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小涛
摘 要：拜登上台后，致力于扭转特朗普相对漠视人权议题的做法，重新把人权放到美国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上，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拜登政府的人权政策特点包括：清除特朗普的保守主义人权政策遗产，修复和保卫美式人权价值观，重塑美国的所谓“人权榜样地位”并打造国际人权联盟，推動美式人权理念向多边领域的渗透，将中国作为施压和斗争的重点对象。拜登政府的人权政策面临美国国内的系统性危机、美国人权外交惯有的双重标准、人权标准和话语权上霸权主义的反噬效应以及与欧洲盟友在战略利益目标上分化的制约。美国在人权领域的危机是美国整体上趋于衰落的表现之一。其推行效果如何最终取决于美国国内危机的解决进展。面对拜登政府的人权施压，中国应坚持特色人权发展道路，加强人权理论和话语权建设，积极开展人权外宣和外交运筹。
关键词：拜登政府;人权政策;人权外交;人权话语权;美国治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1）03-0099-10
人权议题是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跨领域议题。从理念和价值观层面来看，人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与美国所谓民主政治、自由价值、社会公平、族裔平等、“天赋使命”等理念交织，成为一个十分广泛、复杂的价值观体系。从具体的政策层面看，人权作为一种政策追求，已经深深融入美国政治和外交政策中，与美国经济、种族、医疗、教育、宗教等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渗透在一起，成为一种概念宽泛的政策范畴。
人权议题在美国内政外交中具有综合性、整体性的特点。一方面，美国国内人权价值观争论和动向、执政当局的人权政策与人权外交政策，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在美国，围绕人权价值观和具体人权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于不同党派、宗教组织、社会团体之间，构成其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美国国内的人权价值观争论和动向直接影响着执政党和政府所遵循的人权价值观和政策，并投射到其对外政策之中，形成特定的人权外交政策偏好。系统把握美国的人权政策，要从内政外交相结合的整体视角进行。另一方面，美国在国内人权理念和实践上的优越感和立国历史上形成的所谓“天赋使命感”交织，形成了美国在人权外交上的所谓“责任感”——自诩负有在世界范围内保护人权和推广美式人权价值观的责任。这种自诩“人权卫道士”的人权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充满了浓厚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色彩，使人权议题经常沦为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维护自身利益、维持霸权地位的政治工具。
拜登上台至今，一直致力于扭转特朗普政府相对漠视人权议题的做法，重新把人权放到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上，在国内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人权相关政策，在国际上发起人权外交攻势，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动员和拉拢西方盟友，大肆开展人权谴责和制裁。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在各种场合频繁捏造和炒作所谓“新疆人权”“香港民主”等话题，对中国进行蛮横攻击和制裁，人权议题沦为拜登政府施压和对抗中国的重要手段。对拜登政府以人权为旗号四面出击、咄咄逼人的做法，有分析将其解读为美国“自由干涉主义”外交的回归[1]。拜登政府一系列人权动作背后的政策考虑、所面临的内外部政策环境以及人权外交在其对华整体战略中扮演何种角色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在梳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人权政策动向的基础上，从内政和外交相结合角度，整体把握拜登政府的人权政策特点及其对中国进行人权攻击和打压的考量，分析其人权政策面临的内外困境，以更全面地认识并应对拜登政府的对华人权施压。
一、拜登政府人权政策的动向
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十分关注人权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表示将“医治美国的灵魂”。自2021年1月以来，拜登政府围绕人权密集抛出了大量的内外政策。总体来看，拜登政府的人权政策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注妇女和特殊群体的权利。拜登政府成立白宫性别政策委员会，促进性别平等及女性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撤销特朗普政府禁止向提供堕胎咨询或转诊服务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联邦资金的政策;取消变性人参军禁令;关注性少数群体权利，特别强调在联邦反歧视法规和职场领域保护该群体权利。
其二，试图推动少数族裔的平等。拜登政府要求通过全政府倡议来应对种族平等问题和支持低水平社区，解决联邦政策、法律和项目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谴责与打击针对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的种族歧视与仇外心态;消除住房和刑事司法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特别是纠正过去主要给美国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带来不利影响的住房政策;促进有色人种、残疾人群的投票参与;将种族平等融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危机的政策中。
其三，推行新的移民和难民政策。拜登声称要“修复移民系统的公正、人道、秩序”。其具体措施包括，提交移民改革提案“2021年美国公民法”;暂停驱逐部分移民，以确保“公平和有效的移民执法”;修订民事移民执法政策和优先事项;维持并加强“暂缓遣返滞留儿童计划”;结束针对多个穆斯林和非洲国家公民实行的入境美国的签证限制;取消特朗普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而发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命令，停止用以修建边境墙的拨款;与中美洲国家一道，寻求综合解决南部边境移民问题等。
其四，着手推动枪支管控。面对国内频发的大规模枪支犯罪事件，拜登政府出台了包括减少市面上的无序列号“鬼枪”、规定“配有稳定支架的手枪被视为步枪”和启用社区暴力干预机制等在内的6项“解决枪支暴力的初步行动”，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枪支购买背景调查、禁止使用进攻性武器和高容量弹夹、限制枪支制造商的豁免权等三项法案[2]。
其五，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拜登政府在人权外交领域采取了一系列举动。一是回归多边人权机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计划在2021年10月参加理事会成员竞选，以寻求担任2022年至2024年任期的理事国席位，并宣称“成为理事会的一员是改进理事会和推动它的重要工作的最佳途径”。二是实施人权制裁。2021年2月，美国国务院公布了禁止向76名沙特阿拉伯人发放赴美签证的名单;3月，拜登政府宣布制裁7名俄政府高级官员，对可用于生物制剂和化学制品的物品对俄进行出口管制等。针对缅甸的政局动荡，拜登政府声称，将与地区和全球盟友、伙伴和立场相近组织一起，支持缅甸恢复民主与法治[5]。围绕所谓“新疆人权”“香港民主”话题，拜登政府捏造和散布虚假信息，甚至接过了特朗普政府关于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的世纪谎言，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并施加所谓制裁。三是参与解决地区人道主义危机。拜登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就宣称，也门军事冲突“造成了一场人道主义和战略灾难”，将不再支持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并终止有关武器出售。3月，拜登派出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孔斯前往埃塞俄比亚，表达其对提格雷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和人权侵犯行为以及非洲之角更大范围不稳定局势的严重关切[4]。
总体上，拜登政府的人权政策主要围绕美国国内十分突出、争论较多的议题展开。除了在女性议题和性少数群体的平权问题上较容易推进且取得一定实质性进展以外，其在族裔矛盾、难民移民、社会平等、枪支管控等议题上的动作尚未触及问题根源，只能算是显示出开始关注和着手解决这类问题的苗头和动向。在人权外交政策上，拜登政府重返多边人权机构、挥舞人權制裁大棒、拉起人道主义大旗，摆出重新回归传统人权外交姿态，已显露出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本质。
二、拜登政府人权政策的特点
从拜登上台以来的一系列人权政策动向看，其人权政策有着十分突出的特点：在政策理念上，纠正特朗普时期传统、保守的人权做法，推行民主党的“进步主义”人权政策议程;在政策目标上，对内试图弥合种族对抗、社会撕裂、价值观分裂的美国，对外保卫并扩展所谓美式人权价值观和实践;在政策路径上，以所谓“实力”为榜样，试图重新打造美式人权价值观的世界吸引力，联合盟友，打造西方人权联盟;在政策发展上，积极在气候变化、环境治理、互联网和数据治理、人工智能等领域嵌入美国人权价值观，试图抢占多边领域的人权话语权高地;在人权外交对象上，把中国作为人权施压和对抗的重点目标，将人权外交融入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之中。
（一）清除特朗普的保守主义人权政策遗产
目前来看，拜登政府的人权政策在清除特朗普政府遗产的同时，正沿着民主党的人权政策轨道向前推进。在人权理念上，拜登政府抛弃了特朗普政府传统保守的人权观念，承袭了民主党关注所谓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价值观的传统，在努力实现民主党内部建制派、进步派和激进派之间妥协的基础上，推行民主党的平等主义、进步主义和理想主义人权理念;倾向“大政府主义”，承认政府在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的作用;认可和接受新兴、延伸人权，突出人权价值观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在具体政策层面，拜登政府在国内推行“进步主义”的人权政策。其在种族平权、难民遣返、女性生育自由权确认、性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移民改革、外国人入境等方面与人权相关的政策，几乎都是对特朗普政府做法的否定。在人权外交方面，拜登政府重回多边人权机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以人权为借口，大肆、高调地进行所谓问责和制裁。这些都是美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惯用手法。
（二）修复和保卫美式人权价值观
当前，美国深陷政治、经济、社会等治理困境，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思潮泛滥，政治极化、种族对立、阶层矛盾、社会撕裂空前严重。在这些矛盾和冲突当中，关于人权价值观的撕裂贯穿始终。例如，关于新兴人权主张是否能够纳入人权范畴的争论，性少数群体的平权问题，有色人种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遭受的多重歧视，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和政治对抗，白人至上主义带来的排外和族裔冲突，难民、移民问题上的“美国优先”与“人道主义”之争，枪支犯罪与管控问题等，都是其人权价值观分裂的具体表现。
拜登政府人权政策的重要任务是修复美式人权价值观，试图以民主党的“进步主义”人权理念重建美国人权价值观的国内认同和凝聚力。拜登政府承认美国存在深刻的价值观分裂危机。在竞选纲领中，拜登团队提出要“医治美国的灵魂”“为美国的灵魂而战”，指责特朗普的言行是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反穆斯林和白人至上主义，损害了美国赖以生存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意识形态理念;主张保护美国的公民权利，消除基于种族、族裔、国籍、宗教、语言、性别、年龄、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残疾状况的歧视;支持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021年3月3日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报告中称，“自由社会一直从内部受到腐败、不平等、不公平、两极化、民粹主义以及对法制的反自由威胁的挑战”，“为了克服这些挑战，需要重塑美国灵魂，守卫美国的未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语言，我们需要民主中最难以捉摸的东西，那就是团结”[5]。相对于美国的物质实力，这里的“灵魂”无疑是指美国的价值理念或价值观，而团结的内涵之一就包括美国民众在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方面的共识。该报告还称，拜登政府将实现和保卫位于美国生活方式中心的所谓民主价值列为国家安全优先之一，美国将保卫人权，解决各种形式的歧视、不平等和边缘化问题。拜登声称：“我们与伙伴一起通过国际机构促进全球人权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任务始于国内”;“每一个美国人，不论种族、地区、宗教、性别、性取向，应当在一个珍视和保卫所有人公平正义的社会里自由发展”[6]。
（三）重塑美国所谓“人权榜样地位”并打造所谓“国际人权联盟”
长期以来，美国自视为世界人权的“堡垒”和“教师爷”，对国内所谓人权成就自视甚高，将自己视为人权的“灯塔”和值得他国效仿的“榜样”，自认为负有向世界推广美式人权价值观的所谓“天赋使命”。近些年来，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美式人权的做法遭受反对。在拜登看来，特朗普政府裹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上台后所推行的保守主义人权政策，导致国内人权问题进一步恶化;在国际上的单边主义、物质利益导向的外交政策刻意忽视人权等价值观因素，攻击并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孤立盟友，导致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减弱，所谓“世界人权榜样地位”受损，美式人权价值观的国际吸引力下降。
所谓“实力”和盟友是拜登外交政策的两个关键词，主要内涵包括：强调修复自身实力，强调所谓“实力榜样”;重新联合盟友，借助盟友力量。在人权政策领域，拜登政府试图首先解决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价值观分裂问题，推行“进步主义”人权政策，打造和展示美国在人权保护和发展领域所谓“先进形象”，使美国借助自身所谓“实力”重获人权“榜样地位”。拜登甚至扬言：“我们将引领世界，不是因为我们所显示的实力，而是因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5]
拜登政府突出与西方盟友在人权价值观上的共性，把人权价值观作为动员和团结盟友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盟友的作用，认为盟友是巨大的力量来源和美国独一无二的优势，盟友能够帮助美国展示共同立场、迈向一致愿景[7]。布林肯宣称，我们与盟友一起取得的成就远比如果没有盟友大得多，因此，美国正大力推动与友邦和盟国恢复联系[8]。在人权外交实践上，拜登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联合盟友的做法。比如，借口纳瓦尼中毒事件，与欧盟协调一致制裁俄罗斯;诬称中国新疆存在所谓“人权”问题，不仅联合加拿大、英国发表所谓“一致关切”，还与欧盟一道对中国实施“制裁”等。拜登政府在人权议题上将继续加大对盟友力量的借助，利用七国集团、“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平台，加强与盟友的协调与配合，打造所谓“西方人权价值观联盟”，就共同关注的人权问题联合发声和采取行动;在联合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场合加大抱团力度，共同向目标对象施压。
（四）推动美式人权理念向多边领域渗透
在美国国内，除了女性、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的平权和民主、自由、平等等传统人权议题之外，人权作为一种更广泛的理念已经渗透进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就业、教育、新闻自由、互联网管理、个人数据与隐私保护、难移民等政策领域，成为跨领域的十分广泛的政策理念。例如，在气候和环境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强调国内环境正义，尤其关注少数族裔、低收入群体与工人的环境气候权益，突出气候变化与安全、人权的相关性[9]。拜登政府在教育领域试图免除基于性别的不平等现象;在住房政策方面，试图消除有色人种在住房政策上的不公平遭遇等;在对外贸易领域，承诺把劳工、人权和环境等因素添加到未来的贸易协议中。美国国内智库和学界积极鼓吹把人权理念融入互联网治理领域，形成基于人权和民主价值内核的互联网治理政策[10]。2021年2月19日，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声称：“我们必须塑造将管理技术进步、网络空间行为、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的规则和规范，以便这些规范用于促进人的进步而非压制人。”[11]
在把人权价值观嵌入国内各领域政策的同时，作为政策惯性和发展方向，拜登政府推动美式人权价值观向多边领域渗透。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中，拜登政府宣称将迅速采取行动赢回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布林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声称，虽然人权理事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成为其中一员是改进理事会和推动其重要工作的最佳途径。这既是拜登政府对人权理事会的看法和政策，也反映了拜登政府对其他国际机构的态度。一方面，拜登政府可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场合推动更广泛的人权理念和议程。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将推动人权理念向其他多边领域渗透和泛化，扩展人权概念范畴，推动美式人权价值观向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互联网规则、数据治理、劳工等多边领域和相关国际组织扩散，企图主导制定基于美式人权价值观的多边领域治理规则，占据多边领域的人权话语权高地。
（五）将中国作为施压和斗争的重点对象
拜登政府错误地把中国定义为全面竞争对手，将中国视为所谓“重大挑战”。随着中美权力结构对比的持续变化，对华强硬已经成为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所谓“共识”。与共和党相比，民主党政权更加重视人权外交议题的意识形态地位，更加依赖于人权议程带来的政治红利[12]。拜登政府总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在多个场合污蔑中国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最严峻的竞争者”，并且强调从价值观方面来看待所谓“中国威胁”。“国家安全战略中期指导方针”诬称，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扬言“我们将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制定国际议程，与其他国家一道制定新的全球规范和协议，以促进我们的利益和反映我们的价值观”。拜登政府本质上是从大国竞争和对抗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和中国的人权政策，不认同中国的人权理念、政策和实践，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所体现的中国治理和发展模式，视中国模式为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严峻挑战;错误认为中国随着实力增长，将会扩大自身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建立反映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规则与秩序，从而威胁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此，拜登政府将会掀起对华人权等价值观领域的竞争与对抗。拜登扬言，美国将重塑其在声援人权方面的全球角色，并将与国际社会合作促使中国保护人权，加大在人权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华打压[13]。
在政策层面，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报告、声明、制裁等方式，捏造并炒作中国所谓“人权问题”，歪曲和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与实践，妖魔化中国的人权形象，遏制并削弱中国人权等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甚至以人权等议题挑拨中国境内反动势力，给中国制造内部麻烦，扰乱中国发展大局。从拜登政府已有的人权政策做法来看，其将通过单边、联合盟友、多边、动员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方式加强对华人权施压。在中美双边关系上，拜登政府将持续拿所谓“新疆人权”“香港民主”等议题做文章，并可能将人权议题与其他议题相捆绑，作为要挟筹码;继续利用人权价值观动员和团结盟友，联合对华进行人权施压;在人权理事会等场合抛出针对中国的人权议题，抢先向传统和新兴多边领域嵌入美式人权价值观，掀起多边领域的人权等价值观之争;运用美国在操纵国际舆论和非政府组织上的优势，加大对中国的抹黑和污蔑。
三、拜登政府人权政策的本质与困境
从政策本质来看，拜登政府人权政策在国内主要是为了迎合年轻选民、女性、少数族裔、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等民主党主体选民的政策诉求，服务于民主党的政策议程和国内基本盘，是其国内长期社会演变、政治角力和价值观对抗过程中民主党在总统大选后暂时占据政治舞台上风的产物。在国际层面，拜登政府延续美国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视角看待自身在世界范围内利益的传统，将自身置于人权话语权的制高点，视美式人权价值观为世界人权价值观的“唯一标准”，认为美国国际利益的维护和拓展需借助美国人权等价值观的全球扩张来实现，宣称要通过“人权打压”方式遏制其他国家的人权理念，表现出浓厚的霸权主义、干涉主义色彩。同时，拜登政府在人权价值观追求和国际政治利益现实的选择面前摇摆不定，时而把人权价值观让位于现实的地缘政治利益考虑，时而将人权与地缘政治相捆绑，把人权作为开展国际政治斗争和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工具。这显示出其明显的双重标准。但是，拜登政府试图依靠修复美国国内人权价值观分裂、重树美国的所谓“人权榜样地位”、联合盟友在世界上保卫扩展美式人权的做法，将受制于美国国内的系统性危机等因素。其人权政策仍面临多重挑战。
（一）美国国内的系统性危机
特定人权价值观是一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的综合产物，并且受到这些基础因素变化的影响。美国人权价值观的撕裂既源于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保守主义等因素的持续影响，也受到近些年来美国社会危机加剧的助推。当前，美国正面临史无前例的系统性危机，贫富差距持续扩大，阶级分化加剧，社会分裂已达20多年来最严重程度[14]。政党政治的极化也加剧撕裂美国的人权理念。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在枪支管控等议题上明显对立。此外，引发美国人权价值观分裂的现实基础仍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贫富差距方面，根据福布斯的统计，截至2020年10月，美国1%最富裕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是底层50%家庭财富总量的15倍;从2020年3月到2021年1月，美国亿万富翁群体的财富增加了39%;在族裔平等问题上，一般白人家庭的财富是黑人家庭财富的41倍，是拉丁裔家庭财富的22倍。截至2021年2月，在新冠肺炎疫情致死率方面，美国土著人、黑人、太平洋岛民和拉丁裔人口的死亡率明显高于白人，遑论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对少数族裔的或显性或隐性的系统性歧视。在政治极化问题上，拜登上台以來利用民主党控制白宫和国会的机会来推进其政策议程，但其人事任命和政策频繁在议会两院遭遇共和党议员的反对，政治极化正在向否决政治演变。在政策支持度问题上，拜登的难民移民政策加剧了南部边境移民危机，其在难民议题上的政策支持率低于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复苏经济等其他议题上的支持率[15]。“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巨大的价值理念差异，伴随着巨额债务和经济下行会导致冲突和脆弱性。”[16]美国政治与社会处于不平等状况加剧、价值更加对立、民众更加分裂、党争更加激烈的新趋势。拜登政府开始着手消除有色人种在住房政策等方面的不平等。其如何进一步采取措施，综合缓解经济、社会不平等导致的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等问题，平衡和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关切，是其能否继续推进“进步主义”人权政策议程的基础。
（二）人权标准和话语权上的霸权主义反噬效应
美国一贯在人权标准和话语权上奉行霸权主义做法。一方面，其将本国的人权标准视为唯一和普遍“真理”，企图构筑起一套唯我独尊的人权话语体系，无视世界各国存在特殊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条件，在国际上不承认人权理论和实践具有多样性，对其他国家的人权政策和实践横加指责并蛮横打压。另一方面，其在人权标准和话语权上推行霸权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大肆鼓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论调，打着保护人权、人道主义的旗号，行干预主义之实。其强行向世界推行美式人权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恣意干涉他国内政、军事推翻主权国家合法政权、策动“颜色革命”，导致多个国家和地区陷入动荡，引发了许多国家和政府的警惕与反感。美国在人权标准和话语权上的霸权主义、干预主义做法，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自身的人权形象和政治信誉，凸显出反噬效应。
拜登政府在人权标准和话语权上依然显示出浓厚的霸权主义色彩。拜登在各个场合反复强调所谓民主、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声称美国及盟国坚持以所谓民主的价值观为核心战胜世界各地日益上升的“专制主义”。这显示出拜登政府的妄自尊大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式人权等价值观的野心。2020年3月30日，拜登政府发布了所谓“国别人权报告”。这份报告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单方面“评估”世界人权状况，大肆指责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白俄罗斯等国的所谓“人权问题”，却只字不提美国自身存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警察暴力执法、枪支犯罪泛滥等人权问题。这种人权标准和话语权上的霸权主义做法，势必继续削弱美国的人权形象。
（三）美国人权外交政策惯有双重标准的制约
人权外交是卡特政府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服务于美苏冷战的形势需要。这一背景决定着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从抛出之日起就一直具有政治工具的属性。美国的对外人权政策在自称高尚的外衣下一直伴随着明显的两面性和双重标准。美国借助自身的强势地位，出于现实国际政治利益的考虑，对自身和盟友存在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或刻意淡化，对被视为竞争对手或敌人的国家进行恶意抹黑和攻击。美国把人权领域的话语霸权和人权保障评判范式的双重标准，作为妖魔化所谓“威胁者”和“挑战者”的工具和护持自身霸权特别是国际政治霸权的武器[17]。这种双重标准基础上的有选择性地实施人权政策以维护霸权地位的做法，充分暴露出美国人权外交的虚伪性，成为美国人权外交自我设置的一个难以跳出的“陷阱”。美国人权外交的信誉和声望必将大打折扣。
拜登政府的人权外交政策也没有跳出双重标准的窠臼。这从其上台之初的人权外交举措中可见一斑。拜登政府因卡舒吉事件对沙特方面涉及人员实施选择性制裁。拜登政府出于对中东地缘政治中美国现实利益考虑，不愿过度损害与沙特之间的盟友关系[18]。在对埃及军售的问题上，虽然美国和国际人权组织一直对埃及塞西政府的“高压”政策持批评态度，对埃及人权问题表达“关切”，但是拜登在上台之初就批准了对埃及的军售。分析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旨在拉拢埃及，提升与埃及的军事关系，增强在该地区的战略存在。
（四）与欧洲盟友在战略利益与目标上的分化
拜登政府重视盟友在实现美国对外战略目标当中的作用，称美国对联盟的承诺是神圣的，而不应是交易性的[19]。为此，拜登政府积极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欧洲对拜登政府的许多议程给予了回应。在人权领域，拜登政府宣称要把加强民主重新提上全球议程，并计划举办所谓“全球民主峰会”。欧盟在拜登就职前提出一份题为“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的计划草案，声称欢迎召开所谓“全球民主峰会”。欧盟污蔑中国新疆存在所谓“人权问题”，在30多年来首次对中国政府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针对纳瓦尼事件，欧盟与美国在同一天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不难看出，欧盟追随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未来，美欧基于所谓自由、民主、人权领域的共同价值观，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性人权议题上加强协调、采取联合行动的频率将会加大。
但是美欧在各自战略定位和目标、利益等方面的认知差异和分歧，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双方在人权政策上的协调。拜登政府的战略目标仍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于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与规则，欧洲盟友在其中扮演得更多的是可借助的工具性角色。欧洲在经历了“特朗普冲击”后，对美国的防备心理增加，战略自主意识加强，倾向于自主确定自身利益和对外政策。美欧还面临着安全利益分化、经贸领域竞争面扩大、共同身份认同弱化等问题[20]。美欧优先事项不同、战略分歧难消和信任缺失会直接制约双方关系的修复。在涉地缘战略博弈、地区热点问题的人权议题上，欧洲可能会更从自身现实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例如，在对华人权外交政策上，在双方谋求所谓“价值共识”背后，美国的地缘政治视角与欧盟的经济主导观点始终存在冲突，这根本上是源于双方各自利益的分歧[21]。对此，美国新闻周刊的文章称，如果拜登不把共同的价值观与共同的商业利益联系起来，那么共同的价值观对欧洲来说就毫无影响[22]。美欧在上述领域的分歧决定了欧洲不会一味地在所有的人权议题上追随和配合美国。
四、结 语
人权价值观及其实践一直是美国霸权体系中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特朗普政府对人权价值观四年的“忽视”之后，拜登政府在内政外交中重拾对人权的重视，在国内展开了一系列人权政策的新动作。但是，美国人权政策存在不可避免的危机。其国内的系统性治理困境难以一蹴而就地得到解决。拜登政府修复美国人权价值观的目标道阻且长。美国在人权领域的危机是美国整体上趋于衰落的表现之一。拜登政府人权政策的实施困难重重，其成效最终取决于美国对自身问题的解决程度。
拜登政府的对华人权政策已经彻底沦为遏制、对抗中国的工具，服务于美国对華开展系统性竞争和战略博弈的需要。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出现新态势。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具有的塑造和引领能力越来越强，在双方战略博弈中所具有的优势和主动性越来越大，对美反制的工具箱也越来越丰富。拜登政府对中国发起的所谓“人权外交攻势”，既无气势也无实效。这种特点预计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美人权博弈的常态。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着力提高国家的人权发展水平，以实实在在的人权发展成就打破美方的抹黑;加强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体系建设，提高人权话语权水平;积极宣介中国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加强在多边人权机构中的外交运筹，化解美国构筑的所谓“反华人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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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德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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