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三）用途
节令膳碗主要在不同节令之日供皇帝用膳时使用，此外亦间或用于赏赐宗室女眷。
1.御用
保存至今的清宫膳事档案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其中御膳房《膳单》（用后留存者称《膳底档》）不仅详细记录了皇帝每天的膳品、食制和用膳时间、地点等信息，还明确提及每餐所用的膳具。这些资料如今全部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除少数乾隆朝档案曾在一些专题性档案汇编中有所披露外，绝大部分尚未正式发表。不过，管中窥豹，通过已经出版的不同年份的《膳底档》，我们可以对节令膳碗的具体功用和使用规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与认识。
下面按照时间顺序，从已发表档案中撷取与节令膳碗相关的内容并加以归纳总结。
尽管以上只是个别年份的部分《膳底档》，且收录日期并不齐全，但好在八款膳碗均有涉及，从中至少可以窥知乾隆年间节令膳碗的一些使用情况。要言之有以下几点：
（1）节令膳碗一般只用于盛放早晚两次正餐的主食和汤品，每餐少则一品，多则可达五品，而并不用于盛放菜肴。有的年份如乾隆五十三年的万寿节，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内于正午时分（稍早于平时的晚膳时间）大摆“万岁爷大宴”，据《膳底档》记载，乾隆帝的四品汤膳系置于一对小填漆宴盒中送进，一盒盛放两品膳，一盒盛放两品汤，并未明确提及膳碗。嫔妃等位的一膳一汤虽有“位分碗”的字样，但很可能指的是不同等级的铺宫用瓷。不过，在承应戏完毕转宴时，又记载先从乾隆帝面前的汤膳碗转起，因此应该还是使用了万寿无疆膳碗，只不过没有明确记录出来而已。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如前文所述，清宫以口径大小为依据，对汤碗和膳碗的区分界定很清楚，但在《膳底档》中却体现不出两者之间的不同，而是统一称为汤膳碗。
（2）节令膳碗并非完全只限于在节令之日当天使用。虽然可以用来作统计的样本数量较少，致使可资推判的依据不足，得出的结论未必具有普遍性和绝对准确，但凭借前文所引的档案仍然可以获知，乾隆朝在上元节、万寿节、中秋节的前后一天也都会使用该节令的相应膳碗（其中中秋节前一天因恰是万寿节后一天，所以仍使用万寿无疆膳碗），而每年的年节甚至提前两天就会使用三阳开泰膳碗（参见乾隆四十八年《膳底档》）。寻常珐琅碗（即万花献瑞膳碗）的使用则没有太多规律可循。
（3）节令膳碗一般总会与金碗盖（偶尔记作金钟盖）配套使用，应该是作保温之用。这种瓷碗配金盖的组合模式明代时已有，如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青花云龙纹钟（即高足碗）、北京昌平定陵出土的青花缠枝花卉纹碗和玉碗等都配有金盖。相比盛放菜肴的其他盘碗都不见金碗盖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可以显示出节令膳碗所得到的特殊待遇。
（4）前文所引不同年份《膳底档》的具体时间，乾隆三十年分别发生在紫禁城和乾隆帝第四次南巡途中，四十年和四十四年在热河行宫，四十五年在第五次南巡途中，四十八年分别在紫禁城和热河行宫，五十三年在热河行宫。由此可知，即使是在皇帝外出巡游期间，节令膳碗也会由御茶膳房太监携带随行，以备期间各节令之日使用。当然，由于乾隆帝历次南巡、秋狝等活动的时间基本固定，所以节令膳碗应该主要还是收贮于紫禁城、圆明园和热河行宫内。虽然本文未能查到乾隆帝驻跸圆明园期间的《膳底档》，但前面关于园内大量存贮节令膳碗（主要指道光朝制品）的推测大致不会有差。
与零星刊布的乾隆朝《御茶膳房》档案不同，嘉道两朝膳事档案至今未见系列发表，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学者的相关介绍略窥一二。如原辽宁省档案局（馆）长孙成德、原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苑洪琪都曾撰文提及，嘉庆四年元旦（孙文为除夕），首领太监将两件三阳开泰膳碗（一件盛放六个素馅饺子，另一件盛放“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各一枚）放在大吉宝案的“吉”字上，请“万岁爷进煮饺子”后，嘉庆帝才能独自一人食用。这一记叙与乾隆四十八年年节乾隆帝早点进食煮饽饽的记载相符，显示出清宫膳制的延续性。
此外，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敬事房一次性传用1186件各色盘碗钟碟，内有红地艾叶苓（灵）符碗卄（即20）件、黄地三阳开泰碗卄件、五谷丰登碗卄件等。这一天同治帝奉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幸淑芳斋并侍午膳，传用大量瓷器或许与此有关。不过，由于同治朝已不再烧造节令膳碗，所以这几款碗有很大可能为道光朝制品。
2.赏赐
个别品种的节令膳碗曾在嘉道年间用于赏赐宗室女眷，见诸档案记载的有如下几次：
（1）嘉庆十九年十月初一日，时任九江关监督德泰的岁例贡御进单中记有“五谷丰登洋红地洋彩膳碗”一项共20件，其上标注“赏皇后、等位公主、福晋”。这批膳碗应该是专门用于赏赐而烧制的，没有记入御茶膳房的档案。
（2）道光二十一年，道光帝四公主寿安固伦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瓶、罐、盘、碗、钟、碟瓷器400件。参照后来五公主、六公主的陪嫁瓷器清单明细可知，其中应有万花献瑞和鹊桥仙渡两款节令膳碗各若干件。由于四公主和六公主都是固伦公主，且陪嫁瓷器均为400件，所以很可能与六公主一样，也是陪嫁万花献瑞膳碗8件、鵲桥仙渡膳碗10件。
（3）道光二十二年，道光帝五公主寿臧和硕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瓷器200件，其中有万花献瑞和鹊桥仙渡两款膳碗各8件。
（4）道光二十五年，道光帝六公主寿恩固伦公主下嫁，陪嫁各色瓷器400件，其中有万花献瑞膳碗8件、鹊桥仙渡膳碗10件。
公主出嫁选择这两款膳碗作为陪嫁品，应该是由于其纹饰寓意吉庆应景的缘故。当然，鹊桥仙渡膳碗主要还是直观突出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团圆的美好一面，而肯定忽略掉这一民间传说故事中的悲剧成分。
三、仿作汇览
（一）清中晚期民窑及民国仿品
除了御窑厂烧造的八款标准制式的节令膳碗外，传世还见有一些乾嘉道时期带有鲜明节令膳碗元素的特殊制品，有的属于民窑精细之作，有的则与官窑品质不相上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节令膳碗衍生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彰显出节令膳碗的广泛影响力。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曾仿制过相当数量的节令膳碗，但普遍彩釉粗糙，画工低劣，款识潦草。下面略举数例，对应上述各类情形分别加以介绍。
1.内外装饰与重阳菊花膳碗基本相同，底署矾红彩“重阳菊艳”4字2行双框楷书款。此碗口径18.5厘米，与嘉庆朝艾叶灵符大碗相仿，彩绘艳丽，品质卓绝，具有乾嘉时期风格（图23）。
2.内外装饰、尺寸与艾叶灵符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6字2行双圈楷书款。此碗各方面特征均与道光朝制品一般无二，惟底部书康熙寄托款较为少见（图24）。
3.纹饰、尺寸与艾叶灵符膳碗相同，底署矾红彩“艾叶祥符”4字2行双框楷书款。此碗外壁施浅淡的松石绿釉为地，色泽近于湖水绿，别具一格（图25）。
4.内外装饰与重阳菊花膳碗相同，底署矾红彩“文甫雅玩”4字2行楷书款（图26）。此式碗有大小数种尺寸，均作同样装饰，仅局部纹样略有差异。“文甫雅玩”款一般视作道光时期民窑器，有观点认为“文甫”即江西九江人、道光二十年进士万青藜（1821？〜1883，字文甫），但这一说法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5.内外装饰、尺寸与鹊桥仙渡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6字3行篆书款。此碗画工、设色较为粗劣，外壁蓝地色泽过于深暗，轧道刻划不够精细，款识书写潦草，当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仿品（图27）。
6.内外装饰、尺寸与鹊桥仙渡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篆书款。此碗与上碗相似，整体品质欠佳，其款识更具有民国仿款的特征（圖28）。
（二）道光朝官窑（半成品后加彩）
由于节令膳碗兼具青花和釉上彩绘装饰，并非一次烧竣，故传世所见一些内外纹饰搭配与常规品种有异的制品均应属于先行烧成内青花半成品后，因各种原因落选而未继续按照应有步骤进行外壁彩绘，后又装饰以其他纹样。这类制品有一定存世量，下面略举几例加以介绍。
1.内里装饰、尺寸与万花献瑞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6字3行篆书款。此碗为标准道光官窑，或因内里青花烧成之后画工、呈色不能满足内廷要求的原因，未被选中继续按照万花献瑞膳碗的制式彩绘烧制，而是在其外壁等距装饰了4个与五谷丰登膳碗内壁相仿的灯笼纹饰，且未描画轧道，然后作为次色品变卖（图29）。
2.内里装饰、尺寸与三阳开泰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6字3行篆书款。此碗亦为标准道光官窑，且内里青花画工、呈色并无明显缺陷，或许只是因为同批烧造数量已满足要求而落选，后于外壁绘三只彩蝶在群花间飞舞。需要说明的是，除万花献瑞品种以外的七款节令膳碗，其轧道系在各自所施色地之上刻划而成，并不深入胎骨，故此碗外壁白釉光润平滑（图30），这与一些带有暗刻纹饰的颜色釉或彩瓷品种工艺明显不同。
3.内里装饰、尺寸与艾叶灵符膳碗相同，底署青花“大清道光年制”6字3行篆书款。这对碗同为标准道光官窑，内里青花纹饰除发色略灰外无可挑剔，但两只口沿均有几处爆釉，此或为落选原因，后于外壁满绘矾红彩缠枝莲托八吉祥纹（图31）。
（三）光绪朝官窑
道光朝之后，八款节令膳碗不再成组烧制，虽然咸丰、同治、光绪时期生产过一些五谷丰登题材的盘碗，但都不是类似外壁四开光的形式。晚清唯一按八款膳碗原样继承的只有光绪朝传办烧造的三阳开泰碗（图32），不过此时已属于御膳房的常规品种，名称中不再突出膳碗字样，也不再只局限于年节使用。从《清宫瓷器档案全集》记载来看，此品种分别在光绪二十年和三十年烧造过两次，且两次的烧造过程都记录得非常详尽。
1.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储秀宫膳房传办一批圆器，其中包括黄地三阳开泰碗400件（另备用120件），限于次年三月内解交。结果直到光绪十九年年底，其他品种大多数都有解交，而这一款却是“满欠”，亦即一件也没有交上。最终正用的400件和备用的120件都随光绪二十年大运瓷器一并呈进，瓷库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如数收讫。这批碗同时还烧有次色变价1355件，破损了1232件，每件原制价（相当于成本）银一两六分二厘五毫一丝八忽。
2.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储秀宫膳房为恭备次年慈禧太后七十万寿庆典，再度传办大量餐具，其中包括三羊开泰碗550件（另备用165件），限于光绪三十年六月内解京。由于传办烧造的数量实在过于巨大，御窑厂未能按时完成任务，故九江关监督瑞澂呈明原因，恳请略宽时日，表示可于八月初全部烧成，并从七月十五日起陆续起解进京，户部也具奏拟请酌减件数。因时值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与俄国在清廷龙兴之地东北地区交战正酣，慈禧太后为显示自己以国事为重，于七月十九日颁发懿旨，由光绪帝传谕内阁，称因“时局多艰，财用匮乏”，万寿庆典传办瓷器停止烧造。然而，由于此时御窑厂已烧造完成46000余件瓷器，花费甚巨，为能顺利报销，不致广大窑匠辛辛苦苦却空干一场，瑞澂于十一月奏请将这些瓷器解京呈进。最终其中的三羊开泰碗只烧造了上色100件，另有次色变价195件、破损219件，每件原制价与光绪二十年时一样，仍然为银一两零六分二厘五毫一丝八忽。
（四）民国洪宪瓷器
民国初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派郭葆昌在景德镇烧造洪宪瓷器。期间，郭氏曾借鉴清宫旧藏，将鹊桥仙渡选为居仁堂款瓷器的装饰纹样之一。耿宝昌在《明清瓷器鉴定》中写道：“故宫博物院收藏有署‘居仁堂’款的一套餐具，外壁为胭脂紫地轧道开光山水与天河配图，里心绘云鹤七夕图，包括大、中、小、盘、盆、碗、碟、汤盆、酒杯、盅、羹匙等共十三种，其数不全，仅存一百十八件。传说袁世凯曾命人烧制过三套，除自用外，其余分赠了友人。”检索故宫博物院官网《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这批居仁堂款餐具的文物号为“新00194637”四件、“新00194638”九件、“新00194639”九件、“新00194640”八件、“新00194641”九件、“新00194642”八件、“新00194643”四件、“新00194644”十件、“新00194645”八件、“新00194646”八件、“新00194647”九件、“新00194648”八件、“新00194649”八件，共102件。与鹊桥仙渡膳碗外壁均为蓝地（翠地）不同，这批餐具的外壁作胭脂紫地，此应为郭葆昌的变动之处（图33），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亦藏有相同制品（图34）。前文所述美国费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民国仿品具有与之相近的风格特征，其烧制时间或许相距不久。
四、结语
清宫节令膳碗工艺精良，色彩艳丽，充满视觉上的美感，雅俗共赏，喜闻乐见，因此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赢得了中外收藏家和鉴赏家的青睐与赞誉。原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亚洲部中国藏品主任刘明倩女士在其《从丝绸到瓷器—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一书中记载：“至于乾隆以后的中国工艺，维多利亚时代（注：指1837〜1901年）人士颇为喜爱一种道光时期的内青花、外珐琅彩开光碗，称为‘圆章碗’，因为碗上的开光都是圆形的，很像欧洲的铜质徽章，19世纪下半叶的藏家总会买上一两件……英国藏家康士坦汀·埃安耐迪斯（ConstantineIonides，1833〜1900）家中的照片，两张‘圆章碗’清晰可辨。埃氏的账簿记录是1896年买的，每件6英镑。”除了“圆章碗”的称谓，西方人还喜欢称节令膳碗为“北京碗”。1896年时，1英镑约合清朝白银6.25两，相当于埃安耐迪斯的每件节令膳碗花费了37.5两白银。1938年，亲身参与过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故宫物品工作的余戟门在其增补邵蛰民《古今瓷器源流考》所作的“器式”一章中也曾提及节令膳碗：“（道光）其最有名之光子碗（即锦地开光），质地、式样、画法均远不如乾代……”由于烧造数量本身有限，乾隆朝和嘉庆朝节令膳碗如今已存世无多，不过道光朝制品因几乎年年例烧，所以海外公私收藏机构不乏成套或将近成套庋藏者，如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等。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私人藏家也开始着力收集这一品类。作为道光朝同时期艺术性、观赏性均属上乘的官窑品种，又有一定存世数量，相信节令膳碗在将来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喜爱，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发掘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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