，“单纯追求财富……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5]198要将财富内涵置于一个真正长期的视野中。换言之，“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社会生产只是暂时的，社会生产终究会转向以“人自身之能力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在当代中国，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物质形态财富的关注转向对人自身财富的关注，并且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发展日渐摆脱传统的单纯以“物的积累”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财富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换言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将日渐从单纯“物的积累”中抽离出来，转向“以人的能力全面发展目的”的生产。基于此，当代中国社会财富内涵所指向的“美好生活”，不是以對“物”的追求为主的生活，而是以对“人”的追求为主的生活。
第二，财富满足的是人民的“全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马克思那里，人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精神的存在物”，同时还是“社会的存在物”。基于此，人不应仅有简单的物质生活，还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由此看来，人们所追求的是很多方面需要的满足，而不只是单纯物质层面的满足。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财富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内涵，除了指向传统的“物的积累”，更多指向能够满足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诸如相对健全的医疗保健体系、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相当水准的国民教育等。社会财富的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此看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打开了社会财富的多维面相，使社会财富本身变得更加鲜活立体。基于此，当代中国社会在推动财富发展的同时，要把提高人们的生活福利、拓宽人们的发展空间、维护人们的生存权利作为财富增进和分配的终极关怀，实现社会财富的全面发展。
第三，财富满足的是人民“高品质”的美好生活需要。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财富所满足的需要都是不同的，基本呈现出从基本的生存需要向高品质的发展需要转化。在当代中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阶为社会财富的本质内涵，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开始有了更高品质的生活追求。其中既包括不断升级的物质文化需要，即社会财富带给自身的物质满足感，又包括日益增长的精神追求，即社会财富带来的心理满足感。从根本上说，“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最为关键的就在于让人民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尊严感和满足感”。从马克思财富观的视角来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追求的其实就是人主体性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及合乎个性的多样性需求的充分满足。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社会财富内涵所要彰显的是人的主体性和自为存在物属性。
二、财富生成：从过分依靠“资本的催动”到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劳动”
财富生成在这里所指涉的是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生成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人们注定要通过劳动这种生命活动来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劳动由此成为当时人们所需社会财富的实现途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们需要的转变，相较于劳动，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资本逻辑在催动社会财富生成和增长中的作用凸显。社会财富增長的速度与可持续性日渐被资本所掌控，资本业已成为催动社会财富生成的最强力量。这不免就使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将目光狭隘地聚焦于当下影响社会财富生成的表象要素，即资本。其实不然，“不管资本化作什么样的形式，……如果没有与劳动相结合，任何形式的物品都不能变成具有新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新商品。”[12]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贝魁尔的观点：“材料要素如果没有别的要素即劳动，根本不能创造财富。”[3]138换言之，脱离劳动的任何形式的资本是难以催生新的社会财富的。在当代中国，习近平同志重估了“劳动”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13]4
（一）财富生成的“理论原点”：“劳动”是社会财富生成的根本性要素
“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4]531可见，劳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3]529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重要范畴——财富，它的生成自然也同“劳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前文述及，财富是指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的首要活动就是生产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财富。根据马克思财富观的逻辑，无论是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还是价值的生产，都是人类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的。[3]778人们通过劳动来使自然物依据自身的需要发生转化，形成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同时人们还通过将自身的劳动赋予自然物身上，创造出财富的价值。
第一，具体劳动是社会财富使用价值生成的根本性要素。尽管马克思早已指出，社会财富的生成不能孤立地靠劳动就能够实现，是与自然、劳动、资本，以及科技等其他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他所言，“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4]58-59也就是说，自然界在财富创造过程中处于基础性和根源性的地位，是社会财富生成的初始源泉。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界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这些机器实质上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7]197-198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生成其实是人与物的有机结合。作为劳动者的人利用生产工具将其他生产资料加工、转化，使得劳动对象发生变化，最后形成人们所需要的劳动产品。在这个过程中，劳动促进了物的转化和最终社会财富的形成。既然劳动是人们用以谋生进而获得一切有价值物的重要手段，那么人们要想获得满足自身需要的财富，就必须付出一定量的劳动。
第二，抽象劳动是社会财富价值生成的唯一源泉。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3]703即社会财富的价值是由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生产出来的。当其中的劳动被抽取之后，财富本身将不复存在。这样看来，劳动是“作为活动存在;……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14]253-254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然而，抽象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会通过具体劳动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而被资本逻辑、被商品交换原则所同质化。换言之，对象化的劳动，在一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会成为进一步积累他人劳动的前提条件，即资本。资本是劳动的物化形式。随着社会财富价值向资本的转化，资本日益赋予社会财富的创造以强大的内驱动力。在马克思看来，大工业的发展将日渐促使社会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力”，[4]472而是日益遵循资本的逻辑，不断寻求自我膨胀，以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时的劳动，不是劳动者基于满足自身需要，借助劳动资料改造劳动对象的活动，而是表现为在资本支配下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屈从于资本的统治，成为资本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劳动资料”。
（二）财富生成偏离“时代叙事”：过分依靠“资本的催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进一步提升社会财富创造的效率，摆脱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挥市场和资本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作用。通过承认资本、引入资本、利用资本来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资本一般是在运动中自行增值的价值，价值增值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社会财富增加的过程。在此境遇中，我国的社会财富有了极大的增长，人们各方面诉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时人们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某种程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渐成为一种高度发展的财富生成机制。而与之相伴生的资本不仅成为社会实体财富的表征符号，同时还成为一股催生社会财富的核心驱动力量。在资本业已成为一种财富生成源泉的事实语境下，财富的生成过分依靠“资本的催动”日渐成为当代中国财富生成的“时代叙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对社会财富生成的催动的确对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对调动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夯实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物质基础的作用不容否定。
习近平指出，“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15]524从资本的本性来看，它催生社会财富的根本目的在于价值的增值。如此一来，随着市场原则的确立，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本性逐渐渗透到社会财富生成的各个环节。那么，作为人类能动的用来改造无机界的，进而创造满足自身需要财富的劳动，在资本意志的统摄下，就不只是推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不再是人自我本质的确证和体现，而是成为可变资本的一部分来推动社会财富的价值增值。劳动者同时也被囊括在一个层出不穷的商品生产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资本充分发挥了其催动价值增值的潜能，并且财富也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值，但是社会上劳动者的地位却被弱化，出现了“轻劳动重资本”的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劳动者可能会丧失劳动自主性的问题将会更加凸显。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人们不免会对社会财富生成源泉的认识发生偏离。资本仿佛代替劳动成为财富生成的主要力量，受此观念的影响，有一小部分人逐渐变得不想劳动，认为“勤奋劳动”是“没出息”，“诚实劳动”是“没本事”，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获取财富。
（三）财富生成的“历史趋向”：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劳动”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这一实践活动的考察，揭示了社会财富生成的规律，发现了劳动是社会财富生成的根本性要素。人们要想获得满足自身不同需求的社会财富，“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16]289基于此，面对当下中国社会财富生成“重资本，轻劳动”的现状，我们首先要将“劳动创造财富”的思想置于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發展的本源位置，注重劳动主体地位的复归，对劳动给予褒扬和保护，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的劳动”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必由之路。
第一，“人民群众”是当代中国社会创造财富的主要劳动者，要关心和造福“人民群众”。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依然离不开财富的创造，而“依靠谁”创造则是当下需要关注问题的焦点。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1]21创造社会财富作为一项满足人们需要的事业，需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要劳动者地位。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社会财富增长。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社会财富增长奇迹，从根本上得益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才能，使其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力量源泉。在当代中国，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15]52。
第二，“创新人民群众的劳动”对当代中国社会财富的创造至关重要。在当代中国，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复杂多样。社会财富的创造不只是财富的增加、占有和获得，而是要做出某种新的、更好的东西来满足人们多变的需求。如此一来，人们对多元性劳动的需求明显提升。倘若此时在发挥人民群众劳动创造财富作用的过程中，投入的还是重复性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社会创造的财富所具有的仅仅是丰裕性的价值特征，不仅不可能满足人们更高层面上的美好生活需要，反而还可能会大大降低人们对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1]31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创新时代。从财富生成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要倡导通过技术融合和创新劳动来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唯有通过劳动目的、劳动方式、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结果的不断创新，创造出具有稀少性特征的社会财富，才能在质的层面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要不断激活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劳动创造力，创造多元价值来满足人们的多样化合理需求。
三、财富分配：从以“效率”为主导到以“公平”为基准
财富分配是指一定时期内“能够产生或影响收入的生产条件或要素的分配”。[17]425任何社会和个人都必须通过分配来获取生产和生活所需，而以什么为基准分配社会财富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不断探索灵活有效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的热情，推动社会财富持续增长。从目前来看，社会财富总量和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市场机制效率原则的影响，尤其是资本深化趋势的出现，资本所得份额稳步提升，超过了劳动报酬份额。这不仅可能抑制劳动力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还可能会影响人们当下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实现。可见，社会财富的分配还要重视分配的公平，需要重新思考社会财富分配的价值基准，完善相应的制度设计，保障劳动者对社会财富的真正占有。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加大社会财富分配调节力度，“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1]45
（一）财富分配的“理论原点”：“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中提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7]200。然而，每个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财富的比例是由社会财富的分配来实现的。从社会财富分配的视角看，这无疑在强调未来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
第一，“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是以“按劳分配”为实现机制的。马克思提出，在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中，人们运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生产。在人们所生成的社会总产品中，其中一部分仍然归属社会，并用作“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则归属于“联合体成员”，用做消费。这部分用作消费的生活资料要在联合体成员中进行分配。同以往的商品生产相区别，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中的生产者所得到的份额是由其“劳动时间”决定的。通过“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解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应的比例。”除此之外，“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4]96在未来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劳动者通过提供给社会的劳动量来共同获得生活资料，并进一步实现各尽所能地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第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是社会的共同目标，但是不同时期对“公平”的理解却是不同的。社会财富的分配是由社会财富的生产决定的。因此，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16]586的。脱离不同时期的制度，以及一定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财富生产来抽象谈“公平”的社会财富分配是不可能。“在考察财富的分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6]164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分配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造就了不同的“公平”分配标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境遇中，出于激发社会财富创造效率的需要，社会财富的分配遵循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情况下的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当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开始取代私有，人们按照劳动来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进而实现基本的平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按劳分配才是“公平的”。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使得劳动成为第一需求，按劳分配开始转向按需分配，此时真正的分配公平才成为现实。
（二）财富分配的“时代叙事”：以“效率”为主导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在短期内组织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等社会主义建设，社会财富分配采取的是“先公后私，统分统配”的方式。这样社会在重视总产品积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拒斥了资本和市场等现代化生产要素，限制和贬压了商品货币关系。这也就在无形之中阻碍了生产力的持续创新和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出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需要，打破了此前分配的“平均主义”，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与劳动一起被纳入到分配中。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资本更是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资本报酬份额“从1996年的17.2%上升到2008年的26.6%，上升幅度超过了9个百分点。”[18]2
从生产要素本身的属性来看，其本身是兼具商品属性和资本属性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推进，以及资本的强力推动，资本化财富盘活了人们的财富并使之转化为资本。但与此同时，受制度不健全和调控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以“效率”为主导的财富分配，在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却也引发了劳动者劳动报酬份额占比的下降，在社会财富占有方面的获得感和安全感降低。具体看来，在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统驭分配的境遇中，资本积累的偏向性抑制了劳动力要素的价格，劳动者的社会财富占有份额并没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高，反而是资本要素占有者所得恒高于劳动力要素占有者的份额。社会财富的分配演变成“资本说了算”，分配的天平偏向了资本等要素的提供者。“1996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69.3%，到2008年下降为58.3%，下降幅度为11个百分点。”[18]22008年后，尽管劳动报酬有回升的势头，但仍然没有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报酬的增长率远小于资本报酬的增长率。劳动者报酬是我国社会财富分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所指涉的是劳动者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支付给劳动者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劳动者报酬与GDP的比率，即“分配率”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基于此，当下以“效率”为主导的社会财富分配，不仅可能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还可能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造成极大冲击。
（三）财富分配的“历史趋向”：以“公平”为基准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生产构想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代中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生产力水平极大解放下“不落下一个贫困人口”的共同富裕。这就要求社会财富的分配在确保财富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加重视分配的公平，将“公平”具体化为社会财富分配的思想指向和内在要求。“共同富裕”的实现是逐步的。马克思将社会财富生产的基础置于物质生产劳动之上，并将劳动视为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主要依据。基于此，作为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就是劳动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按劳分配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状态。针对当下“强资本、弱劳动”的财富分配格局，以“公平”为基准的社会财富分配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都能成为创获社会财富的劳动者，体验到财富创造的幸福和人自我本质确证的快乐。习近平指出，“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9]19
第一，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依照劳动力生产要素贡献份额获取的社会财富。它关乎着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实现。然而，“劳动报酬比重”的增长并不是越快越好，越高越好，必须要符合市场规律。这就要求：一是社会财富总量与劳动者劳动报酬保持持续同步增长。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以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为前提的。唯有积累足够的社会财富，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才能有持续增长的空间。二是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劳动报酬的增长保持持续正向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的增长较多依赖于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这样社会财富增长较多地受制于有限的资源以及有限的环境承载能力。如此一来，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极其有限。基于此，唯有通过创新来提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引导资本合理发挥在提升劳动报酬占比中的作用。在当代中国，尽管资本与劳动呈现替代关系，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仍然要依靠资本来继续推动社会财富增长。这就要求规范资本市场，引导其合理发挥在提升劳动报酬占比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28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2013—2018年，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总收入的比重为52.2%，提高4.7个百分点。[21]
第二，建立健全劳动力生产耗费的补偿机制，为提升劳动报酬占比提供重要依靠。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同等享有社会财富的权利。然而，现实以“公平”为基准的社会财富分配是受制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个人劳动潜能的。从目前来看，当代中国社会劳动者的劳动潜能发挥是不平衡不充分的，这就使劳动者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存在着不平等的财产性收入。基于此，我们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利益补偿机制，使劳动者都能够公平地分享社會财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当下实现以“公平”为基准的财富分配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一要建立健全社会财富生产资料公平分配机制，排除劳动者参与社会财富创造障碍，调动劳动者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热情。二要建立健全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兼顾多方面的社会财富分配，使市场经济环境中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呈现多样性。三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劳动保障水平。如通过税费减免和补贴等政策，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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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 岚
Devi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Discussion on the Way of Constructing Wealth View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the Angle of Maxism View of Wealth
Zhang Yanling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created a remarkable miracle in the growth of social wealth.At the same time，people′s view on wealth has also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deviations to some extent.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wealth concept t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which is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wealth connotation，generation and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wealth concept.At present，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wealth in China is simply "accumulation of things".The generation of wealth is excessively dependent on the "impetus of capital"，and the distribution tendency is dominated by "efficiency"，deviating from the "narrative of the Times".With an insight into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alth，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weal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should be "to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should insist on relying on "the labor of the people"，and distribution should be inclined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based on "fairness".
Key words：contemporary China;Marx view of wealth;better life;innovative labor;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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