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超
“突袭”“暗杀”“定点清除”……近年来，此类用语不断出现在有关国际军事行动的报道中。美军出动无人机袭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例。
历经5个月的调查，伊朗有关部门宣称抓获了潜伏在伊斯兰革命卫队中的间谍马哈茂德·穆萨维·马吉德，此人被指同时为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工作。他向美国情报部门透露了苏莱曼尼的详细行程，助力美军完成了精确打击。
这一事件中，看似无关的两个概念——“间谍”和“无人机”，出现在了同一个场景中，表明与人工智能（AI）时代同步，情报或谍报业已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谍战中的人，在AI时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人机共生，对整个谍战过程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隐藏在数据背后
“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神秘感，是人们对谍报人员的固有印象。根据执行情报任务的不同，他们又有着卧底、线人、特工等不同称谓。比如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MI6）体制内的情报官员（Officer），如果潜伏到对方情报机构，可称为“卧底”；
给他提供情报者叫线人（Agent）；
这两类人员共同被称为间谍（Spy）。
20世纪50年代，人工智能的概念诞生。此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引起了美国情报机构的高度重视。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人工智能指导小组建立联系，该小组负责为中情局的负责人提供关于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现状的月度报告。随着AI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在情报机构中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被突破。
2018年3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战略技术办公室提出了“指南针”计划。该项目的目标，就是凭借AI（特别是机器学习）技术，主动、有针对性地刺激环境，并自发衡量对手对刺激的反应以识别对手意图，减少对手行动的不确定性。
AI技术大幅应用于情报工作尤其是复杂计算，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人力劳动，大大降低了卧底铤而走险亲自出马的概率。
但AI技术应用于情报活动，前提是需要大量可供计算和学习的数据。而在事关国家命运的最高机密领域，重要数据恰恰是不进入常规信息传播系统的，AI技术再高超也是枉然。
例如，自1945年原子弹问世并爆炸以来，科学家和政治家们同时意识到了控制核信息的必要性。1946年，美国通过了《原子能法》，将与原子能相关的数据定义为“天生秘密”，成功将这一关键领域的知识从公开知识体系中抹除。
因此，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和关键领域，有时必须由卧底亲自出马。看似过时的谍报手段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在至关重要的领域被赋予新的使命。这种谍报手段可以为AI情报锁定目标，并且弥补人工智能在社会信息感知中的弱项。
此外，现实社会瞬间万变，“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频繁发生，也远远高出人工智能目前的理解能力。纵然是高超的AI技术，也经常出现情报分析失误的情况，比如对一些地区政治局势的误判，以及对重大突发事件感知失灵。
新的“捉迷藏”伙伴
无论何时何地，“隐身”是卧底得以自保的首要任务。AI时代，卧底们也许不再需要用伪造的文件和谎言来骗取信任、躲避跟踪，但他们需要千方百计躲过那些能够从茫茫人海中准确锁定一张脸的电脑。
在数字跟踪和社交媒体时代，卧底正在面临越来越艰难的环境。在一些视频监控和无线基础条件较好的国家，不再需要物理跟踪，便可实现对卧底的追踪。如以色列早已启用基于AI的面部识别系统，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实时共享视频图像。再加上指纹、虹膜、语音甚至DNA等能够确定唯一目标的生物信息逐步被纳入采集范围，利用AI超强的计算能力，精确锁定一个人的位置、轨迹、行动、生活比以前变得更加简单。
但是反过来，被追踪者也可以借助AI技术伪造身份、位置、网络行为和轨迹，欺骗数字追踪者。谍战中“捉迷藏”的双方，都可以被AI武装，“捉迷藏”游戲甚至变成了两个AI间谍的短兵相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人工智能的3个层次——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中，计算智能最成熟，已经远远超出人类的能力。感知智能技术的核心，如计算机视觉技术、语音识别技术等，在情报领域应用相对较多，最有可能发现卧底。而“下一代人工智能”项目正在构建能够进行类似人类交流和逻辑推理的智能工具，通过增强AI系统的情境推理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形成“能理解、会思考”的认知能力。
认知智能并非人工智能的尽头。2020年8月，美国科技狂人马斯克的“神经连接”（Neuralink）创业公司将脑机接口芯片无损植入猪脑，并能直接读取大脑活动，向“人类与AI共生”的颠覆性目标又迈进一步。如果这一目标最终实现，那么“超级卧底”的出现便指日可待了。“捉迷藏”就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的游戏，而将是一场技术、人性、伦理、道德之间的混战。
功能化的未来
在电影《超验骇客》中，人工智能团队创造出了超越人脑的电脑，人脑与先进科技高度融合，真正实现了“脑洞大开”。
也许在将来，“卧底”将不再是情报人员个人英雄主义的化身，而是成为先进科技主导的情报体系代言人。卧底之间的对抗，将远远超出个体的智慧，而变成智能技术之间的对抗。
未来的卧底，可能以传统的姿态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现实社会，依然利用常规的方式掩饰自己，避免被发现。同时，还可能有一个先进的计算、感知、认知体系在为其实时提供各种智慧方案，卧底只是被技术推向特定的场景。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潜伏在网络的某一个角落，以一种虚拟的身份存在。届时，卧底也许不再是某一类“人”的代称，也不再是一个“名词”，而是成为一个“动词”，即通过某些智能手段，获得特定信息，实现特定目标。
如果将来有一天，AI具有了构建场景的能力和价值判断标准，它是否会成为人类的另一种灾难？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情报对抗，一定会充满更多的人工智能要素，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更多难以预料的激烈交锋。但同时，也会充满更多的失误、偏见、技术独大和伦理失调。
未来的卧底在情报对抗中的角色，可能不再局限于获得某种有形的目标，而有可能是作为人类的代言人，在整个情报体系中传递一种人类的价值观、安全观和道德诉求，甚至成为整个情报体系人机共生的中枢，避免整个情报体系由于AI过度介入而变得“去人类化”和无所适从。
（作者为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智慧警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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