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清朝定鼎北京后，为稳固加强自身统治，十分注重对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清初顺治、康熙二帝在维护专制统治核心利益不受损害和坚持“满化意识”的前提下，极力接纳吸收汉文化，以此来赢得广大汉族民众的好感与认同。除了沿袭前明的礼仪典制，不少有着悠久传统的汉人风俗也同样加以保留，与满洲旧俗一道构成清宫特有的习俗文化，节令习俗即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清一代，除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要举行隆重庆典外，其他四时节令宫中也会开展相应的庆祝或纪念活动，并配有专门所使的器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景德镇御窑厂就曾为御膳房烧造了八款制式相同、纹样各异、分别在不同节令使用的膳碗①（图1），饶富意趣。本文通过梳理清宫档案，结合实物对照，试就这类节令膳碗的具体样貌、生产使用情况及后世仿作等内容加以详细探考。
一、创烧背景
膳碗，顾名思义，是皇帝用膳时盛放膳食的碗。清宫御茶膳房每年需要配备大量餐饮用瓷，且器用规格十分讲究，不同尺寸其用途也不相同。以碗类而言，口径11.5厘米左右的为茶碗，13.5厘米左右的为汤碗，15厘米左右的才是膳碗②。清宫膳碗延续了明代宫碗的经典式样，撇口，深弧腹，圈足，造型端庄稳重。与宫中其他膳碗的不同之处在于，节令膳碗因装饰纹样具有浓郁的节令特征，基本只在每年相应的节令之日才会使用，故更显珍贵。
清宫节令膳碗是在乾隆初年洋彩瓷器烧造最为兴盛的时期应运而生的。洋彩创烧并成熟于雍正年间，但留存至今的典型雍正洋彩器物数量并不太多。乾隆帝即位伊始，唐英由御窑厂驻厂协理升任淮安关监督，自此一连三年未曾重返景德镇，直到乾隆四年改任九江关监督后，才得以每年春秋两季亲至御窑厂巡视监督窑务，每次停留半月左右时间。然而，与担任驻厂协理时可以始终全身心管理陶政不同，平时在九江处理政务的唐英对远在三百里外的御窑厂大小事务难免鞭长莫及，加之乾隆五年时任驻厂协理、监造催总默尔森额抱病耽工，以致乾隆六年四五月间，乾隆帝连续两次下旨朱批，责怪御窑厂所进大运瓷器质量粗糙不佳，远逊于雍正年间制品③。皇帝的不满令唐英“不胜战栗悚惶”，由是其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对御窑瓷器生产的监督指导工作中去。也正是从乾隆六年开始，洋彩瓷器的烧造迅速达到一个高峰，一批批色彩艳丽、工艺精绝的洋彩制品被源源不断从景德镇呈送到宫中，受到乾隆帝的宝爱珍视。
在御窑厂持续为内府所造器类丰富、华丽夺目的彩瓷中，有一类锦上添花（即轧道）四围（四团，即开光，亦有二团）画山水的汤碗、膳碗、杯盘，其外壁装饰式样一定程度上可视作节令膳碗的创作灵感来源。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清档》）对这类洋彩制品的生產制作有着详细记载：
乾隆七年八月十一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洋漆收小翠地锦上添花冬青玲珑夹宣花瓶等六十九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着照青花白地里外穿枝莲膳碗大小、款式，其花样照锦上添花山水汤碗花样烧造，再窑上有好花样亦照膳碗款式烧造……④
乾隆七年九月初十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来说，太监高玉交洋彩红地锦上添花四围画山水磁碗一件，传旨：着照此洋彩红地锦上添花四围画山水碗上山水花样做杯盘，其杯做有耳杯，托盘或圆形、或葵瓣形，先做木胎杯盘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于本月二十三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做得木胎画四围山水海棠式杯盘纸样一张、画二团山水双耳杯样一件、画四团山水海棠式杯盘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将此样交唐英照样烧造，其胎骨要薄些。钦此。
于十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做得锦上添花杯盘木样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着交唐英照样烧造，其胎骨要薄些。钦此。⑤
（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将唐英烧造得……锦上天（添）花四团圆杯盘二副、红地锦上添花葵瓣式杯盘二副、红地锦上添花海棠式杯盘二副……红地锦上添花膳碗十二件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奉旨：着照红地四团锦上添花膳碗，将黄地锦上添花膳碗烧造些，其红地锦上添花膳碗仍烧造，再红地锦上添花圆杯盘、葵花式杯盘、海棠式杯盘亦仍烧造。照此三样杯盘，将黄地、天青地锦上添花杯盘各烧造些，青花白地杯盘亦烧造。杯盘俱要成对。⑥
（乾隆八年）五月十七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锦上添花三色杯盘十八副（计三十六件）……锦上添花三色膳碗二十六件……持进，交太监高玉等呈览。⑦
《清档》记录的这些洋彩瓷器如今基本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2 〜图6）⑧，其中红、黄、蓝（天青）三种色地的锦上添花膳碗，其器形和外壁装饰风格与节令膳碗尤为相像。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碗心绘洋彩如意头状图案花（图7，此品种嘉道两朝亦有烧造，但不见天青色地制品），而后者的碗心和内壁则均绘有青花纹样。
同样在乾隆八年，《清档》中出现了关于节令膳碗的最早记载：
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九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御用青花白地膳碗一件，传旨：着交唐英烧造，其碗大小、厚薄、深浅、款式俱照此膳碗。外面俱烧五彩各色地杖，花样各按时令分别吉祥花样，碗内仍照外面花样，俱要青花白地。年节用三羊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用鹊桥仙渡，万寿用万寿无疆，中秋节用丹桂飘香，九月九用重阳菊花之类，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时令花样烧造，五彩要各色地杖，每十件地杖要一色，按节每样先烧造十件。钦此。
于乾隆九年五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将唐英烧造得艾叶灵符膳碗十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⑨
关于档案中提到的“御用青花白地膳碗”系何品种，一件近年出现在国内拍卖市场、署有“乾隆九年内发造节令膳碗原样存厂记”16 字4 行楷书款的青花碗（图8）提供了线索。该碗原流传于日本⑩，其器形、尺寸、纹饰完全模仿一款清宫旧藏、两岸故宫均有收贮的明永乐青花内莲塘外缠枝花卉纹碗（图9，亦有内壁缠枝叶纹、外口沿圈点纹和外底雪花状款以金彩装饰者），仅有的不同之处是将永乐碗的款识改为文字。此式碗明宣德时期也有烧造，惟口径稍大。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清宫档案称此品种为“葫芦花（磁）膳碗” ，今北京故宫博物院仍藏有数十件嘉庆朝制品（文物号“故00161163”30 件、“故00225964”1 件） ，道光朝制品在拍卖市场上也时有出现。尽管署乾隆款者较为罕见，但考虑传世多有乾嘉道三朝延烧的瓷器品种，故当时同样应有生产。乾隆三十三年，内府曾从库贮的三等乾隆年款瓷器中拣选出万余件“毛边”“吊（掉）釉”等品质有缺陷者以备赏用，内有“青花葫芦碗二十件” ，或即为同一品种。传世另见有尺寸较宣德朝制品更大、局部纹饰画法略有差异、底署“彩秀堂制”款识的青花金彩制品，年代亦应在乾隆朝左右。结合档案记载可以推判，乾隆八年年底时，内府将这样一件乾隆帝御用的青花膳碗下发到景德镇，作为烧造节令膳碗的器型标准。由于实物瓷样须交还宫中，所以御窑厂工匠照样仿烧了一件，然后以之为标准制式进行烧造。
二、品种大观
（一）样式
八款节令膳碗的器形与装饰风格一致，均为内青花外洋彩轧道开光，惟色地不尽相同，纹样则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御窑厂烧造的青花和彩瓷品种均按照内府下发的画样绘制纹饰，节令膳碗的画样虽不见于档案记载，但也不应例外。下面按照一年之中的节令顺序，依次对这八款膳碗加以简要介绍。
1. 年节（正月初一元旦）之三阳开泰（图10）
外壁黄地，三开光内各绘一只山羊，或卧、或行、或回首伫立，其旁均有一棵盛开的梅树。开光之间以蓝彩绘一只青花花瓶，内插折枝月季和一枝挂有磬的戟，寓意吉庆长春。花瓶旁置有锦袋、石榴、如意、连环等祥瑞物品，不同开光内的梅花和开光间的月季、锦袋、灵芝以及系磬和锦袋上的飘带施以不同色彩。内壁等距绘四组折枝花卉，结有梅、灵芝、枇杷等花果，并于枝头分别挂鱼、灵芝、磬、石榴和桃，碗心青花双圈内绘三只山羊聚于梅树之下，合“三阳开泰”之意。年节为一年之首，三阳开泰喻指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这款膳碗因契合主题需要，外壁为三开光，而其他各款外壁均为四开光。
2.上元节（正月十五元宵节）之五谷丰登（图11）
外壁胭脂红地，四开光内分别绘各式瓶、灯笼及盒、香炉、如意、磬、花插、连环、带扣、佛手、桃等文房清供，瓶中插有麦穗。开光之间均绘上大下小两株洋莲，上为正视状，下为侧视状。内壁等距绘四个不同样式的灯笼，碗心青花双圈内绘八方图案纹样，正向四面出盆花、麦穗，斜向四面出灵芝头、花蝶，整体呈对称排列。内外皆绘的麦穗代表丰收的谷物，与灯笼相组合，寓意五谷丰登。
3. 端阳节（五月初五端午节）之艾叶灵符（图12）
外壁胭脂红地，四开光内分别绘菊、月季、牡丹、桃、石榴、枇杷等花果，其中两个开光内绘有灵符。开光之间绘上大下小两株洋花，设色各有不同。内壁等距绘四组折枝花卉，亦结有梅、牡丹、灵芝、艾叶、石榴等花果，其中一组绘有灵符。碗心青花双圈内绘一大花篮，从中伸展出各种花果和密布的艾叶，花篮旁绘有一组三件灵符。
4.七夕节（七月初七）之鹊桥仙渡（图13）
外壁蓝地，四开光内分别绘仕女焚香参拜、织女、仕女楼阁高坐和牛郎图像。焚香、高坐两图天空中绘七颗星星，一侧三颗代表牛郎星，一侧四颗代表织女星，均与实际星象相仿。织女与骑牛的牛郎脚下绘有数只飞舞的喜鹊，周边祥云缭绕，开光之间亦绘各色祥云。内壁等距绘四组灵芝状祥云，每组三片，中间一片云脚较长，每组祥云间各绘一只喜鹊。碗心青花雙圈内绘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图，喜鹊、祥云、星斗等要素俱全，与外壁开光内图像相呼应。值得一提的是，清宫档案中将此类色地均称作“翠地”。
5.万寿节之万寿无疆（图14）
外壁黄地，四开光内均绘菊、月季、灵芝等各色花卉。开光之间绘折枝花卉，上结两枚寿桃，下连飘带字，底端绘波涛海水纹。内壁等距绘四组折枝月季、灵芝，碗心青花双圈内绘海浪寿石，灵芝遍生，空中飞舞着飘带字。整器纹饰象征寿山福海，寓意万寿无疆。乾隆帝生日是八月十三，嘉庆帝生日是十月初六，道光帝生日是八月初十，因此这款膳碗的使用时间并不固定，须视在位皇帝的生辰而定。
6.中秋节（八月十五）之丹桂飘香（图15）
外壁粉红地，四开光内绘不同姿态的桂树、桂花，开光之间绘各色洋莲，均为上大下小。内壁等距绘梅、菊、月季等四组折枝花卉，碗心青花双圈内绘一棵桂树，枝繁叶茂，树下有一只兔子正在草丛洞石间嬉戏。这款膳碗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外壁开光的边缘系以胭脂水彩绘就，而其他膳碗的开光边缘均绘以金彩。
7.重阳节（九月初九）之重阳菊花（图16）
外壁蓝地，四开光内绘红、粉、黄、白等各色菊花，开光之间均绘上大下小两株洋菊，颜色各异。内壁等距绘四组折枝菊花，碗心青花双圈内亦绘菊花和月季花。
8.寻常时节之万花献瑞（图17）
外壁黄地，四开光内分别绘桃、莲、菊、月季、牡丹、百合、玉兰等各种花卉，开光之间绘两株洋莲，上边一株的顶端生出灵芝。内壁等距绘梅、莲、菊等四组折枝花卉，每组均缠以字飘带。这款膳碗用于平时一般节日，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他膳碗外壁的轧道都是刻划出来的，只有这款的轧道系用笔描画而成。
现将八款膳碗的基本信息整理如下（表1）：
值得一提的是，端阳节艾叶灵符膳碗在清宫档案中始终称为“青花白地”，如果与其他几款的名称保持格式一致的话，则应该也称“红地”。关于这款膳碗，呼应前文所引档案，在乾隆九年《清档》中还见有这样一条记载：
五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副催总达子将唐英烧造得艾叶灵符膳碗十件……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其端阳节艾叶灵符膳碗嗣后不必烧造。钦此。这里无法确知乾隆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批烧成的十件艾叶灵符膳碗究竟是何样貌？是否已经与现在所见到的这一品种纹饰相同？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乾隆帝当时下旨“嗣后不必烧造”，但这一旨意并没有被永久执行下去，否则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成套节令膳碗了。
（二）数量
如前所述，虽然乾隆帝曾于乾隆九年叫停了艾叶灵符膳碗的烧造，但当时是否影响到此后其他节令膳碗的生产，档案里并未明确记载。能够确定的是，乾嘉道三朝均烧有八款成套的节令膳碗，其中道光朝制品的数量远远多于乾隆、嘉庆两朝。
1.乾隆朝
乾隆朝节令膳碗可能只在乾隆二十一年或稍早集中烧造过一次，8款膳碗各烧了10件。在乾隆二十一年十月立的《御膳房铜磁珐琅玻璃底档》中，这8款膳碗的名称分别为万寿无疆洋彩黄地珐琅磁碗、三阳开泰洋彩黄地珐琅磁碗、五谷丰登洋彩红地珐琅磁碗、万花献瑞洋彩黄地珐琅磁碗、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磁碗、鹊桥仙渡洋彩翠地珐琅磁碗、丹桂飘香洋彩粉红地珐琅磁碗和重阳菊花洋彩翠地珐琅磁碗，每款均为10件。同年十一月立的《康熙款雍正款乾隆款金银玉器铜磁珐琅玻璃旧窑磁器漆皮竹木膳单垫单各样磁器察过旧存新收共用底档》中，这八款膳碗被列入“新收”部分，可知应距烧造入存不久。从乾隆三十八年开始，《御膳房铜磁珐琅玻璃等样器皿底档》每十年一重立，在乾隆三十八年、四十八年、五十八年的档案中，这八款膳碗的数量一直是每款10件。乾隆帝驾崩后，嘉庆四年又重立了一次，依然是每款10件。因此，终乾隆一朝，每款膳碗或许都只烧造了10件而已，且由此可以推判，乾隆九年五月以后，除艾叶灵符膳碗外的其他膳碗可能并未持续跟进生产。至于乾隆二十一年或之前一段时间为何重新进行烧造，目前还无法从档案记载中找到答案。如今乾隆朝制品存世数量极少，这可能与其本身烧造数量就少有很大关系（图18、图19）。
2.嘉庆朝
嘉庆十一年，节令膳碗被纳入大运瓷器行列，内府要求御窑厂每年为御茶膳房燒造三阳开泰珐琅大磁碗（即前述三阳开泰洋彩黄地珐琅磁碗）、万寿无疆珐琅磁碗、五谷丰登磁珐琅膳碗、艾叶灵符磁珐琅膳碗、丹桂飘香磁珐琅膳碗、重阳菊花磁珐琅膳碗、万花献瑞磁珐琅膳碗、鹊桥仙渡磁珐琅膳碗各十件，结果只连续烧造了嘉庆十二、十三两年，每款共计20件。从嘉庆十四年开始，由于已有数量足敷应用，节令膳碗全部改烧大运瓷器其他品种——三阳开泰膳碗改为里白外霁红釉五寸碗，万寿无疆膳碗改为五彩龙凤碗，五谷丰登膳碗改为青花缠枝莲纹五寸盘，艾叶灵符膳碗改为里白外黄釉五寸盘，丹桂飘香膳碗改为霁红花白里四号磁碗，重阳菊花膳碗改为白里外黄釉四号磁碗，万花献瑞膳碗改为黄釉绿彩龙凤小碗，鹊桥仙渡膳碗改为绿彩龙纹五寸盘。在嘉庆十四年重立的《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中，乾隆朝制品除三阳开泰膳碗的数量变为九件外，其余七款仍为十件，嘉庆朝制品则每款二十件（图20、图21）。
此外，嘉庆帝驾崩后，道光元年重立《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其中乾隆朝制品和嘉庆朝其他品种的数量与嘉庆十四年时一致，只是出现了嘉庆款“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磁大碗十件”和“艾叶灵符青花白地珐琅磁碗三十件”两处不同。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在嘉庆十四年到二十五年期间，这两个品种各传办烧造过十件。节令膳碗的常规尺寸都是口径15厘米左右，而传世也的确见有这类口径18.5厘米左右、纹饰与艾叶灵符膳碗完全相同的嘉庆款艾叶灵符大碗（图22）。
3.道光朝
道光朝节令膳碗烧造数量最多，其间数量变更也相对最频繁，概括来说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变化：
道光元年正月，广储司瓷库知照九江关监督，提及御膳房应用八款膳碗各十件，要求次年五月之前烧造完竣，结果这批瓷器于当年十二月即解交进京。同月，瓷库又要求为内茶膳房照样加细烧造五谷丰登、丹桂飘香、艾叶灵符、鹊桥仙渡、万寿无疆和三阳开泰膳碗各十件。
道光二年二月，大运瓷器改烧样数，要求御茶膳房应用八款膳碗“每样烧造十数件”。从后来道光十年的档案可以得知，道光二年至十年，八款膳碗每年的烧造数量均为十二件。
道光十年十二月，大运瓷器再度减烧数量、改烧花样。从道光十一年开始，八款膳碗均改为每年各烧造八件。但此后不知是在某一年集中还是在不同年份里陆续停烧了五谷丰登、艾叶灵符、万寿无疆三款膳碗，这一点清宫档案中似乎没有记载。
道光二十七年五、六月间，由于瓷库存贮瓷器历年积存渐多，内务府奏请减烧。此时只剩三阳开泰、鹊桥仙渡、丹桂飘香、重阳菊花和万花献瑞五款膳碗还在继续烧造 。
道光二十八年，道光帝亲笔勾除了大运瓷器黄册中的最后这五款膳碗，谕命从当年开始“永停烧造”。不过此时五款膳碗每年的应烧造数量均为六件，不知道是从哪年开始由八件改为六件的，这一点清宫档案中似乎也没有体现。
从道光十三年开始，《御膳房铜磁珐琅等样器皿底档》中记录的部分乾隆和嘉庆朝节令膳碗开始出现存放地点与数量上的变化。就存放地点而言，某些品种后边标注了“宫”（即皇宫）现存几件、“园”（即圆明园）现存几件;就数量而言，道光十三年与二十三年的记载一致，咸丰十一年（《御膳房库收存铜瓷珐琅器皿册》）与同治三年（《铜瓷珐琅铜锡器账》）的记载一致，而咸丰十一年与道光二十三年相比，多款膳碗数量锐减甚至消失，详见下表（表2）：
短短不到20年间损失如此之大，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英法联军于咸丰十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对圆明园的两次劫掠和焚毁。火烧圆明园后不到一个月，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遵咸丰帝谕命，在《奏查得圆明园内外被抢被焚情形摺》中将圆明园“两次被抢、被焚情形详细察访具奏”，其中提到“器皿库五座内存装修、什物、零星木植、灯只等件抢掠不齐”。尽管在此前后瑞常、宝、文祥特别是胜保等大臣多次追缴、查收、搜获圆明园失物且缮明清单奏报，但却并未见有关于节令膳碗的明确记载。
之所以说圆明园可能是清宫节令膳碗大量流散的地方，是因为被毁前的圆明园在清代皇帝心目中占据着特殊位置。据郭黛教授统计，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几乎每年都要在圆明园长驻，其中尤以道光帝在园时间最久。不计道光元年、二年（宫中居丧）和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驾崩）这三个年份，从道光三年到二十九年，道光帝平均每年驻园时间达260.1天，而在紫禁城居住的时间只有90.9天。一般来说，除特殊情况外，每年正月上辛郊礼（即祈谷礼）前后清帝就入驻圆明园，直到入冬阴历十月甚至十一月才回宫。由此可见，除了年节和一些寻常时节外，多款节令膳碗都需要在圆明园中使用，因此很可能大量存贮在这里，并最终于庚申浩劫中损毁佚失殆尽。这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节令膳碗特别是道光朝制品历年来烧造颇多，可如今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却数量很少，属于清宫旧藏的更是屈指可数，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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