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龙 鞠鑫 杨翀
摘 要：为探讨大学生的心理资本与社会支持、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采用积极心理资本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症状自评量表对2 428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女生的总体心理症状显著高于男生（t=-3.28，p<0.01）;家庭共居人员数量较少的学生心理症状更加显著（F=4.48，p<0.001）;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心理症状有反向的预测作用（β=-0.27，p<0.001）;社会支持在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心理症状
中圖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00X（2022）18-0058-05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symptoms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study employed Positive Psycap Questionnair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Symptom Checklist 90 to assess 2 428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show higher level of mental symptoms than male students （t=-3.28， p<0.01）; students living with less family members show higher level of mental symptoms（F=4.48， p<0.001）;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reversely predict mental symptoms （β=-0.27， p<0.001）; social support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mental symptoms of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cial support; mental symptoms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德育是大学生培养的重要工作，而心理健康教育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心理健康一直备受社会关注，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也需持续动态开展。
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因素纷繁复杂，但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对大学生面对负性事件时的心理症状具有重要作用。
LUTHANS等[1]人认为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是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主要包括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乐观（optimism）、韧性（resiliency）和希望（hope）四个方面。心理资本是种类特质或类状态的积极心理资源，它可以通过一定的干预手段提高，然后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2]。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各因素对抑郁症状产生显著的负效应[3]。心理资本与自尊、自我效能、内控性、正性情感、情感平衡呈正相关，与外控性、负性情感、焦虑、抑郁、偏执、敏感呈负相关[4]。大学生心理资本在生活应激源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即生活应激源会通过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5]。
社会支持通常是指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父母、亲戚、朋友等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的系统[6]。国内学者肖水源把社会支持分为三个方面：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7]。社会支持可以减轻压力事件引发的消极情绪和生理反应[8]。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影响显著，低社会支持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显著较低;主观支持比客观支持对大学生压力及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9]。
本研究主要探讨大学生心理资本、社会支持与心理症状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明确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为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和切实指导。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分别从广州市两所综合性高校选取四个年级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开展。共有2 551人参与了问卷调查，剔除作答时间过短（少于900秒）和含有缺失值的问卷123份，回收有效问卷2 428份，问卷有效率为95.18%。有效被试中男生1 192人（49.09%），女生1 236人（50.91%）;不同年级的被试分别为大一650人（26.77%），大二638人（26.28%），大三615人（25.33%），大四525人（21.62%）。所有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0.61岁（SD=1.51，全距为17～25）。
（二）研究工具
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10]（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来测量被试的心理症状表现。该量表共有90个项目，共10个分量表，即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量表采用1～5级评分，评分越高，心理症状越严重。本次测量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各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躯体化（0.82）、强迫（0.87）、人际关系敏感（0.85）、抑郁（0.90）、焦虑（0.85）、敌对（0.78）、恐怖（0.76）、偏执（0.70）、精神病性（0.83）。
2.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
采用张阔、张赛和董颖红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4]（Positive Psycap Questionnaire，PPQ）来测量大学生的心理资本状况。问卷共有26个项目，包含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希望4个因子，采用7点评定的形式，得分越高，心理资本越高。本次测量中问卷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3，4个子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自我效能（0.80）、韧性（0.77）、乐观（0.85）、希望（0.86）。
3. 社会支持问卷（SSRS）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1]（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来测量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问卷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评分方法是将各因子所含条目的得分相加，分数越高，表示相应的支持度越高。本次测量中，问卷的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75，各子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主观支持（0.68）、客观支持（0.56）、支持利用度（0.50）。
（三）统计方法
首先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数据标准化处理和分层回归分析。最后采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 3.3对调节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并对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进行简单斜率分析。
二、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问卷收集过程中主要通过设定问卷的反应方式、反应语句以及作答时的保密性等方式进行程序控制。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25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易量为24.01%，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12]。
（二）大学生心理症状的总体分析
抽样的大学生群体中心理症状（SCL90）总分超过160的有86人，占比3.50%;阳性项目数超过43项的有109人，占比4.5%;各因子显示阳性的比例分别为：焦虑2.47%、抑郁4.16%、强迫6.51%、恐怖3.50%、偏执2.31%、敌对2.39%、人际关系敏感4.08%、躯体化1.07%、精神病性2.31%。综合评定结果为阳性（至少满足上面三种情况之一）的人数为273人，占比11.24%。
进一步分析发现：女生的总体心理症状显著高于男生，t=-3.28，p<0.01，具体表现在女生在以下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焦虑（t=-4.32，p<0.001）、强迫（t=-2.92，p<0.01）、抑郁（t=-2.59，p<0.05）、人际关系敏感（t=-2.39，p<0.05）、敌对（t=-2.72，p<0.01）、恐怖（t=-6.50，p<0.001）。
家庭共居人员数量（包含自己）不同的学生心理症状存在差异（见表1），家庭共居人员数量较少的学生心理症状更加显著。多重比较的结果显示，独居的学生的心理症状显著高于家庭共居人员数量2人（均值差=21.25，p<0.05）、3人（均值差=30.13，p<0.01）、4人（均值差=29.41，p<0.01）和5人及以上（均值差=28.77，p<0.01）的学生;家庭共居人员2人的学生心理症状显著高于家庭共居人员数量为3人（均值差=8.89，p<0.01）、4人（均值差=8.16，p<0.01）和5人及以上（均值差=7.53，p<0.01）的学生;家庭共居人员数量为3人的学生心理症状与共居人员数量为4人（均值差=-0.72，p>0.05）和5人及以上（均值差=-1.36，p>0.05）的学生差异不显著。
（三）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大学生心理资本与社会支持及其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及其各因子与心理症状呈显著负相关。
（四）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心理症状的影响机制
为了消除变量特征之间的差异性，首先对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和心理症状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心理资本作为自变量、心理症状作为因变量、社会支持作为调节变量、性别和年龄作为协变量，运用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PROCESS 3.4对调节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的影响后，大學生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对心理症状都有反向的预测作用。同时，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和心理症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为进一步分析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机制，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将社会支持按正负一个标准差划分出高低组，结果显示如图1所示，尽管无论社会支持水平高或低，心理资本的增高均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心理症状（高社会支持：simple slope=-0.18，t=-6.70，p<0.01;低社会支持：simple slope=-0.36，t=-14.23，p<0.01），但对于高社会支持的大学生，其心理症状在高低心理资本情况下均显著低于社会支持的大学生，说明相较于低社会支持，较高社会支持水平可以减轻心理资本对心理症状的影响，并且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低心理资本的情况下。
三、讨论
（一）大学生心理症状的总体表现
研究结果显示， 11.24%的大学生存在明显的心理症状。排在前五位的心理症状为：（1）强迫（6.51%）;（2）抑郁（4.16%）;（3）人际关系敏感（4.08%）;（4）恐怖（3.50%）;（5）焦虑（2.47%）。
大学生的心理症状程度存在性别差异，女生的心理症状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13]。可能的原因是，在应激反应过程中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轴活性、脑组织形态学和相关神经递质水平、行为学等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有关[14]。因此，家庭和学校对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家庭共居人员数量不同的大学生心理症状也存在差异，独居和两人共居的大学生心理症状显著高于3人及以上共居的大学生。这提示我们应当对家庭共居人员较少的大学生给予更多的关心，该大学生群体也要主动寻求同学、老师等的支持，及时疏解消极情绪。
（二）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可以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心理症状。心理资本包含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四种核心成分。高心理资本的大学生在面对负性事件时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且更倾向于采取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减轻其带来的消极影响;能够更加积极和理性地认知应激相关的信息，从而减少负面情绪的产生;而且较高的心理韧性能帮助他们更快地从负性事件带来的消极影响中恢复。而低心理资本的大学生则更关注事件的负面信息，认知也更加消极，更倾向于采用自责、逃避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从而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及长期持续。
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应当注重和加强对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培养和积累，增强大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抗压能力、合理认知能力、情绪管理能力，提升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从而能更好地应对日后学业、工作、家庭及社会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应激事件，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
图1 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间的调节作用
（三）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COHEN[15]认为社会支持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种模型：一种是社会支持的直接效应模型，认为无论是否面对应激事件，社会支持都可以直接提升个体的心理健康。另一种是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主要在个体面对应激事件时改善其心理健康。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心理资本的高低，社会支持都可以有效减轻大学生的心理症状，而且社会支持对于减轻低心理资本大学生心理症状的效果更加明显，社会支持在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之间存在调节作用，这也验证了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模型。
应激事件会对大学生的情绪、认知和行为产生系列的消极影响，导致出现焦虑、抑郁、恐惧、强迫等心理症状。而社会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资源，可以让处在应激事件中的个体获得直接帮助、情感支持、提供建议等多种形式的帮助，有利于个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个体的情绪调整能力[16]，从而缓解各种心理症状。此外，高社会支持也可为个体提供安全的氛围，增加个体的归属感、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17]，降低个体对事件的消极评价[18]，进而减轻负面情绪。而在一个低社会支持的环境中，恐惧的个体会感受到更多来自环境的威胁[19]，并进一步加剧其恐惧反应，诱发更多的消极情绪和行为反应。
（四）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揭示了心理资本影响大学生心理症状的作用机制，对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改善大学生在面临应激事件时的心理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本研究提示大学生、家长及学校必须重视心理资本对减轻应激事件引发的心理症状的作用，在日常学习和教育中要培养提升大学生的积极心理资本，从而提高大学生面对应激事件时的情绪调整能力。其次，社会支持在心理资本与心理症状之间起调节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增加各相关主体对大学生的主客观支持来减轻其心理症状。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改进。
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研究，只能获得大学生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和心理症状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出个体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其次，本研究的变量测量采用自陈式问卷，可能导致方法效应，今后可采用更加客观的方法收集数据。此外，为深入了解大学生心理资本对应激事件所引发的心理症状的影响机制，今后可研究如应对方式等其他变量在两者之间的作用。
参考文献：
[1]LUTHANS F， YOUSSEF C， AVOLIO B. Psychological capita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21-23.
[2]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et a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7，60（3）：541-572.
[3]王寶堂，张善红，杨宪华.大学生抑郁症状的舒缓效应实证分
析——给予心理资本与应对方式的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9，45（4）：78-83.
[4]张阔，张赛，董颖红.积极心理资本：测量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0，8（1）：58-64.
[5]程利娜，黄存良，郑林科.生活应激源对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9，36（4）：289-292.
[6]程虹娟，张春和，龚永辉.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综述[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1）：88-91.
[7]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7-131.
[8]COHEN 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ealth[J]. Am Pxychol， 2004：
59（8）：676-684.
[9]何莹，郑希付.大学生社会支持及其与压力、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10（5）：6-7.
[10]陈昌惠.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31-35.
[11]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10（2）：98-100.
[12]ASHFORD S J， TUSUI A S. Self-regulation for managerial effectiveness：
the role of active feedback seek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1，34（2）：251-280.
[13]郭磊，徐飘然，姚菲，等.重大疫情下我国公众急性应激障碍对负性情绪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2（5）：1-10.
[14]阮玲娟，包爱民.应激反应与相关神经精神疾病的性别差异[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1，37（6）：382-384.
[15]COHEN S， WILLS T A.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5，98（2）：310-357.
[16]李濤，陈晨，左薇.社区暴力接触对初中生抑郁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8（7）：79-84.
[17]HAGLUND M E M ， COOPER N S ， SOUTHWICK S M ， et al. 6 keys to resilience for PTSD and everyday stress：
teach patients protectiv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J]. Current Psychiatry， 2007，6（4）：23-30.
[18]SALAMI S O.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silience， Self-Esteem and Social Support on Adolescents" Reactions to Violence[J]. Asian Social Science， 2010，6（12）：101-110.
[19]SOLOMON Z ， MIKULINCER M. Life evernts and combat-relat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 intervening role of locus of control and social support[J]. Military Psychology， 1990，2（4）：241-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